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道怡
一
文学新人知名，约有三种情形：递升，跃进，突现。这在21世纪文学之星20世纪最后一次（1999—2000）评议时，再次得到证明。本届所选之“星”，有的是多年前便闪亮了的，但前几届未能入围。他们刻苦耕耘，不断递升，终得收获。前几届当选的，大多受到激励与催化，后来取得飞跃的进展。而更多当选者则是突现：出世就已引人瞩目，却等待着“星”系列遴选，才出版自己的第一本书。
艾伟，便是这第三类中突出的一位。
艾伟原是学工出身，1988年毕业于建筑工程学院。但他显然具有艺术创造的基因、追求与才能，二十出头年纪，便已投身文学。他回顾说：“1991年，我在等待再次工作分配，有了一个打发时间的办法：写作。在这之前，读的小说不多，我的写作是在这样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的。就像一个没学过素描的人在搞抽象画，以为随便涂鸦就是艺术……这是个不断失败的时期，对小说的认识非常模糊，总的感觉是小说是黑暗的，我常常在其中迷失方向。”其实，这段时间，不断练笔，也就是一种实际的准备了。到1996年，他的作品出世，犹如礼花升空，呈集束式的放射形，而且各篇水平齐整，很快便以其新锐而老到的身姿使得人们刮目相看。1999年，他获首届浙江青年文学之星奖，同时取得1949-1999年浙江当代作家五十杰称号。
于是，2000年春，他的第一本小说集，顺利进入21世纪文学的星座。
我是在1998年春发现艾伟的。《人民文学》3月发出了他的短篇《乡村电影》，《小说选刊》5月便予转载。是年秋，《上海文学》第9期发出了他的中篇《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小说选刊》和《中华文学选刊》不约而同，随即转载。可见，文学界也及时发现了他——又有一个颇具潜力的新人登场了。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学创作总体水平大有长进。在小说这块园地上，可以说是百花争妍，人才辈出。当此之际，能以新作促使读者和编者生发“新人登场”感觉的，必定确有高标准的独特处。艾伟的这两篇正是如此，一写历史，一写现实，都和同类题材一般之作颇不相同，给了人们一些新的感受和深的思索。《乡村电影》通过孩子的眼光看取“文革”之中的正邪较量，以孩子的心态感受人性的复杂扭曲与回归。阅读时我曾猜想，艾伟生于1966年，正当十年浩劫伊始，他的童年是在邪恶压制正直的灾难中度过的。大概他就是那小说里的视角人物“萝卜”吧？那么作品就是一段童年记事了。“萝卜”想看电影《卖花姑娘》，他看到的却是暴戾的村干部“守仁”狠打倔强的四类分子“滕松”。善良的“萝卜”同情“滕松”，但最后他发现：在《卖花姑娘》面前，“不但滕松泪流满面连守仁也几乎泣不成声”。即便这是真实的回忆，也可以看出艾伟的与众不同——他在只有七八岁的小小年纪就已开始关注人性。
《到处都是我们的人》通过青年的视角看取人性中清与浊的交流，以当事人的身份讲述当下日常的机关生活。阅读过程中我也曾推测，那一个即将解散的单位，那一群等待工作的干部，其间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很可能也就是艾伟等待再次工作分配时所经历、所体验的一段生活。虽然这篇并非纪实，但也没有追求故事，只是为着考验人性，万不得已让“殷主任”生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病。作品所写人际关系，都是我们日常所见，因为没有激烈冲突很可能被忽略过去。艾伟却把那些表面看不过是有一定趣味的身边琐事集拢一处展示出来，赋予一个醒目的标题，让读者于平淡中深思之，领悟其中所蕴涵的人生况味。
艾伟对人生、对艺术是有着自己的独特发现的，所以人们发现了他。
三
后来我才知道，我的猜测不完全符合事实。尽管这两篇小说里的生活内容，都不无艾伟本人的切身经历，但唤起他创作的起点却不是形象而是理念。
《乡村电影》并非如实的童年记事，乃是思想理念光照生活往事的形象画图，他要表现的是意志的力量，一种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性格。然而仅只写到这一点又觉得似还不够力度，人性并不那么简单、平直，在特定势态下往往相当复杂、多变。因此这篇小说是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找到落点的。他坦言：“我一直找不到这个关于意志力的小说在什么地方停止。后来，我发现了他们的眼泪。当我找到这个结尾，我有种通体透明的感觉。这是我在写作中感受到的光亮，我感到在暴力、欲望、强权等之上存在着生命更高的法则：同情和怜悯。我相信，这是黑暗叙事的最终方向，就像隧道尽头刺眼的光亮。”
唤起创作的起点，也无妨是理念的。事实上，以形象为起点的创作，结撰时又何尝不需要相应的理念引导与支撑。当然，那理念不应是纯粹抽象的思想观念，而该是从形象体验中提炼出来的哲理情思。它似一束具有穿透力的强光，能够不仅照亮生活表象，而且照澈事物底里。艾伟之所以不满足于只写出了一种性格，就是源于他对现实世界有着更深层次的思索。他要挖掘一般人或许还没有意识到的“生命更高的法则”，以此首先照亮自身，“有种通体透明的感觉”，而后照亮读者，照澈一些人心灵里仍处于蒙昧中的黑暗角落。
艾伟的这种创作路数，在写《到处都是我们的人》时就更明确了。他回忆：“写完《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后我感到我的写作变得自由了。我想，小说原来是一种模式，在这个模式里，世界的一部分被照亮了，那些被遮蔽着的看不见的东西被看见了。我还发现自己的天性在这篇小说里得到很好的呈现。我其实想说的是‘个性’这个词，这当然不是指小说的风格，我发现对小说说来个性最终表现为写作者的思维方式和思维力量。思维中包含了写作者的趣味，甚至还带着写作者的表情。或许是因为我对世界的悲观的看法，在我的小说中，我更多地把目光投向生命本质的幽暗一面和卑微一面。”
正是这样在这部中篇里，读者可以看到切身熟悉的生活，看到自己性格的弱点，同时也看到艾伟其人，看到他怎样故作轻松地讲述着一个实质沉重的故事。“到处都是我们的人”！这是血与火斗争年代，正义力量显示自己的一句警语。“我们的人”乃正义之化身，“到处都是”因而天下无敌。艾伟用这样一句特定的警语笼罩现实，看似平淡的人际便产生了反讽意味。如今“我们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当“殷主任”讲话强调“我们不能自卑”、“我们并没有虚度光阴”时，我们看到的难道不是人性的“卑微一面”么？我们自己的心灵深处难道就一点儿也没有这样的“卑微”么？
如今“我们的人”已经成为一种“卑微”的象征。而且，“到处都是”。现实处于一种无奈的状态，这岂不是有些“幽暗”么？确实如此，他的轻松调侃实际上流露着忧虑的叹惋。而这种关于“幽暗”的叙事，却又正是为生活点燃的光亮！揭示病痛，寻求疗救，也该是文学的使命之一。如此说来，“到处都是我们的人”，便又成为风平浪静新时期里的一句警语了。
四
这两篇小说的手法，虽然是比较“写实”的，但是因其起点来自理念，便又都具备了寓言的味道。宽泛地看，无论源于形象的诗意，还是源于理念的哲思，小说无不都有寓言的素质：总得让人能够透过作品本身，看到其外一些意思。而在写作之初先已具有寓言追求的创造，就更像是一则故事性的大寓言了。《去上海》与《1958年的唐吉诃德》便是这一类型的两个寓言故事。
《去上海》写人在难中的无奈，人对救援的渴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残忍弱小生命向往着怜悯与同情。故事设定为“文革”年代，那是一个人性之恶蹿出魔瓶无法无天的冰冻岁月，寻求温暖、温柔，只能沉入海底。作为一篇呼唤人间温情的寓言，作品里的主要情节真实感人——那个声音“软绵”的女广播员，曾经使人“心头一热”，却原来是骨子里头的冷酷，恨之入骨便“咬她一口”……可惜的是，有些细节失真——动不动就揪斗人的日子里，谁敢穿“喇叭裤”！哪里有“五好生”？虽只是小瑕疵，但当作小说看，也会有损“寓言”的神圣庄严。
《1958年的唐吉诃德》的创作起点，就是针对着另一则寓言的。艾伟觉得《愚公移山》如果没有那个乐观的结尾，“还真可以隐喻整个人类的行为的——移山这桩事是极其愚蠢的，是反自然，反科学的。”于是，他把这种隐喻具体化，演绎为“大跃进”时期的造水库。他“力图在看上去写实的文本上能滋生出某种超现实的东西”——“结果这个水库没造成，是个失败的工程。就整个框架来说，我就是用一种寓言的方式在写这部小说。我发现这种寓言化的写作是一种极为自由的方式，你可以用非常写实的手法去描述一些场景，也可以用写意的手法讲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在这篇小说里，事实上‘我们’——整个小村的村民都是唐吉诃德，这样就有了两个层面的含义：在‘我们’这个范围内，右派是唐吉诃德，在自然的范围内，‘我们’是唐吉诃德”。
我读这篇小说的感受，主要是对一名被扭曲的知识分子性格和命运的慨叹。作为经历过那个年代灾难的读者，我心目中1958年的唐吉诃德，原是“大跃进”的始作俑者。主人公“蒋光钿”的一系列“发明”，乃是压迫下的“逃脱”，如何能算唐吉诃德？后来读到艾伟的创作谈，才进一步把握作品“两个层面的含义”。诚然，面对生存环境，他是在跟一股不可抗拒的潮流作战，这不也是唐吉诃德么？但这一个人物性格和命运的内涵，又不是仅只用唐吉诃德就可以概括的。
因此，我想，对于小说来说，首要生活的真实与形象的鲜活，由此构成一个以人物为支点的故事，至于故事的寓言素质，毕竟该是第二位的。人类的行为，总是在具体社会中实施，总会有特定时代的印记。仅从一个角度概括，反而可能有所局限，而只要确实能把“大跃进”那些匪夷所思怪异之人和事，“用非常写实的手法”再现出来，即便不予点明唐吉诃德，也会产生同样效应。生活本身的形象意蕴，虽比不上寓言哲理那样清明，却自有其品味不尽的画意诗情。
五
显然，哲思照亮生活，折射寓言之光，乃是艾伟的强项。而在工笔细描生活情景和飞翔想象魔幻意境方面，他也显示出了相当水平的艺术功力。前一方面，《穿过长长的走廊》堪称佳作，后一方面，《标本》可为代表。
“直到1994年，我的小说字典中出现了一个词：关系。”艾伟在回顾时惊叹，“这是个多么基本的，在任何教科书上都能找到的，关于小说特征的词汇啊，但对我来说是黑暗小说中的第一丝光亮，我觉得我开始进入小说了。我发现人性的秘密都隐藏在关系之中，这个时期我写了《少年杨淇佩着刀》和《穿过长长的走廊》。前者写了一个孤独的成年男子和少年复杂的感情关系，后者写了孩子对女性芬芳的迷恋。”在我看来，前者主要是写年轻人的性苦闷以至性变态。那种特殊的无形的压抑，被艾伟化作一面促人警醒的镜子，使读者仿佛能从中对照人生和自己。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穿过长长的走廊》那个叫“张蔷”的孩子暑假里在乡村小学的遭遇，既奇异又平常：他那尚未开化的身体被拥入年轻女性的怀抱，而那个“吴丽媚”却跟他的父亲“张老师”有着性意味的暧昧关系。更由于时代背景设置为“文革”，人性中之性的方面，被火药味的“革命”气氛紧紧钳制和浓浓遮掩愈发显得隐蔽而神秘。但山雨再猛挡不住春花盛开，性的气息就像花朵，悄悄弥漫在长长的走廊里。“张蔷”的奇遇，正是许多青春期前的孩子大都曾经历过的梦境。它将留在成长的记忆里，“像精灵一样在某种光芒中闪烁”。
《标本》的风格更富于“先锋”性，主要是飞翔想象的结晶。一个怪异离奇的故事，被编织得神秘莫测。主人公逃离现实进入了一个昆虫世界。作品在人与昆虫之间建立起了比喻关系，昆虫世界成为人类活动的背景，人类的活动犹如昆虫的习性。扑朔迷离的追捕，残忍冷酷的凶杀，把读者带进一个寻幽探秘的魔幻境界。艾伟说过：“我喜欢那种从深远的历史和现实中飞翔起来，具有广泛的概括能力的小说，这种小说最终会像一把匕首那样刺入历史或现实的心脏中。”这一篇诡谲瑰丽而令人恐惧的《标本》，就是这一类型作品的标本了吧？
或许由于学养和习惯的关系，我并不太喜欢这一类型的作品。它们所显示的思想力量，将能引起现代较高层次年轻读者的兴趣，但对一般水平的普通读者，却可能会觉得艰涩。艾伟表示：“我希望我的小说能关注人类生活的真实境况，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小说充满了蓬勃的世俗性，也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小说充满了思想的力量和世俗的力量。”那么，我希望，为适应更广大的读者，艾伟今后不要忘了加强世俗的力量啊。
六
此次“星”之遴选，在艺术方面，我特别看重感觉的灵敏和微妙，最好能够捕捉日常生活之中那种富有艺术情味的细节，并且善于营造规定情景的艺术氛围。我认为这对于年轻的文学新人是至关重要的：既是其天赋的表现，又显示着从开始起就能走上正确而直接的路。在思想方面，我尤其看好开掘的新锐和深入，不仅能写自己的身边事而且能将笔墨更深广地触及现实和历史，给予新的诠释。无论表现怎样的题材，都得在人性上有探索。探索人性乃是文学重要使命，在这点上的思想含量，应该成为权衡作者和作品价值的主要砝码。
艾伟就是理想人选之一。他的实力就在这里，因而每一出手都有相当水平，并且能够短期多产。他的潜力就在这里，让人可以感到他后劲充足，更大成就指日可待。他说过：“写作在我这儿其实是对世界的猜想和探询……就像哲学通过概念穿透世界本质，小说也是一种思维通道，通过这一通道，这个世界的秘密得以呈现。”如此追求，正是我所希望的。当得知他尽力在给黑暗寻找光亮时，我为之感动，并充满信心。
愿艾伟也能在“星”系列中得到催化与激发，放射出更加耀眼的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