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5月22日，巴黎公社被镇压，梯也尔的反动军队进入巴黎，他宣称是“秩序、正义和文明获得了胜利”。马克思则对此反驳说：这是“建立在劳动奴役制上的罪恶的秩序、正义和文明”，“工人们平静的巴黎、公社的巴黎，突然被这批维护‘秩序’的嗜血恶狗们变成了一个魔窟”。而梯也尔所谓的“秩序、正义和文明”的巴黎，马克思则怒斥为是“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游手好闲者的巴黎”，是“奴仆、骗子、文丐、荡妇”麇集的巴黎。
马克思以爱憎分明的犀利笔锋，旗帜鲜明地高扬起毫不妥协的斗争精神。马克思在巴黎公社期间所写的论著和书信文章，都有着战斗檄文的写作风格，成为了洋溢着斗争性的典范。在以后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中，列宁和毛泽东等革命导师都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思具有鲜明斗争性的写作风格，在指导俄国和中国革命实践的著作和文章中都体现出了和马克思的斗争性同样犀利的文风。
1903年7月17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一个面粉仓库里，聚集了43个俄国人，为了不引起外面的注意，他们在所有的窗户上都蒙上了厚厚的红布。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举行。
这次会议要通过党纲、党章和选举党的中央机构，因此，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斗争是很激烈的。与列宁的建党方针相对立的，主要是马尔托夫等人，列宁在给大会起草的文件及会上的发言稿件体现了与马尔托夫等人毫不留情的斗争，写作风格上也凸显了旗帜鲜明的斗争性。
讨论党纲草案时，就有人反对写上无产阶级专政，在列宁的坚决斗争下，大会通过了将无产阶级专政作为最高纲领的党纲草案，而在讨论党章第一条时，发生了异常激烈的争论。马尔托夫等人主张凡是“在党的机关监督和领导下为实现党的任务而积极工作者”，都可以成为党员，后来又干脆主张只要“经常亲自协助党”的人都可以入党。在当时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下，如果按照马尔托夫等人的主张建党，党就会成为一个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和不定型的团体。所以，列宁坚决不同意这样的建党方针。
列宁在表明自己主张的写作方式上首先是基于坚定的政治立场的明确表态：“我们的任务是要维护我们党的坚定性、彻底性和纯洁性。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所以我反对马尔托夫的条文。”列宁坚决主张：党应当是一个有组织的部队，每个人都不能自行宣布加入，而应由党内某一组织批准吸收，他们不仅要承认党纲，而且必须参加党的一定组织，服从党的纪律。这些明确的表述，在反对马尔托夫的主张上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在此基础上，为了强化列宁主张的建党原则，列宁用了“宁可……，也不……”的语式，以表明他毫不妥协的态度。他说：“宁可十个办实事的人不自称为党员，也不让一个说空话的人有权力和机会当党员。”以后在论及党员标准，保持党的先进性上，列宁也曾用过类似的语式，列宁曾讲过：“徒有虚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的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理混进党来的人。我们曾多次重新登记党员，其目的在把这些混进党来的人驱除出去，只让有觉悟的真正忠于共产主义的人留在党内。”
在列宁的坚决斗争下，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的建党方针获得通过，最后在选举党的中央机构时，拥护列宁主张的人占了多数，被称为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的俄文译音），而拥护马尔托夫的人被称为孟什维克（少数派的俄文译音）。这就是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的名称由来。
讲到俄国党内的斗争，不能不提及一个重要的人物，即普列汉诺夫。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二次代表大会的主席团中，列宁是副主席，而主席就是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过重要贡献，曾被誉为“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他与列宁在政治理论上曾是一致的，1903年的那次大会上，普列汉诺夫坚决支持列宁，并以其声望赢得了多数代表对列宁的支持。
但此后不久，普列汉诺夫为了调和党内矛盾，开始转向孟什维克，从这时起，他与列宁开始出现政治分歧，尤其在俄国革命究竟走什么样的道路这样重大的原则问题上，分歧越来越大。普列汉诺夫对列宁大加指责，先后给列宁扣上了多项帽子。如“民粹派”、“空想主义者”，等等，对于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普列汉诺夫更是极力反对。
列宁对待普列汉诺夫的态度上是复杂的。在列宁走上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曾得到过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在个人之间的关系上有着师长和朋友的情感，但是列宁立党为公，为了捍卫马克思主义不受曲解，他义无反顾地抛弃了一切个人的好恶，开展了与普列汉诺夫的斗争。
列宁的夫人克鲁普斯卡娅曾生动地描述了列宁为了坚持原则，与普列汉诺夫等人断绝政治关系时，心灵所经历的痛苦。她写道：“普列汉诺夫在列宁的思想发展上起过很大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对列宁来说，同普列汉诺夫发生任何微小的分歧，都使他感到万分痛心。”由此可见，列宁并不是冷血的“斗争狂”，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列宁是不让步的，他说：“在自己人中间展开论战是不愉快的，所以我尽量缓和语气。但是如果闭口不谈分歧，那就不仅仅是不愉快的，而简直是有害的了。”
基于斗争性的原则立场，列宁批判普列汉诺夫的论著和文章在写作风格上并未思三虑四，躲闪回避，仍然是抓住要害，严格批判。尽管初期确实在“尽量缓和语气”，但是到了后期，列宁的批判语气逐渐严厉，因为普列汉诺夫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战争，而普列汉诺夫却在这一年出版了《论战争》的小册子，提出了所谓的“祸首论”，他避而不谈沙皇参战的帝国主义企图，却说什么要估计具体形势，首先需要找出实际上是德国和奥匈帝国的祸首，进而走上了以“保卫祖国”为名义而公开拥护帝国主义战争的道路。这就完全背叛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而站到了帝国主义阵营的一面。
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对普列汉诺夫的批判语气便不再“缓和”，而是痛斥他的无耻诡辩，毫不留情地揭露所谓“保卫祖国”的反动实质。列宁指出：“这种绝妙的议论是对社会主义的极端庸俗的嘲弄，回答这种嘲弄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定制一个奖章，一面有威廉三世和尼古拉二世的肖像，另一面有普列汉诺夫和考茨基的肖像。请看，真正的国际主义就是为这种行为作辩护，为了‘保卫祖国’而让法国工人向德国工人开枪，让德国工人向法国工人开枪。”以尖锐的反讽方式，一针见血地击中了普列汉诺夫反动言论的要害，使列宁在对普列汉诺夫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消除了其对俄国革命的消极影响。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场各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争夺的战争。当时已经腐败不堪的沙皇政府的愚蠢参战，加剧了国内各种矛盾的总爆发，加速了其反动腐朽统治的快速灭亡，俄国出现了一触即发的革命形势。
1917年2月，“二月革命”爆发，沙皇被迫退位，彼得格勒成立了一个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但是在当时，工人和士兵是反对沙皇的主力军，资产阶级并没有领导这场革命，因此在革命胜利之后，工人和士兵们组织了自己的领导机构——苏维埃。资产阶级在苏维埃中没有任何权力，工人和士兵苏维埃由于手中的武装而掌握着实际的权力，但却还有一个临时政府凌驾在他们之上，出现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和工人与士兵代表苏维埃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
俄国革命到了十分关键的时期，是服从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还是通过坚决的斗争，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成为了一个摆在面前的必须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1917年4月16日，受沙皇长期迫害而多年流亡在外的列宁从瑞士回到了彼得格勒，第二天早晨就参加了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并作了《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四月提纲”。
“二月革命”爆发的时候，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领导人还在监狱里或被流放，广大工农群众缺乏政治经验，致使苏维埃的领导权被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所窃取，他们支持资产阶级建立的临时政府，认为俄国还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还需要同资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合作，而当时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也糊涂地采纳了孟什维克拥护临时政府的政策，工人和士兵们不信任临时政府，但信任他们的领导人，而苏维埃的领导人中存在着倒向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严重倾向。
“四月提纲”就是为了解决这种严重的倾向提出的，因而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核心思想就是丢掉一切幻想，与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作坚决的斗争，使“一切权力归苏维埃”。
由于形势严峻，列宁在写作“四月提纲”时突出了斗争的尖锐性，以坚决的、不容置疑的表述方式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一方面是表明对资产阶级临时政府的态度“不给临时政府任何支持，指出它的任何谎言，特别是关于放弃兼并的谎言。要进行揭露，而不是‘要求’这个政府即资本家政府。这种要求是散布幻想，是不能允许的”。另一方面是坚决主张夺取全国政权：“在俄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无产阶级由于缺少组织性，而使资产阶级得到了政权；当前形势的特点，是革命正在向它的第二阶段过渡，向工人阶级和贫农夺取政权的阶段过渡。”同时，列宁还提出了实现这一过渡的路线和计划，规定在经济方面要没收地主土地，全面土地国有化，把所有银行合并为一个由苏维埃加以监督的国家银行，政治方面则由国会制共和国进到苏维埃共和国，等等。
“四月提纲”主题突出，言简意赅，斗争性的写作风格非常鲜明，既克服了糊涂认识，也指明了革命斗争的方向和道路，统一了布尔什维克党人的思想，为推翻临时政府的统治，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做好了准备。
但是，列宁进一步想到，要指导俄国的革命斗争取得全国的胜利，还应当在提纲的基础上，深入进行国家与革命的研究，彻底清除各种错误思潮的思想根源，使俄国革命斗争的发动建立在坚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
1917年7月21日晚上11点多，彼得格勒火车站开出了最后一列客车，客车中有一位芬兰农民打扮的人，到距芬兰不远的拉兹里夫下了车，他就是列宁。拉兹里夫湖波光粼粼，湖边有一座草棚，棚里有个厨房，两个树杈架起一根木头，上面挂着一口小锅。草棚前清出了一块空地，放着两个树墩，一个当桌子，一个当凳子，列宁就住在这里，并且风趣地把这个草棚叫做“我的绿色办公室”。
列宁秘密离开彼得格勒是有原因的。以克伦斯基为首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制造了“七月流血事变”，接着就对布尔什维克党进行了全面的镇压，白色恐怖笼罩全国。虽然布尔什维克党转入了地下，两个政权并立的局面结束，但俄国革命孕育着新的高潮，列宁所预言的革命的第二阶段已经开始。
在这种形势下，列宁更加感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俄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清除各种错误思潮的影响，确定出俄国革命的正确指导方针的必要。一方面，他仔细阅读彼得格勒出版的每一种报纸，布尔什维克党中央也派代表来到列宁这里，汇报工作听取指示，列宁分析当时的革命形势，写出一篇篇战斗檄文送往革命的摇篮彼得格勒，指导革命的进程；另一方面，列宁在这里忘我地工作思考，深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国家与革命的理论，全面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70多年来的革命斗争经验，开始撰写将要影响世界革命进程的光辉著作。拉兹里夫湖畔的篝火在漆黑的夜里格外明亮，这里连接着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命运。
8月中旬，临时政府的密探盯住了拉兹里夫湖畔，8月31日列宁按照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安排，装扮成铁路工人，避开了反动当局的监视，到达了芬兰首都赫尔辛基。赫尔辛基哈格涅卡娅广场一号楼的一间屋子里彻夜灯亮，列宁在这里继续工作和研究。夜深人静时，纸和笔摩擦的沙沙声长久不息，一部以指导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为主要内容的光辉著作——《国家与革命》诞生了。
《国家与革命》是系统阐述国家与革命问题的重要文献，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中卓越的经典著作之一。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作出全面的历史考察，在总结工人运动新鲜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基本观点，阐明了国家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针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列宁指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在国家问题上的历史任务，分析了将要诞生的新国家的实质和特征。
列宁在写作《国家与革命》的时候，与马克思在写作《法兰西内战》的背景有相同之处，都是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关键时期。《法兰西内战》是在巴黎公社刚被镇压时写的，而《国家与革命》的写作则是在十月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因此，列宁和马克思一样，也把高昂的斗争精神贯穿在《国家与革命》写作过程的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