2013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是在我国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定性阶段指导全党全国全面深化改革的纲领性文献，是对我国到2020年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的重要部署。这次《决定》标志着中国重启改革议程，吹响了改革攻坚的新号角。《决定》作出后已对我国改革发展实践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大家越来越深切地认识到，《决定》对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节 《决定》同1984、1993、2003年三中全会决定比较所具有的重要特点
我国1978年底实行改革开放后，我们党每逢双届的三中全会都是以改革为主题作出决定。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次《决定》同上述三次决定相比较，有哪些重要特点呢？
第一，范围不同。这次《决定》是全面的“五位一体”的改革的决定，而以往三次都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往三次分别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体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而这次《决定》的总目标则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范围扩大到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反映了中国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后，需要从主要推进经济改革扩展到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体制的改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五位一体”或“六位一体”改革（即加上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我们看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严格实行八项规定、反对“四风”、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等政治体制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有力地推动了经济等各个领域的改革，逐步使全面深化改革成为一股势不可当的滚滚洪流。
第二，紧贴现实紧迫经济问题，亮点纷呈。虽然2003年中央已作出了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但是由于此后落实情况不是很好，加上几年的大干快上以及为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反应有点过度，实行四万亿元投资刺激计划，使国民经济原本已存在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加突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显得更加刻不容缓，而这又主要靠深化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上述长期积累的难题。《决定》针对当前经济生活中突出矛盾和问题，明确提出，我国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必须以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最大限度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突破利益固化的樊篱，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为此，《决定》提出许多大胆而又必要的市场化改革主张和举措，在经济领域就有：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主要以管资本为主；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探索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加快建设自由贸易区；进一步放开现代服务业和一般制造业；等等，可谓亮点纷呈。
第三，改革举措具体明确，更加注重各个领域改革举措的落实。这次《决定》从起草文件一开始就要求按照改革总目标要求，滚动统计提出了多少项改革举措以及这些改革举措的落实单位和时间表，最后形成16个方面60项改革和300多项改革举措，并且强调抓紧落实。《决定》从2013年4月起草开始，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大力宣传十八大精神，广泛凝聚改革共识。《决定》起草过程就在抓改革举措的落实，比如，国务院从2013年4月起分四次取消和下放约400个审批事项，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试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推进利率市场化，大力推进反腐败斗争，等等。《决定》通过后，改革更是全面提速，改革措施密集出台。有人粗略统计，从《决定》通过到2014年3月初两会召开，仅仅3个多月时间，60项改革在启动中实施的已过半数。这种情况，同十八大前10年改革处于半停滞状态形成鲜明的对照。
第四，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成为强有力推进改革的最高层次的组织保障。《决定》提出：“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决定》的最大亮点，是落实《决定》最根本的保证。回想2005年和2006年，曾经有专家向党中央和国务院建议，为避免改革方案受到既得利益群体的左右，克服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的阻挠和反抗，需要恢复改革初期建立的体改委或体改办，或在国务院成立改革的领导和协调机构。这些建议当时未被采纳。而现在成立的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大大超出了当年专家的建议和期望，是层次更高、更加权威的机构。不仅如此，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决定》作出后不到两个月，2014年1月22日，就成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小组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担任组长，会议审议和通过了领导小组和六个专项小组以及中央改革办的工作规则和工作细则等，进一步吹响了改革的号角。接着，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4年工作要点》《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立法工作方面要求和任务的研究意见》《关于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专项小组重大改革的汇报》等。看来，人们期待的改革大幕已经拉开了。
第二节 2013年重启改革议程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35年的历史，我们看到，前25年各方面改革蓬勃开展，而2003～2012年改革步伐有所放慢，积累的问题不少。党的十八大以后，2013年起，我们再次踏上了改革征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重新吹响了改革攻坚的号角，一些媒体称2014年为改革“元年”。
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后，直到2002年，有几次影响重大的改革令人印象深刻。
（1）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由于实行“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开始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此举大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解放了农业生产力，加上1979年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5%以上），刺激农产品迅速增长、农民收入迅速增加，使改革收到立竿见影的成效。按可比价格计算，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985年比1978年增长61.6%，年均增速达7.1%，大大高于一般年均2% ～3%的增速。
（2）20世纪80年代放开农副产品、工业消费品和生产资料价格。其结果是，放到哪里活到哪里，只要放开哪种商品的价格，哪种商品就会像泉水般涌流出来，使广大干部和群众都看见了市场的“魔力”。市场机制的流程一般是：放开价格—价格上涨—刺激增产—增加供给—价格稳定甚至下跌—供给稳定或减少—价格上涨，如此循环往复，促进市场繁荣发展。价格改革使困扰中国人民几十年的商品供应短缺、凭票排队购买、生活十分不便的局面很快得到根本性改变。到20世纪末，中国已实现从卖方市场到买方市场的历史性转变，市场林立，商品丰富，琳琅满目。
（3）自20世纪80年代起，打破公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个体私营经济开始迅速发展起来。
我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改革开放后特别是1992年以后发展迅速，这一在原有体制外的增量改革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完善起着重要的作用。现在，个体私营等非公经济对GDP的贡献已超过60%，对国家税收的贡献已超过70%，对就业岗位的贡献已超过80%，对促进经济增长、活跃经济生活、满足人民群众多方面的需要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4）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后，市场化改革在经济各领域大步推进。一是明确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重要组成部分。1993、1994、1995年，私营经济户数增幅均高达50%以上，1996～2002年年增幅也达15%以上。二是明确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不再沿用落后的承包制，国有大中型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迅速展开。三是用市场经济国家通行的分税制代替原来的地方财政包干制，使中央财政收入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稳定地提高到50%以上，从而增强了中央政府宏观经济调控的能力。四是市场逐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到2000年底，我国绝大多数产品和服务价格已放开由市场调节，生产要素价格已走上市场化改革进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已初步建立，我国经济市场化程度一般估计已达70%以上，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初步建立起来。五是政府对宏观经济的管理已从直接管理转变为以间接管理为主。通过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我国政府已做到主要运用经济手段，根据经济形势变化实施相应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促进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健康运行。
（5）从1998年起，国有企业3年脱困，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走上公司制股份制道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大量国有企业由于机制缺陷，不能适应市场而陷入困境。1997年党和政府提出帮助国有企业脱困的任务，其目标是：从1998年起，用3年左右时间，使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亏损企业摆脱困境，力争到20世纪末，大多数国有大中型骨干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2000年底，这一目标已基本实现。1997年底，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中型企业为16874户，其中亏损的为6599户，占39.1%；到2000年，亏损户减为1800户，减少近3/4。3年国有大中型工业企业脱困，用去银行呆坏账准备金超过1500亿元，技改贴息200亿元，债转股金额4050亿元。在帮助国有大中型企业脱困的同时，进行现代企业制度试点，逐步推行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努力使国有或国有控股企业成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市场主体和法人实体。改革使国有企业逐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1997年，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为800亿元，而到2003年国资委成立时，已达4852亿元。与此同时，国有经济布局调整也取得进展。1998年，国有工商企业有23.8万户，而到2003年，已减少到14.6万户。
（6）2001年11月中国加入WTO，这是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的重大举措，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加入WTO，表明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作出这一决策，是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最耀眼的历史功绩。在“入世”谈判过程中，许多人忧心忡忡，认为“入世”会影响国家经济安全，包括金融业、商业、农业、信息业等许多产业会受到很大冲击，弊大于利，至少短期弊大于利。但中国“入世”后的实践证明，“入世”对中国利大于弊，原来的许多担心都没有出现。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入世”提高了中国的收益率。“入世”以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外汇储备等的增速在一段时间内都有不同程度的加快。而且，开放促进了改革，“入世”使中国一大批同市场经济一般规则相抵触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得以废止和修改。许多产业着力提高自主创新能力，提高市场竞争力。从此，同国际接轨已不再是贬义词，对外开放逐渐深入人心。
2003年以后，中国经济改革同前25年相比有所放慢，这种状况延续到2012年。在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一次经济论坛上，有的学者如新加坡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这几年中国“无改革”。我当时是他的发言的评论人。我说，一方面上述论断并不是很全面准确的，因为2003年以来中国还是在继续推进改革，且取得一定成效，如2005年以来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四大国有商业银行整体上市、取消农业税、集体林权制度改革、2005年起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改革、增值税转型、企业和个人所得税改革、资源税费改革、房地产税改革试点、文化体制改革、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以全覆盖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另一方面，也要承认，这几年的确没有特别重要和关键环节以带动全局的改革。
那么，为什么2003年以来近十年会出现改革进展缓慢的现象呢，我认为原因有四个。
第一，上上下下专注于发展而顾不上改革。这段时间可以说从中央到地方各级，领导和干部的精力都是放在发展而不是改革上。由于经济增速很高，2007年高达14.2%，各级政府部门几乎都用全力解决经济高速增长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如煤电油运的紧张问题，使改革难以提上议事日程。所以有一些学者比喻当时的政府是“发展主义政府”或“增长主义政府”。地方政府更是全力以赴抓短期GDP增速最大化，以显示自己的政绩，政府官员并因此可以获得升迁。有的地级市市委书记只抓项目，别的不管，人称“项目书记”。抓投资抓项目成为地方政府各部门的主要工作。在方针原则上，人们常说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这个说法值得进一步研究。我们要做大“蛋糕”，但做大“蛋糕”后分“蛋糕”中出现的分配不公、差距过大等问题，光靠进一步做大“蛋糕”是很难解决的。从经济学原理角度说，生产、流通、分配、消费都是相对独立的环节和过程。分配环节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光靠发展生产是难以解决的。在实践上，有的专家认为中国现在就是要靠发展，通过加快发展增加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以改善民生，保社会稳定，而改革要冒较大风险，不能期望有多少举动，以免危及社会稳定。这有一定道理。但这不是长久之计，这样下去会不断积累矛盾，或使已有矛盾往后推，甚至积重难返。还是要靠改革来逐步理顺体制和各方面的关系，实现长治久安，让老百姓过上稳定的好日子。这才是根本之策。
第二，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垄断行业改革很难推进，新的厂商很难进入垄断行业中非自然垄断环节，竞争机制很难引入，国务院两个“36条”很难落实，重要原因就在于受到垄断行业既得利益群体的阻挠和反对。政府改革的难度也很大。强势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对政府官员有莫大好处，这个权力极难割舍，这也是审批制改革进展缓慢的原因。政府直接支配资源过多、介入经济过深，必然会阻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或决定性作用。政府改革已经成为深化各项改革的关键环节或突破口，但这一改革因为会使相当一部分官员利益受损而阻力重重，难有进展。
第三，学界有人怀疑市场化改革产生争议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如有的经济学家认为对国有经济中垄断行业和垄断企业需要进行改革是个“伪命题”；有人主张就是要实行“国进民退”；有人认为当前主张民富优先是奇谈怪论，是挑拨人民群众同政府的关系；有人把当前居民收入差距过大归咎于民营经济发展过快，动摇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等等。上述观点的提出，引起学界的争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改革的顺利推进。
第四，缺少改革专门机构的统筹协调与强力推进。2003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把原国家体改办同国家计委合并组建国家发改委，这样就不再有专司改革的机构了。当时主张把体改办与国家计委合并的一个重要根据是，那几年由国家计委提出的民航、电信等垄断行业分拆改组的改革方案，由于能把改革和发展较好地结合起来，在发展中推进改革，比较现实可行，因而在实践中被采纳且初见成效。与此不同，那时体改办等提出的方案却未被采纳。这在当时是有说服力的，也把当时参加机构改革方案起草的成员说服了。还有，当时人们（包括机构改革起草组成员）没有很好地注意到，原国家计委有大量的审批权，是审批体制改革的重要对象，将体改办与它合并是不合适的，新组建的国家发改委怎能有效推进改革特别是审批体制改革呢？从2003年以后八九年的实践看，那次机构改革后并没有更好地推进改革包括垄断行业改革和审批体制改革，反而使改革进展缓慢，重要原因就在于国家发改委那几年几乎是全力以赴地处理经济高速增长中碰到的各种紧迫问题，无暇顾及改革，也不会有改革包括审批体制改革的积极性，这样自然不会用多少精力来推进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这样，原来以为把体改办并入国家发改委有利于更好地推进包括垄断行业改革的预期落空了。2011年，原国家体改办主任陈锦华在《国家体改委志在改革》一文中也说：“国家体改委机构撤销，人员没有留住，有些重要改革也没有继续深化下去。体改委消亡有点儿过早了，中国还不到这一步。”（《百年潮》2011年第5期）
转方式、促转型，迫切要求重启改革议程。2012年党的十八大在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务的同时，要求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坚决破除一切妨碍科学发展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作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共16部分、60项改革、336个重大改革举措，并明确要求：“到二〇二〇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决定性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这表明我国改革已重新出发和进入新阶段，即进入啃硬骨头的攻坚阶段。
第三节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
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为什么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根据《决定》精神，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仍应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打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今后无论是全面建成惠及全国14亿人口的小康社会、避开“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基本上实现现代化成为发达国家，都要求我们奋力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因此，需要着力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破除各种各样体制障碍，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激发各种社会活力和企业活力，使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能够更好地持续下去。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虽然经过35年的高速增长，但至今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而且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均GDP仍然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世界银行统计，2011年，全世界人均GDP为10040美元，中国为5445美元，只相当于美国的1/9）。按照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3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仍有8249万人。我国工业化城市化的任务还很重。我们要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首要目标，就是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等。这就要求我们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对此不应有任何动摇。经济是基础，物质财富的增加是社会进步的基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首先要使经济再上一个台阶，物质财富有大幅度的增长，在此基础上，实现社会全面进步和转型。
进入21世纪后，中国经济在快速发展过程中逐渐显露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长期粗放扩张带来的资源和环境瓶颈制约越来越突出，经济发展方式面临从追求数量、扩张规模到追求质量、讲求效率的转变，要求加快转变经济增长和发展方式，核心是实现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多年来的实践告诉我们，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是一项困难重重的过程，靠理论宣传、完善政策法律法规等效果不大，关键在于深化改革，形成激励经济转型和发展方式转变的体制机制。这包括：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形成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主要由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资源和生产要素价格要真实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环境和生态损害成本，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各个市场主体竞相通过创新驱动增强活力竞争力，发展成果由人民公平共享等。一句话，必须积极稳妥地从广度上和深度上继续深化市场化改革，力争到2020年建成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还体现在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改革的牵引作用上。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上层建筑与之相适应。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要求市场经济的法治化，从而带动民主法治等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大繁荣大发展，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方兴未艾。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直接带动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健康等领域改革的深化，并要求进一步推进科技、教育改革与之相适应，要求建立健全生态文明体制。另一方面，政治等方面的改革也在促进经济体制改革。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政府职能的转换，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要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就要紧紧抓住政府改革这个关节点，改变政府直接配置资源过多、对微观经济活动干预太多、审批太多，而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保护环境方面又做得很不到位等状况。政府改革和职能转换，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又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着力点。经济活动的法治化，改进和完善社会管理，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重要条件。特别需要提出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由于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坚持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加大反腐败斗争力度，社会风气大有好转，提高了中央权威，为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所以，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并不是不重视其他改革，而是为了更好地全面深化改革。
第四节 经济体制改革部分十三大亮点
《决定》中经济体制改革部分有许多亮点，我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体会。
第一，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提法，代替已沿用21年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决定性”和“基础性”只有两字之差，但含义却有相当大的区别。决定性作用能够更加确切和鲜明地表达市场机制对资源配置的支配作用，更好地反映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的内在要求。特别是针对政府在一个时期以来越位现象严重，包括地方政府公司化倾向严重，妨碍市场对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的发挥，从而妨碍市场主体活力的增强和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因此需要像《决定》指出的那样申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中国有很多经济学家反复讲过，迄今为止的中外实践表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为有效率的，市场经济就是由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但是指出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却是这次《决定》第一次提出来的，说明《决定》在这个问题上走在理论界前面。
第二，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经过35年的改革开放，在国有经济和资本、集体经济和资本发展壮大的同时，个体私营经济和民间资本也迅速发展起来。2012年，私营经济注册资金超过31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60%，居民储蓄存款超过40万亿元。在这种情况下，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能更充分地动员各种资本，打破所有制界限，发挥各自优势，共同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力；能够让民间资本更好地参与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市场竞争力；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统计资料表明，混合所有制企业的经济效益高于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要尽可能引进非国有的战略投资者。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也有利于民间资本与国有资本同等使用生产要素和同等受益。混合所有制是股份制升级版。股份制企业不一定是混合所有制企业，但混合所有制企业一定是股份制企业。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今后我国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着力点。
第三，国有资产监管机构以管资本为主，只当“老板”，不当“婆婆”。这是国有资产监管机构职能的重大转变。过去国资委主要是管国有企业，既当“老板”又当“婆婆”，今后要求以管资本为主，也就意味着国资委主要管国有资本的配置，所以《决定》要求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和投资公司，主要运作国有资本，如像新加坡的淡马锡公司和我国的汇金公司那样。《决定》还明确指出，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要服务于国家战略目标，其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发展重要前瞻性战略性产业、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障国家安全。国资委今后以管资本为主，将更好地促进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还有，《决定》要求，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高到30%，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这是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欢迎的举措。
第四，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肯定。《决定》第一次明确指出，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的重要基础。还说，公有经济财产权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经济财产权同样不可侵犯。坚持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制定非公有制企业进入特许经营领域具体办法。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与此同时，推进工商注册制度便利化，削减资质认定项目，由先证后照改为先照后证，把注册资本实缴登记制逐步改为认缴登记制。这些都大大激发了市场活力和非公经济活力，2013年新注册企业增长27.6%，其中私营企业新增30%，是十多年来增长最多的一年。
第五，强调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建立和健全现代市场体系，是推动资源配置依据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市场竞争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的根本前提。为此，要建立公平开放透明的市场规则，要推进水、石油、天然气、电力、交通、电信等领域价格改革，完善主要由市场决定价格的机制，实行统一的市场监管，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严禁和惩处各类违法实行优惠政策行为，反对地方保护，反对垄断和不正当竞争，以及建立健全社会征信体系等。
第六，探索和实行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决定》首次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在制定负面清单基础上，各类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清单之外领域。探索对外商投资实行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办法，也就是“非禁即入”，是投资准入和市场监管的重大改革。这意味着将实现由“严进宽管”的审批制度向“宽进严管”的备案制度的转变，市场监管由事前监管为主向事中和事后监管为主。这是我国向加快现代市场体系建设迈出的实质性步伐。实行负面清单制度，是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可以提高市场监管的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较好解决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歧视性问题，对营造公平竞争市场环境至关紧要。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已于2013年9月29日正式挂牌。当天，以190条管理措施构成的2013年版负面清单对外公布。这是中国首个负面清单。说明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正在进行试验，取得经验后可逐步在全国推广。
第七，编制全国和地方资产负债表。这是摸清整个国家家底的重大工程，也是国家制定宏观调控政策和其他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2012年以来，有的经济学家已开始试编国家资产负债表，有的研究报告指出2011年我国主权资产净值为正数，窄口径计算为21.6万亿元（李扬等著《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3》，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但这只是初步的探索，理论和方法都有待进一步完善。目前，许多国家都在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大部分OECD成员国家公布了不含有实物资产的金融资产负债表。我们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是必不可少的。我国是一个大国，有31个省级单位，有的省如广东省的经济总数量比一些中等发达国家还大，所以不仅要编制国家资产负债表，还要编制地方资产负债表。特别是这几年一些地方政府债务迅速增加，地方融资平台无序扩张，更需要各地编制资产负债表，以便更好地规范和约束地方债，避免重大风险的出现和蔓延。
第八，允许民间资本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决定》首次提出，在加强监管前提下，允许具备条件的民间资本依法发起设立中小型银行等金融机构。过去，尽管民间资本在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股本中占有很高比例，但是不允许民间资本作为中小型银行的发起者，一些民营企业家对此也有意见。这次开禁后，有关部门行动相当快，银监会已于2014年3月确定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实行共同发起人制度，即每家要求不少于两个发起人。首批5家试点银行的发起人和民营资本分别来自：浙江杭州的阿里巴巴、万向集团；浙江温州的正泰集团、华峰集团；广东深圳的腾讯、百业源投资有限公司；上海的均瑶集团、复星集团；天津的商汇集团、华北集团。（《人民日报》2014年3月11日）
第九，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已提出开征房地产税，但是一直没有付诸实施，只是两年前在上海和重庆市进行试点。这次《决定》明确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意味着要真抓实干了。一般市场经济国家都实行房地产税，这也是地方税的主要税种，并且对抑制房地产的投机和投资需求有重要作用，大量实践经验证明这是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运行的良策。我们要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开征，逐步使房地产税成为地方税的一个主要税种。
第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决定》提出，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积极发展农民股份合作，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保、继承权。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目前农民财产权收入少得可怜，近两年农民财产性纯收入只占到他们人均纯收入的2% ～3%。其原因，是因为农民最大的财产权——土地权屡遭侵犯，没有保障。一些经济学家估计，多少年来，地方政府低价强征农民土地获得的收入达数万亿元。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最主要的是要尊重和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改变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惯性，切实落实农民财产权利，这对逐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也能起重要作用。
第十一，允许地方政府通过发债等多种方式扩宽城市建设融资渠道，允许社会资本通过特许经营等方式参与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研究建立城市基础设施、住宅政策性金融机构。这对建立透明规范的城市建设投融资机制非常重要。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这几年无序扩张，根据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的关于地方政府债务审计结果，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已从2011年底的10.7万亿元，增加到2013年6月底的17.9万亿元，相当于GDP的33%，各方面都认为风险很大，亟须规范和约束。《决定》提出的措施，正是规范和约束地方债务的重大举措。
第十二，加快自由贸易区建设。这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又进入一个新的起点。《决定》指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党中央在新形势下推进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要切实建设好、管理好，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探索新途径、积累新经验。在推进现有试点基础上，选择若干具备条件地方发展自由贸易园（港）区。现在，上海自贸区已试行负面清单制度，金融领域和其他现代服务业开放力度也不小，正在积累各种实践经验。
第十三，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负责改革总体设计、统筹协调、整体推进、督促落实。这是使《决定》各项改革落到实处的最重要组织保证。前面对此已有论述，这里就从略了。
我们相信，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决定》对中国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部署，必将有条不紊地得到认真落实，从而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在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推动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列车继续向前飞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