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费逵是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和总经理。俞庆棠称他是“中国的爱迪生和高尔基”。原因是陆费逵未正式进过学校，是靠了图书馆和个人自学成才的。
读书报社就像是他私家藏书
陆费逵少年时代在家读完了“四书”、《诗经》、《易经》、《左传》、《书经》、《唐诗三百首》，有了一定的国学基础。这时，他很有兴趣的就是阅读报刊和新文化书籍，时常到南昌阅书报社（即市图书馆）看新书，读新报。他还用零用钱自己订了一份《中外日报》，报上看到出现有生疏、冷僻的地名，便去查地图，看看在哪个方位，所以对地理特别有兴趣。后来在中华书局图书馆选购地理书籍，也分外青睐有加。他对这段时期，特别留恋，以致若干年后还说：“我十三岁时，正是戊戌变法又政变的一年，夏间变法时期，我看了点新书，秋间政变失败以后，父亲怕我惹祸，要我将新书报束之高阁，我却不肯照办，且由看《时务报》而看彼时犯禁的《清议报》”。
陆费逵十四岁时自定课程，每天读古文看新书各两小时，学历史、地理各一小时并作笔记。他在图书馆读报时先阅《字林沪报》、《申报》，后阅《中外日报》，不论是社说，新闻还是广告等都是一字不漏，遇有不理解的地方，即查字典或类书，查不到的，则记入小册子，请教他人。当时上海的报纸商情中，常有“衣牌”二字，他询问了许多人皆不懂，后到上海数年后，方得钱业老辈满意之答复；当时上海钱业只有规元、兑制钱或铜元之市价，其洋钱（银元）兑制钱或铜元之市价，照衣庄挂牌，故称衣牌。这便是陆费逵读报时记录下的疑难之一，他是这样作求知的。
1900年，陆费逵十五岁，他制定的学习计划，单日在家自修，双日往阅书报社看书。每天，上午9时他准时入社，自备些大饼、馒头之类的干粮，下午5时离馆，开始与他同进社读书的读者每日有10余人至20余人，数月之后只剩他一个人。管理员对他的自学精神甚表钦佩，便将书橱的钥匙交给他，任其自由启锁上锁，5间藏书室像是陆费逵一人的私人藏书。在这两年半中，他读遍新书新报，亦阅读众多古书。俞庆棠曾称他为自学成才的楷模。1912年，陆费逵和同侪创建了中华书局
陆费逵在苦心经营中华书局时，也注意经营该局图书馆。该馆先是属事务所领导，名为藏书室，后附设于编辑所称中华书局藏书楼。采购图书先由编辑提出，由总经理陆费逵批准，采购范围仅限编辑工作用书。开始因藏书不多，管理因陋就简，使用率很低。
1925年初，藏书已近6万册，改称中华书局图书馆，并请杜定友来馆指导图书登记、分类、编目、出纳、典藏等环节的业务。为使图书馆进入正常运作，须对已庋藏的6万册图书进行分类编目，仅靠原有的四位管理人员不知要拖延到何年何月，陆费逵亲临一线，发动编辑所全体人员，每天加半个夜班做分类编目，长达半年。
几年后，由于出版业务的扩大，陆费逵也注意扩大图书馆采购范围，过去中华书局图书馆（藏书楼）只是为出版需要，采购编辑用书的，经他制定方针，也注意长远积累，特别注重对古籍的收藏，为此，在报上刊出征集古籍善本；且为扩大影印出版物，也注意庋藏金石、碑帖。当东方图书馆毁于日本的炮火后，陆费逵更觉得本馆保存文化遗产职责的重大，此时此刻他尤注意于地方志、丛书以及一些精刻本、精校本的搜购。仅在数年里藏书骤增至十余万册，内含殿本二十四史、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和省志、府志等。
1935年冬，中华书局由铜仁路搬迁至澳门路新厂、图书馆库房也由100平方米扩至1100平方米，为增添永久性设备，如花16000银元，请大华钢铁厂定做钢架28排，每架自顶至底平均分11层，每层均隔以活动的钢版，可放置图书20余万册。当时采用这样的书架，在上海以至全国也是不多见的。
新馆刚起用时，陆费逵偕书局各所所长前来视察。他看到各钢架之间光线不甚充足，而灯光也不易照明，立即建议可多用电简取书。当他看到馆内贴有“书库重地，禁止吸烟”的纸条时，便说，如有人刚含香烟进馆，一看到这纸条可能手忙脚乱，不知如何是好，急把烟头往地上或纸篓一丢，反而要惹祸，不如改为“书库重地，当心火烛”为妥。
陆费逵处世相当机警、聪敏。有一个故事，据称陆的头长得特别大，所戴礼帽，即便是在上海最大的盛锡福帽店也没有这号尺寸，只能由帽厂定做。一天，他的帽子丢失了，家人急得团团转，陆却不着急，只让他们上旧货市场去寻找，后来果然在那里找到了失帽。他说：“我的帽子，别人拿去也是不能戴的，只能送到那儿廉价出售了。”
1937年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他就考虑到图书馆座落在旧公共租界，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危险，尤其是澳门路坐落在苏州河附近，靠近多发事故的闸北地区，是敌机空袭的范围，环境更不安全，因此将若干藏书，如地方志、丛书、善本书等分装164大箱，转移到法租界巨鹿路自己寓所。后上海沦陷，这批图书再转移到铜仁路中华书局老厂，因老厂规模较小，不为外人注意，相对安全。
1937年八·一三后上海沦陷，大量古籍惨遭焚毁或散失。当时陆费逵坐镇香港分局，急命留沪的编辑所长兼图书馆长舒新城不惜一切代价收购本馆所缺古籍。当上海及苏、杭各地书贾得知后，亦纷纷将所存古籍送来。两年内共选购精善本3万余册。其中有宋、元、明刊本，仅地方志即收进千余种。最可珍贵者，是未经刊刻的明末谈迁的《国榷》抄本。
在陆费逵主持下的图书馆庋藏古籍，正如1941年3月18日舒新城在与陆的信函中所说：“图书馆购书从未间断过，现在编辑所每月之薪水不到三千元，而每月购书则达四千余元。惟近以购者多，价颇昂贵，月费万金，所得恐有限，而藏书亦大成问题，弟之计划澳门路元新书库，容三十万册，可供五年之用，现仅三年余，已将库满，再大规模购藏，今年不到年底，将无处可放，同时，整理与编目方面亦大成问题。现在未及编号之书将及十万册，现全部藏书约二十四五万册（报刊合订本不在内），以数量言，在沪称第一，现在十人工作，不购新书须三年方能了结。此‘屋’与‘人’两困难问题，只有俟赴港时面商办法。”
陆费逵还委托各省市的中华书局分局及友人代为广购沦陷区及大后方新出版的书籍和报刊，尤注意有关抗日的现代史料，并在西南、西北、华北及东北各省建立收购网。因上海租界成为“孤岛”，与外地隔绝，便将书刊寄往汉口、重庆、桂林等地的中华书局，其书款亦由各中华分局代付，然后向上海转账。后来当汉口沦陷，重庆、桂林常遭空袭，便将书刊寄往香港分局印刷厂保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批资料惨遭日寇劫掠。
1941年7月1日陆费逵因突发心脏病与世长辞。根据他的遗愿，其生前储存在中华书局印刷厂的部分藏书861种，共5303册，捐献给中华书局图书馆。
（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馆王震）
链接陆费逵辑印《四部备要》时，自己动手撰写广告，其中写到：“如果指出《四部备要》排印本错误者，每字酬以一元”。为此书局付出几千元的酬金。
余思请列举3位利用图书馆载体自学成才的知名人士及其主要成就（可在本书中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