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母亲有见识又懂得如何教育子女，她深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道理。著名的孟母三迁成为后世传颂的故事。据说，早年孟子一家居住在墓地附近。墓地里每天都有送葬的人忙忙碌碌，每天都有人在这里挖坟掘土。孟子觉得特有意思，也常学着他们的样子拿着小铁锹挖土坑玩。孟母一心想使儿子成为好读书、有学问的人，她感到这个环境实在不利于孩子成长，就把家搬到集市附近。集市上人来人往、络绎不绝，行商坐贾高声叫卖，炫耀着各自的商品。孟子天天在集市上闲逛，对商人的叫卖声很感兴趣，每天都学着他们的样子，随便抓起一样东西在那里喊叫、喧闹。这种环境对孩子更没有什么好影响了，于是孟母又把家搬到学宫附近居住。学宫是国家兴办的教育机构，聚集着很多有学问、懂礼仪的读书人。在学宫文化气氛的熏陶下，孟子也整天在家读书演礼。孟母看到这种情况，知道选对了地方，非常高兴，就在这里定居了下来。
孟子少年读书时，开始并不用功，见此情景，孟母很是焦急。有一次，孟子从学堂回来，孟母正在织布。孟母问：“你近来学习怎么样？”“还跟以前一样不好不坏。”孟子洋洋得意地说。孟母很生气，举起一把刀把刚刚织好的布割断了。孟子看到母亲把辛辛苦苦织的布割断了，心里既害怕又不明白其中的原因，连忙问母亲出了什么事。孟母语重心长地说：“学习就跟织布一样，布断了再接不起来，学习不时时用功，不常常温故知新，就永远也学不到本领。”从此，孟子牢记母亲的话，起早贪黑，刻苦攻读。
大约在十五六岁时，孟子离开邹国，到鲁国求学。鲁国是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家乡，这里儒学发达。学习中，孟子对孔子的思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立志毕生从事儒家学说的研究。孔子有个孙子名叫子思，是当时的儒学大师。孟子对子思非常崇拜，但当时子思已经去世，于是孟子就拜子思的门人为师。
孟子后来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孔子被称为“圣人”，孟子则被称为“亚圣”。他继承孔子的“仁”学，但抛弃了维护周礼的内容。孟子把“仁”学发展成为包括政治、思想、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政治纲领。他认为只有实行“仁政”才是治国之本。所谓“仁政”就是在政治上反对兼并战争，要求统治者尊贤用能；经济上减轻赋税和制民之产；教育方面兴办学校，加强教育。孟子一直在为他的“仁政”理想四处奔波。孟子还认为长年的兼并战争是造成人民生活困苦和各种祸乱的根源，他主张“法先王，行仁政”以缓和阶级矛盾；他认为要想使人民安居乐业，必须减少繁重的赋税，把耕地和房宅基地分给农民使用；他认为国君只有重视贤才，让杰出的人都有官位，天下的贤士才会高兴而来，为国富民强出谋献策；他认为应加强儒家道德观念教育，使人们懂得忠、孝、义、信的道理，养成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忠于长上，办事诚实的品德。
孟子研究的是王道政治，他的学说不单是用来教育子弟的，更重要的是用来为当时的政治服务的。因此，孟子一生都积极参予政治活动，总想在哪一个国家贯彻他的王道政治。孟子一生也都在与各种“邪说”作斗争，或著书批驳，或直接辩准，为捍卫儒家的学说而不懈的努力。
孟子在40岁之前，主要活动是为门徒讲学和为邹、鲁等小国出谋献策。后来，他的门徒日益增多，孟子的影响也日愈扩大。虽然邹、鲁等小国的国君对孟子言听计从，但他毕竟是小国寡民，不能左右天下局势，于是孟子就带领弟子周游列国。在孟子所到的各大国中，齐国的齐威王一心想用武力统一天下；魏国的梁惠王一心想用战争报仇雪恨；齐宣王一心想争霸天下，讲称霸天下的道理时他有兴趣，讲到具体措施，就没兴趣了。孟子一心想把他的“仁政”推行天下，但是，靠弱小的国家是推广不开的，大国又没人愿意采纳他的主张。
公元前331年在政治生活中落魄不得志的孟子回到了他的故乡邹国，结束了十几年的周游生活。这年他已62岁，从此以后，他不再远足，除了从事他人生三乐之一的讲学之外，全部精力用在著书立说上。孟子和他的学生整理《诗》、《书》等儒家典籍，总结一生的思想活动，潜心著书立说。所编《孟子》一书集中反映了孟子的思想。
“性善论”是“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孟子认为人本性天生是善的，人生来就有怜悯同情之心，羞耻憎恶之心，凭这种心来推行“仁政”，治理天下就是极容易的事了。
孟子还主张“与民同乐”、“民贵君轻”。他认为在人民、国家、君主三者的关系中，人民最重要，取得天下的根本在于人民的拥护。
孟子主张积极进取，对事业锲而不舍。他认为，有所为就好比挖井，必须坚持不懈，半途而废就会一事无成。
孟子还提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论点，他过分强调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在儒家学说中形成了一个唯心主义的理论体系。即使如此，孟子的思想一直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中闪烁着熠熠光辉。
名人名言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指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荀子：“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
荀子（约公元前313—前238年），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名况，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20岁时，就已在燕国从事政治游学。他反对燕王啥把王位禅让给其相子之，但燕王啥没有听他的劝告。在燕国的游说失败后，荀子的行踪共有20多年史学记载不清。至公元前286年时，荀子以“秀才”见称于世。荀子年50岁时到齐国游学，公元前286年至前285年，齐国灭掉了宋国，夸耀武功，不尚德治，荀子曾进行谏诤，但不获采纳，于是他就离齐赴楚。
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燕、赵、韩、魏、秦王国之师攻齐，陷齐都临淄，齐国几至灭亡。前279年，齐即墨守田单乘燕惠王用骑劫代乐毅为将之机，向燕军发起反攻，一举收复失地，“迎襄王于莒，入于临淄”。这时，荀子在楚国，正逢秦将白起攻楚，陷郢烧夷陵，举国大乱，楚人仓惶迁都于陈。荀子在战乱中离楚来齐，参加齐国稷下学宫的恢复重建工作，成为稷下学宫的领袖。公元前264年，齐襄王去世，荀子在齐不得志，秦国于此时聘请他入秦，荀子遂离齐赴秦，对秦国的政治、军事、民情风俗以及自然地形等都进行了考察。他建议秦昭王重用儒士，“力术止、义术行”。秦昭王虽然口头称善，但他事实上正忙于兼并战争。所以荀子之说在秦不可能得到采用，于是荀子又只好离秦而往游他国。
公元前259年至257年间，荀子曾在赵与临武君在赵孝成王前议兵，提出了“善用兵者”“在乎善附民”的主张，以“王兵”折服了临武君的“诈兵”，使赵孝成王和临武君都不得不称“善”。但处于“争于气力”的当时，赵王“卒不能用”。于是他只好离开父母之邦而又回到齐国。齐国这时齐王建在位，但朝政由“君王后”（襄王后）控制。荀子向齐相进言，论述齐国内外大势，劝他“求仁厚明通之君子而托王焉与之参国政、正是非”，并对“女主乱之宫，诈臣乱之朝，贪吏乱之官”的弊政进行了批评。结果，荀子冷言进谏反而受到了谗言的攻击，因此他在齐国再也呆不下去了。于是他转而赴楚，正碰上楚灭鲁新得兰陵之地，因而被春申君任命为兰陵令。
荀子在楚为兰陵令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他任职不久，就有人向春申君进谗，于是他只好离楚而回到赵国。在家邦，荀子这次得到了较高的礼遇。任他为“上卿”或“上客”。楚人听到后，就劝谏春申君，春申君又“使人请孙子于赵”。荀子致信辞谢，对楚政多所批评。春申君深为后悔，又一再坚请。可能是为春申君的诚意所动，荀子又回到楚国，复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楚考烈王卒，李国伏死士杀春申君。荀子失去政治上的依靠，废官居家于兰陵，“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据说其寿可能高达百岁。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同早于他的孟子成为儒家中对立的两派。在宇宙观方面，荀子认为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人类可以用主观努力去认识它，顺应它，运用它，以趋吉避凶。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通过感觉器官和外界事物接触，强调“行”对于“知”的必要性和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在政治上，他针对孔子、孟子效法先王的思想，提出“法后王”的口号，主张应该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去施政，要选贤能，明赏罚，兼用“礼”“法”、“术”实行统治。他的许多思想为法家所汲取。在人性问题上，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善人的恶的本性，所以他主张“明礼义而化之”。他重视教育的作用，特别强调读经的重要作用。他的代表作《劝学》就是劝人们要学“先王”，读“经书”。传经，是荀子劝学的最基本内容。
荀子既是思想家，又兼长于文学，在战国诸子中，他与孟子、庄子对后世影响最深。《荀子》为文的特点，在于“雄浑”。其学问渊博精深，所以行文气魄宏大雄浑，有包容诸家的气概。比如《劝学》总结了治学经验，为后世传诵宗法。在《富国》《王霸》篇中，纵横于古今，引述历代兴亡鉴辙。而《天论》篇，则探微扶隐，极宇宙之玄奥，昌言“天道有常”之旨。文章气势雄浑，为诸子所不及。后人称其文“学分之足，了数大儒”（《艺概·文概》）可谓中的之论。
荀子是春秋战国“百家争鸣”的集大成者，也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一位大师。后人对荀子争议颇大，有的说他是孔门嫡传，有的说他是儒门异端；有的说他是法家，是黄老思想家，有的说他是经师，是专制主义理论的祖师……其实，荀子在中国思想史上的价值，荀子对儒学的贡献，就在于他的“杂”，他的“异”。
荀子的著作，见于《荀子》一书。《劝学》、《修身》、《不苟》、《非十二子》、《天论》、《正名》、《性恶》等22篇，都为葡子亲著。其他10篇，有的为荀子弟子所论，有的为荀子所纂辑的资料，它们都是我们研究荀子的思想和事迹的主要材料。
名人名言
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
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
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
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目不能两视而明，耳不能两听而聪。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
韩非子：法家思想集大成者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一前233年），战国晚期韩国人（今河南新郑），韩王室诸公子之一，法家的创立者。《史记》记载，韩非精于“刑名法术之学”，与秦相李斯都是荀子的学生。韩非因为口吃而不擅言语，但文章出众，连李斯也自叹不如。他的著作很多，主要收集在《韩非子》一书中。
韩非目睹战国后期的韩国积贫积弱，多次上书韩王，希望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其主张始终得不到采纳。韩非认为这是“廉直不容于邪枉之臣。”便退而着书，写出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著作，洋洋10万余言。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嬴政所赏识，秦王以派兵攻打韩国相威胁，迫使韩王让韩非到秦国为其效力。韩非在秦国倍受重用，引起了秦朝李斯的妒忌，李斯、姚贾在秦王面前诬陷韩非，终因他是韩国宗室，未得信任，将其投入监狱，最后逼其自杀，终年47岁，有记载说，韩非尸体运回韩国，葬在故土。
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始皇、李斯手上得到了实施。韩非著作吸收了儒、墨、道诸家的一些观点，以法治思想为中心。他总结了前期法家的经验，形成了以法为中心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体系，被称为法家之集大成者。
韩非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本。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同时指出，申商学说的最大缺点是没有把法与术结合起来，其次，申、商学说的第二大缺点在于“未尽”，“申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韩非子·定法》）韩非按照自己的观点，论述了术 法的内容以及二者的关系，他认为，国家图治，就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同申不害相比，韩非的“术”主要在“术以知奸”方面有了发展。他认为，国君对臣下，不能太信任，还要“审合刑名”。在法的方面，韩非特别强调了“以刑止刑”思想，强调“严刑”、“重罚”。
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这是对中国法制思想的重大贡献，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韩非认为，光有法和术还不行，必须有“势”做保证。“势”，即权势、政权。他赞赏慎到所说的“尧为匹夫不能治三人，而桀为天子能乱天下”，提出了“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的论点。
韩非用进化的历史观点分析了人类历史。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几个阶段，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韩非的进化历史观在当时是进步的。他看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并用这种发展的观点去分析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韩非把社会现象同经济条件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极其难得的。韩非对经济与社会治乱的关系有了初步认识，注意到人口增长与财富多寡的关系，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韩非反对天命思想，主张天道自然。他认为“道”是万物发生发展的根源，“道”先天地而存在。有了“道”才有了万物，“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之以成其威，日月得之以恒其光。”“宇内之物，恃之以成。”韩非同时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理”这个哲学概念，并论述了它与“道”的关系。他认为，“道者万物之所成也，理者成物之文也。”“理”在韩非看来，就是事物的特殊规律，人们办事应该尊重客观规律。
韩非的认识论继承了先秦哲学中的唯物主义的思想传统。他提出的反对“前识”和“因参验而审言辞”的观点，在中国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所谓“前识”，就是先验论。韩非主张“虚以静后”，通过观察事物得到认识而非妄加揣测。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