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我应该更早些放弃共产党[3]
编者按：“8·19”事件20周年前夕，戈尔巴乔夫接受英国《卫报》记者的采访。戈尔巴乔夫向英国报纸表示，他早在1991年4月就该辞职，并成立一个民主政党推行“改革”，这是他最为后悔的事。第二件后悔的事是没有早些开始“改革”苏联，并赋予加盟共和国更多权力。而他最引以为豪的成就之一便是“改革”。
英国《卫报》原编者提要：在《卫报》的独家专访中，原苏联总统回忆了他在20年前苏联的覆灭中扮演的角色。
原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说，他应该在1991年政变前几个月就离开共产党。
政客们很少承认自己的错误，但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总是与众不同。因此，当他回首自己作为苏联领袖执掌权力的六个混沌年头时，能欣然承认自己的失误，就不足为奇了。
在《卫报》的独家专访中，他罗列出自己至少犯了五点错误。这些错误不仅导致他本人20年前的下台，也造成了苏联的解体，还引入了未加监管的自由经济，使少数俄罗斯人成为亿万富翁，而千百万人民却陷入贫困。
近来戈尔巴乔夫总是表现得很轻松、很高兴，但他的内心偶尔也会有刺痛，尤其是在讨论起他的主要对手叶利钦，或是描述20年前政变夭折时在他克里米亚半岛的家里软禁他的阴谋策划者的时候。他说：“他们想激怒我，让我和他们打架，甚至和他们枪战，以结束我的生命。”
当被问及最后悔的事情时，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那就是我在试图改革共产党的道路上走得太久了。”他应该在1991年4月就辞职，并且建立一个民主改革党，因为共产党人阻碍所有必要的改革。
这个观点让历史学家们饶有兴趣，因为这是戈尔巴乔夫首次公开承认他应该在1991年8月政变的前几个月就退出共产党。在1995年出版的回忆录里他没有谈及这一点。
到1991年春天，戈尔巴乔夫深陷两股强大的势力当中，活动余地大大缩减。一方面，党内的保守派和反动派企图推翻他的政策；另一方面，“进步派”希望建立一个完整的多党制体系，并对国家进行市场改革。
1991年4月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事态发展到了紧要关头。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中，几位发言者要求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重启审查制度。根据戈尔巴乔夫的回忆录，当时的他反应激烈：“这样煽风点火的行径我受够了，我要辞职！”
在《卫报》的独家访谈中，他解释了当时的细节：“政治局 （中央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机构） 召开了一个三小时的会议，我不在场。我听说他们在会上对我进行批评，讨论得滔滔不绝。三个小时后他们邀请我到会场，让我打消辞职的念头。其间，中央委员会里我的支持者们打开一个名单，有一百多个人签名倡导建立新政党。”
中央委员会再次开会时，形势有所缓和。戈尔巴乔夫撤销了辞呈，没人想为这事举办一次投票 （因为即使他真的从党内离开，他也还是苏联总统）。在回忆录中，戈尔巴乔夫写道：“如今，我常常在想，我到底应不应该坚持辞去总书记的职务。这样的决定对我个人而言可能更有益，但我觉得我没有权利去‘放弃党’。”自1917年起共产党就一直统治着俄罗斯；而那时，对任何一个俄罗斯人，尤其是对那些整个职业生涯里都担任苏共党内职务的官员而言，很难想象让共产党放弃权力。
今天，戈尔巴乔夫的疑虑已烟消云散。“现在我觉得，我当时应该坚持退党，然后趁热打铁建立一个新的政党。尽管当时苏共推行了改革，但它自身已经成为了改革的障碍。他们都认为，改革只不过是用来装装样子罢了，粉饰外表已经足够了。然而事实是机构内部仍然是一团糟。”
第二件令他后悔的事，是没有尽早对苏联进行改造并赋予15个加盟共和国更多的权力。1991年初正当他打算建立一个更宽松的苏联时，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便已经宣告独立。立陶宛和高加索地带的阿塞拜疆共和国流血事件频繁发生。联盟中最大的俄罗斯共和国，在其野心勃勃的领导人鲍里斯·叶利钦的领导下，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并要求进一步掌控苏联的财政。一些分析家称，整个苏维埃体系是不可改造的，任何改变都势必导致日益剧烈的、无法阻挡的转变。按照这一分析，戈尔巴乔夫丧失控制权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尽管如此，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改乐观本色。这与他慷慨的品质、阳光的性格和幸福的家庭生活 （直到他的妻子赖莎·马克西莫夫娜1999年因白血病去世） 有一定的关系。丧失控制权并未使他痛苦不堪或愤世嫉俗。他始终认为，苏联的所有主要问题都将得以解决，直到1991年8月的政变将权力纷争扭向了新局面。
苏共原定于1991年11月起草一个新的规划。议会通过了一项“抵抗危机”计划，以加速经济改革。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独立后，苏联剩下的12个加盟共和国接受了一项新的条约，这一条约会给予他们更多的政治与经济自治权，让苏联政府负责国防与外交事宜。条约原定于8月20日正式签订。
“这时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去度假了。如果没有这10天假，我可能就大功告成了……我已经做好准备飞往莫斯科签订条约了。”戈尔巴乔夫说：“然而8月18日那天来了一帮不速之客。我拿起电话，准备询问来的是什么人，受谁派遣，但电话不通。电话线已经被切断了。”
当时，戈尔巴乔夫正与夫人、女儿伊丽娜及女儿一家住在黑海海边小镇福罗斯的一座政府官邸内。官邸随即受到了长达三天的监控，直到政变土崩瓦解。叶利钦的顽强抵抗、军队的内部分化，以及十几位由部长和苏共高官组成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内部成员不和，导致了政变的失败。
有人称戈尔巴乔夫给这一阴谋开了绿灯，对此他强烈反对：“人们信口开河，声称我当时仍然可以与外界联系，而且正是我组织了这一切。他们还说，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认为自己最终能取胜。这完全是胡扯，一派胡言！”他说：“这些人想让领袖下台，维护以往古旧的体系。那才是他们想要的。他们要求我写一篇声明，请求以身体欠佳为由而放弃总统一职。”
被软禁期间，戈尔巴乔夫的妻子赖莎仍坚持写日记。她在日记中写道，戈尔巴乔夫警告看守说，要是他与外界还未恢复联系，他将不惜采取“极端手段”。
戈尔巴乔夫告诉我说，那不过是虚张声势。“那是我策略的一部分……我只是想给他们施压，但要避免激怒他们……我说的极端手段，不过是外交和政治上的策略。我能打赢他们。要是莫斯科没有什么运动，我的位子可能会被架空。但现在叶利钦正在领导莫斯科民众抗议，所以我要授予他应有的信任，并将信任亲自交付给他。他做得很对。”
作为政变期间英国《卫报》驻莫斯科的记者，我提醒他说，叶利钦号召全民罢工的呼声并未得到响应，而且许多俄罗斯人甚至失望地觉得政变将获得成功。老一辈人还清楚地记得，1964年强硬派是如何抢夺赫鲁晓夫的权力，并使去斯大林化的时代宣告终结。我问戈尔巴乔夫，要是政变者像一开始软禁他一样逮捕了叶利钦，接下来将会发生些什么。他们会获胜么？
戈尔巴乔夫说，这种假设性的问题是没有意义的。无论政变者们做了什么，力量的均衡都会导致政变的结束。由于他坚决反抗，拒绝辞去总统一职，政变的策划者们反而陷入混乱。他还指出，当特种部队被派去攻击联邦政府大楼白宫时，由于成千上万的支持者簇拥着叶利钦，特种部队发生了兵变。
戈尔巴乔夫也列举了一些他最自豪的成就，第一个词便是“改革”。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掌权不久后便开始了苏联政治经济体制改革。perestroika，俄语意为改组与重建。除了政治经济体制外，改革还包括在核裁军的基础上调整国际关系、放弃武力干预别国事务、承认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摆脱不了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没有哪个国家是孤立的，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单方面随意采取行动。
苏联新的不干预政策，使得东欧各国得以通过和平手段对内进行政权改革。戈尔巴乔夫说：“我们在国内与国际舞台上所做的事情意义重大。这一政策预先决定了许多大事件的发展进程，比如结束冷战、建立世界新秩序，以及不顾一切地推动极权主义国家向民主国家过渡的渐进过程，等等。”
戈尔巴乔夫从未认同叶利钦的九年统治。他认为，这九年是一个充满混乱的时期。他对叶利钦在1991年12月与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领导人达成的宣布苏联解体的协定也不认同。他本应在叶利钦成为自己的直接对手前好几年的时候就把他处理掉。他说：“对于叶利钦，我可能是太开明和太民主了。我应该派他去英国或者英国的某个殖民地去当大使。”
2006年之前，他一直赞赏普京最初恢复国家稳定的措施。在戈尔巴乔夫看来，即使普京使用了一些独裁的方式，那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接下来，我发现他改变了选举的体系，废除了俄罗斯地方领导人的选举，取消了单议席选区。有20条改革我不认同。”戈尔巴乔夫说。
在这个长度为一小时的访谈的尾声，我询问了他对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的看法。戈尔巴乔夫对历史进行了回顾与前瞻，确信中国的改革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所有那些建议他先从经济而非政治方面学习中国进行改革的建议都是错误的。
“在苏联，如果我们这么干的话，什么都不会发生。人民遭到了忽视，完全被决策层排除在外。我们的发展与中国不在同一阶段；对我们来说，要彻底解决问题，就不能将人民排除在外。”
“你认为中国人民最终能够避免在某个时刻面临这种艰难的选择吗？未来某一天，中国人民将不得不在政治变革面前抉择，他们离这一天不远了。”
2011年3月，戈尔巴乔夫在伦敦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的一场晚会上庆祝了自己80岁的生日。晚会由凯文·斯派西和莎朗·斯通主持。为他献唱的歌手阵容十分强大，其中包括雪莉·巴赛、保罗·安卡、米兰妮，以及德国摇滚乐队“天蝎座”。这支乐队是第二支在苏联表演过的西方乐队。
然而，这场晚会中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戈尔巴乔夫演唱俄罗斯情歌的场景。观众们都为他清晰而有激情的声音所打动。我对他说，我以前并不知道他唱歌这么棒，不知道他居然有这样一个深藏不露的天赋。
他笑了起来：“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成为一名流行歌手。”他说道：“赖莎可喜欢听我唱歌了。”
（马秀钰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