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的一生酷爱读书。无论是戎马倥偬的战争岁月，还是解放后的和平建设年代；无论是革命队伍中的一个“红小鬼”，还是肩负重任、日理万机的党的总书记，他从不懈怠，充分利用点滴时间，手不释卷，读书思考，一生与图书结缘。
胡耀邦原有的文化程度并不高，学生时代读了蒋光慈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深受启发，1915年不满十五岁在上初中二年级时离开学校，就来到江西中央苏区。他非常喜欢读书，据说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说过胡耀邦是一个善于学习的小青年。还当面对他说：“自古英雄出少年。你算得上我们军队和共产党的一颗耀眼的新星了！”①
1952年，当时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在中央团校作报告时，也说：“你们团中央书记胡耀邦就是一位喜爱读书、知识丰富的领导同志。他在延安时，就以好渎书、读书多出了名。他不但读了大量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还读了许多文化知识和文学艺术作品，像中国四部古典文学名著，他就很熟悉”②。
读《广西通志》至凌晨三点
1932年，胡耀邦出任共青团江西苏区中央宣传部负责人。他在《红色中华》写了很多作品。当时苏区图书稀少，我们现在虽还没有见到有胡耀邦利用图书馆的文字记录，但多见的是他努力读书，而这些书显然来自各处，有私人的，也应该有图书馆的吧。1937年初开始，胡耀邦在延安抗大学习和工作。1938年，又在设在瓦窑堡（绥德）的抗大第一分校任政治部主任。延安抗大和一分校都设有简陋的图书馆，他就找书来读，后来在毛泽东等关切下，延安先后筹建、开办了中山图书馆、鲁迅图书馆（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中央党校图书馆，这就为胡耀邦读书开创了有利条件。他后来说：“在延安时，我见书就想读。”古今中外，马、恩、列、斯、毛、经、史、子、集等。在延安时只要一有时间，什么书都读，几乎到了如饥似渴的地步。只要搞到一本书，就拼命地读。白天没有时间，就晚上在窑洞里点个煤油灯读。几十年后，每当说起在延安的读书日子，胡耀邦的眼睛总闪烁着兴奋、激动的光：“我文化程度不高，遇到不认识的字，就查字典，或向同志们请教，有时对一些古书读不懂，就一遍遍地硬读、硬钻。古人不是说过，‘读书百遍，其义自见’吗？”可以想见，他当时为了读书见缝插针，付出了多么大的精力！这需要多大的毅力呀！
在红军和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里，胡耀邦是如此勤奋好学。解放战争时期，胡耀邦在军队中先后任兵团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在战争凯歌行进时期，每攻下一个城镇，他就从图书馆里找书，找要读的书，收集历史、地理和各种报刊。有个记载，说他在此期间，虽然军务倥偬，仍抓紧学习，行军间，还常在马背上读书，遇到不甚珍贵或多有副本的书，读一页撕一页，到最后书读完了，也撕光了。
在共和国成立后，担任国家要职日理万机，他仍然坚持用知识来增长自己的见识，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胡耀邦每逢外出，“辞书不离身，老师常作伴”。必带一部大《辞海》，一本大地图和其他需要看的书。他也同毛泽东一样，非常喜欢阅读地方史志，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名人轶事、地方掌故。而每到一地，必要向所在图书馆查阅本地地方志。有如1959年春，他在参加上海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前夕，赴苏州调查研究。刚到苏州，当晚就从图书馆借阅了《苏州府志》。1962年11月，他带职下放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来到酃县视察时，即向当地要来《酃县志》八卷，一直看到晚上12时。第二天，对县委书记说：“你们的县志还是同治十二年（1873）修的，间隔时间太长了，太平盛世好修志，我们要把这个缺陷补上去。”他读志书相当仔细、认真。1965年2月，他在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并代理陕西省委第一书记期间，赴汉中地区调查。当天晚上就在当地图书馆借来《汉中府志》阅读。翌日在谈完工作后，与当地干部谈风俗时，说及萧何月下追韩信，追到褒城的寒溪，传说寒溪突然涨水，韩信过不了河，才被萧何追上时，问道：“你们汉中人就这个故事写过一首有名的诗，谁记得？”与会者无人回答。他说：“那首诗是：‘若非一夜寒溪涨，焉得汉家四百秋’”。又说：“我也是现炒现卖，昨天晚上从你们《汉中府志》上看到的。”“我考你们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都能读一读你所在的那个县、那个府的地方志。地方志记载了当地的历史沿革、天文、地理、物产、自然灾害、风土人情和名胜古迹，不可不看。”③在读了河南《鹿邑县志》后，接见共青团河南鹿邑县委书记说，你是老子的老乡，欢迎你了。当对方还未反应过来时，他又笑着说，我说的老子不是常说的狂妄自大、天下第一那个老子，我说的老子是春秋战国时代出生在你们鹿邑的大思想家，他的辩证法思想很高明，孔夫子还向他求救，是个了不起的人物。1958年他到南宁，坐下来就问同行的人，“为什么叫广西”？在座的人谁也答不上来，当晚胡耀邦由图书馆借来《广西通志》一直读至凌晨三点。第二天清晨告诉同行：五岭以南曰广，在东面的叫广东，在西面的叫广西。据载胡耀邦在80年代做总书记期间，全国二千个县，他就到过一千六百多个县，如果每到一处，就向当地图书馆借阅府、县志，那真是一个很大数字。他是充分利用了图书馆。
王稼祥的妻子朱仲丽说：胡耀邦在学习方面非常自觉，很有毅力，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岁月，还是在他担负繁重领导工作的日子里，甚至在“文革”迫害的年代，他总是在坚持学习。1969年胡耀邦和团中央的工作人员一起被遣到河南潢川县黄湖农场团中央的“五七”干校劳动，当时干校的活很重，但胡耀邦从没说一句苦。晚饭后，当经过一天的艰苦劳动后疲惫不堪的同志们为防蚊虫叮咬，穿上高筒胶鞋，打扇聊天摆龙门阵的时候，胡耀邦早将劳累、辛苦抛在身后。他独自一个钻进蚊帐，借着马灯昏黄的光，挥汗如雨地攻读，几乎每天都要读到凌晨一二点钟。当新的一轮太阳从东方升起的时候，他又精神抖擞地投入到繁重的劳动中去，曾目睹他夜读的农场工人感慨系之：胡耀邦如此勤奋读书，真是令人敬佩！
一有空闲就跑图书馆
胡耀邦自己酷爱读书，还激励他人读书，他在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干部大会发表讲话时就指示说：“我希望每一个共青团干部都要完成阅读两亿字的任务。”如果每天读一万字，阅读两亿字便需要五十年的时间。1962年，他在湘潭对当地干部说：“多读点书，我主张读3000万字，”“对自己要订个规划，每天起码看二万字的书。”他自己要求很严格，就在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期间，一有空闲就跑图书馆、资料室。他知道图书馆积累、收藏着大量的人类文明、进步资料。有时忙得不能脱身，就委托秘书和其他工作人员到图书馆、资料室借书、查找资料。胡耀邦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持之以恒读书伴生，阅读涉猎广泛。50年代初期，他任川北行署主任期间，是机关图书室借阅图书最多的一个读者。在任团中央第一书记时，仍勤于读书。当时很难从市场买到的“二十四史”，因为要读，就托人上中国青年出版社图书馆借来一套开明书店影印版“二十五史”，置在身边，随时抽空阅读；其它的书，只要认为是值得阅读的，都要买来或借来阅读。据有关记载他从团中央图书馆先后借阅，就有“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诸子集成》、《昭明文选》、“四书”、“五经”和《鲁迅全集》《郭沫若文集》，以及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和科技读物。其中各类人物传记也是他极喜欢读的。他几乎读遍了团中央图书馆所有馆藏和世界各国名人的传记。读书又交友，以至许多大作家也成了他的至交，如郭沫若、冰心、另外还有青年作家刘绍棠、白桦和英籍华人韩素音。
胡耀邦看问题的深远，知识运用得那样熟练，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勤奋好学、博览群书，勇于实践的结果。他的主要消费是买书，他有自己的藏书室，但不够，还向图书馆借书。有一次有人问他怎么知道那么多，连世界上有多少树种，有多少狗都能讲得出来。他饶有风趣地说：我是个“杂家”，“三教九流”都爱好。又问怎么连数字都记得那么清楚，不要稿子就可以脱口而出？他说，没有什么奥妙，就是我看了以后就讲给别人听，讲得多了，在脑子反复多了，就记住了。
他也很喜欢读古文，能背诵不少好的范文，像司马迁的《报任安书》就会背诵如流。有年他在河南南阳参观武侯祠，看到署名岳飞手书的诸葛亮前后《出师表》。他说《出师表》是一篇好文章，自己很早以前读过，至今可能还会背下来。接着，他扭过身子一口气背下前后《出师表》，并问有错漏否，陪同者都说一字不差。胡耀邦全部通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其中至少读过两遍《马恩全集》，仅第二遍记的笔记就有二十四本。在五六十年代，《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至第四卷发行后，他将选集与从图书馆借来的过去解放区（如晋察冀解放区）出版的各种毛泽东选集中的相同文章作对照阅读，并将四卷本的文字修改到老版本上，从比较中获得新的认知。
要秘书去查“俟河之清，人寿几何”的出典
1954年，胡耀邦在听了政务院副总理、中共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讲到要把黄、淮治理好所引用的“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就要秘书去查此话出典，秘书到北京图书馆查到了答案是《左传·襄公八年》引古逸诗。他听了后，有点惊诧地说：“左丘明如果活着，都两千多年了。他引的古逸诗产生的年代当更为久远。可见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么古老，是怎样的源远流长啊！更可见黄河的水患为害又有多少历史年代了！”又说，“一句古话，听不懂，这是常事，要放过也就过去了，可是一查，就查出这么多学问来了。”④
他经常用自己读书体会用之于日常谈话。有次正在家里读书的胡耀邦突然对工作人员说：“你们过来，大家说说，‘称薪而爨，数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平时他读书时也常对工作人员提一些问题，启发大家思考，共同探讨。这次提的是《淮南子》的一句话，这可是大家没有遇到过的呀。见大家默不作声，胡耀邦先把这句话的意思解释了一遍，“为什么说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大呢”？“治大，治国不能采用家中有多少柴就烧多大火，有多少米就做多少饭的方法。治国就是要想办法解决国家必须解决的大问题，条件不够就要努力创造必要的条件。如财力不充裕，就可以考虑发公债、借债或者其他办法，不能采用有多少钱就办多少事的消极方针”。“我认为这一句话可以借用来发挥我国经济建设中应该注意的指导思想，那就是为了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家，仅仅依靠现有条件是不够的，而要经过仔细研究，确定可以达到的发展目标，然后借助于一切可用的手段，想方法创造条件去实现。这是一个极有启示意义的博览群书、升华理论，指导社会实践的例子”。
1963年春，时为湖南湘潭地委第一书记的胡耀邦，有天，来到家乡浏阳，听到老艺人们正集中在县里开会，并且了解到他们或是由于历次运动被审查，或是由于生活清苦而情绪低落，于是径直去同这些老艺人见面。刚见时，他就背诵了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