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1]拿破仑的这句话，在很大程度上揭示出了世界各国历史的一个共同秘密——意识形态虽然无形却能够慑服人心，它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自从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科学知识和理性思维能力均得到了显著增长。一方面，宗教信仰体系日益衰落；另一方面，世俗化的信仰体系日渐勃兴。这种世俗化的信仰体系虽然指向未来，但是拥有强烈的现实导向，要求通过实践进而架构起连接现实与未来的桥梁。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决定了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意识，进而影响了每个人的思想价值观念，所以，虽然这种具有显著实践导向的世俗化信仰体系貌似是每个人的自主选择，却不可避免地代表一定群体的意志，体现一定阶级阶层的利益。这种世俗化的信仰体系就是意识形态，曼海姆认为它是马克思的一个重要发现，“马克思主义重新发现，在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中，不可能有‘纯理论’。它看到，在每一种理论的背后，都隐伏着集团的观点。集团思维这种现象依照利益以及社会环境和生存环境表现出来，马克思把这种现象称为意识形态”。[2]这对我们的启示是，对于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个人心理层面，而要去探究其背后集团性的深层利益关系和价值诉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3]意识形态作为一个复杂的概念体系，包括政治思想、法律思想、道德、社会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诸多方面。如何在内容众多的意识形态概念体系中分清主次轻重，也是我们必须考虑的问题。由于马克思在分析意识形态问题时具有价值论的重要维度，提出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观念体系，本质上反映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从而将政治意识形态放在了意识形态概念系统的核心位置。在理论上，对它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即在阶级社会中，任何一个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巩固本阶级的统治地位，使国家政权按照统治阶级的意愿进行有序运转并不断实现和维护统治阶级的各种权益，就总是会利用各种意识形态形式来阐述本阶级统治地位的合法性。从社会思潮激烈竞争、频繁交流交锋的现象来看，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民族主义、社群主义、无政府主义等各类社会思潮具有很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具有鲜明的政治立场，拥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因而它们是作为政治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对于各国之间以及一国社会的秩序产生了重要影响。正是出于上述原因，政治意识形态应该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政治意识形态的这种独特地位和作用，导致其不可避免地成为政治话语工具，必然承担极其重要的政治功能，其重要性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因此，加强政治意识形态的建设，成为任何现代国家统治阶级必须面对和积极进行的工作。美国政府可谓是政治意识形态建设的典范，它通过政治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尤其是自由民主政治价值观的对外传播，谋求意识形态领域的全球话语霸权，在世界其他国家人民头脑中建构“美国意识”，在文化上塑造美国的全球吸引力。美国政府注重意识形态输出的战略举措，基本上实现了两个“双丰收”。一是，通过把文化价值观内蕴在各种商品之中，在境外实现了经济利益和国家利益的双丰收；二是，通过“自由”“民主”等政治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提高了美国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认同度，进而促进了国家政治意识形态对于本国人民的凝聚力，实现了政权稳定度和政治吸引力提升的双丰收。
由于如此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攻势，以及其自身独特的历史原因，美国成了一个以政治意识形态立国的国度。如今，“美国”不仅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空间概念而存在，而且转化成为一个文化主导的政治空间。在全球化深度发展的当今时代，这个文化层面的抽象意义上的“美国”几乎无处不在、覆盖全球。虽然世界其他国家具有传统意义上的主权独立，但是在社会心态之中，面对这个执掌着“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博爱”等所谓“普世价值”判断权柄的国家，又有哪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完全独立于以美国为中心的文化空间之外而存在呢？
2010年5月，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的内容，在美国国内和全球对“普世价值”的尊重，以及由美国推动构建的国际秩序，都被视为涉及美国国家安全的“持久的国家利益”。2017年12月，美国白宫发布了特朗普任期内的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这一奉行“美国优先”原则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张提高美国的世界影响力，因为它认为一个支持美国和反映美国价值观的世界会让美国更加安全和繁荣。政治意识形态作为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对其进行积极输出与扩张也成为美国外交的基本内容。对于美国的意识形态对外渗透问题，20世纪中叶以来许多学者进行了大量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历史学领域。迈克尔·H.亨特在《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一书中用文化分析法去研究美国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的形成原因，又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审视了建国以来美国外交政策的历程，提出由于社会政治文化十分稳定、没有遭受大的震动和冲击，因而美国人把外交政策中的“民主”意识形态输出视为天经地义，却把别国的共产主义、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看作反常。
文化帝国主义与媒介帝国主义则是学者们从理论层面对于美国意识形态渗透问题的探究，用来阐释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价值观扩张活动。威廉·威廉斯、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尔·阿多尔诺等学者对美国文化帝国主义的表现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美国利用经济发展优势，在把美国文化产品出口到世界的过程中，将自身价值观强加于亚非拉国家，将自身关于经济进步和自由民主的观念提供给其他国家，成为它们衡量自身发展状况的标准，形成了事实上的文化征服关系。文化帝国主义的强势文化与相对弱势的民族文化之间是训话和被训话的关系，而且这种二元文化格局将产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马太效应，最终转变为帝国主义的一元文化格局。1969年，赫伯特·席勒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通过批判大众传媒与信息技术领域中的霸权主义行为，对美国媒介助推政治价值观肆虐海外的现象进行了详尽的揭露。1976年，席勒在《传播与文化统治》一书中则进一步向人们展示出了一幅“美国媒介帝国”的全球图景。随着以电视、电影、广播、杂志、报纸等为载体的大众媒体在执行美国文化霸权使命过程中的角色不断得到揭示，媒体成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重要渠道的观点日益成为共识。受到美国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媒体不懈地编织着一个个“自由”“民主”的“美国梦”，在这种持续的舆论氛围浸染之中，目标国家与地区人民特别是精英阶层的思想意识、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在这个幻梦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改造。
当今，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媒介帝国主义也发展到了以互联网为传播载体的崭新阶段。诚如马尔库塞所言，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越来越多地依靠传统政治领域之外的工具如科学技术和知识等，实施对社会和公众的控制。信息网络技术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意义的现代科学技术已经深度渗入社会生活。具有前瞻性的观点是，约瑟夫·奈在《权力大未来》一书中明确提出，网络权力是全球权力的新态势，详细阐述了“网络权力”的三个层面，具体包括：诱使目标做最初不会做的事情、排除目标的战略阻碍及选择、塑造目标的偏好。由互联网这一新型传播技术引发的传播方式革命，导致信息流冲破国界，真正实现了全球范围的互联共享。虽然在物理层面网络技术支持信息自由流动，但是信息传播的权力是不平等的，处于信息网络技术和文化话语双重强势地位的美国成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强力提供者，进而利用信息传播的优势地位吸引他国公民并形成软实力。“网络文化帝国主义”“网络外交”“网络殖民主义”等学术概念的出现，表征着这一问题进入了一批具有民族主义情怀之学者的研究视域，他们认为美国文化帝国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然而，对于美国利用信息网络技术进行的意识形态对外传播活动仅仅做出“帝国主义”之类道义上的谴责还远远不够，对于这个在信息技术和文化价值观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国家，我们除了需要心存防范意识以外，更重要的是应该主动地借鉴和吸收它的成功经验，力求做到为我所用、有所超越。而且，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笼统地把美国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活动视为文化帝国主义也不尽客观，而进行有所甄别的对待必将是应然之举。更为关键的是，为了避免出现认识层面的主观遮蔽现象，深度凝聚社会共识，共同迎接互联网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的挑战，迫切需要积极跟进相关研究工作。
2010年，国防大学组织了一次问卷调查，在问卷内容设计上突出了对美国政治本质的基本认识，以及对中美战略博弈的认识等内容。调查的结果显示，我国大多数中高级干部对于美国霸权主义具有较为明确的认识，但是对美国的政治本质、美国对外政策的逻辑基础、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走势和策略伎俩，特别是对我国实施“隐形攻击”的手段及威胁，在思想认识层面还十分不足。同样，对于这一问题，我国民众的认识水平则是更加不容乐观。不管是政治精英还是普通民众，他们都呈现出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输出这一问题认知状况的整体不足。这种社会群众的整体性认知不足，充分暴露出我们的相关研究成果还比较缺乏，以至尚不能为我们深入了解美国以及客观把握中美关系提供有力的思想支撑。
对此，本书将力求突破既有研究的局限，根据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原则，以美国互联网政治意识形态输出战略为研究对象，在阐明政治意识形态基本概念的基础上，探求美国利用网络进行政治意识形态输出的历史，对于美国政治意识形态网络输出的内容、目标、方式进行深入探讨，尝试对其进行规律性的总结，并且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通过这一研究工作，我们希望能够更加深入、立体式地了解互联网条件下美国政治意识形态输出的状况，从而为中国迎接美国互联网政治意识形态输出这一重大挑战提供智力支持，也为中国积极主动地进行互联网时代的政治意识形态建设工作提供决策参考。
注释
[1]〔法〕乔治·勒费弗尔：《拿破仑时代》（下卷），《拿破仑时代》翻译组译，商务印书馆，1985，第174页。
[2]〔德〕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黎鸣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26页。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人民日报》2017年10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