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印记。
它可能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一个时时刻刻都想念的人，也可能只是一些你有我也有的老物件。这背后，道出的便是一个个普通人最生动的故事，这些经历带给他们的会是什么？
近60岁的高国庆年轻时有一个让人羡慕的工作，副食店的营业员，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物资供应的贫乏和生活条件的简陋，绝大多数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的。于是，到处都排着拥挤不堪的露天长队便成为高国庆记忆中难以抹去的一个画面。今天的中国人，少有没排过队的经历：到银行存取款，排队；到超市买东西付款，排队；高速公路出收费站，排队，可这些有不少都是幸福的排队，也是文明社会文明举止的体现。高国庆说，品品几十年排队的滋味，你也许可以从中体会到什么叫幸福和满足。
对于在上海崇明公交公司上班的施国庆来说，如今坐公交车真是一种享受，宽敞明亮，安全舒适，冬暖夏凉。可在20多年前，那种挤公交车如打仗的感觉可能并不只是施国庆才体验过。现在冬天人发抖，夏天一身汗的年代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中国汽车产销突破千万辆大关的头版头条。
2008年3月，世界旅游及旅行理事会在柏林国际旅游交易展上公布了一份研究报告，中国人在旅行方面的开支已经超过日本和德国，跃居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即使在受到金融危机影响下，调查显示中国居民旅游消费意愿依然较高，有92%的受访者有意愿在2009年进行旅游活动。来自中国的消费群体正被各旅游大国所重视。然而他们肯定不会想到，就在三十年前，中国人还完全没有旅游的概念。在杭州旅游系统工作多年的王国庆曾经最想进去的地方就是让人感觉有些神秘的友谊商店。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涉外的国营商店，作为一种友谊的象征，统称为友谊商店。当时，中国旅游还不发达，友谊商店只为外国游客提供服务。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商店里的商品显得光怪陆离，没有护照或特殊通行证，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2009年已84岁的陈建国在邮电系统一干就是35年，这35年通信技术的飞速变化让他感受到了天涯如何变咫尺。建国初期，绝大多数中国老百姓还不知电话为何物，打电话的人也常常被人取笑是在发神经。然而，如今，中国已成为全球手机用户最多的国家，2010年，中国的手机用户将达到7.4亿，通话，阅读，上网，聊天，方寸间是中国老百姓瞬息万变的新生活。
在我们与众多建国和国庆的对话中，他们感叹最多的就是：变化太大了！的确，建国60年，社会的进步，科技的进步在不经意间影响和改变着每一个中国人。许多东西接踵而至，同时又有许多随着时代的进步，渐渐地远离了我们，乃至慢慢地消失……，国家命运的变化影响着每个个体的沉浮，而个人命运也昭示着时代的变换，在这些渐行渐远的回忆中，我们体会到的不仅仅是发生在每个国人身边衣食住行的点点滴滴，更多的是国家不断发展繁荣的历史脚步。
远去的副食店
上个世纪的个体经营，从副食店的各种小商品到化妆品、文具、五金、服装店等各种商品的分流，再到世纪末的大型超市，可谓经历了60年风雨变迁，随之带来的是老百姓生活的日益变迁。如今，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的发展，很多老的经营模式已经远离我们，成为一个历史的名词，而那一段段经历却成为人们心中永久的回忆！
七二四地区，是辽宁省沈阳市市区北部一个主要的居民聚居区。有10万沈阳人每天在这里劳作生活，高大妈也是这10万人中的一个，她叫高国庆，今年57岁。在家和她老伴开了一个食杂店。
高国庆是这里的老住户了，年轻时所从事的工作，让高国庆跟七二四里的很多老住户都认识。而高国庆的经历，也恰恰印证着七二四地区10万居民的生活变迁。
1952年10月1日，高国庆出生在沈阳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当时正值国家“一五计划”、“二五计划”期间，作为老工业基地的沈阳，所有人都以极大的热情，在恢复和建设着共和国工业的基础。然而工人们如火的热情，并不能掩盖当时生活条件的艰苦。
高国庆回忆说：“50年代还行，大米白面随便吃。到了60年代困难时期就不行了，就开始供应了。油、粮全都供应。开始每人1两油、2两油。肉也要票，豆腐也要票，总之什么都要票。那时不管你挣多少钱，有多大的能耐，你也是吃这些粮食。”
然而在高国庆的记忆中，童年的生活经历，虽然艰苦，但也快乐，高国庆说：“那时候就想什么都随便了那就好了。就有一种想法，看人家穿件衣服，我要是能买得起，能买来就行了。吃东西也是，想吃点什么，就能买点就可以。”
在高国庆小卖店附近，坐落着七二四地区几所学校。每天学校上学和放学的一个多小时时间里，是高国庆最忙的时候。高国庆说：“每天学生放学时，大约半个小时。能卖100多块钱，就那一阵儿。那个时候是最高峰。营业额相当于一天的一多半，白天一般不卖啥。”
在高国庆的小卖店里，每天这一个多小时非常重要。在这一个小时里，差不多能卖出去每天80%的营业额，也保证了高国庆和爱人每天能有200多块钱的收入，而这笔收入在高国庆刚参加工作时，是不敢想象的。
1970年，18岁的高国庆中学毕业，参加工作。当时她被分到了七二四地区唯一的副食品商店——前进副食品商店。高国庆是1975年参加工作，在副食商店卖肉，后期卖熟食。
在计划经济时代，在副食店做营业员，还是一份让人羡慕的工作。高国庆的工资比工人高，她当时的工资是16元，他们徒工才13块多，那个时候3块钱是很值钱的。
除了工资高，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里，在副食品商店工作，也同样具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因为那时东西都供应，东西短缺，所以在商店工作觉得比别人高，走到哪，别人都高看一眼。高国庆属于国家24级干部，在过去的体制，营业员是24级干部，工人就是工人。
由于有严重的风湿病，高国庆身体不能太操劳。每天爱人去外面上货，高国庆则在店里收拾货架，对于这对年近六十的老两口来说，生活惬意而充实。
那个时候每天都卖掉100多种货品，相当于过去商店干条、烟酒、糕点3个部组的品种。如今，靠着食杂店的生意，高国庆已经买了一套自己的房子。而如果不是副食店倒闭，眼下的生活是高国庆过去不敢想象的。
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副食店渐渐在七二四居民心目中失去了原来的重要地位。高国庆说：“1985年也可以，此后三年经济疲软开始滑坡，副食店就不行了，一天不如一天。副食店的领导几乎每天一换。就在1992年高国庆一家回家过年的时候，副食店彻底黄铺了。”
对于高国庆来说，下岗是她过去从来没有想到的事情。其间副食店尝试过自救，恢复经营了一段时间，高国庆也重新回到副食店上班。然而没过多久，副食店第二次倒闭，并从此成为历史。
副食店倒闭的时候，货品开放，随便卖之后，各个单位开始组织，成立了很多商店，就开始竞争了，一旦竞争后国营商店就一天不如一天了。经营不善，那是肯定的。
下岗后的高国庆，开始尝试自己做点小生意赚钱，短暂的卖鞋经历，让她感受到与上班时截然不同的感觉。高国庆说：“那时候我们结伴去卖鞋，上沈阳的南塔，我们2点多钟就起来，骑自行车去上货。五六点钟上货回来，吃完饭就骑车往北走，到沈阳周边的虎石台、新城子等城镇去卖，到晚上5点多钟回来，能挣100多块钱，不费劲。当时的100多元相当于什么概念呢？将近我两个月的工资。说实话，长这么大从来也没看见过这么多钱，那心情就没法说了，就合计这买卖好，这回我可有钱了，我就猛干，每天干劲可足呢！”
但是身体不好的高国庆只卖了两个月的鞋，就病倒了。不过，靠着卖鞋时积累的第一笔资金，高国庆开了自己的小食杂店。高国庆说：“当时那个小店也没投多少钱，因为就雇人把大架立起来，剩下的全是我和老伴干的。铺货我是740块钱起家的。”
高国庆儿子杨梃彬说：“总的来说那个时候确实挺困难，那时我在沈阳第5中学上学，每天中午11点半放学，下午1点上学，我中午骑自行车去进货，当时进的是雪糕，雪糕送到家里，吃一口饭再马上骑回来，骑的最快的时候，来回需要1个小时。”
过去，前进副食商店是七二四地区唯一一家商场。现在，副食店已经成为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整个七二四地区十多家商场、超市。而高国庆也由过去副食商店的一名营业员，变成一家食杂店的店主。副食商店的衰落，恰恰也印证了人们生活的变迁。
高国庆说：“其实下岗也是好事，没有这段经历我这房子肯定不能买，也买不了，想都不敢想，可以这么说。我就觉得我现在挺满足了，这么大岁数了，该给我儿子奋斗的也奋斗出来了，该买的也买了。现在只要我和老伴身体棒棒的就行了，再过两年，我就不想再干了，就可以养老了。”
人物简介：
我叫高国庆，是个土生土长的沈阳人。1952年10月1日，在全国人民庆祝新中国成立3周年的时候，我出生在了沈阳的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物资紧缺、供应紧张，粮票、肉票成了我儿时记忆的全部。没想到，我的一生都在跟这些记忆中的东西打交道。
1970年，我在国营副食商店参加工作。当时，这可是一份所有人都羡慕的工作。不过，谁也没想到。20年后，我不仅失去了这份工作，而且还差点失去人生坐标。
在国企改制的大潮下，我成了下岗再就业大军中的一员。因为感到失落，我躲在墙角哭过。为了生存，我在街边卖过皮鞋。因为感觉丢人，我从不敢抬头。现在想想，有时自己都感觉很可笑。
最后，我还是选择了自己的老本行：在我家附近开了一家食杂店。本是为了讨口饭吃，但没想到，它不仅解决了我们一家三口的吃饭问题，而且还供出了一个大学生。
虽然我现在不服老，但掰着手指头数数，再过3年，我就60岁了，可就真成老太太了，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打拼什么。如今儿子已经成家立业，新房就是这几年开食杂店挣回来的。至于孙女，就让儿子去打拼吧。最近，我正盘算着和老伴儿去旅游。毕竟现在我们俩有时间，也有钱了。
轻快的旅途（一）
时光荏苒，中华人民共和国从1949年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的一声宣告，走到今天已经整整60年了。建国60年，中国的城镇化发展也开始越来越集中。作为一个城市的名片和代表，公共交通陪伴着城市、陪伴着新中国从60年前一路走来，留下了无数珍贵的瞬间。
出生于1964年10月1日的施国庆是上海市崇明公交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和往常一样每天下班后他都会坐公交车回家。虽然正值盛夏，不过施国庆说如今坐车是种享受，不像20年前，那可真是“冬天人发抖、夏天一身汗”。
施国庆回忆说：“那时早晨7:30上班，有时车来了，人已经很满了，挤不上，我就和司机打招呼说我是公交公司的职工，要赶去上班，没办法，司机就让我从边门上去，边门就是司机旁边的那个门。”
好不容易上了车，可是一眼望去，车里早已挤得像个“咸菜缸”，哪还有落脚的地方？
施国庆说：“没有地方坐，我就坐在发动机上，夏天很热，发动机上还是有点温度的，我就蹲在发动机边上，时不时换个姿势，半个小时嘛，煎熬就煎熬一点，那时候感觉坐车上班还是好累的。”
施国庆说：“现在我们崇明的路修得多漂亮，公交车也都换新的了，舒服多了，还有买私家车的人也越来越多！”
时过境迁，如今在崇明1/3的公交线路都有了空调车，宽敞明亮、安全舒适的空调车让百姓的出行越来越便捷舒心。
这天正好施国庆休息，他打算去乡下的二姐家走走。
施国庆说：“现在农村都是柏油马路，以前不是这样的，都是泥路，以前公交车下来，走进来要半个小时，如果遇上下雨天，脚上裤子上都是泥浆。现在开通了南堡支线，车站就在那边，走进来不到5分钟，等于公交车开到了家门口。”
崇明岛是世界上最大的河口冲积岛，面积1229平方公里，岛上村落分布散而不均，农村道路崎岖狭窄，公交车通到家门口，这是很多居住在崇明农村的老百姓过去想也不敢想的事。如今，全县已有267个行政村开通了公交线路，覆盖率达98.2%，基本做到“村村通”。
就在记者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崇明公交公司还有另外一位“施国庆”，如今他已退休在家。解放初期，他还是个十多岁的孩子，说起那时候的“出行难”，他仍然记忆犹新。
老人说：“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出门以走路为主，走不动有时会叫‘二等车’。施老说的‘二等车’其实就是搭客营业的自行车。解放初期汽车很少，一些人看准了当时交通不便的商机，用自备的自行车在车站、码头和集镇搭客并装载货物。性质有点像现在载人拉客的摩托车和三轮车。”
在此之前，崇明岛上主要的载运工具唯有独轮车。这种小车，一般可以坐上两个人，还能装些东西，不过要推好这独轮车不仅是力气活，还是个技术活。
施老说：“一般都是男的推，不太好推的，一个人坐容易坳车，两个人好推，三个人那就推不动了。那时的路都是泥路，咕噜咕噜的推。”
即便推起来这么不容易，可当时男女婚娶时，倘若没有钱雇轿子，往往也会用这种独轮车替代，久而久之倒也成了当地农村的一种风俗。
一直到1956年1月，崇明成立了公私合营的汽车运输公司，在县内独家经营汽车客货运输。不过当时的车都是由原先私营汽车公司遗留下来的丰田、道奇等外国破旧汽车。由于配件残缺不全，无法修复而陆续报废，实际参与营运的客车仅2辆。
施老说：“那时车贵，稀少，买不到，都是调拨的，不是随便就能买到的。”
每逢节假日，原本就十分紧张的公交运力就更为捉襟见肘，实在没办法了，就用卡车运送客人。
施老回忆说：“卡车运人可苦恼了，售票员站在后面，从一个短扶梯上爬上去。下雨天，泥水到处都是。乘客都是站着的，也是爬上去，还有抱小孩的，我们帮他扶下车，摔坏了可不得了。路上还颠簸，路不平，挺艰苦的。”
上世纪60年代以前，中国一直背负着“贫油国”的帽子，当时我国的石油非常紧缺，没有了汽油汽车怎么跑呢？于是便出现了经过改造能用煤气或者沼气作为燃料的公交车。煤气或沼气被装进一个硕大的帆布包，安置在车顶，所以这种车也被称作“煤气包车”。
那时候汽油少，没办法就利用沼气，用一个沼气包抬在汽车顶上，每半天换一次，非常复杂，而且爬上爬下还危险，浪费时间。沼气车都是小车子，道奇车，可以坐20—30人，多了坐不了。
为了缓解“人多车少”的问题，一种两节式的超长铰链车应运而生，它容量大，运营成本低，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巨龙车”。在上海“巨龙车”最高峰时有近5000辆，占全市公交的“半壁江山”，可谓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最辉煌的车型。1970年，上海电车修造厂还曾专门造了一辆“巨龙车”，向毛主席12月26日的生日献礼。
1984年，高中毕业的施国庆来到上海市区的公用事业中专读书。崇明虽隶属于上海，但中间隔着一条长江，交通非常不便，每次周末回家真可谓“舟车劳顿”，像打仗一样。
中年施国庆回忆说：“我们坐船，快到南门码头了，大家都拼命往门口挤，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想一靠码头就奔上去，好到车站坐车。因为那时车很少，如果错过末班车，就没有了。到了车站拼命挤上车，有时候实在挤不上了，公交管理人员和司机就帮大家往上挤，一定要关上门才能开车啊。那时每次回来都感觉像跑马拉松一样。”
解放初期崇明仅有4条公交线路2辆公交车，时至今日崇明本岛已有30条线路300辆公交车。崇明人早已不再为赶不上公交末班车操心，然而“过江难”依然是岛上居民的一块“心病”，他们都感受过迷雾停航，望“江”兴叹的无奈，就是有天大的事，也只能干着急；如果遇上台风，更是一票难求；逢年过节码头的候船室总是人山人海，等待摆渡的车辆可以绵延上千米。
千百年来，崇明人渴望着能够风雨无阻，进出自由地往返于市区和海岛之间，而如今这一切终于马上就要变成现实。2009年10月世界上最大的隧桥结合工程——上海长江隧桥即将建成通车，长江隧桥工程起于上海市浦东新区的五号沟，经长兴岛到达崇明县的陈家镇，全长25.5公里。其中“南隧”穿越长江口南港水域，长约8.95公里；“北桥”跨越长江口北港水域，长约16.65公里。这一桥一隧连通了上海浦东和崇明，届时还将有两条公交线路驶上隧桥，长江天堑眼看就要变通途。
在崇明公交公司，中年施国庆和同事们看着地图谈论着即将驶上大桥的两条公交线路……
人物简介1：
我叫施国庆，出生于1964年10月1日，是上海市崇明公交公司的一名普通职工。我的家乡在祖国的第三大岛——崇明岛，今年10月31日，上海长江隧桥正式通车。这可以说是所有崇明人2009年的头等喜事，因为这个梦我们祖祖辈辈已经做了千百年。
我的家住在崇明县中部的新河镇，离南门县城有半个小时的车程。小时候，公共交通不发达，很难得才会去一次城里。每次去县城都是我的节日，可以看到很多新奇的东西，不过每次来回挤公交车却是恐怖的回忆。那时常想，车能再多一些就好了，大家都能坐得舒服！
1984年，我离开崇明来到上海公用事业中专读书，由于中间隔着一条长江，每逢周末都得坐船回家。每次回家真可谓“舟车劳顿”，像在玩铁人三项似的。那时特别羡慕市区的同学，就盼着能造一座桥，把崇明和上海市区连起来！
1987年，中专毕业后的我进入崇明公交公司车间当机修工，后来负责公交公司的三产、物业管理工作，如今则是在洗车台上工作。洗车的时候，我心里也会挺感慨，感慨于这么些年来公交事业的变迁。如今崇明已经有了300多辆公交车，其中1/3都是空调车。10月31日，隧桥通车的时候，我们公司的两辆最新的公交大巴行驶在了车队的最前面，那一刻真有种梦想成真的感觉。
很多人都说，隧桥通了，崇明一定会有大变化。我也坚信，因为岛上的居民进出方便了，来这儿旅游的人多了，崇明的经济、文化都会有发展。
人物简介2：
我叫施国庆，出生于1934年10月15日，是崇明公交公司的一名退休职工。
和很多崇明人一样，年轻时我也曾经在上海市区学生意，想在那儿谋条出路。1956年，由于机缘巧合，我回到崇明，在当时的一家时装厂当了车工。也就在那一年，崇明成立了公私合营的汽车运输公司，不过那时我也没觉得出行有多大的改善，路上的车仍然很少。人们出门一般还是会靠走，或者二等车（搭客营运的自行车），再或者就是最原始的独轮车。
1961年，我进入县公交公司的南门汽车站工作，因为以前学生意经验，在食堂里当上了一名会计，同时还是一名汽车站的收款员。每天收工的时候，售票员们都会把当天营运所得的票款交给我。
事实上，当时我们当地的公交事业还很不发达，公交车还很少，每逢节假日就更为捉襟见肘，实在没办法了，就用卡车运送客人。20世纪60年代初，由于当时我国的石油非常紧缺，还出现了经过改造能用煤气或者沼气作为燃料的公交车。不过这种沼气包每半天换一次，非常复杂，而且爬上爬下不仅危险，还浪费时间，又坐不了多少人，老百姓还是觉得出行很不方便。
1994年，我正式从公交公司退休，虽然不在岗位上了，但我一直很关心公交事业的发展。从上世纪90年代的市场化运作，到世纪初的公益性扶持，再到如今国资占主导，经历三次轮回的上海公交再次回归公益性。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最大的益事，如今农村公交“村村通”，公交车站设到了家门口；交通卡可以优惠换乘；我们老年人凭老年卡还可以免费乘车，总之出行是方便多了。
轻快的旅途（二）
陈国庆，现余杭交通局副局长，1962年10月1日出生。在余杭西部山区最偏远的一个公交车站因为台风的原因，这一天陈国庆和他的同事们来检修公交站点的防护设施。这样的公交车站在陈国庆的管辖范围内总共造了15个，随着村村通公路，陈国庆还准备把这样的公交车站建到更偏远的地方。
余杭位于杭嘉湖平原南端，处于上海经济区的中心，从东、北、西三面环抱杭州主城，是杭州通往苏沪皖乃至全国各地的重要门户。有着得天独厚地理优势的余杭，早些年的交通状况却相对落后。
陈国庆说：“小时候我从小学到上高中，每天要走7里多路，来回要花一个半小时时间，有时候碰到下雨天，路面坑坑洼洼都是积水，行走非常不方便。”
余杭全区总面积有一千二百平方公里。东部平原，西部山区。从东到西的直线距离有160多公里。以前，不要说去远的地方，就是余杭本地各镇乡之间的交往，因为交通的不便也受了阻碍。
陈国庆是土生土长的余杭人，陈国庆说：“我小的时候，只听说过瓶窑、黄湖但从来没去过。尤其像百丈镇那么远更不方便了，我最多也就是在乔司、塘栖这边走走，只有过年过节的时候才有机会到杭州去玩玩。”
下了公交车，陈国庆准备顺路到自己过去的战友张建军家串个门儿。在公路没有修上山之前，这位毛竹种植大户天天为运毛竹而头疼。那时候，毛竹要一根根人工扛下去。不仅成本高效率低，还非常的不安全。
余杭毛竹种植大户张建军说：“现在我们这山里面，山清水秀的，毛竹多好。以前这里的路都挺小的，下雨天根本不能走路，这个毛竹从山顶上面直接可以拉到下面去多方便，可以用卡车直接拉到山底下去。”
陈国庆也说：“这几年通过我们交通的建设，道路都修到山顶上了，如果你在家里刚烧饭，我打个电话来，还能赶得上到你这吃山货呢。现在很方便了，我们这一车毛竹一下就可以拉到底。以前我们小时候，觉得到上海去一趟是很稀奇的事了，现在我们正在建设地铁和杭沪高铁公路，明年就完工了，到那个时候如果到上海去，只要半个小时就够了。我们如果生活在余杭，可以到上海、杭州工作，来回都是非常方便的。”
目前，在余杭区域内在建和已经建成的高等级公路就有7条，在全国都不多见。而更让余杭人期待的是他们即将进入的高铁时代。
个人简介：
我叫陈国庆，是余杭交通局副局长。上世纪80年代我考上了军事院校，这身军装一穿就是二十几年。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东海舰队。在部队的培养下我从一名普通的海军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海长。随舰艇出访过许许多多国家和地区，并受到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曾参与过西沙群岛战役和香港主权回归祖国海军检阅仪式。
对我这样一位老海军来说，已经习惯了在海上漂泊的生活，转业回到地方上开始还真有些不适应。幸运的是，在余杭交通局，我的工作内容还是与水有关系。余杭不仅陆路交通四通八达，水路交通也十分的发达。沟通南北的京杭大运河穿境而过。组织上为发挥我的专业特长，便让我分管起了水上交通这块。只要与水打交道，我就会感到很亲切。余杭正在加大运河港口码头的建设。等建成并投入使用时，坐船从运河经黄浦江便可到东海，去看看我曾挥洒青春热血的舰队了。
当兵的人没有不爱唱歌的，我更是如此。不仅爱唱歌，还特别喜欢唱英文歌。虽然现在我已经快五十岁了，可我一点没觉得自己老。我比年轻人更充满自信和活力。感谢我的父母在祖国生日那天把我生下，让我的名字具有了特殊的意义；感谢我的祖国通过不懈努力有了繁荣富强的今天，让我和千千万万您的儿女一样过着幸福安康的生活。
编导手记
王晋坚、戴妍艺（余杭电视台）
故事主要通过对比的手法来表现余杭交通的快速发展。开篇主人公通过几个事例讲述了儿时余杭道路交通状况的落后。事例一：每天上学要步行7里砂石路，每到下雨天积水成河。事例二：由于交通的不便，大多数人就连余杭范围内都有许多地方只听过没去过。事例三：从余杭到杭州短短几十里路却比现在出国还要遥远，一年难得去上一趟。现如今，砂石路早已换成了水泥马路、柏油马路，代步工具也从双脚变成了自行车、摩托车、小轿车。不仅城区道路面貌焕然一新，还实现了余杭境内一小时交通圈，山上、村里都通上了公路。公共交通设施也全面与杭州接轨，公交网点遍布余杭各个角落。余杭境内的高等级公路实现了全国领先，无论是开车还是明后年乘坐高铁地铁去杭州、上海都非常方便的。
我们抓住梦想这条主线。把主人公陈国庆儿时的拥有一辆自行车的梦想一步步推移到自行车、摩托车、私家轿车，梦想从实现到升级到再升级。由于余杭四通八达的水路交通，陈国庆的下一个梦想是拥有水上交通工具。
喂，您好
从信件，到电报，然后是电话、寻呼机，再到现在的手机，新中国60年通信的回忆已经尽在其中。新中国建国初，“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曾经是许多京城老百姓的梦想之一。如今，北京的手机普及率已经达到104.4部/百人。从跑上几条胡同接个电话，到现在用手机和朋友来个视频聊天，60年的变迁中，不单单是“方便”二字能形容的，这里面包含了许许多多人的奋斗和回忆……
这一天是陈建国老人的生日，他的儿女都跑来给他过生日。看着精神矍铄的父亲，儿女们都非常开心。2009年84岁的陈建国和老伴生活在上海市闵行区江川街道的一套老式公寓里。国庆前夕，三个儿女带着鲜花和蛋糕，专程赶来给老人送上生日的祝福。享受着全家团聚的美好时光，老人脸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陈建国老人从新中国诞生就在邮电系统工作，一干就是35年，一直到1984年光荣退休。
这一天，昔日的同事也专程来看望他，还给他送来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纪念邮品。陈建国的同事陈耀旗说：“邮政发展到今天可谓辉煌，在以前我们打个电话多难，我们在公用电话的小屋子里等啊等，打个长途电话最起码要等四五个小时，那算运气好的。现在一个E-mail，一个QQ，既可以发到美国，又可以发到意大利，什么地方都可以发。”
这个时候儿子打开电脑，浏览一些新闻什么的，老人陈建国说：“快多了，报纸没出来这个就出来了。”
了解着网上关于世博会的最新消息，老人感慨最多的，是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1946年，在苏北汝东县务农的老陈加入了革命的队伍，担任新四军的情报员。这是老陈第一次从事信息传递的工作。在当年那峥嵘岁月中，传递一个简单的信息，不但需要跋山涉水，还要冒生命的危险。
老陈说：“有一天，一架飞机呼的一下子就下来了，然后又冲过去了。我回头一看，那个飞机转头过来了，重新又飞回来，正好周围有一棵黄果树，飞机一来，又上去，一梭子机枪，啪啪啪一打。结果我倒没有被打到，另外一个人脚被打上了，是老百姓。我当时也不管了，推车就走了。那颗子弹打到，伤口有手指这么大，哗哗流血。”
就是这第一份传递信息的工作，伴随着老陈从革命战争年代走到了新中国的成立。经历了枪林弹雨，他从一名新四军战士转变为人民的邮递员，为了庆祝老陈在新时代新生活的开始，他的同事们一起为他更改了名字。
陈建国说：“本来我叫陈三，单名蛮好，我写起来也方便，但后来大家说改个陈建国好了，马上要解放了，就是这样的。”
上世纪50年代初，陈建国来到当时的上海县做了一名基层邮电支局的局长。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尤其是农村基层的邮电事业刚刚起步，大到邮路的建设，小到邮件的发送，信息的传递漫长而艰辛。
陈建国说：“当时上海到闵行，不是现在这个邮政，都是平湖到上海的，来去用船送信和报纸，报纸要隔夜到，一天到不了，比如说江苏省的《新华报》，起码一天多，上海的报纸也这样，都是隔夜的。”
在上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通信往来是普通百姓保持异地联系的主要方式。一封普通的书信要送到百姓家里，必须经过长途颠簸最后由邮递员挨家挨户地传送，五六十年代，一封电报的送达要一两天的时间，甚至更长；一封普通的市内信件要三天到一周的时间；边远的外地省市一封书信的传达甚至一两个月。
陈建国回忆说：“早上出去，要到晚上，有时候出去，要带两样东西，一个是邮包，还有一个毛竹板，做什么呢？下雨天，下雨小了还可以骑，下雨大的时候就不好骑了，如果烂糊泥不好骑了，就是车子骑人了。特别是冬天，结冰了就不好走了，冰化了更加不好走。”
在当时基础设施落后的乡村地区，一封书信所承载的，不仅是相隔两地的人们的期盼，更有邮递员艰辛的付出。
陈建国说：“有一次，我们这边有一个人，夜里掉到湖里去了，我也害怕得要命，结果我跑过去找，一看他在湖里面，赶快给拉起来。”
上海是中国近代邮电事业的发祥地之一，相当多的信息技术发展都从这里起步，但是要让人们了解这些新鲜事物也有一个渐进过程，因为不了解，当时一些村民还闹了些笑话。
陈建国说：“有一次我在颛桥，到路边有一个老妈妈跑了过来，说他儿子参军，给她写了封信过来，她说要写回信，写回信的时候，她说我要买个龙头（1878年，清光绪四年发行中国第一套以‘云龙’为主图的邮票，接着发行小龙——蟠龙邮票，我国早期的邮票上多带有‘龙’的图案，民间俗称为‘龙头’。）我说没有龙头，她说寄信的龙头，我说寄信只有邮票没有龙头。我就给了她一个信封，给她邮票，叫她贴好，她说有数了，结果她拿这个邮票贴到我们邮箱的大门上，人走了，一封信就摆在台子上，我说信怎么邮票没了，我们问她邮票哪去了，她说邮票就贴在邮政大门上了。”
沧海桑田，曾经传递信息速度最快的电报也已经淡出人们的生活。目前，许多地方的电报局已经随着邮电事业的发展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一些长途电话局也已经缩小业务，并被归并到中国电信长途无线部了。如今，普通信件的往来一天内就可送达，快递服务甚至缩短到小时以内。传真、网络更是让信息瞬间即达。老陈说，这些个现代的技术他已经弄不懂了，他喜欢的是摆弄家里这些老东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个农村公社只有一个总机，虽然总机连有15到20门的电话机，但是要打到外线，必须通过总机转接。要接通一个电话，费时费力，为了打一个长途电话，等上四五个小时是常事，有时等上几天也连接不上，用村民们的话说就是电话不如走路快。而且通话的效果也得不到保障。
陈建国说：“1958年‘大跃进’接的电话线，是‘三三通电话’（就是一种碳钢做的电话线），电线杆子上面是电话线，下面是广播线。人们打起电话来呢，又是广播唱戏曲，又是说故事，又要听电话，吵吵闹闹的，我打电话怎么有人说故事啊？什么道理啊，实际上是广播。经过反映，上面才把广播和邮政（电话线）分开来了，单线改双线，广播线就弄了另外一条线。”
经历过这些笑话的老陈可能还没有注意到这样一个数字，如今，全国固定电话用户已超过3.5亿，移动电话用户突破6个亿。从BP机、大哥大到3G手机，从长途电话到互联网上跨越大洋的即时视频聊天，几十年间，人们的联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化时代让天涯变咫尺。
人物简介：
我原名叫陈三，在1946年参加革命工作以前是农民，不识字。1947年4月参加江苏省如东县的民兵队，任乡村通讯员。10月参加新四军九分队，任新四军九分队江苏省如东县交通员，为迎接新中国的建立，部队首长将我的姓名由陈三改为陈建国。后来苏北解放，我随部队进驻江苏省南通市邮政电信局，当时部队接管邮政电信局，我任电报送报员。1953年2月我从南京邮电干部训练班毕业，分配进上海。1984年7月光荣退休。
编导手记
蒋化（闵行电视台）
当我面对84岁的陈建国老人的时候，当他用那一口并不流利的苏北普通话向我娓娓道来那些属于他们那一辈人的辉煌的时候，我发现时光停滞了，他满脸岁月的刻痕在不时焕发的容光里失去了逼人的冷峻，他略微颤抖的身体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豪迈与激情，此时征服我的，不再是无痕的岁月，是见证的力量，是崇高的理想，更是岁月积淀在老人骨子里的那份平静与豁达。
我眼前的陈建国老人，从意气风发、投身革命的翩翩少年到如今儿孙满堂、安度晚年的耄耋之龄，他走过的岁月已经远远超过了共和国经历的风霜，他与老伴超过半个世纪的婚姻更是让岁月的“刽子手们”汗颜，他们执子之手的浪漫已经让时间遁之无形。尽管没有轰轰烈烈，记忆里最多的只是基层工作的艰辛与琐碎；尽管没有豪言壮语，精气神里抖落最多的却是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更加激越的人生信念。这位普通老人体内所蕴涵的能量远远超过了我的想象，他对长寿所归结的素食主义似乎也已经成为我们饭后的谈资，支撑他抗御岁月的法宝，应该是建设新中国的时代承诺以及对丰富的人生经历的不懈追求。
平平淡淡，或许只是老人目前一种外在的生活状态，他的内心应该随时都是澎湃起伏的，因为他们的光荣岁月属于一个大时代，而这个时代还在继续它前进的步伐。
乐游中国
中国自古便有《徐霞客游记》，然而，旅游这个词直到1985年才被我国经济学家于光远“定义”，然而，就在这短短的30年间，它却代表了千百年来人们追求自由的心境。中国有三山五岳、长江三峡、杭州西湖、承德避暑山庄……风雨60年间，旅游业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旅行社、旅游景区、旅游展会、黄金周……这些新名词会让这匹处于服务业尖端的骏马腾飞得更快、更高、更强！
杭州是个旅游城市。每天，在西湖边有大量的游客流连在湖光山色之中。这是杭州有名的湖滨路，改造后的湖滨路成了半边湖水半边城的一个连接点。如今，在这风光无限的西湖边，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存在过一个也曾风光无限的友谊商店。
友谊商店主要针对外宾、港澳台胞、华侨等人，里面供应的一般是国内生产比较少的旅游纪念品、进口家电等。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国出现了一批涉外的国营商店，这种只对外服务的商店，作为一种友谊的象征，统称为友谊商店。当时，中国旅游还不发达，许多中国人甚至没有旅游的概念。友谊商店只为外国游客提供服务。在那个物资紧缺的年代，商店里的商品显得光怪陆离，老底子的杭州人知道，杭州的友谊商店一般人是进不去的。
一个叫王国庆的人回忆说：“那个年代到了结婚的年龄，大家都想去买一台家电，我们曾经也想进去过，装做什么都不清楚地往里面闯，但还是被他们的工作人员拦住了，没有回乡证、护照或特殊通行证，是进不去的。”
1984年，王国庆进入杭州旅游系统工作，这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因为工作之便，王国庆手里有了一些只供友谊商店使用的外汇兑换券。王国庆说：“我原来喜欢搞收藏，这个外汇券我也收藏了一些。当时这个有比较大的价值，在结束使用之前，我大部分都用掉了。”
20世纪70年代，随着中国旅游事业的发展和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活动的不断增加，中国银行1980年开始发行外汇兑换券。这种特定年代的特殊货币，现在已经消失不见，只有在收藏品市场，才能看到它的身影。在旧物市场里，好品相的外汇兑换券是凤毛麟角，价值还比较高的，要五千多块钱。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交往逐渐增加，入境旅游市场也得到开发，1949年至1954年，浙江省人民政府成立交际办，统一负责接待来浙江、杭州参观访问的外国代表团、友好人士等。国内旅游则大多以部队、铁路等单位疗养方式为主。1979年，杭州出现了第一家国营旅行社，不过，那时国人对旅行的概念还很陌生。
王国庆说：“在没有改革开放前，是没有旅游概念的。因为我们那时旅游工作主要还是配合国家的外事需要，或者一些经济交往，你说以旅游的形式来是很少很少的。”
同样的，那个时候对于王国庆来说，出门旅行是一件很新鲜的事。1982年王国庆新婚，小两口决定去青岛玩。没有参加旅行社的习惯，一切靠自己。
王国庆回忆说：“我印象当中我们排了两三次队才买到去山东的两张火车票。到山东之前打了长途电话，请那边亲戚帮我定好房，才能出发。”
虽然出行很麻烦，但是顶着“旅行结婚”这么时髦的词，又是第一次出远门，在朋友们的羡慕和祝福中，王国庆还是高兴地出发了。
王国庆说：“那时不大有的士，所以我们到青岛的第一天，从早上出发，晚上十一二点才能住到酒店里，所以说那个时候旅游也好，旅行结婚也好，是很辛苦很辛苦的。”
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期，杭州的国营旅行社猛增至60多家，90年代，出现了民营旅行社。在王国庆手里审批了第一批民营旅行社，这家远东国际旅行社1999年从国营转为民营企业，就是王国庆帮办的手续，现在这家旅行社的老总潘叶娟和王国庆成了好朋友。
潘叶娟说：“正好1999年第一次世界博览会在昆明开，但是我了解一下，杭州至昆明的火车还没开通，机票航班又很少，票价很高，然后我做了一个大胆的动作，独家包两趟专列去世博会。这个就是因为改制给我带来的一种冲劲儿。”
事实上，从1995年5月1日起，中国实行每周5天工作，双休两天的制度，人们有了更多可支配的休息时间后，国人沉睡多年的旅行梦突然就清醒了，他们发现，原来现实世界是如此精彩纷呈，不出去看看，枉对人生。潘叶娟正是赶上这个好时候。
潘叶娟说：“两趟专列1600多个人一个星期卖完，我们的市民排队报名都排到马路上去了，后来再报名，还要开后门。”
1999年9月18日，为了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同时也是满足中国人因为消费能力的提高而从基本的生活需要转向精神需要，中国国务院修定发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推行中国人后来耳熟能详的“黄金周”。2000年5月1日，是中国第一个“黄金周”。王国庆作为旅游业人士，亲身参与了那一周。
王国庆说：“我们晚上几乎是没办法睡觉的。有时刚停下来喝口水，客人电话来了，找不到住宿，找不到吃饭的地方，甚至半夜两点打电话过来，找不到住宿，能不能帮帮忙。”
不仅在杭州，全国各旅游城市都出现了旅游井喷现象。这种猛烈的旅游浪潮打了王国庆和同事们一个措手不及。王国庆说：“我们就想尽办法让客人安顿下来。当时有澡堂，我们就安排到澡堂里去，澡堂里满了，就安排到萧山、余杭去，包括我们现在有的餐馆，把两个凳子一拼起来，就当一张床睡下来了。”
潘叶娟也回忆说：“我们那个时候做产品，相对现在比起来粗糙得多，包括条条框框少得多，他们对住要求卫生就可以了，吃能吃饱，就可以了。”
23个黄金周之后，2008年，中国国务院又出台文件，取消了“五一”黄金周，将清明、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变成法定假日，同时，《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从2008年1月1日起执行。中国人有了更合理安排自己出游的时间，消费也趋向理性化。
潘叶娟感慨地说：“现在出游，人们首先问你什么机型，空客320还是3个7，不同时间机型价格不同；甚至更细的是，你的菜单能给我看一下吗，我吃什么，完全是不一样的。有的客人甚至说，我要住什么酒店，他比你还熟，甚至一个不小心他拿的价格比你还好，因为现在是信息社会了。”
王国庆平时最喜欢的就是摄影，无论到哪里，他一定会拍一大堆照片回来，他总是说，我水平不怎样，但就是喜欢。王国庆世界上好多地方都去过了，但是还有很多地方没去，还有很多想去的地方。他今年已经55岁，在75岁之前，他还想去没去过的地方看看，拍很多照片。
人物简介：
1984年杭州新成立了旅游公司。我刚进入这个行业时，中国人都还没什么旅游的概念，杭州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旅游业相较全国而言，是起步较早的，也是走在前列的。即便如此，杭州旅游还是走过了一个从星火到燎原的过程。这些年来，我直接参与组建了杭州第一家涉外旅游车队、第一家杭州的涉外星级饭店、组织了第一家为旅游服务的航空公司，也见证了杭州第一家民营旅游公司的成立。杭州旅游公司变身为目前的杭州旅游委员会，从当初从事该行业的二十几个人，发展为40万人，从事相关服务行业人员更达到200万人。杭州2008年旅游总收入突破700亿元，其中入境游客200多万人次，国内游客4500多万人次。
编导手记
吴丹燕（杭州电视台）
每年国庆，部门总会收到各种宣传任务。2009年祖国母亲六十大寿，肯定不例外。果然7月份，部门领导发了任务给我：与中央二套合作，要做一个名为《“寻找国庆”的故事——档案60》的节目。寻找名叫“建国”或“国庆”的人，还是要有故事的。
这人海茫茫的，上哪儿去找啊？派出所去一搜，傻眼了，杭州有4000多个叫国庆的，真是大海捞针！还是利用咱自己媒体的优势吧！通过新闻节目，以字幕滚动的方式，征集名叫国庆又觉得自个儿有故事的人。自主报名的方式还能解决拍摄配合的问题——自己来报名的，肯定配合！
征集了半个月，效果还不错，报名的有80多个。然后就进入层层筛选：先通过电话报名并了解大概的经历，然后填表记录，经过比较考虑，再筛选出经历比较丰富、比较有故事的人，将最后初选的10人约在一起座谈，更详细地了解后，报给中央台6个人。
折腾了快一个月，经过多方面考虑、层层选拔，最后，在杭州旅游系统的王国庆进入了我们的视野。王国庆在旅游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见证并亲历了杭州旅游从无到有的发展。杭州旅游的蓬勃发展，体现了国家经济体制的转变，国人经济水平、消费能力的提高，同时涵盖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精神层面追求，从侧面反映了国家六十年之巨变。
在多次与王国庆了解情况后，与中央台再次沟通拍摄内容，决定了切入口，开拍吧！
摄像师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部门老人，拍摄、采访也还算顺利。可是回来一看素材，傻了，人物背景冲光得厉害，人脸解像也特别差。当时肉眼看光线都不错，不至于吧？后来再了解，才知道向技术部借的这个广角镜头，前段时间进过水，虽然送到日本修过，可是镀膜受了损伤，顺光没问题，逆光的抗冲光就特别差，于是产生了如上惨事。没办法，只有重拍。我把人物采访需要的部分摘出来，也就五六段吧，每段三五句话，请王国庆依他自己曾说过的话，再说一遍。
以为这是个几分钟的事，轻松愉快地去补拍了。结果，王国庆这位在镜头前曾侃侃而谈的主儿，居然NG无数次，他擦着汗说，叫我自由发挥行，自己背自己的话，太难啦！
还好，经过一个小时，我们还是完成了这个本以为十五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
想唱就唱
相对于中国五千年的浩瀚历史，新中国60年的发展史也许显得有些短暂，但它创造了人类物质和文化发展史上的惊人奇迹。从3年饥荒到“文化大革命”，再到恢复高考，文艺这条路经过了数次灾难、禁忌，到缓和、解禁，其中历经的沧桑，不是用几句话能形容的！
“建国建国啊，这个名字我叫了60年，我今天觉得这个名字好。”
此刻，在中央宣传部正在排练的小品名为《红丝带》，小品里的男主人公叫“建国”，小品外还有一位在给演员说戏的也叫“建国”，他就是《红丝带》的作者瞿建国。这个小品是瞿建国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而创作的。在2009年5月“上海之春”新人新作比赛中获得了一等奖。但瞿建国并不满足，这两天他又召集剧组人员进行分段排练，不断打磨这个小品。
从戏中建国的台词中，不难听出瞿建国对自己这个名字既有着几分自豪感，又有些许负重感。其实，在他来到人世间的最初七年并不叫建国。
身为上海奉贤区文化馆馆长的瞿建国说：“当时我的名字不叫建国，我叫立社，建立人民公社的那年生的，中间取了两个字叫立社。但是给我取名字的人是我的一个亲戚，成分比较高，好像不是富农就是地主。我的爷爷在我上小学报名的时候就把这个名字改掉，他说还是叫建国。我们要跟他划清界限。”
名字本身没什么错，错就错在为他取名的那个亲戚成分有错。在那个一切都讲政治的年代，改名为建国不仅是为了避嫌，更是无奈之举。1958年出生的瞿建国5岁时遇上三年自然灾害，该吃的时候没吃饱；8岁遇上“文化大革命”，该学的时候没学到。从小学到中学，他和同龄人的生活里充斥的是口号、最高指示、阶级斗争，而真正的知识文化学习却几乎成了一项“业余爱好”。
瞿建国说：“我上小学的时候，正好遇上‘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大革文化命，所有的文化都被摧毁掉。我们那个时候非常喜欢文艺的，比如说画画啊唱歌啊，都很喜欢。那个时候就是没条件，学校里面有文艺课的叫做革命文艺。教的是什么？画画就教铁拳头，画个铁拳头，砸烂‘封资修’，是这样的。音乐唱毛主席语录歌，或者是唱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歌，所以那个时候，整个氛围应该说文化受到了严重的禁锢。”
当时年幼的瞿建国并不了解自己正处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个最特殊也最艰难的阶段。“文革”开始后，绝大多数已出版的图书都成了“毒草”。《红楼梦》《三国演义》等优秀古典名著成了宣扬封建主义的“毒草”；外国文学自然成了宣扬资本主义的“毒草”都在禁止阅读之列，不是被烧就是被封存起来，甚至连许多工具书如《现代汉语词典》《辞海》等也都遭到了批判被禁。书店里的书架上只有马列主义的书籍和毛泽东的“红宝书”。这使得文化资源极其匮乏，书少、没有书读是当时人们普遍的感觉。
瞿建国说：“上小学时，正好是‘文化大革命’。我们所有的课文被印有毛主席语录的纸覆盖了。认为里面的课文内容是“封资修”的，我们小朋友很好奇，为什么要把它覆盖掉呢？到家里就偷偷揭开来看，原来里面是‘司马光砸缸’这样的课文。”
那个年代，人们平常只跳一种舞蹈，叫“忠字舞”，整个戏曲界也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所谓的“八亿人民八个戏”、“全国人民唱样板”。收音机里天天播放这八个样板戏的唱段，电影院里也来回放映这几个片子。当时这几个样板戏的唱腔几乎全国人民无论男女老幼都会唱，这些瞿建国实在是太熟悉了。
瞿建国说：“当时全是样板戏，家里广播是样板戏，田头广播也是样板戏，走在路上听到的也是样板戏，在学校里听到的也是样板戏。我们这些小孩子是在样板戏的熏陶下长大的。我们到了生产队里，社员们就说：唱一段，小知识分子唱一段。我们就来一段。当时我就在仓库里，为社员们唱了样板戏《红灯记》里李玉和的唱段：好闺女。三个字先念出来再唱的。然后是：提篮小卖拾煤渣。当时这个唱腔还唱不准，小孩子腔，但唱得很认真，很投入。”
但文艺是不可能像一块铁板似的被完全压住，它一直存在于人们心中。
幼小的瞿建国也如此。尽管在这样禁锢的环境中成长，但他对知识的渴望、对文艺的热爱还是如萌芽的小草般破土而出。样板戏多听几遍他就能背出谱子；没有蜡笔，没有画纸，他就用铅笔头在墙上惟妙惟肖地画小动物；他还自学了口琴和笛子。
1977年恢复全国高考。这一年冬天，全国共有570多万人参加了此前已中断了十年的高考。瞿建国也是其中之一，并最终考入上海第六师范学校美术专业。这些过五关斩六将挤入学校大门的幸运儿们，在经历了“精神上”的极度饥渴后，在学校这个知识的殿堂里，他们如沐春风，如饥似渴。
瞿建国回忆说：“进了学校以后，整个社会有点开放了。听的音乐有点丰富了，书架上的书也多了，特别印象深刻的是那时在逛新华书店时，看到了刚出版的《威尼斯商人》，莎士比亚的一个喜剧，我就掏钱买了一本，很薄很薄的。但是人们经过那么长时间，十年的禁锢之后，还是有点羞答答的。穿衣服虽然可以穿其他颜色了，不是全部绿颜色了，但是也不敢穿出来。”
十几年间，瞿建国琴棋书画几乎是样样能拿得起来，业余时间也常常被一些社区活动占满。2007年，瞿建国当上了奉贤区文化馆馆长，热爱文艺的他名正言顺地搞起了群众文化活动。
这一天，青村镇桃园村的村民们来到文化馆找到瞿馆主，说要组建一支民乐队。瞿建国觉得是件好事，文化馆要鼎力相助。第二天，他特地来到琴行挑选一些乐器，以文化馆的名义捐赠给村民们。
这次送给桃园村村民们的乐器包括了二胡、扬琴、琵琶、笛子、快板等16样，足够帮助桃园村组建一个像样的民乐队了。听说区文化馆的老师们来了，村民们特地准备了一台节目，请老师们欣赏。而瞿建国和同事们今天不仅是来送乐器的，也是来专门指导村民们表演的。
歌声未必悠扬，舞姿也未必婀娜，但这些村民们显然已陶醉在自己的舞台上。这是他们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吴惠芳是现桃园村戏曲演出队队长，她说：“在从前根本没时间去唱跳，怎么会有时间呢？想也不敢想，也没这个心情去唱去跳。都拼命在田里劳动干活，回到家里做家务，领孩子，有时一天5角多，有时一天6角多，一年做到头，我家还透支。四个人还不能糊口。”
改革开放后，桃园村的农户拓展了种植、养殖和乡镇工业，村民们的经济收入也随之不断上升，小城镇保险和医疗保险更是解决了不少村民的后顾之忧。富足安逸的村民们也想让自己的生活越来越美好。2008年，喜欢文艺的一些桃园村村民们自发成立了一个戏曲表演队。
吴惠芳说：“现在社会发展也好，生活很开心。村里条件也好，我们也有了空闲时间，我们这些五十、六十、七十几岁的人，百分之七八十都已经有了小城镇保险，空下来就约到村里来唱唱跳跳，想到这些很开心。我们在村里排练，很受老百姓欢迎，在排练时，本村老百姓都来看，看我们演得挺好，别的村也来请我们去演出。大家蛮欢迎我们的。”
看着新建的漂亮的舞蹈排练厅，舞蹈队的队长马庆珺说：“我们平时的活动，镇里村里都很支持的，有时他们帮我们排练排练，指导指导，还为我们做演出服。政府还在我们村里搞个文化室，可以上上网、看看电视、看看书，有时还会送戏下乡给我们看。现在我们农村文化生活也很丰富的。”
这一天，瞿建国受邀来海湾镇为一场K歌赛做评委。在这次K歌赛中，既有唱流行歌曲的，又有唱红色老歌的，还有唱戏曲的，只要愿意，都能各自唱出心中的歌。作为区文化馆馆长，这样的群众娱乐活动瞿建国经常参加。看到村民们在饭后茶余，唱唱跳跳，他从心底里由衷赞叹生活的美好！
瞿建国感慨地说：“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经过了这30年以来，我们的群众舞台丰富了，形式也多样了，老百姓想唱什么、想表演什么都可以，完全可以在这个舞台上秀出自己的风采。”
人物简介：
我原名立社，是我的爸爸的爸爸的妈妈的弟弟起的。因为我生在1958年，那时正好建立人民公社，所以给我起名叫立社。后来上小学，遇上“文革”，爷爷为了与那个成分偏高给我起名的亲戚划清界线，把我的名字改成了建国。
名叫建国，有点负重感，也有点历史感，更该有点成就感。遗憾的是，我5岁遇上三年自然灾害，该吃的时候没吃饱；8岁遇上“文化大革命”，该学的时候没学到。人家都可怜老三届，因为刚念完高中就碰上“文革”，上不了大学。但毕竟学完了高中课程，有点文化，可以为自己喊喊冤，我看不算太悲哀，像我们这一代才是最悲哀的，从小学到中学，整个泡在口号里，天天背诵最高指示，什么文化知识都没学到，到头来还没人同情，也没人为我们写一部鸣冤的史话，好像我们命该如此。共和国50年历程，风风雨雨，坎坎坷坷，有巨大的不幸，也有巨大的成就，我就这样伴随其中，虽很渺小，但如歌所诉：“你是风啊，我是沙，缠缠绵绵绕天涯……”如沙一般平凡，在比我大9岁的共和国面前，真的不好意思叫建国，虽然有人用一句歌词来粉饰无所作为，说什么“平平淡淡才是真”。
出去采访，时不时碰到几个长着各种脸，而统一名叫建国的在一起，一下子亲热了好多，好像早就认识似的。第二次碰头，老远就打招呼：“建国，吃了吗？”“吃了，吃了，建国你呢？”“还没呢！”“噢噢，那——有空来白相……”“……”现在我的通讯录上有了陈建国、陆建国、沈建国、张建国……一大串朋友。而且朋友们多有建树，无愧建国这个名字的响亮，我也觉得很光彩，也很有信心为比我大9岁的共和国的富强留点什么，只是由于底气不足，常有眼高手低的感觉，这就很痛苦，但是，再痛苦，也要挣扎，也要奋斗，我相信21世纪有我发光的岁月，如同我的祖国，总有一天会笑傲世界。
我的五彩生活
60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新中国的诞生和崛起，整整转过一个甲子。作为人类现代智慧的结晶——电视，就像一面镜子，用它特有的视角和崭新的思维方式，为我们描绘了一份60年的风雨波折，折射了一段60年的光辉岁月。今天，我们已经是一个年产电视剧14000多集，拥有3000多个频道，5000多个有线台，拥有全球转播能力、完善的节目生产和制作能力的综合性电视事业超级大国……
在中国的家电业素有“金九银十”一说，每年的9月都是家用电器销售的传统旺季，就拿彩电来说，新款式新功能让人眼花缭乱；打折让利完了还要再送赠品；以旧换新、下乡补贴等优惠政策更是层出不穷，然而记者在彩电专区看到，消费者的态度不冷不热，似乎并没有出现商家预期的火爆景象。
如今，电视早已成为牙膏牙刷一样的生活必需品，一个家庭拥有两台甚至三台电视都不算是新鲜事，不过如果回到30年前，电视机可绝对是个稀罕物儿。
崇明县东风农场有线电视站的黄国庆说：“记得是1974年，我在上小学。刚回家那天，听父母说我们队里买了一个电视机，那时很稀奇的。听说当天晚上有电视看，赶紧把作业做好，吃好晚饭就等着去看电视。”
黄国庆出生于1964年，如今在崇明东风有线电视站工作，他第一次看电视是在10岁那年。黄国庆回忆说：“我记得第一次看的就是《闪闪的红星》，很多人都围着看，那时整个队里都来看电视，因为那时电视机很少，几乎都没看到过，是第一次看嘛，所以有很多人，还有隔壁队里的人都来看。那时电视很短的，《闪闪的红星》结束以后就没有了，很多人都不愿意走，在讨论这部影片的剧情。”
新奇的方盒子里变换着鲜活的影像，从那天开始，看电视成了少年黄国庆每天最期盼的事。下雨天，即使是打雨伞穿雨衣他也要去。为了保证“收视”效果，他还摸索出了提前占座的方法。
凳子都是自己带的，还没吃完饭，先把凳子放在外面，然后吃好晚饭再去坐那个凳子。那时人因为太多了，前面坐的都是矮凳，中间高一点，再后面就更加高一点，还有站在凳子上看的。那时天天要看，只有一台电视机，没有别的娱乐生活。
那时候，每天晚上邻近几个生产队的人都会聚集到打谷场来看电视，这样的情景如今是不可能再现了，不过我们可以从那些表现“露天电影”的画面中找到些许当时的感觉。你能想象吗，一两百个人看一台电视机，而那台电视机的屏幕还不及如今一个普通的电脑屏幕大。
以前的电视机，是木壳的，14寸，体积很大，全是电子管的。那时没有遥控的，只能用手去调节，旁边有一个旋钮开关进行调节，很落后的一种电视机，上海牌、14寸的。
那时黑白电视机都是个奢侈品，更别说彩电了，直到1978年，国家批准上海电视机厂（即现在的上广电集团）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该生产线1982年10月份正式竣工投产，彩电逐步形成规模。此后，“熊猫”、“金星”、“牡丹”、“飞跃”等一大批国产品牌彩电相继涌现。“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8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梦想拥有一台自己的电视机，不过那时候电视机可是紧俏商品，说起黄国庆家的第一台电视机那可是一波三折。
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票”，当时电视机仍实行凭票供应，为了一张电视机票，人们可以通宵排队，由于一票难求，那时一张“彩电票”可以被炒到上千元。1987年，从部队退伍回来的黄国庆被分配到崇明东风无线电厂工作，由于无线电厂和当时的上海家电公司有业务往来，所以他首先想到了去找厂里的领导。
黄国庆说：“家电公司每年给我们厂里几张电视机的票子。那时我知道有那个票子，就跟厂领导他们商量，他们一开始都不同意。”
一次不同意，就去第二次，第三次，黄国庆踏踏实实地拼命工作，一次又一次地找领导说明情况，领导终于被他的执着打动了，松口给了他一张电视机票。
黄国庆回忆说：“我记得给我的是一张金星的票子，那个时候好像上海只有金星。搞到一张票子，非常开心啊！”
揣着这张电视机票，黄国庆坐船赶到了上海市区，可到了那边他又傻了眼，一台金星18寸的彩电即使凭票也要1800元。黄国庆说：“那个时候我们的工资才35元一个月，到上海去看一问价格1800元。我和女朋友的钱加起来都不够，那时工资低。没办法，那时结婚都要彩电冰箱，人家都有你没有的话可不行。父母也没办法，只能说你要去买你买吧，我兄弟姐妹比较多，他们没钱让我自己解决，问别人借钱买的。”
第一次买就买了个18寸的“大”彩电，这可着实让人羡慕，那时大多数的家庭都还是12寸、14寸的黑白电视。为了早日看上更大的电视机，彩色的电视机，当年出现了不少创造性的发明。比如在电视机屏幕前叠加一块放大镜，在屏幕上贴上一块蓝绿红三色的塑料片……这些现在看来荒唐的发明随着电视产业的飞速发展很快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无处寻觅，然而它们透露出的是当时人们对更好视听享受的向往之情。
1989年，国内彩电生产厂集中出现了引进彩电生产线的高潮，同时，国家开始征收彩电消费税。由于市场供过于求，同年8月国内第一次彩电价格战启动，电视机的价格大幅下降，彩电终于开始普及。
电视频道越来越多，节目越来越精彩，18寸的金星已无法满足观看的需要，也到了更新换代的时候。
黄国庆说：“现在频道多了，几十个，看都看不过来，信号也好。当时只有3个频道。”
说到电视的巨大影响力，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的电视转播是一个很好的例证。据统计，2008年8月8日这场凝聚着中华民族百年梦想的空前盛会，有40多亿海内外观众收看，创下了前所未有的收视纪录。电视不仅是信息发布的载体，更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电视艺术为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产生了重要作用。
人物简介：
我叫黄国庆，出生于1964年9月26日，由于当时临近国庆15周年大阅兵，举国上下都沉浸在浓浓的喜庆气氛中，于是爸妈就给我取了“国庆”这个名字。直到今天，还总有人问我，“你是不是国庆节生的啊？”
虽然不是十一当天出生，但是我一直以名叫“国庆”而自豪，特别是今年新中国成立60周年大阅兵，气势特别宏大，为此我还特地去买了个新的电视机，当天上午9点不到就守在电视机前等着观看了。虽然不能到现场，但是一样能感受到现场热烈的气氛。有了电视机，这个世界好像变小了，什么东西都在我们眼前。
【国庆对话录2】
《中国财经报道》——《我是建国，我叫国庆》第二集身旁的变迁
蔡国庆：您最爱吃的是什么？
杨在葆：我最爱吃的就是馒头烙饼。
蔡国庆：您小时候，最难吃的是什么？
杨在葆：地瓜叶。
蔡国庆：我记得小时候要吃点小东西都要凭票。
杨在葆：对，所有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
蔡国庆：那个时候只要一进副食商店，鸡蛋、芝麻酱也得凭票，我爸爸拿玻璃瓶子，打回来二三两，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芝麻酱蘸白糖，那个时候的票很珍贵的。
杨在葆：有没有不要票的。
蔡国庆：有，白开水。
杨在葆：盐不要票。
杨在葆：是。用的不要票是什么，就是针，一根针用一两年哪要票，其他没有不要票的，所有用的全都要票，现在有人收集了所有的票，只要以前的票他都收集了。
蔡国庆：我小的时候还用粮票，一市斤的，半斤的，我妈每月从粮店领回粮票。
杨在葆：在那个时候物质极度紧缺、匮乏。
蔡国庆：杨老师，您早期拍戏的时候都坐过什么车？能去哪儿旅游？
杨在葆：没有旅游的钱，我们那时候拍电影，坐那种美国的大卡车、吉普车，这些都是我们的缴获品，从国民党那儿缴获来的，放在电影厂，有的戏也要用，大家都坐，导演也坐，那时候不管年纪大年纪轻，有车坐就挺好了。后来好了，我坐解放牌车。
蔡国庆：我最早有的车就是一辆自行车，20世纪80年代中期时，一年攒了两千块钱，买了一辆中国跟瑞典合资的，叫什么普的自行车，那会儿觉得我牛极了，骑着自行车到首体演出唱《北京的桥》。我那会儿见到万元户，开着叫小奔奔，羡慕得不得了，那个车当时要一两万块，我觉得我得努力唱歌，有小汽车多牛，带着爸爸妈妈逛北京城。国家的经济提升带给我们特别大的实惠，我买了小汽车，最早的时候咱买国产的，能开那么高级的车了，这都是小的时候根本没办法想的，现在全世界进口的车都云集在中国大市场。现在好多朋友都喜欢自驾游。
蔡国庆：生活的转变真是历历在目，让我们一起祝福明天变得更美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