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根辽河源
内蒙古林西县南郊，一个年轻的考古学家伫立在冰雪覆盖的沙丘上，远眺西辽河源，他在沉思。
那是1930年初冬，刚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毕业的梁思永，一回国就受中央研究院委派来到东北，先在黑龙江省昂昂溪发掘，完毕后，转道热河，实行原定计划中的林西县城南郊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不巧雪后气温骤降，发掘工作一开始就被阻隔。梁思永在报告中叙述了当时面临的严峻形势：
“那天却起了西北风，温度猛降到冰点以下，将存在黑沙层的水冻结成冰。所以等到第二天带了一群工人往城南去工作时，全部的黑沙层已凝结得石头一般的坚硬，连着折断了两把镢头的柄把，也没有在沙面上挖出半寸深的痕迹。”
于是林西发掘只好放弃，改为考古调查。但在连年饥荒、军阀混战的情况下，调查也不容易，在几十里村落田园荒芜的路途上，食宿成了大问题，加上贼匪的出没，气候的寒冷，冰雪的阻碍，白昼时间的缩短，在极其困难的环境下，他坚持考古调查38天，行程千余里，在查不干庙、林西、双井、陈家营子、赤峰采得新石器时代遗物。
此次工作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发动的“东北考古”的一部分。
此前有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G.Andersson）对辽宁省锦西县（现葫芦岛市）沙锅屯洞穴遗址的发掘，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夹砂绳纹陶，同时也发现了彩陶，梁思永十分重视沙锅屯的发现，以为东北西南部是长城以北细石器文化与长城以南彩陶文化的接触地区。而相邻的西辽河流域，先虽有日人鸟居龙藏、法人桑志华（E.Licent）在热河的调查，但材料限于地面采集。中央研究院计划中的林西发掘，就是想解决这些实物的地层和年代关系。
1934年，他在调查报告中再一次强调了这次在热河工作的意义：
“国人差不多没有人注意到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存在。考古学新石器时代之研究在中国是一种新兴的学问，还没有得到学术界的注意。近年来虽然渐渐有些人知道了中国有个新石器时代，但是他们的兴味只限于晚期在黄河流域与中国上古史接近的仰韶文化。至于外人在29年前就开始研究的热河新石器时代文化遗物到现在知道的人还很少。”
“这两大文化区域虽然早已一同发现在老哈河流域，但是他们的时代的关系始终还没有弄清楚。至于这两个文化系统的相对的时代关系须待至发现他们同‘长城以南’的彩陶文化和绳纹陶文化的地层关系，然后才能脚踏实地地去做对比上古史与考古学发现的工作。”
“安特生沙锅屯的发现已暗示解决地层问题的方向。绳纹陶器及彩色陶器之出现于热河南部与辽宁南部极明白的指示，给我们解决地层问题的地方。在‘沿边文化接触区域’做发掘工作，就有解决（至少一部分）这问题的机会……注意这个大问题的人们，不要把机会放老了。”
在这里，梁先生明确表达了他到东北和热河工作的指导思想，不仅在于长城南北地区新石器时代相对年代关系的确定，而且已意识到长城南北沿边文化接触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关系到上古史与考古学的对比研究。可惜由于日本侵占东北，中央研究院的计划和梁思永的抱负已无法实现。1934年当他带病坚持将热河新石器文化的调查报告写出时，得知日本东亚考古学会追随日本军队之后，发掘了赤峰红山后遗址。不过，梁先生对红山后这类遗存及西辽河流域在中国文化起源的重要性一直念念不忘。建国初期，他又向正在编写《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书的尹达建议，在书中加入赤峰红山后新石器时代遗址一章。就是在新增加的这一章里，尹达将长城以北这类既出仰韶文化式彩陶又出北方式压印纹陶的文化，定名为红山文化。
梁思永是中国最有影响的考古学家之一，在他短暂的考古生涯中，除了在东北地区对红山文化的调查等的工作以外，主要是主持了安阳后冈、殷墟和山东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的发掘，提出了著名的后冈三叠层。这几项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具有奠基意义的工作，对20世纪80年代形成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产生过重大影响。据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回忆：
“在30年代初，中国老一辈考古学者根据山东省章丘县龙山镇城子崖及其他同类遗址的发掘材料，结合河南省安阳后冈遗址发掘的‘仰韶、龙山与小屯’的三层文化遗存叠压关系，不是简单地把它们看作类似三代人那样的垂直关系，而是把它们区别开，分立‘户头’，这就意味着把以往位于山东的‘城子崖’、位于河南的‘仰韶村’和‘小屯’为代表的三种文化遗存并列起来，这和同时代中国一些史学家提出的‘夷夏东西’或‘三集团’诸学说的思想脉络是大体相似的。我还记得，当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从昆明回到北京看望梁思永先生时，他曾同我谈起，他读了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他说徐先生提出了‘三集团’一说，他也有他的‘三集团’想法，很遗憾，他当时没有同我再深入地谈出它的具体内容如何。1965年我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一文中，曾用图解形式试图说明包括江、淮、河、汉四大流域地区几个不同方面史前文化之间在一个时期内相互接触所起的作用的论点，这同前辈诸先生的启发不能说没有联系。”
在这一段回忆中，苏秉琦透露出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信息，那就是梁思永也曾有上古中国“三集团”的设想，那么，梁思永的三集团与徐先生有什么不同呢，是否包括了他所格外重视的长城以北地区的红山文化呢？从他对红山文化的特殊重视和将长城南北文化的结合现象同上古史与考古学发现对比的课题相联系来看，是很有这种可能的。至少，以后的工作证明了梁先生的预见。
苏秉琦是继梁思永之后再一次瞩目辽河流域考古的当代中国考古学家。在他所创建的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理论中，将先秦时代中国人口密集地区的古文化，划分为各有渊源、特征、发展道路又大体同步的六个区系，而包括辽西在内的燕山南北长城地带被列为六大区之首。为此，从1982年起，苏秉琦将研究工作的重点转向北方。当年，他来到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西合营桑干河上游考古工地，提出这里是辽西、内蒙古中南部与中原地区古文化接触的“三岔口”；在会上，当他得知辽西朝阳市的东山嘴遗址发现了红山文化的石头建筑和女神像时，当场决定，明年到朝阳开现场会。几年后苏秉琦回忆了他当时的想法，表明这是梁思永之后，继续在辽河流域寻根的开始：
“70年代后期‘区系类型’观点形成之后，六个‘区系’内部的、外部的相互关系问题提到日程上来，北方与中原之间具有特别相似之处：一是大体同步；二是同时存在若干不同文化类型的交错关系；三是两大区系间文化面貌上的近似成分最明显。因此，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格外引人注意的课题。”
“从这时开始，从辽河以西到晋中、南部一线，文物普查、专业实习、配合建设或主动发掘等不同形式的多项工作，大都是围绕着这个课题展开。几年来对北方与中原两区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影响和作用问题的研究取得重要成果。”
“1983年在喀左、朝阳参观现场座谈会上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肯定它的重要性，因为在和它大体同一时期的中原仰韶文化遗存中还没有见到过这类遗迹。同时，大家又指出这类遗迹不应是孤立的，需要继续追踪下去。辽宁省博物馆的同志们这样做了。不出所料，当年就发现了同时期、相关联的女神庙和积石冢群。红山文化这类遗迹中彩陶图案（玫瑰花）源于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的传统脉络是清楚的，后者对于前者的影响和作用也就不辩自明了。”
基于这样的认识，苏秉琦于1987年应《中国建设》杂志之邀，发表了一篇短文——《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在这篇著名的文章中，他明确表达了把寻找中华文化起源和文明起源的重点，从中原地区转向燕山以北的辽西地区的愿望。很快，这篇短文就被《新华文摘》转载，并以“内容的科学性、语言的准确性和阐述的逻辑性”被选为1988年高考语文阅读题，一时，有近300万莘莘学子在同时阅读一篇考古文章。至此，去西辽河流域寻根的口号，已不胫而走。
初识东山嘴
1979年的深秋，辽宁省文物普查队在辽西朝阳地区的田野工作即将结束。考古界都说在工地收工时往往有重大发现，这样的奇迹在我们这里也会重现吗？
当时由我领队的喀左文物普查队正集中在东山嘴发掘。遗址坐落在大凌河畔的高冈地，从地面散布的陶片判断，这是一处比较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而寻找和试掘红山文化遗址，正是这次文物普查的一个重点，因为辽宁西部虽属于红山文化分布区，明确的红山文化遗址却发现甚少。这次普查仅在喀左一县，就发现了20多处，东山嘴遗址是其中比较大的一处，我们当然希望对这些遗址有更多的了解，于是，尽管田野工作快要结束了，还是要抓紧时间多挖一点。
刚揭开表土，就出现了一道砌筑整齐的石墙，从北向南一直延续近10米还未到头，这同一般新石器时代遗址包括红山文化遗址所见在黄土上做穴的居住遗址大为不同，这是红山文化时期的遗迹吗？同出的陶器，虽形制特异，却为泥质红陶，饰窝点纹，还有彩陶，都是典型红山文化特点，当属红山文化无疑。继续追寻下去，这些砌石竟显现出南圆北方的两处相关建筑址的布局与规模。更为意外的是，在方形建筑址附近，发现了两件玉器，一为双龙首玉璜，一为绿松石质鸟形饰件，它们虽形体较小，却制作极精，尤其是那龙首和鸟体的神秘造型，过去大概只在商周时期发现过，在新石器时代，不仅北方，就是中原地区也未见过，不仅与红山文化时间相当的距今5000多年前的仰韶文化和相当于仰韶文化的诸文化从未见到过，就是比它晚一千年的龙山文化时期也难得一见，它们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吗？
不等我们理清思路，更为重要的发现又接二连三地拥上来了。先是在圆形建筑址附近，出土了两块人的塑像残件，一是人体上部，双手交叉于胸前，一是人体下部，双腿正盘，它们显然属于同一个个体，它们塑造技法十分成熟，手与脚的造型、姿势都非常准确，远非以前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泥塑人像所能相比，它们都为泥质红陶，双腿盘坐的底部，还有清晰的席字纹装饰，时代特征如此明显，当属红山文化无疑。它们的出现，是事先没有想到的，虽很意外，但经验在提示我们，对这个遗址的特殊性要给予充分估计，可能还会有更为出人意料的发现。所以，就在这两件人体塑像残件发现的当天下午，利用给学员上照相课的机会，我提醒大家，在欧亚各地相当于这个时期前后，正是出“妇女小雕像”的时期，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还从未碰到过，我们这里已有了先兆，要特别注意。话音刚落，从工地收工回来的镇文化站长小周手里捧着刚刚出土的一件陶塑件送了上来，不等拿过来，我一眼就看出来了，这正是我们要找的妇女小雕像！这件小雕像腹部圆鼓，臀部突出，虽无头部，但孕妇特征一目了然。第二天，又一件妇女小雕像也在圆形祭坛附近出土了。这一连串的发现，先后不过一周，把它们联系起来判断，东山嘴遗址显然不是一般所见的居住遗址，再仔细观察遗址所处地势，是大凌河岸一块高冈地，隔着开阔的河川，正对当地有名的马架子山山口，很有气势，这远非一般居住址所为，它可能是一处与宗教祭祀有关的具有特殊功能的遗址。彩陶、玉器、石头建筑、泥塑神像……一件件的反复抚摸着，思考着，从天不亮到明月悬空，于是，在这个辽西僻静的山村里，我们毫无顾忌地展开理想的翅膀，飞越重山大河，开始与黄河流域古文化以至更为遥远的欧亚大陆古文化产生层层联想，品味着它们可能具有的重大科学价值和即将在考古界学术界引起的波澜，尽情地享受着那丰收的喜悦。
这是辽宁省考古界第一次发掘红山文化遗址，就遇到如此复杂而重要的情况，不能不再追究下去。于是，1982年又进行了全面发掘，将遗址全部揭露出来。
遗址位于南大凌河西岸东山嘴村北的一个山梁上，山梁为长弧形，环抱着东山嘴村的东、西、北三面，山梁的正中为一缓平突出的台地，遗址就占据了台地向南伸展的前端部分，遗址南北长约60米、东西宽约40米，海拔高度353米，高出河床50余米。四周为开阔的平川地带，一望无际。遗址的东南方向，隔着宽阔的大凌河川，正对一座名叫马架子山的大山和山口，遗址选择的地形独特而壮观。
遗址内最先引人注意的是布满了整个遗址的石砌建筑遗迹，且已表现出一定的分布规律。中心部位的北部为一大型的方形基址，东西长11.8米，南北宽9.5米。基址四边砌石墙，石墙是由经过加工的石灰岩石块垒砌起来的，未使用任何黏合剂。石块向外的一侧加工整齐，从而使石墙的外壁保持平齐。基址内散有数组堆石，其中南半部分为一组密排立置的长条石组成的石堆，石堆范围近圆形，直径约2.5米。与方形基址相对的，是中心部位南部的石圆圈，共两组，都是只用一层石头砌出的圆圈式坛址，其中靠南的一组坛址，直接坐落在山头的基岩部位，时代应较早，为3个相连的圆形基址，两个轮廓较清楚，略呈椭圆形，直径在3米左右，均为单层石块砌成，边缘以大块河卵石砌出两圈，石圈内铺较大石块，形成坛面；其北约4米为一座较晚形成的圆形坛址，这是一座独立的圆形坛，它与北部方形基址南北相对，相距约15米，可能说明它们是同时代的，这座圆形坛址直径2.5米，石圆圈内铺一层大小相近的小河卵石，边缘砌以一层薄石片，是一座更为明确的祭坛。遗址中心部位的两翼还有用条石砌筑的石墙，南北走向，内距方形基址的东西墙各6米，约为等距，说明这群石砌建筑还有外框界，总的范围较大。
遗址内遍布红山文化陶片，除泥质红陶钵、盆、饰压印之字纹夹砂灰褐陶罐等常见的红山文化陶器以外，大量的彩陶筒形器群多位于砌石边缘，这种筒形陶器，没有底部，其形制特征和出土位置多在石墙边缘，与胡头沟墓地的彩陶筒形器的形制和出土情况基本一致，还出有绘内外彩的折腹盖盆、黑陶圈足盘、多层组成的镂孔瓶形器等特异形陶器。遗址偶见有小件玉器，器形除环、璜以外，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提到的一件双龙首玉璜和一件绿松石质鸟形饰。这两件玉石饰件虽体形甚小，却极显特征。双龙首玉璜的两端由一面刻出对称龙首，长吻前伸，上唇翘起，口微张，菱形目眶，身饰瓦沟纹，璜的背面穿牛鼻孔，此件玉器雕工精，形制规整，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正式出土的红山文化玉器。另一件绿松石质鸟形饰，形象作展翅飞翔状，有正背面之分，正面为绿松石质，反面为一种黑色石质，正面在磨光的平面上以刻纹雕出鸟的羽翅、五官，背面也钻一牛鼻状孔。这两个饰件，无论造型，还是雕工都具相当的进步性，真的使人一时难以相信这是史前时代的遗物，更难以相信它们是出自远离中原地区的长城以北的红山文化遗址内。更为意外的是，遗址内还出土了陶塑人像，且不只一种，共有大小残块20余件，都为泥质红陶，多为人体的肢体部位，未见头部。较为重要的有两件小型孕妇塑像和一尊大型人物坐像的残件。它们都为裸体，写实性很强，形象逼真。大型人物坐像相当于真人大小的1/3，上、下身各一块，在同一层位一起出土，当为同一个个体。上身残块成片状，正面为胸腹部分，塑出手臂，以右手握左手的手腕部，交叉于腹部中间，下身残块，内腔空，左膝部有一圆孔通入体腔内，整体姿态为盘膝正坐式，右腿搭在左腿上，下身的底部平，并满饰席纹。这两块陶塑人像残件，从陶质到饰纹，都具有红山文化时期的特点。
东山嘴遗址经碳14测定的年代数据，为5485±110年（经树轮校正），约相当于红山文化晚期。
以上东山嘴遗址所发现的材料，除一般新石器时代遗址习见的石器、陶器等以外，主要是发现了砌石建筑群和玉器、泥塑人像等遗迹和遗物，这些都是中国诸史前考古文化中前所未见的崭新内容。就是陶器，也大都是特异型的非实用器，暗示出这处遗址的特殊性。初步认为，这是红山文化一处具有祭祀功能的遗址。最费人思考的是，小型孕妇塑像曾被作为判断母系氏族社会的直接证据，但东山嘴遗址却出现了大量与原始氏族社会不相容的现象，如包括祭坛在内的砌石建筑，以南北轴线布局，南圆北方，左右对称的新的建筑形式，这远不同于所知史前居住址的那种向心式或成行排列的情况，而是已明显具有中国古代建筑的传统布局，而后者是文明社会统治阶级思想的反映。遗址又面对开阔河川和大山山口，很有气势，玉雕龙和鸟，也都已高度神化，早已脱离了原始社会那种朴素而粗简的形式，反映的是一种新的艺术思维和思想观念，联系到东山嘴遗址所处的距今5000年前后，已是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代，所以，我们从中捕捉到的信息与确定红山文化玉器时一样，是进入文明时代的因素。
报刊也初有报道。
消息迅速传到北京。传到正在思考中国古文化从哪里突破的苏秉琦先生那里。早在东山嘴遗址刚发现的当年，苏先生在京看到那两件玉器，就告诫我们，如果是在几十年前，东山嘴这两件玉器，就可以大做文章，现在不同，要抓紧时机，把遗址搞清楚；1982年8月，在河北省张家口蔚县三关遗址考古现场召开的研讨会上，他在提出这里是南北文化交汇的三岔口时，就想到了东山嘴的发现。这次他当即建议国家文物局，在朝阳召开一次考古现场会。
1983年7月底，来自北京的19位考古专家，不顾路途遥远，天气炎热，从四面八方汇聚遗址现场。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处与原始宗教有关的遗迹，是我国史前考古学的一次重大发现。苏秉琦先生更把它与中国文明起源联系起来，指出，不是谁都能意识到它的重大意义的。要在三县交界处多做工作。会上还就这类遗址的露天保护提出建议。
会后不久，我们在北距东山嘴30公里的牛河梁，发现了比东山嘴更大的坛庙冢遗址和大批玉器及女神像。红山文化从此异军突起了。
驻足牛河梁
这里山峦纵横，却是交通要道。锦（州）承（德）铁路、京沈公路通过其间。由此地向西和向东各15公里，分别是朝阳的凌源县城和建平县城（叶柏寿）所在地。再向远处延伸各400余公里，分别是北京和沈阳。
考古工作者多次来到这里，调查过彩陶遗址、汉代长城的墩台，但都匆匆而过。
也难怪，在地图上并没有标出过牛河梁的地名。牛河梁只不过是当地的俗称。依据什么而得名，说法不一。有的说，是因为附近有大凌河支流牛河，但牛河由建平县城西流过，距牛河梁近20公里，似嫌远；又有说，梁间有河沟名牛儿河，查早年地图，确在牛河梁地区内标有牛儿河，但现在梁间的几条小河，都没有名叫牛儿河的。
无论如何，自从20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这里发现了大规模的红山文化遗址和玉器以后，这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地方，却一下子名扬四海了。
那是1981年春，辽宁省在建平县开展文物普查。笔者作为业务负责人，在为由县里各文化站长参加的培训班讲课时，特别强调在这次普查中，红山文化遗址和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地点是调查的重点。没想到，这句话马上就引起反响。课间休息时，富山乡文化站长赵文彦前来提供重要情况：该乡有村民家有一“玉笔筒”。当时红山文化玉器正处于艰难的考证过程中，寻找明确的出土地点是考证的突破口，这个线索当然不能放过。于是，培训班刚结束，我与县文化馆文物干部李殿福在老赵引导下，第二天一早就骑自行车直奔县城以西10多公里一个叫马家沟的山村。老赵领着我们来到生产队长马龙图家，刚进家门，一眼就看到里屋墙角地柜上立着一个筒子形状的玉器，里面还真的插了几支笔。什么“玉笔筒”，这正是我们要寻找的红山文化玉器中最重要的一种——斜口筒形玉器！
我们这几个不速之客的到来，打破了山村的宁静。朴实的村民听说了我们的来历，奔走相告，有的翻箱倒柜，捐出了他们珍藏多年的玉器，那里又有一件马蹄形玉箍，还有一件前所未见的双联玉璧。一位老人说，那年他曾挖到一件“万”字形的玉器，已经破碎，没有保留下来。根据以后的发掘判断，这件“万”字形玉器，十有八九就是一件红山文化的勾云形玉器。
它们是从哪里挖出来的？考古学家的职业本能催使我急切地询问具体出土地点，马队长不紧不慢但口气肯定地告诉我们：就在不远的山坡地里。在他的带领下，我们来到玉器出土地，初步踏查，这是一处十分单纯的红山文化遗址，需要详细调查。于是当晚我们就在老马家住下了，这一住就是3天。那年，朝阳地区刚刚实行联产承包，一般农家还谈不上富裕，主人却十分热情，房东家仅存的两棵白菜被我们都吃光了，老马就拿出过年没舍得吃的黍米磨成面，加点玉米面，做成一种当地叫做“散子”的主食来招待我们。不过我们却顾不得吃什么，因为多年寻找的红山文化玉器出土地点，可望在这里取得突破。
马家沟说是山村，却在京沈公路和锦承铁路线旁。在一条河沟两侧的山坡上，代代依山坡建房，形成现在的村落。玉器出土的红山文化遗址在马家沟村以西的山梁上。由马家沟村向西，沿101国道（京沈公路）走去，地势渐高，到达梁顶，是建平与凌源两县的分界处，遗址就位于梁顶公路南侧的坡地上。我们在坡地上采集到的是清一色的红山文化泥质红陶片，偶然还可以捡到彩陶片和石斧。幸运的是，在一处断崖旁还发现了一座墓葬。墓葬规模很小，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头东脚西。
这是牛河梁经正式发掘的第一座红山文化墓葬，也是红山文化墓葬的第一次明确发现。然而这座墓葬不是通常史前文化所见的土坑墓，而是以石板砌棺，墓内也不见什么随葬器物，却在头顶左侧紧贴一大玉环。初步可以确定，这里就是一处红山文化墓地和红山文化玉器的出土地。
于是从1983年秋开始，考古队正式进驻牛河梁。确定了已调查的这个地点为红山文化墓地，编号为牛河梁遗址第二地点，并发现附近的多座山冈上都分布有这种墓地。尤其是在寻找居住遗址时，竟然在牛河梁的主梁顶发现了一座庙址。这一个比一个重大的意外发现在提醒我们，这里的工作已经远不是确定一个玉器出土地点的问题了，我们面对的是5000年前的一个神秘王国留下的历史宝库，它的价值可能无法估量。于是，征地，建工作站，考古工作者在辽西这个偏远的山区安家落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