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服悲观情绪，需要以光辉前景的展望来振奋人们的奋斗精神，毛泽东运用唯物辩证法，通过科学分析国内政治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以豪迈的语言在文章的结尾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抗日战争爆发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共两党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时党内又有右倾机会主义抬头，对国民党无原则的迁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丧失警惕，特别是王明从苏联回国后，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号，发表了《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反对我党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错误地提出要“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
为了肃清这种右倾投降主义的思潮，提高全党在统一战线中不能放弃斗争的觉悟，毛泽东写了《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国共合作后的迫切任务》《论新阶段》《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一系列文章，有针对性地批判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强调了在统一战线内部也要坚持斗争的原则。
但是统一战线内部的斗争毕竟不同于对敌斗争，在斗争的同时还要维护抗日的大局，因此，毛泽东在论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文章中，一方面坚持斗争的原则，指出：“在中国，离开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务。”另一方面则以唯物辩证法的分析方法，强调了斗争与团结的关系：“在抗日统一战线时期中，斗争是团结的手段，团结是斗争的目的。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这一真理，已经逐渐为党内同志们所了解。但不了解的依然还多，他们或者认为斗争会破裂统一战线，或者认为斗争可以无限制地使用，或者对于中间势力采取不正确的策略，或者对顽固势力有错误的认识，这些都是必须纠正的。”
在统一战线内部坚持斗争需要处理的问题很复杂，如何让党的基层干部和广大党员能够在实际工作中准确地把握既斗争又团结的原则呢？毛泽东在写作中将应当掌握的原则进行了高度的概括，总结出了同统一战线内部顽固派斗争的自卫原则、胜利原则和休战原则，即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毛泽东坚持斗争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方针，在这一时期论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文章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国内局势出现了新的变化，国民党反动派坚持与人民为敌的独裁和内战的方针，阶级矛盾又成为主要矛盾。但是人民中间和我们党内的许多同志中间，对这种局势的变化还不是都认识得清楚，对于与国民党反动派的坚决斗争还心存疑虑，思想准备不足。为此，毛泽东写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关于重庆谈判》等文章，教育党内外群众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不抱幻想，不怕威吓，坚决保卫人民的斗争果实，努力建立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
在这些文章中，毛泽东首先仍是坚持一贯的斗争原则，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决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但同时，毛泽东也充分考虑到“过去打了十年，抗日又打了八年，再打，怎么得了。产生怕的情绪很自然”的实际情况，有针对性地进行了深入浅出的讲解：“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开始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为解决“怕的情绪”，毛泽东通过列举俄国沙皇、德国希特勒、意大利墨索里尼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例子，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英明论断，认为：“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的这些文章中所阐述的思想，坚定了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坚决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在蒋介石悍然发动反人民的内战后，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英勇地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解放战争，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就消灭了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在这种形势下，是适可而止，与国民党反动政权隔江而治，还是彻底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夺取全国政权，成为了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毛泽东高瞻远瞩地确定了“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方针，并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重要文献，在讲了古希腊寓言中农夫怜悯冻僵了的毒蛇，放在自己的胸口上暖活却又被毒蛇咬死的故事后，毛泽东坚定地写道：“中国人民决不怜惜蛇一样的恶人。”还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并发出了“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号令。这些思想极大地激发了全党全军的战斗豪情，很快就变成了把红旗插遍祖国大地的实际行动，推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建立了新中国。
就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这篇文章中，毛泽东总结性地写道：“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毛泽东把对这条定律的理解作为人生的信念，也必然会体现在他一贯的写作风格之中。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总会感到有一种强烈的斗争精神，在激励我们改天换地，变革社会。
“胸中泾渭分明，笔下风雷激荡”，曾是钱钟书先生对爱憎分明、笔锋犀利的写作风格的称赞，用这句话来形容革命导师鲜明斗争性的写作风格也是恰当的。在目前的和平年代，有些人对这种犀利、激烈、充满斗争性的文风不以为然，甚至颇多微词，认为不够宽容。但是认真想一下，在那风云际会、狂飙猛进的时代，革命导师如果不以这种旗帜鲜明、态度坚决的文风写下一篇篇号召人民、指导人民的战斗檄文，能发动起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大潮吗？革命导师不是书斋里的导师，没有斗争性的写作风格，就不能体现出变革社会的革命思想，而没有革命思想的指导，就不会有推动历史进程的革命运动。
人类“最重要的头脑”——革命导师写作风格的说理性
1841年4月，德国耶拿大学的哲学系主任卡尔·弗里德里希·巴赫曼收到了一份申请博士学位的论文，题目为《论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论文的作者是一个叫卡尔·马克思的大学生，但是随论文寄来的申请书、学业证书和自传说明他不是耶拿大学的学生，而是就读于柏林大学。
柏林大学是当时德国最重要的大学，著名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曾任柏林大学的校长，黑格尔主义也以柏林大学为研究中心。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中唯心的、保守的倾向为当时德意志的反动统治者所利用，成为思想奴役的工具，因而柏林大学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存在着倡导盲目服从国家政权的统治意志，压制积极的、进步的理性思考的倾向；另一方面，黑格尔哲学中辩证的、进步的方面也被一些具有革命精神的青年师生所发扬光大，形成了“青年黑格尔派”，马克思就是这一派别的成员之一。尽管马克思的年龄比其他成员要小十岁左右，但很快就成为这一派别中有智慧的领导之一。他知识的渊博、逻辑推断的深刻与严密，使那些年龄比他大、有相当声望的人都承认他卓越的理性思考能力。
1841年3月，马克思在长期研究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哲学的基础上，完成了自己的博士论文。这是一篇打破传统观念，具有创新精神的理性研究成果，所以，马克思不想让柏林大学那些墨守成规、唯传统与教条是从的人乱评自己的论文，便放弃了在柏林大学申请博士学位的打算，而把论文寄给了当时政治空气比较好的耶拿大学。
19世纪的耶拿大学思想活跃、气氛宽松，进步的大学生和自由思想家们一起营造了受人称道的“耶拿精神”。所以，当巴赫曼主任开始阅读马克思的博士论文之后，很快就被文中严谨的理性分析和创新的观念所吸引。
马克思的论文以对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比较作为主题，探究伊壁鸠鲁哲学的自由精神。这两个人都是古希腊的哲学家，人们经常把他们两个人的哲学观点等同起来。甚至认为伊壁鸠鲁的观点是从德谟克利特那里抄来的，因而饱受指责。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通过认真的理性分析研究则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认为两个人的观点在许多方面都是不同的，不仅为伊壁鸠鲁平了反、翻了案，而且以重组的论据和严密的逻辑推论，大力推崇伊壁鸠鲁的自由精神，认为他是“最伟大的希腊启蒙思想家”。
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是以“原子论”作为切入点的，这是因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都围绕“原子论”展开，而且伊壁鸠鲁哲学中的自由精神也是在“原子论”的阐述中体现出来的。马克思尤其抓住了两个人在原子运动方式上的不同：德谟克利特认为原子在虚空中只有两种运动方式——直线下落运动和原子互相排斥引起的运动，而伊壁鸠鲁认为除此之外还多一种，即脱离直线而偏斜的运动。正是由于有了这种运动，由此便产生了原子之间的缠结、结合和凝聚，结果就形成了世界、世界的一切部分，以及世界所包含的一切。
马克思突出了伊壁鸠鲁所主张的脱离直线而偏斜的运动，目的在于强调伊壁鸠鲁打开了一个自由想象的可能的世界，把偶然和自由因素引入到原子论之中，这就打破了原子直线运动的僵化认识模式。由于每个原子都偏离直线，都有自由意志，马克思便从原子偏斜说中看出了与民主政治相吻合的每个人自由的精神，进而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还只是一般自然和经验意义上的，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则与他的伦理学联系起来，赋予了与个体自由精神相关的更多意义。
在同样阐述原子论的两个古希腊哲学家的观点中找到了关键的不同，并合乎逻辑地分析出伦理和政治上的现实意义，马克思的博士论文确实是构思独特、蕴意深远，这使巴赫曼主任阅后大为赞赏。也是因为这篇论文所体现的个性自由精神与“耶拿精神”的主旨相一致，所以，当巴赫曼把论文提交到教授委员会讨论时，所有的教授阅后都同意这样的评语：“该博士论文证明该候选人才智高超、见解透彻、学识渊博”，并一致认为对马克思没有必要进行任何形式的考核与答辩，直接授予博士学位。
马克思的博士学位就是这样凭着其精湛的说理性，以其逻辑思辨的理性实力获得的。当然，马克思并不是把这种周密的理性分析只用于自然科学和哲学的研究之中，他更关注的是政治问题。1857年12月，马克思在一封书信中回忆道：古希腊“较晚的哲学家伊壁鸠鲁——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怀疑论者，我曾专门研究过，但与其说是出于哲学的兴趣，不如说是出于政治的兴趣”。
将逻辑周密的说理性原则运用到政治上变革社会的重大问题研究，使马克思与同时代的其他革命者有了很大的不同。当时主张社会变革、号召开展革命斗争的文章和书籍并不少见，但许多内容都只局限于对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的表层揭露，或只基于对资本家残酷剥削压榨工人阶级的义愤，因而提出的革命方式也不是走彻底推翻反动统治的道路，只是盲目地主张起义和造反，甚至仅强调消灭资本家个体的暗杀，等等。马克思说理性的分析研究则注重对社会本质规律的揭示，从基本点上的明确进而阐述现实社会中残酷的剥削压迫的深层原因，确定革命斗争的矛头要指向反动统治的基础，从根本上推翻资本家及一切剥削阶级赖以生存的政治经济制度，使变革社会的思想观念由空想成为科学。
也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贯彻说理性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强调斗争性，使他们所写的一系列文章和著作受到了当时欧洲的许多革命者和革命组织的欢迎，逐渐接受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主张的学说。“正义者同盟”就是一个这样的革命组织。
“正义者同盟”是一个主要由无产阶级化的手工业工人组成的，德国政治流亡者的秘密组织，其前身是1833年在巴黎成立的具有共和民主主义倾向的秘密组织“人民同盟”，1834年改为“流亡者同盟”，成员发展到几百人，1836年，部分激进的盟员从“流亡者同盟”中分出来组建“正义者同盟”，并参加了1839年5月的巴黎起义。起义失败后，一部分同盟领导人流亡到伦敦重新恢复同盟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