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政治斗争打乱了经济改革部署——雷日科夫回忆改革时期的明争暗斗[17]
《独立报》原编者按：“生于1929年9月28日，苏联国务和党务活动家，在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尼古拉·伊万诺维奇·雷日科夫[18]在著名的资讯网“维基百科”中被这样介绍。在他日常担任自然垄断委员会主席的联邦委员会办公室内，居然没有看到电脑。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与《独立报》政治版责任编辑罗莎·茨韦特科娃的座谈中仍能轻松回忆改革时期的重大事件和政治精英之间的斗争，似乎25年前这些事件未曾发生。
雷日科夫称：“我们在经济问题未解决时，就着手解决政治问题。这是巨大的错误。”
茨韦特科娃：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在社会意识中，“改革”一词总是和戈尔巴乔夫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真的是改革的唯一发起者吗？
雷日科夫：在人们的印象中，如果有新的领导上台，然后宣布改革，便有了改革。实际上，确立改革过程本身也是后来的事。“改革”一词是戈尔巴乔夫在陶里亚蒂的演讲中第一次说出来的。重要的当然不是这一词语本身，就像今天出现的类似词语——“现代化”一样。重要的是对国家是否需要变革的理解。我作为一个过来人，曾经生活在乌拉尔，在同一工厂工作了25年，接着在莫斯科，在部委、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党中央相继工作过。像许多人一样，我也认为变革是必要的，然而这是经济上的变革。当时我们甚至想都不能想到去改变社会制度和党的体制。
我属于任何时候都不想贬低过去和历史的那类人，这类人在国内还不是少数。我们认为，国家经历了异常复杂的阶段，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根据时代的要求，作出的决定符合当时国家所面临的形势。所以当有人企图贬低过去，说，你们是傻瓜，应该在20世纪30年代就实行市场经济，我认为这不正确。就是在多年以后的今天，也不可以对30年代所采取的方式提出批评。但是，要考虑到当时国家应在10年内实现工业化，以摆脱农业困境，需要采取特殊的方法。因此，那时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体制，这是历史的必然。
茨韦特科娃：计划体制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故障，并让执行者背上沉重的包袱？
雷日科夫：战后有人对我们讲，你们需要50年的时间，才能恢复被战争摧毁的东西。我们进行了动员突击，只用了7～8年的时间。计划体制在其中功不可没。但后来我们也感到，这一体制开始失去动力，人们不能总是生活在动员行动中。
我们明白，必须按另一种方式来运行经济。首先是我们，还有工厂职工，感觉到了这一点，这一曾发挥过自己特定作用的体制，今天已不再是经济的推动力。
例如，我曾担任过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19]厂长。在主体工厂中工作着4.3万名工人，加上9000名分工厂工人一共有5.2万人。当时我接受上级下达的计划并被告知，你有权接收多少工人和多少工程师等。而我们的收益则自动地流向莫斯科。之后我去莫斯科，伸出双手直接请求：“看在上帝的面上，求您哪怕只归还我们一小部分用来建造住宅、幼儿园及其他设施的资金也行啊。”为什么要绕一大圈？要知道当时许多城市都依托于工厂，例如，我们的工厂里就生活着20万人。几百万平方米的住宅、供暖和排水，所有这些，自然需要资金来维护。最初你的所有东西都被拿走，然后你来到莫斯科又纠缠着要回自己的钱。当然，对此他们非常不满。我们作为工厂和企业的厂长，如果把那么庞大的集体信任地交给我们，如果我们能够管理那么庞大的职工队伍，并且掌握和能够运用独一无二的技术，那为什么不能赋予我们其他的职能。
从这个意义上讲，第一个报春燕是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的柯西金改革。按当时的情况，这是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次改革提供了这样的可能：你可以用自己赚的钱建设住宅。我们自己可以决定把钱用到哪儿——或是建设房屋，或幼儿园，或音乐学校。出现了激励机制——如果你按计划完成了利润指标之后仍有盈利，那么这部分就成为物质奖励。基于这些激励机制我们奋力工作，希望多赚些钱。但遗憾的是柯西金改革很快销声匿迹，几年之后一切又回到了老路。针对这一结局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我对此的看法是，高层政治领导人和党的领导人害怕了，怕的不是我们，不是我们这些（用现在的话来讲） 有创业精神的商人，怕的是196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件。我们的高层党领导担心这类事件、这类民主势头在我们这里重演。害怕这样会导致严格的管理制度从此失控。
当然，厂长们也是各种各样的。有这样的厂长，只是听命于上级：让他向东，他不敢向西。但是很多人意识到，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国内气氛和形势开始逐渐成熟，而此时西方在科技方面取得了非常重大的进步。我们感到在这方面开始落后了。如果说在国防方面我们仍保持先进，因为那里集中了最优秀的干部、工程师、设计师和学者，那么在其他领域我们逐渐落后了。这一体制已经不能吸收科技进步，而是离它越来越远。
茨韦特科娃：人们明白是明白，但是一切仍要服从计划至上原则。
雷日科夫：1982年11月我被选为中央经济书记。我要强调，在此之前，没有专门负责经济的中央书记。在安德罗波夫刚刚继任党的总书记仅10天之后，他直接召见我、戈尔巴乔夫和多尔吉赫一起座谈。他讲道：“现在很多人都说，体制老化失效，需要改变，在经济中需要新的东西……但我的印象是，人们都在说，可是没有谁能清楚地说出，究竟怎么做。出版了很多书和学术论文，可是没有谁能够从官方政策的角度指出前进的方向，提出改革的具体内容。”我们三个人被委托在不脱离基本工作的前提下 （戈尔巴乔夫掌管农业经济和轻工业，多尔吉赫掌管重工业，而我负责整个经济）制定整套经济改革的建议。
茨韦特科娃：尤里·弗拉基米尔洛维奇给你们规定了期限吗？
雷日科夫：没有，他没有设置什么具体的期限。他说，你们自己确定要做的事，但是要马上着手。于是我们着手开始，进行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与学者们进行了几十次会面与协商。学者们很高兴——他们终于开始有了用武之地。他们的知识和建议可以被采纳。这些人是著名的院士，一部分至今还在，不过有的现在已经年纪很大了，一部分已经去世。我们和西塔良、阿巴尔金、阿甘别吉扬[20]及其他一些人一起研究基本原则。我们与各个部门、物资供应部门和财政部门的官员进行了大量的会面，每次会面都形成详细而具体的文件。安德罗波夫对此很有兴趣，他没有忘记此事。当我们或多或少确定出什么可以在国民经济中实施的时候，我们就向他作了报告。
茨韦特科娃：这在你们三人组被委托这一任务之后过了大概多长时间？
雷日科夫：一年左右。他要对整个国家负责，因此他比我们这些相对年轻也较为热血的人更加谨慎。他说道：“不，我们不能这么走，即使你们是正确的，我们也不能一下子这样走。”
茨韦特科娃：“这样走”是怎样走？
雷日科夫：引入一些市场元素。安德罗波夫建议从进行经济实验开始。我们选择了五个部门，其中一些是共和国一级的，一些是联盟一级的，开始实施我们的建议。这是一项规模庞大的实验。但是安德罗波夫随后便去世了，他在职15个月，实际工作了10个月，其余时间都在病榻上。后来的继任者上台时完全是一个病人——这就是契尔年科。我们几次向他报告我们的工作成果，但是他完全对此不感兴趣，这让我们心灰意冷。老实说，我那段时间情绪低落。戈尔巴乔夫级别比我们高，因为他是政治局委员，多尔吉赫是政治局候补委员，而我只是中央书记。但我仍不能无所事事。我不习惯这些，甚至打算退出中央机关，光是占个位置没有什么意义。可能戈尔巴乔夫比我知道更多幕后的事情。他劝我别着急，不急不躁，等待着时机到来。的确，一年之后，契尔年科去世，戈尔巴乔夫时代来临。
茨韦特科娃：您当时和他用“你”相称吗？
雷日科夫：我对他称“您”，他几乎对所有人都称“你”。我们不是不可或缺的朋友，没有互相做过客，没有一起喝过酒，只是正常的同事关系。
茨韦特科娃：您当时相信他作为领导人的潜力吗？您和他如何一起共事？
雷日科夫：当契尔年科还是总书记的时候，我们仍共同研究概念构想，研究如何走，朝哪个方向走，怎么构建我们的经济。我们对这一战略构想研究得很充分。契尔年科在某个时期决定给我们的三人组再增加一位吉洪诺夫——当时的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当然他不参加我们的协商会，但是当需要签署文件的时候，自然也需要他的签名。在整个改革构想文件中有这样一段话，提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管理十分困难，因为这里既没有共和国一级党的机构，也没有共和国一级的管理部门。实际上，俄罗斯涵盖了全苏联90%的工业和重要的联盟一级的龙头企业。我们认为不能继续这样下去，因为管理会失控。我们建议在俄罗斯联邦建立10个大区，在保留州和边疆区的边界基础上建立联邦区。
茨韦特科娃：这一关于建立联邦区的思想居然是在苏联改革之前就有了！
雷日科夫：我对普京谈论过此事。我说，您能做这些应感谢我们。他将俄罗斯划分为7个大区，我们曾建议划分为10个大区。我们撰写好文件，三人署名后去找吉洪诺夫签名。我们感到，他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我们提前两天就向他提交了我们的文件稿。我们三人坐下，他翻了翻我们的建议后说：“我不会签署这一文件，除了关于建立专区的条件外，其他的我都同意，我不签。”要知道，没有他的签名谁都不会研究我们的构想文稿。我们看出难以说服他就走了。我们三人很明白，如果吉洪诺夫不签署这一文件，我们的整个构想就白花时间了。我们找出那些分析俄罗斯联邦的区域管理体制的文稿，撤换掉，写上了简单的几句话：俄罗斯联邦管理体制的情况十分特殊，必须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并作出决定。在去掉了这些所谓尖锐问题后，吉洪诺夫签署了文件，我们的建议在政治局被通过。
这就是我们在改革之前进行的大量的准备工作。后来戈尔巴乔夫上台，这个月恰逢其在中央全会上讲话提出改革25年。实际上他发表的报告是我们两人一起起草的。在他位于莫斯科老广场的苏共中央办公室里，文件堆积如山，在他长长的会议桌上甚至地板上都散落着文件，我们脚下到处是稿件，我们一面阅读，一面修改，连续几天准备报告。这就是他作的那篇报告，后来被称为“改革”。
茨韦特科娃：您感觉到自己是他的团队成员吗？后来你们对改革的态度有哪些改变？
雷日科夫：当然，这是一个团队：戈尔巴乔夫、多尔基赫和雷日科夫。但是随后出现了战略性错误。我说的是重大的失误，不考虑细小的错误。改革自安德罗波夫时期开始就被设想为经济改革。而这样的改革大约只有两年的时间，1988年召开的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作出了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党的州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们应成为苏维埃主席等。我认为，这是我们失败的开端。经验证明，那些进行类似改革的国家，例如从1979年直到现在的中国、日本和韩国等，这些国家在整个改革阶段都没有触动政权，因为在复杂的改革阶段应保证强有力的政权。
当政权轮廓不清时，它开始东摇西摆。此时有谁还进行艰难的探索？何况改革有时还会带来消极的后果。当经济改革还未结束时，我们同时开启了政治改革，这是重大的错误。接下来的情况，您也清楚，出现了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机构。坦白地说，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需要一个由两千多人组成的苏联人民代表机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我问戈尔巴乔夫：我们出于什么考虑，非要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因为在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之后，各种变化纷至沓来，令我们应接不暇，忙于应付。
这是一个重大的错误。一些人对戈尔巴乔夫讲，现行的党政体制不能容纳我们设想的经济改革。应该改变上层建筑，如果不推动上层建筑改革，那么经济基础就不能改变。本质上，这一错误道路注定了我们的改革构想终将功亏一篑。我坚信，所有这些是那些鼓动戈尔巴乔夫走这一步的人有意而为的。他们很清楚，这一切将如何结束。可能当时我们并不明白，但是他们却心知肚明。当时戈尔巴乔夫已经有些晕头了，国外给予他的英雄的光环围绕着他——亲爱的戈尔比、戈尔比，你的表现真是非常出色。有了这些，也就有了后来这一切。这些情况也很重要。
茨韦特科娃：为什么您没有尝试说服他，让他相信您个人的改革观点是正确的？为什么后来不能像同志之间那样开诚布公，毕竟你们共同经历了很多。
雷日科夫：我们尝试过。直到1987年以前我一直很支持他，我们那时是志同道合者。1987年以后，我发现，在经济问题上有些不对头。我试图同他争论，说服他。我说：“把政权的全部都交给一个机构——人民代表大会——是错误的。您可能也记得，曾有一张著名的萨哈罗夫在莫斯科的照片，他脖子上挂的牌子上写着‘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应该实行执行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的三权分立，它们之间互相制衡，要知道这不是我们凭空臆想的，这是一百多年来世界强国的经验。为什么我们要把一切权力交给苏维埃？那执行权、司法权呢？这样的结果是，苏维埃可以代替一切，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刚刚经历过，又突然要一切权力归苏维埃。”而他对我说：“你总是只会批评……我只好一句话：我们等着瞧吧！”
我讲这话没有超过8个月，便应验了。半年之后他对我说：“整个国家被胡侃、胡搅完了！”我说：“这就是您想要的！”“您，党的总书记，领导着被赋予一切权力的最高苏维埃和人民代表大会，挤压政府的执行权。是您转交的所有的权力，现在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当时又冒出了总统制的想法，由于对现行政治状况的不满，又出现了设置总统的想法。1990年3月，我们选举戈尔巴乔夫当总统。但此时此刻，我感觉到，无论是他还是整个苏联国家都已经病入膏肓，岌岌可危。此时他已经没有任何退路，走上了一条绝路。
茨韦特科娃：但是您在1990年也一意孤行。当时宣布了维持谷物和面包的最低价格。这导致了食品急剧短缺。
雷日科夫：今天当价格向上攀升的时候，为什么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我们当时可能太天真了。今天我不会这么做。实际上是怎么回事呢？统计显示，我们每年扔进垃圾池的食物达500万吨 （不是去喂猪和牛等牲畜）。我们当时还要从国外买大量的粮食，人们却把它们扔进垃圾池。价格太低廉了，我们计算着，有多少粮食可以满足四口之家，有多少会被浪费。我们天真地推测，通过粮食低价能够补偿人们去买些其他的商品，例如冰箱等。但现实中正发生着激烈的政治斗争，所有事情都牵涉其中。
茨韦特科娃：您想说，短缺是人为煽动的？
雷日科夫：当然是这样的。比如，烟草的短缺就是这样形成的。戈尔巴乔夫给我打电话问：“你能否来一下？”我到他那里去，看到他身边坐着叶利钦。戈尔巴乔夫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来了，他十分生气，俄罗斯因为烟草要发生暴动。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没有烟草卖？”我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为什么您问我这些？您去问他。要知道所有的烟草厂都从属于共和国，俄罗斯联邦的情况也是这样。鲍里斯·叶利钦，您有26个烟草厂，您一下子对24个烟草厂进行全面大修，为什么？我明白，需要维护，但是您可以今天停产2间工厂，明天停产5间，为什么要全部停产？然后您来找总统说是我们的失误……”
茨韦特科娃：反酗酒运动也是如此吗？在《独立报》的采访中戈尔巴乔夫确信地说，他并不想这么做，而是别人强加给他的。
雷日科夫：简直是胡说八道！别人怎么强加给他？应该坦诚，错了就是错了，为什么要对后人故作姿态？他心知肚明。当时戈尔巴乔夫成为总书记，他开始邀请中央书记，听取新的建议和倡议。我和自己的副书记也被叫去，我们当时一起提出两个建议，第一个是提高最低退休金到70卢布。应当说，他马上就抓起这件事。我们和财政部核算好一切后，很快通过了决定并提高了退休金，这在国内很受欢迎。第二，我们建议坚决废除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建造别墅和菜园的限制。我对法规的起草者说：“同志们，你们在干什么呢，你们不觉得羞愧吗？不能建地窖，别墅绝对不能盖两层，露台不能封闭，不能安桑拿房……这有什么意义？如果人们有很好的宅旁园地，我们在实施生活保障计划时将很轻松。”戈尔巴乔夫知道这一法规，在此之前这一法规已经实行好几年了。我们建议废除这一法规，允许人们做他们想在别墅内做的事情。他当时就同意了，我们在两个月的时间内很快准备好了新的文件。
其他提建议者，叶戈尔·利加乔夫和米哈伊尔·索洛缅采夫想起来了，以前中央有一份关于酗酒情况的报告。讲国内酗酒者众多，应该采取行动。过了几年，这两位老兄决定重提这份报告。他们找到戈尔巴乔夫说，人们都成酒鬼了。他就让他们就该问题的道德层面进行研究。我当时参加讨论这些文件时表示惊讶：“你们准备推行禁酒法令？”“不”，他们说：“我们将一步一步地来。”他们相信，如果柜台里没有伏特加，人们就不会喝酒了。我在中央书记处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可以与酒鬼作斗争，但不是用这种方法。他们俩简直疯了。要知道实行严厉限制饮酒的尝试从未有好的结局。讨论来讨论去，争论得没完没了，最后还是通过了利加乔夫和索洛缅采夫提出的建议。很遗憾，形势陡转直下，甚至比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还要糟糕：吸毒现象急速蔓延，人们开始喝变性酒精，甚至吃牙膏等其他东西。戈尔巴乔夫很清楚这些，不要装傻。犯了错，就直说。
茨韦特科娃：您仍然认为自己是“改革”派吗？您有时被认为是戈尔巴乔夫之后“改革派”的第二号人物。
雷日科夫：我从不摆架子、故弄玄虚。但是1985 ～1987年期间，我认为自己是改革的共同参与者，认为这对我和国家都是需要的。我感到荣幸，认为自己是参与者，但是后来发现其中很多措施我并不同意。应该从一开始先建立起一种机制，而后再从旧轨道过渡到新轨道。但是在这方面却没进行任何准备。所有人都希望在500天之内改变一切，然后开始一种全新的生活。有一位不记得姓名的女记者在采访叶利钦时问：“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最幸福的一天是哪一天？”您猜猜，叶利钦怎么回答？他说：“我最幸福的一天是第501天。”可是这一天在哪里呢？
（康晏如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