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中推进理论创新
房广顺[1]
习近平在“7·26”重要讲话中提出了“保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勇于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2]的重要论述。这一论述既宣示了我们党以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实现什么样的奋斗目标的重大问题，也提出了正确认识、科学把握、勇于开展理论研究并推动理论创新的时代任务。决定理论创新的首要问题是解决思想认识问题，坚持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紧紧把握时代、国情、实践、人民四个基本依循，坚持时代是思想之母、国情是理论之基、实践是理论之源、人民是创新之力。
一 时代是思想之母
认清我们所处的时代对于推进理论创新有两个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认清时代是确定理论创新基本原则的前提。因为，任何理论都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时代的诉求催生了理论创新，时代是思想之母。另一方面，离开时代的理论创新就是没有价值的文字游戏。因为，理论只有正确地反映了时代，才能适应时代、引领时代，才能在时代前进中发挥理论应有的作用和价值。我们现在处于什么时代？这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科学社会主义是以对资本主义时代发展的科学认识为前提的，列宁发展马克思主义也是以对时代的正确把握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同样源自对时代的正确认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回答的最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对时代及其主题的论述。当今时代有两个基本的认识维度。其一，我们的时代仍处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列宁、毛泽东、邓小平反复论述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力量、两种制度较量的时代，资本主义在这个时代不断走向衰落，社会主义在这个时代不断走向胜利，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这个时代发展的大趋势。2013年1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上关于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重要讲话，提供了我们认识当今时代与社会主义发展不同时期的时代性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诞生170年的历史事实一再证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和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当今世界虽然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的历史趋势没有改变，时代的性质也没有改变，改变的只是时代的主题。其二，当今时代的主题发生了显著变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题，维护和平促进发展是时代的任务，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是具有全局性的重大战略问题。
依据当今时代的性质和主题，理论创新必须坚持而不能偏离马克思主义。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任何否定和偏离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都是与当今时代的本质要求不相适应的，都是没有前途的，都会给实践带来严重的危害。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各种各样的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警惕和防止各种各样的打着理论创新的旗号否定和攻击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现象和思潮。第二，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指导。只有坚定信仰才能在复杂的环境下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各种错误思潮所迷惑。第三，紧跟时代发展的最新情况，了解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的最新发展情况，探究人类共同关心关注的重大问题，并对此做出科学的理论阐释。既不能故步自封，也不能固守经典作家的个别论述，而要面对新的时代诉求，做出新的理论阐释，提出切合时代主题的理论观点，从而引领当代中国和当今世界的发展。
二 实践是理论之源
理论发展以实践为源泉，是人类思想演进的一般规律。任何思想的产生过程，不论思想家的主观意愿是否认识和肯定实践的源泉作用，事实上都是在实践活动的基础上对以往人类实践的归纳和总结，从来没有离开过实践的影响。实践对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还有特殊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以实现人类解放为终极目标，与以往思想理论形成了根本区别，这就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改造世界这一伟大的实践活动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发生发展的基础，是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程坚持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本质，并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进程中印证和发展了这一基本原理，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成果。
以实践为源泉推进理论创新，要准确把握当代中国伟大实践活动新的历史特点。其一，新的历史特点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这一实践是集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于一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全部实践的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宗旨是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景，实践指向的目标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离开了实践的这一特质的理论创新，就不是坚持和发扬马克思主义政党与时俱进理论品格的创新。其二，当代中国实践的新的历史特点在于这是一场伟大斗争，具有决胜性、复杂性、全面性、长期性等突出特点，需要破解从未经历的矛盾和难题，实现中华民族长期期盼的美好愿景，满足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等各方面从未有过的强烈期盼。因此，当代中国理论创新的使命既艰巨又光荣。其三，当代中国实践的新的历史特点还在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充满期待的伟大实践，是梦想即将成真这一特定时期的特定实践。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努力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目标逐一实现，并正处在接近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离我们这么近，我们更加迫切期待实现理论的新飞跃以指导实践的新进展。在对伟大梦想即将实现的期待中开启新的实践历程，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新情况和新特征。
推进理论创新，必须紧紧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时代特点和理论诉求。第一，创新必须遵循理论与实践互动的客观规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理论创新要将理论高度与实践深度有机结合起来，“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良性互动”[4]，这就要在主观意识上把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作为一个过程。理论创新不仅来自实践，更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并通过对实践的进一步认识和总结做出规律性的论述和判断。第二，理论创新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实践没有终结，理论创新永无止境。这就要求理论创新立足实践，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从而更好地服务于实践。第三，理论创新要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问题为起点，从问题开始，通过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对实践活动做出理论方面的解答，并为实践的进一步发展提供理论的指导。
三 国情是理论之基
马克思主义是世界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5]，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首先是在民族国家进行的，马克思主义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6]。科学认识、准确把握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不仅是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而且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推进理论创新的前提。一方面，只有认清国情，才能准确判断当代中国的客观实际，才能明确检验理论的客观标准，确保理论建立在客观实际基础之上，达到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统一，而不是主观臆断。另一方面，只有认清国情，才能在理论创新的过程中有统一的认识，形成共同的思想基础，确定理论创新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所以，习近平指出：“谋划和推进党和国家各项工作，必须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世情国情党情。”[7]当今中国国情的基本特点是什么？一是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不论中国近40年来发生了怎样的变迁，世界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这个基本判断都不能改变。二是必须清醒认识当代中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趋势性变化，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判断，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结合的维度，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得出的正确结论。这一判断，体现了分析和把握我国发展阶段性特征的三个科学视角：一是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即从历史阶段、社会发展和演进规律来看，我国处在怎样的历史时期；二是辩证唯物主义视角，即从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互动与转化关系出发，分析我国表现出怎样的静态特征和动态趋势；三是从认识论角度出发，看到我国的阶段性特征既有应然和必然，也存在偶然。这是我们勇于推进理论创新的基本依循。
依循当代中国国情的本质特征和阶段性变化推进理论创新，需要明确基本的原则要求。第一，理论创新必须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把基本国情作为理论创新的基本依循，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第二，理论创新要坚持两点论，反对片面化，既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上保持清醒，又要高度重视对新时期新特点的研究，对新历史阶段的新发展做出科学准确的理论概括。第三，理论创新要注重对宏观国情与微观国情的综合分析，深刻认识到幅员辽阔、发展不平衡仍是当今中国国情的突出特点，既要掌握基本国情，也要掌握省情、区域情、领域情、行业情。第四，理论创新要坚持结合的原则与方法，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维度思考，深刻认识当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所发生的根本性改变，以世界眼光思考中国的问题。
四 人民是创新之力
理论创新的真正力量是人民群众及其所进行的伟大实践。以往的理论家自封为思想的智者、行动的向导、群众的灯塔。在他们那里，理论是圣人和天才的专利，群众只有不会思考的大脑。马克思主义彻底否定了这一观点，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真正力量，“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9]。社会历史发展的这一规律同样也是人类思想发展的规律。马克思主义产生发展的过程，既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成果，更是人民群众伟大创造的思想成果。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要求，理论创新既要紧紧围绕群众的诉求和期盼，做到理论创新为了人民，也要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作为理论创新主体的历史地位，做到理论创新依靠人民。当代中国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理论创新更要全心全意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因为，人民的实践是理论创新的依据，人民的诉求是理论创新的动力，人民的智慧是理论创新的力量，人民的生活是理论创新的检验标准，任何离开群众主体地位和决定力量的创新都是没有结果的。
坚持以人民群众为中心的理论创新观点，就要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积极发掘人民群众在实践中提出的创新思想和方法。第一，正确认识和对待理论工作者与群众的关系。理论工作者承担推进理论创新的时代责任，需要在理论学习和理论研究的过程中解答实践的问题，这一过程中既要向经典作家请教和学习，更要向群众和实践请教与学习，而且首先是向群众请教和学习，在群众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和凝练解决问题的理念和方案。第二，要提升群众的理论自觉和理论能力。民族复兴的关键取决于人的理论自觉，需要广泛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活动，提升全民族的理论素养和理论思维能力。群众的力量和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这种力量和作用能否发挥出来，取决于领导者能否把他们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理论一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必定创造出灿烂的物质文化成果。第三，理论创新的成果要实现人民共享。理论的价值归根结底在于能否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和运用，能否成为人民群众享有的思想指导和精神动力。当人民群众与理论工作者共同创造并运用理论创新成果的时候，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必然增添前所未有的力量。
治理、政府治理与中国推进政府治理的必然性[10]
时家贤[11]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预示着一个新时代——治理时代的来临。报告全文多次用到“治理”这个词，而且在不同层面上使用“治理”一词，如国家治理、法人治理、国际经济治理结构、社会治理、政府治理，等等。其中有两次提到政府治理。一是在谈到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时，报告指出“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二是在谈到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时，报告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那么，到底什么是治理，什么是政府治理，实现政府治理的当务之急又是什么呢？
一 治理的演进、内涵与特征
1.治理的演进
“治理”一词古已有之，但直到1989年，在世界银行首次使用“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一词以后，“治理”才逐渐成为国际组织关心的重要议题之一，并逐渐成为西方社会科学领域中普遍流行的词语。
当下，在国际社会中，不同行为主体从不同的角度运用“治理”这一概念。1989年，世界银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问题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治理”就是“为了发展而在一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资源的管理中运用权力的方式”。[12]这是最早将现代意义上的“治理”概念明确引入国家治理中。1995年，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对“治理”给出了一个颇具代表性和权威性的定义。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了名为《促进参与式发展和良好治理的项目评估》的报告。1996年，联合国开发署（UNDP）年度报告的题目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治理、管理的发展和治理的分工》。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也出台了一份名为《治理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1998年，《国际社会科学杂志》（第3期）出了一个名为“治理”（Governance）的专号。
治理不仅成为国际组织关注的重点，而且成为社会科学领域关注的焦点。“治理”一词在西方的国际关系学、发展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的讨论中被广泛应用，并不断被赋予新的含义，以区别于原来与之交叉使用的“管理”或“统治”（government）。治理的关键元素是分权与授权、合作与协商、多元与互动、适应与回应。同时，治理更试图整合以往的范式，构建一个更符合实际的、动态的理论框架。
2.治理的内涵与类型
虽然说“治理”已经成为国际组织和学术界关心的重点话题之一，但对“治理”的内涵、外延和特征的理解，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1）治理的内涵。关于治理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或组织有不同的视角。
罗西瑙认为，治理是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个目标未必出自合法的以及正式规定的职责，而且它也不一定需要强制力量克服挑战而使别人服从。所以治理就是这样一种规则体系：它依赖主体间重要性的程度不亚于对正式颁布的宪法和宪章的依赖。[13]
Rhodes认为，治理意味着“统治的含义有了变化，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有序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以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14]。Kooiman和Vliet则指出，治理“所要创造的结构或秩序不能由外部强加；它之所以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15]。
加拿大治理研究所给出的定义是：治理包括传统、制度和过程，决定着权力如何使用、公民如何表达心声、公众关心问题的决策如何制定。Kettle认为，“治理就是政府与社会力量通过面对面的合作方式组成的网状管理系统”[16]。
瓦尔特则强调：“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是一种网络管理。”[17]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在《我们的全球伙伴关系》的报告中阐释，所谓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集团得以协调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认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制度安排。[18]
可见，“从宏观层面讲，治理构建的是政府、市场、社会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横向框架，构建以此横向连接为条件的公共选择机制。从微观层面讲，治理搭建的是政府内部政治—行政行为的桥梁，是政府行政权力及行为如何运行、如何分配、如何组织的政治—行政过程”[19]。
（2）治理的类型。对于治理类型的研究，学者们分得比较细。
五类型说。赫斯特（Paul Hirst）提出了治理的五个“版本”。一是善治，主张开创有利于私人经济行为的有效政治框架来建设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此一框架包括稳定的政体、法治、与政府应有角色相适应的国家行政体制、强大的且独立于国家的公民社会。二是国际制度领域的治理，它强调既有的重要难题往往不能由民族国家单独控制和解决，如全球变暖、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市场监管等；因而应该更多考虑将国际组织、政府间协定作为治理的手段。三是公司治理，它来自英美公司一个长久存在的特征：在活跃的股票市场中分布广泛的股东需要发出声音来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四是与20世纪80年代新公共管理战略有关的治理，它开创了不同于等级制控制下和对选举出来的官员负责的公共行政模式的另一种公共服务模式，并用“消费者—服务供给者关系”的新概念取代了“公民—福利国家关系”。五是通过协调网络、合作关系、论坛来替代逐渐没落的20世纪70年代的等级制合作主义。它涉及工会、商会、企业、NGO、地方当局、社会企业（social entrepreneur）和社区团体等广泛的行动者。[20]
六类型说。罗茨（Rhodes）详细列举了六种治理类型[21]：作为最小国家的管理活动的治理；作为公司管理的治理；作为新公共管理的治理；作为善治的治理；作为社会控制体系的治理；作为自组织网络的治理。
十二类型说。Jan Kooiman提出治理有十二种类型：最小化治理；公司治理；新公共管理；善治；社会动态系统治理；自组织网络；政府作为掌舵角色；全球治理；经济或经济部门治理；治理与治理意识；多层次治理；参与治理。[22]
可见，公司治理、社会治理、政府治理、国际治理等关于治理的概念十分繁多，要用一个定义来统一上述所有描述几乎不可能。
二 政府治理及其主要特征
从上述描述中不难看出，剔除与公共管理没有直接关系的如公司治理，也排除意识形态色彩过于浓厚的如作为最小政府的治理，大部分的治理中存在共同的价值取向——政府的角色和公共行政的方式需要某种变化。政府治理更具有普遍意义。
1.“政府治理”的合意性
从一定意义上讲，治理是“20世纪晚期时代精神中关于政府管理的主流观点”[23]。治理是一种新的政府管理模式，代表着一种发展趋势。
西方治理理论中所强调的非政府的多中心治理理论，是建立在西方发达经济基础之上的，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基于中国的历史和现状，尤其是中国市场经济的发达程度以及作为后发国家所处的外部环境，我们仍强调政府在治理框架中的主导作用和先导作用。但是强调政府的作用方式必须变化。
至少在目前的人类活动中，为各个民族国家发展方向做出关键性决策的依然是政府；在日常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格局中，其他社会力量能够成为公共事务的治理主体，但政府依然是其他社会力量难以替代的最大的权威组织；其他的主体必须在政府提供的制度性许可的框架下发挥作用。换言之，当今公共事务治理的多元格局只是一种次格局，是政府治理格局的延伸，是政府治理的一种新模式、新面貌、新工具。[24]
可见，治理是为了克服市场缺陷和政府失灵而选择的一种制度安排。但就像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一样，治理也会失败，由有关各方对原定目标仍然有效发生争议而未能重新界定目标所致。面对一个多元权威并存的治理体系，政府首先要承担起元治理角色，从而使不同的自组织安排得以实现。[25]
2.政府治理的主要特征
所谓的政府治理，是指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政府治理意味着对人们行使属于社会的权力。政府代表社会施政，从社会获取权力或力量以促使全体参加社会联盟的成员履行自己的社会义务并使他们服从法律，因为法律是公民意志的表现。政府治理也意味着治理者（政府及其公职人员）切实履行社会契约规定的条件。[26]由此看出，政府治理的特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治理目标的公共性。治理目标是提供公共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政府治理是为了能为我们的社会提供更低成本和更好的社会效果及更有效的服务，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政府治理的共同指向是公共事务领域，包括公共服务、公共产品，体现公共意志。政府不得侵入私人领域。社会公共管理的责任由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公民自治组织、私人组织共同承担。
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和主体之间的互动性。治理强调的是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公民的共同参与，强调的是它们之间结成的“合作、协商和伙伴”关系。通过“合作、协商、伙伴”关系，形成一个上下互动的，至少是双向的、多维度的管理过程。这就是说，在当今社会，单纯地依靠政府已经很难解决公共问题，政府需要多和私人部门、非营利组织或公民个人合作，共享公共权力，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政府的主体性。治理实质上是政府对人们行使属于社会的权力，即权力仍是政府行动的基础。库珀认为，权力甚至是原始的政治权力是行动的基础。从权力转向合同并不意味着政府部门的终结。恰恰相反……做出合同决定的政治过程、用来达到这一目的的拨款，以及用来监督合同运作的问责技术都来自垂直的、以等级权威为基础的过程。戈德史密斯则认为，网络化治理的一个巨大障碍是：政府的组织、管理和人事制度是为等级制政府而不是为网络化政府模式设计的。邓拉维也强调，数字时代的治理是以官僚制为基础的，官僚仍然是数字时代治理的一个组织载体。这既与新公共管理有了一个重要的区别，也与一些新公共服务有了一个重要的区别。治理的权威则主要源于公民的认同和共识。
治理手段的多样性。在治理的语境下，政府的角色发生变化，政府不再“划桨”，而是“掌舵”。因而，政府的管理方式也会发生变化。由传统的支配和控制的方式，转向运用合作与协调等手段。治理不是一个正式的制度，而是有赖于行动者持续互动而形成的一种机制。因而，需要建立一个以相互依存为基础的、以协作为特征的社会治理结构。
可见，政府治理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它认为‘没有任何逻辑理由证明公共服务不许由政府关联机构来提供’，摆脱困境的最好出路是打破政府的垄断，建立公私机构之间的竞争。”[27]换个角度讲，公共选择学派的政府失灵理论打破了“政府神话”，使人们认识到政府与市场都有“失灵”问题。一方面，政府行为存在低效率、“搭便车”、官僚化问题；另一方面，自由市场存在功利性、盲目性、两极化问题。但不是所有的市场失灵都可以通过国家干预解决，也不是所有的政府失灵都必然导向市场。政府、企业之外，还有其他供应者，如非营利性组织。因此，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实现治理，既是公共选择理论的逻辑结论，又是公共选择济世药方中的一味良药。如果说规制理论是关注市场失灵，公共选择理论是关注政府失灵的话，那么，治理理论就是有关克服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制度安排。
三 中国走向政府治理的必然性
政府治理的核心是强调政府的掌舵作用，处理好掌舵和划桨的关系，即正确处理政府、社会、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关系；在发挥政府先导作用的前提下，实现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联动，政府和市场的联动，政府、企业和个人之间的联动以及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联动。在中国，走向政府治理有必然性。
1.实现政府治理符合国内外经济社会发展的潮流
从国际上看，政府治理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第二次工业革命已经接近尾声，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来临。与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采用的垂直结构，倾向于中央集权、自下而上的管理体制相比，第三次工业革命的组织模式发生了重大变化，其采取的是扁平化结构，强调的是政府、企业以及民间社会团体的共同作用。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独善其身，而必须建立一个网络，政府、企业和民间社会组织合作，共同构建发展蓝图。它标志着以合作、社会网络和行业专家、技术劳动力为特征的新时代的开始。[28]二是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孕育着新的突破，合作、交往、联动已经成为基本主题。“全球化和信息革命正在激励着全球越来越多的国家重新审视不同层级的政府及其与私人部门和公民社会的关系。重新审视公民和国家之间关系和作用以及不同层级的政府以及政府以外的实体之间的相互作用。”[29]
从国内看，实现政府治理符合社会发展的方向。2011年，胡锦涛在省部级领导干部社会管理研讨班开班讲话时强调：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这个管理格局的实质就是要构建适合国情、省情和市情的各具特色的政府治理模式。201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在题为《2030年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高收入社会》的报告中建言2030年中国发展战略时也指出，由于未来20年的发展环境和条件将明显不同于过去30年，中国需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已有的发展战略，其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企业和社会的关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2.实现政府治理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内在要求
全面深化改革的取向之一就是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市场经济的特征之一就是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充分发挥各主体的作用。市场主体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市场主体包括个人（家庭）和企业（厂商），在我国，农户在一定程度上属于这种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在更广泛的含义上，政府机构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事业单位、非政府组织）也属于市场主体。由于政府机构和非营利性的社会组织除了市场主体身份外，还具有明显的其他社会身份，不像个人和企业那样具有典型的市场主体特征，因而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市场主体。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它们不是市场主体，至少它们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活动来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它们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能也离不开市场活动，其经济行为要遵循市场规则。
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组织、公民各有侧重，共同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任务。“企业和居民是创造财富的主体，政府所有行为的基点，应该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微观主体内生自主的力量，为其提供必要的服务，改善其运营的环境（当然，这里的创造环境不是简单的提供优惠政策，而是应该营造高效宽松的行政环境、诚信法治的市场环境、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政府则有立法的力量。在此基础上，获得必要的财力保障基本公共服务的提供。”[30]非营利性社会组织既不同于企业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目标，也不同于政府以强制的方式实行社会管理，它更依赖于组织的自律和成员的自律。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能够提供的不仅是公信力，也包括把适当利益相关者聚集到一起的能力。公民对环境健康和社会幸福的关注，公众的可持续发展的意愿，对企业会有巨大影响；公民对社会事业的需求，会刺激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和政府的神经，也会成为企业转变生产方式的动力。
总之，政府、企业、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公民生活在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掌握着不同的技术能力，用彼此各异的语言进行沟通，各自与互不相同的利益相关者打交道。任何一方都需要合作伙伴去共同解决那些远远超越任何一级政府或一家企业能力范围的难题。
3.实现政府治理是消除现有经济发展方式弊端的需要
彼得·圣吉在《必要的革命——可持续发展型社会的创建与实践》一书中曾指出，今天的世界不是由多个个人塑造的，而是由企业、政府和非政府机构构成的网络塑造的。这些网络影响着我们生产的产品、吃的食物和使用的能源，也影响着我们如何应对这些系统中出现的问题。不管如何努力，任何个人都不可能毁灭一个物种，也不可能使这个星球变暖。但是，这些恰恰是我们通过集体行为正在做的。这是因为我们的个人行为，通过组织机构网络这个媒介，与世界连接了起来。[31]
同样，现有的经济发展方式，也不是由哪个单一的市场主体所为，是各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换句话说，经济发展方式不是由某个人、某个企业、某一级政府塑造的，而是由公民、企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网络共同塑造而成的。从历史上看，传统的经济发展方式是多主体共同作用的结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取决于政府的发展规划和主观意愿，而且要尊重市场规律，尊重企业发展规律。比如发展绿色经济，保护生态环境，企业的意愿如何，企业有没有动力去做，如何让企业主动跟着政府的政策走。减少污染，加大企业成本，企业愿不愿意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做。企业在多大程度上愿意进行技术创新。经济发展方式不是由政府决定的，是多层面的复合体，是由企业的发展方式、公民的行为方式、政府的管理方式以及社会组织的参与方式共同决定的。它们之间如何互动是实现耦合式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关键。政府提供什么样的政策工具，让所有的企业都向国家引导的方向发展是核心和关键。
所以，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过程实质上是生产方式转变的过程、生活方式重新塑造的过程、思维方式重新构建的过程，以及政府作用方式重构的过程。是市场主体——政府、企业、公民和非政府组织集体反思的过程，而不仅仅是某一方的反思。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应该是各市场主体和行为者，致力于解决不同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具有互补性，构成一个社会整体的过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由政策层面落实到操作层面，仅仅靠政府是难以完成的，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参与和互动。
4.实现政府治理是由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特征决定的
其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具有综合性、复杂性、多阶段复合性特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仅涉及经济领域的工作，而且涉及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工作，是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的。这就决定了没有任何一个单一的市场主体可以应对我们面临的种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不管是政府、企业、非政府组织，还是公民个人，没有谁能拥有足够的资源，没有谁能掌握全部的信息，没有谁对问题能有充分的了解，更没有谁具备足够的权威和公信力，能够把转变所需的更大系统的人群和组织连接起来。无论是公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都不可能拥有知识和资源两个方面的充足能力来独自解决一切问题——结构调整、经济发展质量等。
其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长期的、全局性的战略任务。从发达国家的实践看，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式向集约式转变都经历了100多年的历程：美国从1776年到1950年，历经174年；法国从1794年到1969年，历经175年；德国从1848年到1960年，历经112年；日本从1868年到1970年，历经102年。尽管不能简单地将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进程看作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全过程，但是至少说明，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是一个与制度变迁、产业结构调整、资本形态变化等因素密切关联的长期的动态过程。[32]
其三，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曲折性和艰巨性。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不是一帆风顺的，常常因外部因素的干扰而中断。例如，在“九五”时期提出的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受到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的干扰；“十五”时期提出的要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受到加入世贸组织后外需急剧扩大的影响；“十一五”时期提出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又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王晓红 王晓梅[33]
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正确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以实现全人类解放为最终目标的理论。马克思主义体现了科学性和价值性的统一，因而成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和人类解放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在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中形成的。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符合中国具体实际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真理性要求；坚持以人为本，促进社会公平公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价值性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两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一 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价值性
1.真理与价值的界定
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它不仅有真理的尺度，还有价值的尺度。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真理是标志主观同客观相符合的哲学范畴，是人类对客观事物及其客观规律的正确反映，是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统一。价值是标志客体与主体之间的需要与满足关系的哲学范畴，是主体和客体之间一种特定的关系，即客体以自身属性满足主体需要和主体需要被客体满足的效益关系。
2.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认识世界的目的是追求真理，改造世界的目的则是追求价值，发现真理和创造价值是人类一切活动的最高目的和实质内容。在对真理和价值的追求过程中，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始终是支配人们行为的两个基本尺度。真理尺度是指人类追求真理，坚持真理，继而服从真理。真理尺度要求人们的认识和实践都要高度地符合客观规律，即按照客观对象本身的尺度来规定人或主体的活动。价值尺度是指人类追求价值，注重效益，从而充分满足主体的需要。价值尺度要求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要最大限度地保证人的社会需要和利益，即按照人的内在尺度尽可能地使客体为主体服务。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真理和价值的具体的、历史的有机统一，是人类实现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根本性要求。
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内容是符合当今中国国情，符合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可以成功地进行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遵循生产力发展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一基本规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过程中，一贯坚持的重要原则。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生产力，并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提到社会主义根本任务和本质的高度。江泽民强调，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胡锦涛指出：“社会和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取决于发展的协调性。必须坚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为社会和谐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34]习近平强调，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需要从“三个进一步解放”的总体关系上，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发展生产力到发展先进生产力到科学发展观再到五大发展理念，不仅体现了党对生产力发展的重视，而且体现了党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的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取得重大进展，根本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党始终毫不动摇地坚持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一基本规律。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终坚持社会发展是整体性发展这一基本原理。一方面，社会的“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35]，共同推动社会发展。从邓小平强调在发展生产力的同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水平，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到江泽民提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36]，到胡锦涛提出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再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提出的“四个全面”和“五位一体”的建设总布局，都表明党在探索社会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协调性。另一方面，坚持社会发展的整体性，并不否认根据中国具体实际，采取有层次的、有先有后的发展战略。改革开放以来，党先进行农村改革，后进行城市改革；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后配套进行政治体制、社会体制等改革；先富带后富等均体现了中央领导集体有计划、有层次、有重点的发展思路和视角，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整体性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和发展实际，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一是符合中国国情。虽然当下我国社会发展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但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只有继续立足于中国国情，才能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才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才能更加自觉地走科学发展道路。二是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艰辛探索中开辟出来的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的正确道路。其包含的基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等都是依据中国国情和发展实际确定的，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三是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内含的“实事求是”“以德治国”“小康社会”“和谐”“美丽中国”等理论概念，都是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基础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为其注入了鲜明的民族特色。四是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37]道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同各国友好相处，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开展同各国的交流和合作，反映了当代中国和平、开放、合作、和谐的发展理念，体现了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科学地回答了在当今时代条件下中国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丰富了自己的内涵，指明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向，不断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发展。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在内容上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中国怎样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相互联系的基本观点，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也集中表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创新和发展。
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价值性
1.始终遵循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尺度
一是坚持人民主体原则，承认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积极创造条件“激发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推动他们从事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创造活动”[38]。同时尊重群众创造，及时发现和总结人民群众创造的新鲜经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注入新的活力。二是坚持人民利益原则，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的各项政策方针的出发点和归宿，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指出：“党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以最广大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为根本准则。”[39]胡锦涛提出，发展要坚持以人为本，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三是根据实践发展不断拓展人民主体形态。邓小平在“文革”结束以后，把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都称为劳动者，纠正了长期把知识分子排除在劳动人民之外的传统偏见。江泽民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等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对改革开放以来产生的新的社会阶层做了准确定位。
2.始终把共同富裕、公平公正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价值目标
共同富裕是基本价值目标。邓小平为实现这一目标做出了重大贡献，提出发展生产力、坚持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实行先富到共富以及防止两极分化等理念，形成了基本的理论架构。公平公正是核心价值目标。邓小平指出：“我们为社会主义奋斗，不但是因为社会主义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因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消除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腐败和不公正现象。”[40]胡锦涛把公平正义作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涵之一，认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高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自由发展”就是要承认广大人民群众是社会的主人，使人民摆脱各种僵化保守思想的束缚，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面发展”就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切实保障人民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权利和利益，引导公民依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3.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集体主义等价值导向
一是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一旦中国抛弃社会主义，就要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不要说实现小康，就连温饱也没有保证。”[42]二是集体主义的利益取向。邓小平对集体主义利益取向做了高度概括。他指出，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有矛盾，“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做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43]。三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社会主义荣辱观贯穿社会生活各个领域，覆盖各个利益集体，涵盖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等方面。胡锦涛明确提出“八荣八耻”的荣辱观，并把其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我国社会实践发展的理论诉求，也是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升华。四是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与社会主义发生内在的必然联系，是团结和凝聚最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纽带。
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现了真理性和价值性的有机统一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理性是价值性的基础，价值性是真理性的目的和归宿
真理性体现社会主义发展中客体尺度的存在和作用，主张追求和服从规律；价值性体现社会主义发展中主体尺度的存在和作用，主张人的需要和人的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首先坚持真理性，把追求真理作为实现价值的基础。这是由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也是我国长期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的在于满足人民的需要，促进人自身的发展。真理性与价值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两个方面，脱离了真理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会偏离正确轨道；脱离了价值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内涵的丰富和发展
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只有根据真理性要求，它的价值性才能真正贯彻下去，同时，价值性的实现也推动着真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真理性在价值生活中普遍适用，价值的实现也只有在不违背真理性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真理性与价值性在这种社会张力的平衡中实现彼此的相互建构和发展，从而也丰富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是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整个初级阶段的不同历史时期还存在不同的阶段性特征。一方面，人们认识和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是具体的、相对的，依据的中国具体国情也是不断变化的。另一方面，人们的价值要求以及价值实现的范围、程度等也是现实的、具体的，人们总是在社会实践发展中不断提出和提升自己的价值要求。共同富裕、公平公正和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既是逻辑上的，又是实践上的，是人们在实践生活特别是经济生活中根据实践的发展提出的由低到高的目标。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结合，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就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是其真理性与价值性在实践中逐步统一的过程。一方面，确立起以人民为中心，造福于人民的价值取向，因而能够合民心、顺民意，调动亿万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主体作用。另一方面，科学地反映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因而能够回到实践中去，正确地指导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理性与价值性相互依托、互相引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内在源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真理性和价值性相互依托、互相引导的根本动力。实践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理性与价值性只有以这个实践为基础，才能相互作用、共同发展；这个实践只有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真理性与价值性有机统一为内在源泉，才能顺利推进。
浅谈习近平开放发展理念
程铁娥[44]
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迫切需要以开阔的视野审视并确定新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着眼于解决内外发展联动问题，为掌握未来国际竞争的主动权，广泛参与和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和全球治理机制变革，提出了开放发展的理念，反映了我们党对发展规律的新认识。深学笃行开放发展理念，必将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为发展注入新动力，对胜利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面临的新任务具有重大意义。
一 开放发展理念的理论来源
开放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我国对现代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
在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国与国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集团与集团之间建立了广泛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以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对外开放为前提条件。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各国经济加速融合的当今时代，一个国家要发展壮大，就必须遵循社会发展规律，顺应时代发展要求，把国家的发展置于广阔的国际空间，而且历史也反复证明“各国经济，相通则共进，相避则各退”的发展规律。根据世界银行2008年发布的一份报告，全球有13个经济体实现了持续25年以上的高速增长，其共同的特点就是实行对外开放。开放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威力，是因为它符合扩大市场、深化分工、发挥优势推动经济发展的规律。
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变，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尽管各种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增多，但加快自身发展、提高综合实力依然是世界各国的共同追求。特别是围绕克服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影响、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许多国家都积极创新发展理念、完善发展战略，力争以新的理念、新的战略赢得发展主动权。虽然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我国只有打开国门，才能获得推动发展所必需的资金、技术、资源、市场、人才，甚至机遇和理念，才能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习近平的开放发展理念就是当今时代特色、世界发展潮流和我国发展要求的深刻反映，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
二 开放发展理念的实践基础
开放发展是我国基于改革开放成功经验的历史总结，也是破解发展难题、拓展经济发展空间、提升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提出的开放发展理念直面我国对外开放中突出的矛盾和问题。经过30多年改革开放，我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世界第一大吸引外资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世界第一大外资储备国，我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同时，中国参与全球竞争的低成本优势，其中最主要的是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已经不存在。波士顿咨询公司（BCG）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出口量排名前25位的经济体中，以美国为基准（100），中国的制造成本指数为96，即同样一件产品，在美国的制造成本是1美元，那么，在中国则需要0.96美元，双方差距已经极大缩小。同时，中国在对外开放总体水平不高的情况下还面临着更具风险挑战的国际环境。第一，金融危机后的全球经济的调整修复期仍在持续，外部需求减速，全球性产能过剩问题加剧，竞争越来越激烈，局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贸易摩擦在增加。第二，新一轮的贸易规则正处于构造之中，美国为使本国经济进一步复苏，并重新掌握在东亚地区的话语权，主导的TTIP排除了当今的主要新兴国家，特别是第二大经济体中国，资源性大国俄罗斯和人口大国印度。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扩大自身的优势，在全球经济治理中，掌握制度性话语权，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的任务更加紧迫，而高水平的开放倒逼国内高质量的发展就是重要途径之一。
2014年12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断扩大对外开放水平，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发展不断取得新成就的重要法宝。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实施了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30多年的时间里已经出现了三波开放倒逼改革的高潮。第一波是1980年深圳特区成为试验田，邓小平说要杀出一条血路来，通过引入市场经济，倒逼对体制机制的不断改革，到中共十三大时达到了高潮。第二波是上海浦东的开发带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改革高潮。第三波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倒逼中国按WTO规则修改了3000多条法律法规，中国经济被纳入全球化的市场经济轨道，也带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当前在上海、广东、福建、天津进行的自由贸易试验区遵循的“法无禁止即自由”的原则和“负面清单”管理办法，必然倒逼政府自身体制改革，推动政府由“管制性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推动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这种内外联动的外源式改革，既立足了国内，发挥了我国资源、市场、制度等优势，又很好地运用了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但能使我国在国际比较和竞争中创造新动能，在更高层次的开放中谋求经济发展、国家安全，而且能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的成果。
三 开放发展理念的科学内涵
开放发展是从全球视野思考中国的发展问题，揭示了中国的经济命运与世界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内在共赢逻辑，是世界共同繁荣发展的应然选择。习近平在充分认识到开放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的前提下，提出开放发展的理念，阐述了开放发展的内涵，他强调：“坚持开放发展，必须顺应我国经济深度融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这主要具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内涵。
第一，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发展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
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既面临与各国携手应对发展和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各种挑战，又面对抢占科技制高点、整合全球价值链、重构国际经贸规则的激烈竞争。虽然我国是第二大经济体，但与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美国相比，差距很大，可以说，中国的经济大而不强，还不能很好地把经济实力转化为国际制度性的权力。在实际的开放中，走出去与引进来相比力量较弱，而且支撑高水平开放和大规模走出去的体制和力量仍然薄弱，因此必须发展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即内外协调，进出口平衡，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引资和引技、引智并举。在引进方面，适应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要求，着力提高引资的质量，注重吸收国际投资搭载的技术创新能力、先进管理经验以及高素质人才。在走出去方面，适应我国对外开放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和投资大国以及市场、能源资源、投资等对外深度融合的新局面，支持我国企业扩大对外投资，推动装备、技术、标准、服务走出去，提升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增加更高层面的公共产品的供给。如此积极参与全球经济，在国内，能够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发展的质量效益，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在国际上，必将使我国从全球治理的一般参与者向主动塑造者转变，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更好地应对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及TPP、TTIP等高标准的区域贸易协定带来的挑战，促进国际经济秩序朝着平等公正、合作共赢的方向发展。
第二，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打造包容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加速整合，各国发展联动、机遇共享、命运与共的利益交融关系日益凸显。所以习近平指出，我们将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继续从世界各国汲取发展动力，也让中国的发展更好惠及世界。我国的开放发展，就是要大力推动互利共赢的国际发展合作。大家一起发展才是真发展是开放发展的重要内涵。
近年来，我国着力推动二十国集团加强合作，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筹建亚投行等，都是构建以互利共赢、共同发展为目标的开放多元的合作平台。在这些平台上，我国把既符合自身利益又能促进共同发展作为处理与各国经贸关系的基本准则，在彼此的共商、共建、共享中，弘扬开放包容、互学互鉴的精神，不断完善双边和多边合作机制，推进和相关国家和地区多领域的务实合作，给相关国家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在扩大开放中同世界各国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所以说，中国的开放不是独善其身，而是互利共赢，志在打造包容共享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完善对外开放的体制机制。中国将因开放发展而充满活力，世界也将因中国开放发展而更加美好。
四 开放发展理念的基本要求
开放发展理念是党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升华，极具理论价值，但开放发展理念的关键是如何全面贯彻。其基本要求有以下两个。
第一，党员干部要深学笃行开放发展理念。
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开放发展理念能否落地生根，变成普遍的实践，首先在于领导干部对该理念的认识深刻度。这就要求领导干部联系实际，不断深入、辩证地学习，从灵魂深处确立对开放发展理念的自觉和自信，把该理念贯彻到领导活动的全过程，落实到决策、执行、检查的各项工作中。
第二，勇于改革，构建发展新体制。
基于开放发展的改革的国家总体设计是：丰富对外开放内涵，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协同推进战略互信、经贸合作、人文交流，努力形成深度融合的互利合作格局。这一互利合作格局形成的关键是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新优势的形成依赖于对外开放新体制的构建。当前，上海、广东、天津、福建四个自由贸易试验区正在进行对外开放体制的探索，其成功经验会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到那时，创新的外商投资管理体制、完善的境外投资管理体制、开放安全的金融体系、完善的涉外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的风险防控体系等都会建立起来，营造竞争有序的市场环境、透明高效的政务环境、公平正义的法治环境、合作共赢的人文环境，形成有利于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制度安排。
中国越发展，就越开放。“十三五”时期，我们要深学笃行开放发展理念，坚定不移地走开放发展之路，着力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增强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实现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的良性互动，铸就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辉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五个基本问题
李凯[45]
学习、研究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当今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重要任务。唯物史观阐明了现实和观念的辩证关系，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规律，是马克思主义者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基于已有的学术研究成果，本文尝试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对其内涵、体系、现实依据和理论逻辑进行说明、概括、论证。本文存在的不足乃至错误，请学界同人不吝赐教。
一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涵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国家诞生以来，治国理政就是最重要的问题。治国，即治国之政务，使国家成为强盛安定的治国。理政，即理政务之事（如政本、政主、政官、政要等），使政务成为条理有序的理政。治国和理政是不可分的，治国必须理政，理政才能治国。政不理则乱，政乱则国必乱。往圣先贤从未间断过对治国、理政的关注、强调和论说。《管子·治国》和《说苑·政理》专论“治国之道”。《礼记·大学》则把治国置于平天下、齐家、修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的序列之中。在《贞观政要·论政体》中，唐太宗与魏征“从容论自古理政得失”。可以说，关于治国理政的论述遍布经、史、子、集。在不同的历史时代，治国理政有着不同的内容。显然，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国家治理不同于基于农业文明的传统国家治理。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艰苦奋斗中，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在治国理政卓有成效的工作中，不断探索、科学总结，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回答了党和国家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逐步形成了治国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党的科学理论。
综合学者们的研究成果，本文把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内涵概括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总结、概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经验而形成的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指导和行动指南。
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体系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一个由主题、目标、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构成的系统的、层次分明的科学理论体系。[46]在这里，主题、目标、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之间不是平行的、并列的，而是分属治国理政不同层面的，是治国理政从主题到内容的展开，是治国理政从原则到策略的递进，是治国理政从目标到手段的阐明。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主题指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这是深刻总结近代中国一切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经验教训，深刻总结在中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历史启示，符合我国实际和时代要求，符合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治国理政的目标、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紧紧围绕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形成的。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目标指的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包括“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中国梦的第一个宏伟目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梦的第二个宏伟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治国理政必须坚持的历史方向，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是这个大的历史方向中的近期和远期目标。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理念指的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是治国理政的原则。五大发展新理念强调，我们的发展是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新理念是对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原则性说明，指出了中国梦和“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具有的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的基本特征。在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阶段实现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在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阶段必将实现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思想指的是一系列指导治国理政的具体科学理论，是新理念在治国理政的方方面面的落实和展开，是治国理政的具体内容。它包括“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鉴于这四件事在现阶段的极端重要性，可以把它们从新思想中抽出来，列为新战略）、经济建设新常态理论、“一带一路”倡议、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党的建设理论、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理论、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理论、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五大发展新理念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指导原则，“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五大发展新理念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建设中的体现。“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新思想的纲要，各个领域的科学理论是在“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指导下建构的，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具体展开。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战略指的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新战略是治国理政诸多内容中最为重要的内容，是重中之重的事项。它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关键环节、重点领域、主攻方向，是实现“五位一体”总布局、五大发展新理念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手段。
三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现实基础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是观念决定了现实，而是现实决定了观念。“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47]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就是顺应世情、国情、党情的新变化提出来的。
世界格局处于一个加快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和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大国的国力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大国的国力出现了此消彼长的态势。尽管新兴大国的影响力与地位在逐步上升，但是都没有能力也无意取代美国。随着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与美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进入一个敏感期，尽管各方能够保持合作的大局，但是冲突因素明显增加。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显然是针对中国，意在防范、压制中国发展。中国与周边相关国家在领土和海洋权益上的摩擦、冲突也加剧了。可以预见，在短期内，局部地区地缘博弈更加激烈，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国际关系复杂程度前所未有，中国会遇到许多麻烦和问题，但是不会形成国家间的激烈对抗。只要中国推动双边与多边合作，消除人们对“中国崛起”的疑虑、误解，是完全有可能为自己的发展创造出良好的国际环境的。习近平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同时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不同制度模式、发展道路深层较量和博弈，……时和势总体有利，但艰和险在增多。”[48]在新的国际形势下，把握机会、赢得发展、战胜挑战，迫切需要我们党胸怀全局、统筹谋划，提出治国理政的大思考、大韬略、大智慧。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顺应新的国际形势、站在时代最前沿进行的科学谋划和战略部署。
从未来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看当下中国，一方面，我国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另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实现第一个百年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中华民族正处于走向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从过去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看当下中国，我国的国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处于整体转型升级时期。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优化、结构更合理阶段演化的趋势更加明显。生产力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转向更加注重“创新驱动”，生产关系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国家权力运作方式由“国家主导”转向更加注重“国家治理”，社会发展由非均衡发展走向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发展[49]，思想文化发展转向更加注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自信、安全，生态文明建设转向更加注重“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绿色发展。综合以上“未来”和“过去”两种视角，可以说，我国正处于社会整体转型升级的关键历史时期。这个时期的新问题、新矛盾不断出现，对党的治国理政提出了前所未有的考验。习近平指出，“今天，时代变化和我国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远远超出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当时的想象。同时，我国社会主义只有几十年实践、还处在初级阶段，事业越发展新情况新问题就越多，也就越需要我们在实践上大胆探索、在理论上不断突破”[50]。实践发展永无止境，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面对新国情、新问题进行的理论创新和突破。
经过96年革命和建设的考验，一方面，我们党的性质、宗旨没有发生改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没有改变，严密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要求没有改变，党在我们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没有改变。另一方面，党情出现了许多新情况。现在，我们党是一个拥有8875.8万名党员，441.3万个基层党组织的世界最大政党。党员不仅有工农群众，还包括各阶层致力于共产主义理想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先进分子，如私营企业家。这对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提出了严峻考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的主体性和独立性逐步增强，党、政府与社会、市场的权力边界需要重新厘清。随着我国社会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历史时期，党的基层组织的教育引导、服务管理的功能，党的干部任用选拔机制和标准，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都需要做出相应的改善。胡锦涛说：“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51]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正是对新党情、执政新挑战的理论自觉和有力回应。
任何科学理论都不仅是对客观现实的积极反映，而且是对改造现实的指导。“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52]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新世情、新国情、新党情的理论升华，是对世界发展的新形势、中国社会整体转型升级的新问题、党的执政新挑战的科学回答，也是现阶段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科学理论。
四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马克思主义本色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所有科学的理论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53]。因此，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理解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不仅要求我们把它与世情、国情、党情联系起来，而且要求我们把它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加以考察。
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关系是“源”与“流”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根本立场。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当今国情的判断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观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代中国最大的客观实际，就是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我们认识当下、规划未来、制定政策、推进事业的客观基点，不能脱离这个基点”[54]。可是，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国情也发生了改变，生产力、生产关系、治理方式、面对的困难都发生了重要变化。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的主观必须符合变化发展的客观实际。我们既要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同时也要认识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就是基于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特征做出的科学判断。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坚持了物质生产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的观点。“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55]所谓发展，指的就是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社会生产方式不断向前进步，生产出更为丰富的物质财富，为解决社会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自觉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观点，科学地论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系。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体制是结合在一起的。既要发挥政府的作用，也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的“看得见的手”和市场的“看不见的手”都要使用好，两者不是对立的、相互否定的，而是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有机统一的，它们共同推动了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自觉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必然趋势的观点，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道路问题是第一位的问题，中国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结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56]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发展完善，我们的制度必将越来越成熟，制度的优越性必将进一步显现，我们的道路必将越走越宽广。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不断使用辩证思维、系统思维、战略思维认识和解决改革发展的基本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充分体现了系统思维。每一个“全面”都意在克服之前工作中存在的片面化、碎片化问题，强调该领域工作的整体性、统一性。“四个全面”在一起协调发展，才能推动社会整体的进步。“这个战略布局，既有战略目标，也有战略举措，每一个‘全面’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我们的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战略举措。要把全面依法治国放在‘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中来把握，深刻认识全面依法治国同其他三个‘全面’的关系，努力做到‘四个全面’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57]
五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提炼和升华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关系同样是“源”与“流”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是对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和发展。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旗帜鲜明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反对其他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习近平说：“近些年来，国内外有些舆论提出中国现在搞的究竟是不是社会主义的疑问，有人说是‘资本社会主义’，还有人干脆说是‘国家资本主义’、‘新官僚资本主义’。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58]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面地阐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三位一体的构成，把三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从历史逻辑、现实逻辑、理论逻辑的角度充分地论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联系。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目标，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对“三步走”战略思想的整合、升华。党的十三大提出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2000年，我们已实现了“三步走”战略的第一、第二步目标。党的十五大把第三步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制定出新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2010年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第二步，到2020年建党一百年时，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党的十六大重申了这个新“三步走”战略，并明确指出，到2020年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今天，新“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已经顺利实现。党的十八大把未走完的两步战略目标明确地表述为“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这种表述更精准、更有意义。一方面，“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表述把“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精准地概括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另一方面，“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的表述凸显了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和作用。习近平进一步把“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概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方面，中国梦的表述更为精练；另一方面，中国梦的表述涵盖了更多的意义，它既包含了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性意义，还包含了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深厚的历史意义。因此，中国梦更容易成为社会共识，也更能够凝聚社会共识。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理念是对科学发展观的提炼和升华。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科学发展观坚持可持续发展，使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国家，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科学发展观坚持统筹发展，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统筹国内发展与对外开放。科学发展观坚持全面发展，推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的共同发展。科学发展观坚持协调发展，就是要使各个地区、各个部门、各个领域比例适当，结构合理，相互促进，良性运行。科学发展观意味着由要素驱动、投资规模驱动向理论、制度、科技、文化创新驱动转变。我们把上述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加以提炼，就会得到五大发展理念。五大发展新理念是在深入分析国内外发展大势、深刻总结国内外发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认识把握发展规律的科学理念，是科学发展观的凝练和升华。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思想是对“五位一体”总布局的细化、丰富和发展。经济新常态理论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特征和规律的概括，为现阶段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我国现阶段社会文明、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凝练，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立了指南。“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生态文明的鲜活表达，是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的目标。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新战略，即“四个全面”战略，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建设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的整合、提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就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成小康社会、依法治国、从严治党等重大问题做出了许许多多的论述和部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错综复杂的局面，建成小康社会、深化改革、依法治国、从严治党必须更加注重相互照应，统筹兼顾，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全面”一词概括、凝练地表达出了这四项工作的特征及其相互关系。
习近平生态思想探析
——兼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
张磊[59]
2016年5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省伊春市考察调研时指出，生态就是资源，生态就是生产力。同年10月，他在新疆乌什县又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其实，早在2013年，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回答学生的问题时习总书记就提到过类似的观点：“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自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多次强调生态与生产力的关系，是因为在现阶段，生态环境的好坏成了中国经济能否又好又快发展、中国民众能否健康幸福生活的基础条件和重要保障。
一 习近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
“生产力”这一概念并非马克思恩格斯首创，在此之前，弗朗斯瓦·魅奈、亚当·斯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等人都研究和论述过，只是他们对生产力的认识立足于经济学的视角。到了马克思恩格斯这里，他们对生产力概念的理解逐渐由经济学转向哲学。恩格斯指出，从本原看，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就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就是说，人类的劳动能改变人与自然的关系，能创造生产力。
马克思曾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社会劳动生产力，首先是科学的力量”等。简而言之，“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就是最初的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我们知道，马克思创造了剩余价值。他强调，为了追逐最大限度的剩余价值，资本家采用了机器大工业这种与资本主义相适应的生产体系，在此生产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理论。他指出生产力的界定具有三种不同层次：最抽象意义上的生产力层次、与人类社会特定形态相对应的生产力层次、植根于具体生产过程中的生产力层次。[60]唯物史观认为，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统一于社会生产。与此相适应，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构成社会生产力的两种基本形式。也就是说，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要素本身的生产力，即物质生产力，而且包括生产过程中所产生的集体力，即精神生产力。马克思指出：“生产力当然始终是有用的、具体的劳动的生产力。”[61]这说明马克思认为科学技术是物质形态的生产力，是生产过程当中的现实生产力。虽然科学技术一开始以观念形态或知识形态存在，但一旦渗透和作用于物质生产过程，便成为现实的、直接的生产力。因此，马克思视阈下的科学技术是物质生产力。
对马克思“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思想继承和发展的还有邓小平。1988年9月，邓小平根据当时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和现状，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从而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他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一文中曾三次提到了这个观点，分别是：“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62]“马克思讲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这是非常正确的，现在看来这样说可能不够，恐怕是第一生产力。”[63]“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嘛。”[64]概括来看，邓小平的生产力理论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最直观的发展就是把科学技术由“生产力”提升到“第一生产力”，这意味着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中，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根本推动力。其次，在马克思看来，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属于意识形态，而非现实的物质存在，即社会科学不属于生产力的范畴。虽然邓小平认为的科学技术主要指自然科学，但他曾强调“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65]，因此，尽管社会科学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精准计算，但邓小平认为社会科学也应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通过分析马克思和邓小平对生产力的理解和界定，很明显看出，生态作为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是一种物质生产力，它既是生产要素，又是生产过程的基础条件，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发展和创新。
二 习近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关系的继承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是否具有生态思想，学术界对此是存在争议的。反对者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生活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刚刚起步的时代，他们“只是关注了人类生存的状况，并且主张只有无限制的工业化才是唯一改善人类生存状况的方法”[66]。其实，马克思早在《1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揭露了资本主义造成的生态问题：“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习性，都不再成为人的需要了。肮脏，人的这种腐化堕落，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的生活要素。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67]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更是多次指出：“一条黑水流过这个城市（波尔顿），很难说这是一条小河还是一长列臭水洼。这条黑水把本来就很不清洁的空气弄得更加污浊不堪。”[68]“桥以上是制革厂；再上去是染坊、骨粉厂和瓦斯厂，这些工厂的脏水和废弃物统统汇集在艾尔克河里。”[69]“到处都是死水洼，高高地堆积在这些死水洼之间的一堆堆的垃圾、废弃物和令人作呕的脏东西不断地发散出臭味来污染四周的空气，而这里的空气由于成打的工厂烟囱冒着黑烟，本来就够污浊沉闷的了。”[70]正是工厂区域的空气污染、河水污染、土壤污染等，使得工人的生命力减退甚至死亡，英国工业社会就是这样慢慢地将工人过早地送进了坟墓。
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马克思恩格斯关注的基本问题之一，贯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发展的始终。概括来讲，人与自然是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这种关系通过人类劳动体现出来。首先，自然对作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劳动具有制约作用；其次，人凭借其劳动不仅在自然界满足其需要、实现其目的，而且给自然界打上了自己活动的印记。并且，自然对人类的盲目行为还会予以报复和惩罚。恩格斯就曾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71]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劳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人们只有先进行物质资料的劳动生产，满足其衣、食、住、行、用等基本生活需要，才有“创造历史”的基础，因此人类劳动在《资本论》中被定义为“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72]。马克思指出：“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73]恩格斯也强调“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方能进行”[74]。可见，马克思主义讨论自然与人类劳动的关系，旨在突出自然生态作为人类劳动的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生产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为了防止马克思主义所强调的人与自然的异化，而这种异化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达到了极点。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在人类和地球——自然赋予的永久性生产条件——的“新陈代谢的联系中”催生出“无法修复的断裂”，而这种新陈代谢过程中的断裂完全是对“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即人类劳动的破坏。换言之，资本主义制度与生态环境破坏之间存在根本联系。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但要求GDP不断持续增长，而且无法准确评估自然资源和环境风险。作为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社会主义就是要消除人与自然的对立，即把自然生态系统及其他物种视为具有自我价值的，能够和人类和谐相处的伙伴。“从马克思到我们这个时代的技术进步都不能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和环境破坏之间的基本关系。意识到这个关联就是意识到今天所有的社会主义都必须是生态社会主义。”[75]因此，既然生态是宝贵的资源，是人类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的基础要素，如果当前不把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处理好、协调好、统筹好，则“绿水青山”将不存在，人类的生存环境将受到威胁，通过人类劳动创造的生产力也将无法维系。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科学认识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对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继承和发展。
三 习近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提出是对经济与环境关系现状的反思
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直是中国的指导思想。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主张在保护环境的基础上，认识、遵循和利用自然规律，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76]，因为要想从根本上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解决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就必须建立起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以生产力高度发达为基础的。生态马克思主义则反对经济的过度增长，认为应该在以保护生态环境为核心的基础上保持经济适当的增长，甚至为了保护环境可以将经济的发展速度降低到零的水平，即控制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虽然马克思恩格斯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都肯定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必然联系，但他们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的认识是存在差异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只有生产力高度发展之后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而生态马克思主义则认为只有控制经济发展速度才能有效保护生态环境。
当前的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发达国家上百年的工业化发展道路，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这种快速的经济增长是以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的生产方式换来的，从而带来了一系列生态问题，生态系统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环境污染也异常严重，特别是雾霾污染，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最大的环境问题。换言之，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用过高的环境代价换取的，经济和生态之间陷入了一种得不偿失的怪圈：“发展是为了让人民过得更好一些，如果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代价，把最基本的生存需要都给破坏了，最后还要用获得的财富来修复和获取最基本的生存环境。”[77]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生产力包括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当然，生产力还可以划分为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自然生产力是“自然生态系统孕育万物的能力”[78]，与人的劳动无关；社会生产力是“人类永续利用自然进行物质资料生产，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能力”[79]，通过人的劳动得以实现。无论是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还是现代生态文明，社会生产资料均源于自然资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以自然生产力的增强为前提，即使科技进步极大改善了自然生产力，但这种作用也必须建立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之上。因此，发展社会生产力，必须保护和改善自然生态环境，使自然生产力得以保持和增强。可见，无论是自然生产力还是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都与自然生态环境密切相关，必须以自然生态环境为基础。“经济发展是在自然环境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良好的生态环境能降低经济发展的成本，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支持。反之，环境问题解决不好，就会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问题，甚至阻碍经济发展。”[80]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在强调生产力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内在必然联系，尤其凸显人与自然和谐统一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但这种提法不是要求中国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先发展生产力再保护生态环境，而是应该如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说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应该放缓经济发展的速度，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目标，即“发展上适当稳一点，也不要建立在生态环境破坏基础上的快”。
四 习近平“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提出是对人类社会共同福祉的期盼
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有关活动后，到琼海、三亚等地深入渔港、特色农业产业园、国际邮轮港考察调研时提出：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生态环境作为一类重要的公共产品，涉及全体国民的切身利益。正如北京大学吴必虎博士提到的，生态环境中清洁的大气每个人都需要呼吸，清洁的淡水每个人都需要饮用，不受污染的土壤更是生产粮食的最基本条件，所以，生态环境作为一种特殊的公共产品比其他任何公共产品都重要。
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是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和生产资料相结合而形成的改造自然的能力，即生产力是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就是要突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要因素。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统一，那么这意味着共产主义阶段的生态环境应该是健康良好的。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将生态的重要性凸显，不仅是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迫切需求，更是从社会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重要生态前提。生态不仅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更是人类的共同福祉。“社会主义告诉我们，经济结构的作用就是为人民服务。社会主义国家比其他依赖自由经济的国家更成功地减小了贫富差距。而且，铲除一个拥有生产工具并为自己的利益而剥削他人劳动的阶级，就等于向更公正的社会迈出坚实的一步。社会主义体制下，我们可以指定保护稀有资源的长期计划，也可以及时制止不利健康或造成污染的产品的生产。”[81]
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同中外记者见面时讲道：“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期盼孩子们能成长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82]“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表面揭示了生态环境对于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重要性，从更深层次上看，则是生态环境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人民群众当前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是人民幸福之基础，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如果经济社会发展不能满足人民的实际需求，不能回应人民的各种期待，则发展将不可能持续下去。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发展尽管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同时也积累了大量的生态问题，这些问题成为中国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阻碍、“五位一体”总格局中的短板。但是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高，也就是说，生态环境在人民群众生活幸福指数中的地位不断凸显。我们的共同福祉已由过去的“盼温饱”“求生存”变为现在的“盼环保”“求生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把不损害生态环境作为发展的底线。”[83]这说明生态环境在当今中国是很大的民生问题，关乎人类共同福祉，保护了生态，就保护了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从而保护了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
此外，不管当前学术界对“有机马克思主义”的争议如何，我们都要认识到它用“人类共同体”的概念既反对为了满足人类需求肆意破坏掠夺自然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反对过度保护自然而牺牲了人类社会利益的“生态中心主义”，确实为人类共同福祉的实现提供了一种可能性。人类共同体主要是强调整个宇宙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彼此依存的有机整体。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事物与事物之间都处于一个动态的、发展的生命共同体之中。“自然有自己的价值和尊严，它们的存在并非只是供人类使用它们有自身的价值，人应该学会尊重自然，即使在使用自然的时候也应该怀着尊敬的心态。人类必须学会考虑自然的利益，考虑全部生命的福祉、捍卫自然的权利、保护人类的尊严和自由、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84]习总书记也强调：“大自然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系统。比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85]由此可见，人类作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而存在，其繁荣和发展有赖于整个生态系统的存在和繁荣。这是一种共同体意识，也只有具备了这种意识才有可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共同福祉。“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提出就是倡导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生态系统这个生命共同体中，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
五 结论
总的来说，自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生态自觉；随着近年来雾霾污染的日益加重，人民群众追求环境权益的需求不断增加，可以说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已经成为当今中国人的共识。在习近平关于环境保护的系列讲话中，“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提出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作用。首先，这一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新发展，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形式。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生产力是指物质生产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方面，生产力只有进入了生产过程，加入了人类劳动，才能成为物质的、现实的生产力；另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只有和谐统一了才能避免劳动异化，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所以习近平“生态就是生产力”这一科学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和自然观的继承，是新时期回答中国如何解决生态难题的新思路。其次，这一观点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新内容。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见生产力发展始终是中国的首要任务，但随着生态问题的不断凸显，我们应该认识到抓经济也要抓环保，虽然说经济发展是物质基础，但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关乎人类未来发展和共同福祉的生态问题也应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解决的重大民生问题。生态环境问题归根结底是经济发展方式问题，如何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提出为其提供了正确的应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