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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科学巨匠(3)

蔡伦任尚方令期间,认真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认为扩大造纸原料的来源,改进造纸技术,提高纸张质量,就可以使纸张为大家接受。蔡伦首先使用树皮造纸,树皮是比麻类丰富得多的原料,这可以使纸的产量大幅度的提高。但是树皮中所含的木素、果胶、蛋白质远比麻类高,因此树皮的脱胶、制浆要比麻类难度大。蔡伦于是积极想办法改进造纸的技术。他利用碎布、麻头、鱼网等为原料,将西汉时的石灰水制浆改用草木灰水制浆,因草木灰水有较大的碱性,有利于提高纸浆的质量,最终蔡伦造出了精制纸张。元兴元年(105年),蔡伦把他在尚方制造出来的一批优质纸张献给汉和帝刘肇,汉和帝很称赞他的才能,马上通令天下采用。这样,蔡伦的造纸方法很快传遍各地。

就在蔡伦发明造纸术的同一年,和帝去世,邓太后所生的百日婴儿即位,不到二年又死去。邓太后再立13岁皇侄刘祜嗣位,为安帝。刘祜是清河王刘庆之子,即位初期仍由邓太后把持朝政,蔡伦继续受到重用,被封为“龙亭侯”,从此进入贵族行列,由他监制的纸被称为“蔡侯纸”。元初五年(118年),蔡伦又被提升为长乐太仆,成为邓太后的首席近侍官,受到满朝文武的奉承。正当他权位处于顶峰之际,建光元年(121年)邓太后去世,安帝亲政。蔡伦因为当初受窦后指使参与迫害安帝皇祖母宋贵人致死、剥夺皇父刘庆的皇位继承权而被审讯查办。蔡伦自知死罪难免,于是自尽而亡。

蔡伦一生在内廷为官,先后侍奉四个幼帝,投靠两个皇后,节节上升,身居列候,位尊九卿,却以惨死告终。但他在兼管尚方令时,推动了手工业工艺的发展,被称为东汉时期的科学家,因而留名后世,得到史学家的首肯。造纸术是我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大大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

张衡:领先世界的科学全才

张衡(78—139年),字平子,南阳西鄂人(今河南省南阳市石桥镇夏村),东汉时期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和发明家。

张衡17岁时离开家乡,到西汉故都长安及其附近地区考察历史古迹,调查民情风俗和社会经济情况。后来,又到首都洛阳参观太学,求师访友。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张衡由洛阳回到南阳,担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在此期间写了《东京赋》和《西京赋》,一直流传到今天。安帝永初二年(108年)鲍德调离南阳后,张衡去职留在家乡,用了三年时间钻研哲学、数学、天文,积累了不少知识,声誉大振。永初五年他再次到京城,担任郎中与尚书侍郎。元初二年(115年)起,曾两度担任太史令,前后凡14年,在天文学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汉朝的时候,关于宇宙结构的理论,主要有三个学派,即:盖天说、浑天说和宣夜说。张衡是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天好像一个鸡蛋壳,地好比鸡蛋黄,天大地小;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这个看法虽然也是属于地心体系的范畴,但是在当时却有进步之处。

张衡不但注意理论研究,而且注重实践,他曾亲自设计和制造了漏水转浑天仪、候风地动仪。候风地动仪制成于顺帝阳嘉元年(132年),后者是世界上第一架测验地震的仪器。

浑天仪相当于现在的天球仪,原是西汉时耿寿昌发明的。张衡对它作了改进,用来作为浑天说的演示仪器。他用齿轮系统把浑象和计时漏壶联系起来,漏壶滴水推动浑象均匀地旋转,一天刚好转一周。这样,人在屋子里看浑象,就可以知道哪颗星当时在什么位置上。

张衡还对许多具体的天象做了观察和分析。他统计出中原地区能看到的星数约2500颗。他基本上掌握了月食的原理。他测出太阳和月亮的角直径是周天的1/736,即29"24"",同太阳和月亮的平均角直径31"59"".26和31"5"".2相差不多,可见张衡的测量是相当准确的。

张衡认为,早晚和中午的太阳,其大小是一样的;看起来早晚大,中午小,只是一种光学作用。早晚观测者所处的环境比较暗,由暗视明就显得大,中午时天地同明,看天上的太阳就显得小。好比一团火,夜里看就大,白天看就小。张衡的这种解释是有道理的,但不很全面。到了晋代,束皙才作了比较完善的解释。

张衡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132年,张衡发明了一种测定地震方位的地动仪。地动仪也用铜制成,形状像酒樽,内部中间竖着一根粗大的柱子,柱的周围有8根横杆连接外面。外面有8条龙,龙头朝下,按8个方向排列,龙嘴里各衔着一个小铜球,下面蹲着8只张嘴的蟾蜍。如某一方向发生地震,柱子就会倒向哪个方向的横杆,那个方向的龙嘴就吐出铜球,落到蟾蜍嘴里。这样,人们就可以知道什么方向发生了地震。

138年,地动仪准确地预测了发生在陇西的一次地震。张衡发明的地动仪,是世界上第一架测定地震方向的仪器,比欧洲的地震仪要早1700多年。他还发明测定方向的候风仪,制成了当时只是在传说中有过的指南车。

在数学方面,他算出了圆周率比10的平方根3.16多一点。在地理学方面,他绘制有地形图。在文学艺术方面,他是东汉时期有名的文学家,并且还被人列为当时的六大名画家之一。1956年,郭沫若为他题碑文:“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名人名言

人生在勤,不索何获?

所贵惟贤,所宝惟谷。

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

华佗:妙手回春的民间神医

华佗(145—208年),字元化,东汉沛国谯(今亳州市)人,三国著名医学家。

华佗生于东汉末年,从小就能刻苦钻研学问,精通各种经书,尤其喜爱研究医学和养生的方法。后来他去徐州(州治在今山东郯城西南)游学,拜名医做老师,再加上自己不断的努力,终于获得了渊博的医学知识。

华佗小时候非常聪明,但性格孤僻,长大后不愿意出仕做官,却特别喜欢治病救人的医术,他收集了很多秘方验方,但效果都不太理想。后来他听说名山之中常有得道的仙人居住,于是就遍游山川,拜师求道。这样访寻了好多年,华佗看到了不少活泼可爱的动物象鹿、鹤、猿等奔跑戏耍,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华佗把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猿的脚尖纵跳、乌的张翅飞翔等动作,联系起来,编成一整套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得到舒展的体操。他的弟子吴普和樊阿用这一方法来锻炼身体,增强了体质。吴普到90多岁时,听觉和视觉都很好,牙齿也很坚固;樊阿活到100多岁,身体也很健康。华佗在1700年前创造的这套科学的医疗体育和锻炼身体的方法,是他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

用汤药和针灸等方法治不好的内脏病症,便用外科手术来治疗,这是华佗的重大贡献。但这种治疗方法在当时却受到医学界有守旧思想的人的攻击,他们认为用剖割手术会使人的元气大受损伤,经过剖割手术的人,即使不死,也活不长久。这些人的攻击并没有使华佗畏缩不前,他为了替人们解除痛苦,毅然决然地继续钻研并利用外科手术来治病,以事实来回答这种攻击。结果,华佗博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把我国医学向前推进了一步。

华佗最出色的是外科手术。为了施行手术的需要,他总结前人的经验,利用酒能够使人麻醉的性能,发明了“麻沸散”。病人用酒服麻沸散后,便会完全失去知觉,剖腹割背也不会感到痛苦。华佗除用手术来治外科病以外,还常用外科手术来医治内脏的疾病。华佗能把内脏的病变部分割掉,或者加以洗涤。动了手术以后,伤口用丝线缝合,敷上特别配制的药膏,据说四五天后便可以愈合,一个月左右便可以平复。麻沸散的配制方法,早已失传,后人虽有种种推想,但都不可靠。不过,华佗在1700年前已经能用麻醉法来进行外科手术,则是毫无疑义的。这是他对祖国医学上的一个卓越的贡献。

当时统治北方的曹操常常患头风眩,医了好久没有见效,听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就请他医治。华佗替他扎了一针,头便不痛了,因此曹操强要华佗当自己的侍医,供他一个人使唤。华佗不愿意做曹操的侍医,借口妻子有病,告假回家。曹操大怒,就派人将华佗逮捕来,仍旧请代华佗为他治病。华佗给曹操诊断了以后,对曹操说:丞相的病已经很沉重,不是针灸可以见效的了,我想还是先给你服“麻沸散”,然后剖开头颅,施行手术,这才能除掉病根。曹操认为华佗有意谋害他,就把华佗关进牢狱里。后来,曹操将华佗杀害了。

华佗在被关进牢狱以后,知道曹操不会放过他的,于是抑制住悲愤的心情,逐字逐句地整理他的三卷医学著作——《青囊经》,希望把自己的医术流传下去。这三卷著作整理好以后,华佗把它交给牢头。一次牢头的妻子看到这本书时,以为是没有什么用的旧书,就将它丢进火里,牢头发现时慌忙去抢,然而书已在火中化为灰烬了。华佗没有留下专门著作,这是我国医学的一个重大损失。《中藏经》、《华化方》等医书,虽被人认为是他的著作,实际上却都是后人假托的。华佗的弟子有吴普、李当之、樊阿等人。吴普有《吴普本草》,李当之着有《本草经》,樊阿精于针灸,在医学上都有很大的成就。

华佗医病的方法很多,而且简便易行,用药不过几种,给病人针灸,取穴也不过几处,但疗效很高,当时的人都称他为神医。他精通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和针灸科等,外科医术尤其高明,因而后世尊称他为外科的祖师。

名人名言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得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

张仲景: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张仲景(150—219年),东汉后期医学家,以精湛的医术救治了不少病人,而且写出了一部创造性的医学巨著《伤寒杂病论》。这部巨著的问世,使我国临床医学和方剂学,发展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后世尊称他为“医圣”,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

张仲景的父亲张宗汉是个读书人,在朝廷做官。由于家庭的特殊条件,使他从小有机会接触到许多典籍。他天赋聪颖,勤奋好学。他从史书上看到扁鹊望诊齐桓公的故事,对扁鹊高超的医术非常钦佩。从此他对医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也为他后来成为一代名医奠定了基础。

东汉末年,战乱不断,兵祸绵延,疫病流行,黎民百姓饱受战乱疫病之灾,很多人死于非命。张仲景怜悯百姓,萌发了学医救民的愿望。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年),他10岁左右时,就拜同郡医生张伯祖为师,学习医术。他博览医书,广泛吸收各医家的经验用于临床诊断,进步很大,很快便成了一个有名气的医生,以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超过了他的老师。

张仲景学医时“勤求古训”,认真学习和总结前人的理论经验。在他之前,中医看病,都非常重视“辨证施治”,但一直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一套临床方法。“辨证施治”也叫“辨证论治”,它是说,首先要运用各种诊断方法,辨别各种不同的症候,对病人的生理特点以及时令节气、地区环境、生活习俗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研究其致病的原因,然后确定恰当的治疗方法。张仲景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使“辨证施治”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他除了“勤求古训”,还“博采众方”,广泛搜集古今治病的有效方药。他对民间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坐药、洗浴、润导、浸足、灌耳、吹耳、舌下含药、人工呼吸等多种具体治法都一一加以研究,广积资料。经过钻研学习,张仲景的医术大大提高,技艺超群。

当时频繁的战乱导致瘟疫流行。据史书记载,东汉桓帝时大疫三次,灵帝时大疫五次,献帝建安年间疫病流行更甚。成千累万的人被病魔吞噬,以致造成了十室九空的空前劫难。张仲景的家乡南阳地区当时也接连发生瘟疫大流行,许多人因此丧生。张仲景的家族本来是个大族,人口多达200余人,有三分之二的人因患疫症而死亡,其中死于伤寒者竟占十分之七。面对瘟疫的肆虐,张仲景内心十分悲愤。他痛恨统治者的腐败,痛下决心,潜心研究伤寒病的诊治,一定要制服伤寒症这个瘟神。

建安年间,张仲景行医游历各地,亲眼目睹了各种疫病流行对百姓造成的严重后果,也借此将自己多年对伤寒症的研究付诸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验,充实和提高了理性认识。经过数十年含辛茹苦的努力,终于写成了一部名为《伤寒杂病论》的不朽之作。这是继《黄帝内经》之后,又一部最有影响的光辉医学典籍。

《伤寒杂病论》是集秦汉以来医药理论之大成,并广泛应用于医疗实践的专书,是我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古典医著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临床治疗学方面的巨著。《伤寒杂病论》的贡献,首先在于发展并确立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原则。张仲景把疾病发生、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症状,根据病邪入侵经络、脏腑的深浅程度,患者体质的强弱,正气的盛衰,以及病势的进退缓急和有无宿疾等情况,加以综合分析,寻找发病的规律,以便确定不同情况下的治疗原则。他创造性地把外感热性病的所有症状,归纳为六个证候群(即六个层次)和八个辨证纲领,以六经(太阳、少阳、阳明、太阴、少阴、厥阴)来分析归纳疾病在发展过程中的演变和转归,以八纲(阴阳、表里、寒热、虚实)来辨别疾病的属性、病位、邪正消长和病态表现。由于确立了分析病情、认识证候及临床治疗的法度,因此辨证论治不仅为诊疗一切外感热病提出了纲领性的法则,同时也给中医临床各科找出了诊疗的规律,成为指导后世医家临床实践的基本准绳。

在方剂上,《伤寒杂病论》的贡献也十分突出,书中创立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方剂。据统计,《伤寒论》载方113个,《金匮要略》载方262个,除去重复,两书实收方剂269个。这些方剂均有严密而精妙的配伍,其变化之妙,疗效之佳,令人叹服。该书对于后世方剂学的发展,诸如药物配伍及加减变化的原则等都有着深远影响,而且一直为后世医家所遵循。另外在剂型上此书也勇于创新,其种类之多,已大大超过了汉代以前的各种方书。计有汤剂、丸剂、散剂、膏剂、酒剂、洗剂、浴剂、熏剂、滴耳剂、灌鼻剂、吹鼻剂、灌肠剂、阴道栓剂、肛门栓剂等。此外,对各种剂型的制法记载甚详,对汤剂的煎法、服法也交代颇细。所以后世称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称该书所列方剂为“经方”。

《伤寒杂病论》对针刺、灸烙、温熨、药摩、吹耳等治疗方法也有许多阐述。另对许多急救方法也有收集,如对自缢、食物中毒等的救治就颇有特色。其中对自缢的解救,很近似现代的人工呼吸法。这些都是祖国医学中的宝贵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