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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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章 用系统观点看问题

马克思主义既认为物质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又承认物质世界中的具体事物具有其相对独立性。每一个相对独立的事物,都是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若干要素按一定方式组成的统一整体,即它们是以系统方式存在着。因此,系统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系统科学把系统观点更加具体化,产生了系统分析、系统综合、系统评价等科学方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期,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点,对我们党和国家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等,具有特别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观点

1985年9月,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号召全党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在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学习和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其目的之一就是加强工作的系统性。工作的系统性是要求用系统方法解决问题,其前提是要用系统观点观察问题,而所以要用系统观点观察问题,是因为客观事物是以系统方式存在着的。

(一)系统及其特征

系统思想,在古代已有萌芽,而作为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则是马克思主义创立的,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用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点,结束了形而上学机械观在自然和社会领域的统治。关于系统进化的观点、系统进化不可逆的思想,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过去提出的,现代系统科学则以自然科学的论据,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那种认为系统观点只是现代系统科学的产物,其产生标志着现代思维方式的变革的观点,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正如世界著名科学家普里高津所说,“自然史的思想作为唯物主义的一个完整部分,是马克思所断言,并由恩格斯所详细论述过的。当代物理学的发展,不可逆性所起的建设性作用的发现,在自然科学中提出了一个早已由唯物主义者提出的问题,对他们来说,认识自然就意味着把自然界理解为能产生人类和人类社会的自然界。”《从混沌到有序》,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304~305页。系统观点是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此,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也说过,“系统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最后到一百年前,恩格斯把它明确了,成为真正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的、现代系统的思想。然后又经过了半个多世纪,才真正实际上应用来解决具体的问题。”《系统理论中的科学方法和哲学问题》,清华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系统作为方法论范畴,是对系统科学所提出的种种关于系统定义的进一步概括和抽象。系统科学学者提出的关于系统的定义,尽管有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其中至少有以下共同之点:一是系统由要素所组成,二是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三是各要素构成一个整体。根据以上认识,可以把哲学的系统范畴界定为:任何事物都是由其内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要素按一定的方式所组成,并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着的统一整体。

系统作为事物的存在方式,不仅是客观的,而且是普遍的。首先,系统是自然界的存在方式。恩格斯曾经指出,“世界表现一个统一的体系,即一个有联系的整体,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要认识这个体系,必须先认识整个自然界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662~663页。我们所熟悉的太阳系,是一个由太阳和围绕其旋转的九大行星以及其他小行星等要素构成,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按一定规律在比之更大的银河系中运行的系统。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地球,又是有地核、地幔、地壳、水圈、大气圈和生物圈等要素构成,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并作为一个整体,在太阳系中按一定规律运行的系统。我们人类生存和发展于其中的生物圈,也是一个系统,其中每一种生物作为构成要素,以营养联系为纽带,形成了一种以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为中心的功能结构,保持着生物圈的动态平衡。人类作为生物界发展的高级形态,其自身也是由大脑、神经、骨骼、肌肉、血液、心脏、胃肠、气管等要素构成的有机整体。由上可以看出,系统不仅是自然界的存在方式,而且在自然界的发展过程中还不断产生出新的系统。

其次,系统也是人类社会的存在方式。马克思曾提出了“社会机体”概念,并指出“每一个社会中的生产关系都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马克思主义著作中曾广泛运用了系统概念,以分析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人类社会整体及其历史发展规律。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整个社会理论是由两个等级的系统构成的:第一等级是分析级的,即找出一切社会形态所共有的抽象特征,也就是关于社会经济形态的理论。在社会经济形态这个分析模型中由四个主要子系统构成,这四个子系统就是生产力、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第二等级是具体级的,即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和要素的分析,也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这集中地表现在《资本论》当中。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把生产方式看成是由各个独立要素构成的系统,把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看成是“一个总体的全部肢体”。马克思分析了这些要素在系统中的运行,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功能。由于《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分析中贯穿了系统观点,当代西方一般系统论学者都把马克思看做是系统理论的先驱之一。

再次,系统还是人类知识的存在方式。在哲学史上,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首先提出了人类知识的系统性问题,康德力图把人的知识理解成一种有秩序、有层次、由一定要素组成的统一整体。他认为知识是相互关系、相互联系要素的整体,如果意识分解为许多相互排他的状态,每一个都和其余的孤立起来且分离开来,在人类生活中就不会有知识的发生。康德指出思维的唯一功能,就是把概念知识联系起来,然后再进行分类,分类就意味着把它们归入到一个体系中去。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是第一个用系统思想来构筑自己思想体系的哲学家。他善于把人类各个领域的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的知识结合起来,统一起来,作出系统性的分析和概括,变成他的哲学体系的基本原料。黑格尔第一次把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成一个统一的过程。他不满足于康德的范畴分类体系,他不是简单地把诸如单一性、多样性、整体性等范畴列举出来,而是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从一个概念推出另一个概念,即把它们放在一个运动和发展着的系统中去考察。他的哲学体系反映了整个宇宙系统的发展,他的哲学体系中的每一个范畴、每一个小阶段,又是矛盾发展的一个小阶段,一个小系统。黑格尔的上述思想表述了系统的动态性和持久性。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种思想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黑格尔揭示了“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既成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这里所说的“集合体”就是系统,“过程”是指的各个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和整体的发展变化。

系统作为事物的存在方式,其最基本的特征是它的整体性。恩格斯在论述自然界是一个系统时曾指出,“我们所接触到的整个自然界构成一个体系,即各种物体相联系的总体,而我们在这里所理解的物体,是指所有物质的存在,从星球到原子”。“这些物体处于某种联系之中,这就包含了这样的意思:它们是相互作用着的,而这种相互作用就是运动。”这就是说,自然界中的各种物体作为系统的构成要素,并非是各自为政和各行其是的,而是按照系统整体的统一要求和一定的秩序,发挥各自的性能并协同动作,相互发生作用进而形成系统整体功能的。马克思在分析社会生产系统时,也指出社会的总生产过程,是由直接生产过程、分配、交换和消费等要素构成的。一方面,“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另一方面,“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可以说,正是系统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使系统具有整体性,从而把系统的行为同要素的行为区别开来。系统的整体性特征,要求人们在观察对象时,必须把对象看做是由内部各种要素构成并相互作用的整体,从整体角度去研究其存在本质和发展规律。

系统的结构性是系统的又一基本特征。具体系统的整体特征源于系统的结构,系统的结构是指系统内部各要素的结合方式。恩格斯认为,自然系统的不同结构,是由不同的运动的量所决定的。结构不同导致系统质的不同,是量变导致质变的质量互变规律的具体体现。恩格斯说:“几乎用不着指出:物体的各种不同的同素异形状态和聚集状态,因为是基于分子的各种不同的组合,所以是基于已经传导给物体的或多或少的运动的量。”他还具体分析了化学领域中的同系列的碳化物,特别是较简单的碳氢化合物,由于成分相同而结构不同所造成的化学性质不同的例子,说明系统的不同结构对系统质的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也是由社会存在的结构不同所决定的,这种社会结构就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这就是说,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等社会结构成分,决定了人类社会形态这一不同的社会系统的质。

系统的层次性也是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这种层次性表明作为系统内部的构成要素,既是相互联系的又是相对独立的。否认其要素间的相互联系,即否定了系统的整体性和结构性;而否认要素间的相对独立性,也就否定了系统的层次性。在自然界,这种系统的层次性往往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结果。恩格斯曾经指出:“纯粹的量的分割是有一个极限的,到了这个极限它转化为质的差别:物体纯粹由分子构成。但它是本质上不同于分子的东西,正如分子又不同于原子一样。”自然科学揭示了自然界这一大系统,正是由银河系、太阳系、地球、物体、分子、原子、基本粒子等一系列在质上不同的物体,构成了其系统性的存在层次即子系统。人类社会也是由不同层次构成的系统,这些层次之间一方面相互联系,同时又相互独立并有自己的内在构成即子系统。前面提到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人类社会结构所作的分析,就已表明,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即社会系统中的不同的结构要素,同时又因其具有不同质,其所处地位和作用不同,而处在社会系统中的不同层次上。

系统的开放性是系统的另一基本特征。前述系统的整体性、结构性和层次性是决定于系统的内部联系,然而系统除了存在内部联系外,同时还存在着外部联系。系统的外部环境是系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因而使系统又具有开放性这一基本特征。事实上,所谓绝对的孤立系统和封闭系统,都不过是研究系统问题中的一种抽象把握,它们不可能真实地存在着。因为任何系统的存在和发展,虽然主要是取决于系统内部要素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又不能忽视系统与外部环境间的相互作用。这种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就突出地表现在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要不断地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例如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要以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为前提和基础。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就是人类与自然作为社会系统的外部环境之间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变换过程。马克思曾经说过,“自然界一方面在这样的意义上给劳动提供生活资料,即没有劳动加工的对象,劳动就不能存在,另一方面,也在更狭隘的意义上提供生活资料,即维持工人本身的肉体生存的手段。”这就是说,无论是作为自然人的系统,还是作为系统的人的社会,都必须具有开放性,才能维持其生存,才能发生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进化。

(二)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分析问题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分析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既然世界上的事物是以系统的方式存在着,那么就只有用系统观点来分析具体事物的存在及其发展过程,才能正确揭示事物的存在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进而用这种关于事物的真理性认识去改造它并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理论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分析问题,才能正确理解和把握邓小平理论,并在这一理论指导下去探寻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规律,正确解决在前进道路上遇到的各种新问题,从而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在我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之后,邓小平在号召全党各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同时,也为全党树立了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看问题的范例。邓小平用系统观点看问题,首先突出表现在他对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认识和坚持上。针对林彪和“四人帮”在“文化大革命”中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教条化做法和当时党内出现的“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的一次谈话中就指出,“毛泽东思想是个思想体系。”“我们要高举旗帜,就是要学习和运用这个思想体系。”“所以我们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整个体系去获得正确的理解。”邓小平严肃批评了那种所谓“只拥护正确的毛泽东思想,而不拥护错误的毛泽东思想”的说法。他说,“我们坚持的和要当做行动指南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或者说是由这些基本原理构成的科学体系。至于个别的论断,那么,无论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同志,都不免有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这些都不属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所构成的科学体系。”邓小平要求理论战线上的工作者,要花相当的功夫,从各个领域阐明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要用毛泽东思想的体系来教育我们的党,来引导我们党前进。

邓小平上述关于毛泽东思想的论述,正是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首先,邓小平把毛泽东思想看做是一个科学体系,因此已被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不能成为这个体系中的组成部分(构成要素)。这就是说,毛泽东思想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且以毛泽东的贡献为主,但并非只要是毛泽东说过的话、写过的文字就一定属于具有上述特定含义的毛泽东思想。其次,邓小平指出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其构成要素又是分层次的,比如说有基本观点和具体论断之区分,其基本观点反映了这一科学体系的整体性质,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加以坚持。其具体论断则因时间、地点和条件等的不同,说话的分寸不同,对问题分析的侧重点不同,因而具有相对性。所以,不能把这些具体论断当做包治百病的神丹妙药到处套用,否则就会犯教条主义错误。再次,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科学体系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它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坚持毛泽东思想,就要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不断总结新的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高度,从而推动毛泽东思想的发展,同时也指导今后的实践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看问题,又表现在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建构和对中国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划的设计上。邓小平在领导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断总结历史经验和新鲜经验,逐步提出并构筑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体系。这一理论体系以初级阶段论为基础,以社会主义本质论为方向,以发展战略论为目标,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民主政治和法制论、精神文明论三位一体为手段,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保障等,构成了一个多要素、多层次的有机整体。关于我国改革开放实践的深入发展,邓小平一再强调不仅对政治、经济等体制的全面改革是一个系统,每项体制的改革也是一个系统。因此,要对妨碍我们前进的各种体制“进行有系统的改革”。

邓小平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看问题,还表现在他对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发展特点、趋势的分析和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制定上。他指出,当前“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南北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关于和平问题,他认为是有希望的。这是因为:现在如果发动世界大战,只有苏美有资格,而这两家都还不敢打。首先,“苏美两家原子弹多,常规武器也多,都有毁灭对手的力量”;其次,“苏美两家都在努力进行全球战略部署,但都受到了挫折,都没有完成”;同时,虽然“苏美两家还在进行军备竞赛,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这个和平力量,首先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的人口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是不希望战争的。这个和平力量还应该包括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真要打仗,他们是不干的呀!美国人民、苏联人民也是不支持战争的。”“还要看到,世界新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经济、科技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日益突出,这种形势,无论美国、苏联、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不能不认真对待。”关于南北也即发展问题,邓小平认为还没有得到认真解决。而要解决这一问题,必须“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高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只有这样,才会明了发展问题既是发展中国家自己的责任,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其根据是:“现在世界上北方发达、富裕,南方不发达、贫困,而且相对地说,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南方要改变贫穷和落后,北方也需要南方发展。”因为“南方得不到适当的发展,北方的资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继续贫困下去,北方就可能没有出路”。现在第三世界人口大约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三。其余四分之一的人口在发达国家,包括俄罗斯、东欧(还不能算很发达)、西欧、北美、日本、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共十一二亿人口。很难说这十一二亿人口的继续发展能够建筑在30多亿人口的继续贫困的基础上。

根据上述分析,邓小平提出我国的外交战略主要包括:一是要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路线和对外政策,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我们中国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中国牌。这就增强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增强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发言权。而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我们就能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是我们要靠自己来摆脱贫困,即靠自己发展起来。我们的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同时不要闭关自守,继续实行开放政策,欢迎发达国家同我们合作,也欢迎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合作,利用国际和平环境更多地吸收对我们有用的东西。

由上可见,邓小平正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分析国际问题,才改变了过去一直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结论,相反认为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完全可能的。以往从帝国主义就是战争的前提出发,进而认为国际政治的发展趋势不是战争引起革命,就是革命制止战争。其分析的视角局限于直接矛盾着的双方,忽视了事物存在的系统性、复杂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邓小平在重新思考这一问题时,把它看成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决定这个系统发展趋势的,从主体上说不仅有美苏、第三世界,还有美苏以外的发达国家,而且美国人民、苏联人民的态度也是重要参数;另外,在经济等全球化的进程中,各国之间的经济及其他方面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从客观方面说,现代社会的政治、军事与经济、科技、甚至文化传统等的发展的相互影响也越来越大。所以,邓小平通过上述分析得出了新的科学结论。

二、从系统的整体性角度看问题

系统的整体性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系统观点中的一个基本内容,因此“整体性”和“系统”概念经常被在同义的意义上使用。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坚持系统的整体性原理,并用以指导各项具体工作,探寻各项工作的客观规律并按客观规律办事,对于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系统的整体性原理

系统是由各种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没有要素就没有整体。但是,系统的性质和功能并不是要素的性质和功能的简单相加,它只有从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即只有从整体上才能显现出来。系统的性质、功能和运动规律,是作为其内部构成要素所没有的。与要素相比较,要素具有局部性和多样性等特点,系统则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等特点,它既是对周围事物发生作用的整体,又是对内高于各个要素并使要素从属于自身的整体。这就是系统的整体性含义。

系统所以能保持它的整体性,是由于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保持着一种有机的联系,从而形成一定的结构。首先,这种有机联系表现在存在于系统中的要素,不论其能否作为相对独立的部分,这种部分只有在整体中才能体现它所具有的意义。一旦离开了整体,它就失去作为整体的部分的意义。比如人体中的手臂,只是名义上的相对独立部分,一旦离开人的身体就不再是人的手了。这就是说,对于任何一个系统的要素来说,其作为部分无疑地存在着构成系统整体性的内在根据,否则这个要素就不能成为系统整体的部分,即使放在整体中也不能对整体功能起促进作用,相反可能起副作用。其次,这种有机联系又表现在,构成系统的要素所具有的那种整体特性的内在根据,只有在运动过程中才得以体现。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物体的属性只有在运动中才显示出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47页。这里虽然说的是“物体”,但事实上一切系统都不例外。系统只有在运动中,按照一定规律进行着整体与部分、部分与部分、整体与环境以及不同层次之间的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并且在交换中保持整体各部分的一定关系,系统整体才能体现为一定的系统质,达到一定的整体效应。如果系统在运动过程中,动平衡受到干扰或破坏,系统整体的有机性就会相应地受到影响或丧失。如同一架钟表,各个部件虽然按一定的关系组合成一个整体,但是如果不给钟表传递能量,如上紧发条或安装电池,那么钟表自然是不动的;如果虽然给予钟表以能量,但时针或分针未经校正,与标准钟点(作为一种“环境”)不能实现同步,则钟表的整体效能还是无法显现。再次,这种有机联系还表现在系统与外部环境的联系,过程持续性的联系,即反映系统整体在过程中,整体、环境、要素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任何一个系统整体,同时又是更大系统中的一个要素(部分)。由于不同系统的有机结合方式和特点的不同,从而出现了具有不同质的系统整体形式。但是不管是处于哪一种形式的整体系统,是实体系统还是非实体系统(如知识系统),是自然系统还是社会系统,其内部都存在着有机联系,并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表现出整体效应。综上所述,决定系统整体性的系统内部有机联系,其基本特点就是整体、要素与环境三者的辩证统一。

系统的整体性从功能角度看,具体表现在它的整体效应上,从量的方面说,系统的整体效应体现在整体与要素(部分)的量的比较上,这里存在着三种情况: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整体小于部分之和。一般说来,正常运行的系统的整体效应在量上是应大于部分之和的。马克思曾经说过,“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363页。这就是说,部分在系统中由于与其他部分间的相互作用,就会提高部分的功能,从而增加整体功能的量。系统整体效应,除了上述量的方面,更应着重于它的质的方面。系统整体的性质是构成该系统的要素所没有的,也即系统整体的质不同于要素的质,因此反映系统整体质的整体效应也不会只是等于组成它的要素的总和。马克思曾经指出,“一个骑兵连的进攻力量或一个步兵团的抵抗力量,与单个骑兵分散展开的进攻力量的总和或单个步兵分散展开的抵抗力量的总和有着本质的差别,同样,单个劳动者的力量的机械总和,与许多人手同时共同完成同一不可分割的操作(例如举重、转绞车,清除道路上的障碍物等)所发挥的社会力量有本质的差别。在这里,结合劳动的效果要么是个人劳动根本不可能达到的,要么只能在长得多的时间内,或者只能在很小的规模上达到。这里的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362页。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集体力”,也可以理解为整体效应或功能,而它是作为系统的要素所不可能具有的。

系统的整体性原理说明,无论从性质和功能等哪一个方面看,在系统(整体)与要素(部分)的相互关系中,整体都居于主导地位,起着统率作用。它不但对系统的性能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而且规定和支配着各个要素的性能。系统的要素则处于次要、服从的地位,其性能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系统整体性要求,所以观察事物必须从整体上去分析,不能把它还原或归结为构成要素,以便从整体上把握其性能,并促使其发挥最佳整体性能;同时,要正确认识整体与部分的关系、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居于全局地位,必须照顾全局,但也必须协调各个局部的关系,调动各个局部的积极性,特别是要抓住那些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局部。居于局部地位,也要全局在胸,把局部和全局、目前和长远等利益结合起来,自觉地使局部需要和利益服从全局需要和利益,并正确处理如左邻右舍即局部之间的关系。

(二)用系统的整体性原理分析问题

根据上述系统的整体性原理,要提高系统的整体效应,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应从整体性角度看问题。

第一,根据系统构成要素的具体情况,努力提高每个要素的素质,充分发挥每个要素的应有作用,这是提高整体效应的基础。早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邓小平第二次复出领导全面整顿的时候,他就按照系统的整体性原理给出的思路,指出要实现毛主席、周总理提出的四个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在我国必须加强科学技术工作,即迅速提高科学技术这一要素的素质,以便使其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大系统中充分发挥作用。他指出,“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为了提高我国科学技术水平,一方面是要充分发挥现有科学技术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则是不断提高现有科学技术队伍素质,并且要迅速增加我国科技队伍人员,以及尽快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化素质,而要做到这些就要依靠教育。为此,邓小平又曾严肃地指出,“我们有个危机,可能发生在教育部门,把整个现代化水平拖住了。”由于当时“左”的指导思想没有得到纠正,加上“四人帮”的干扰破坏,邓小平的上述观点并未引起全党高度重视。然而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并第三次复出后,为了真正解决这一问题,便自告奋勇抓科技和教育工作,终于使提高科技和教育水平的任务得到贯彻实施,从而推动了我国整个现代化建设的发展。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系统与要素、整体与部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以保证系统在与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中整体效应的发挥。邓小平1979年3月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曾详细阐述了这一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要服从整体利益,暂时利益要服从长远利益,或者叫小局服从大局,小道理服从大道理。我们提倡和实行这些原则,决不是说可以不注意个人利益,不注意局部利益,不注意暂时利益,而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归根结底,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是统一的,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是统一的,暂时利益和长远利益是统一的。我们必须按照统筹兼顾的原则来调节各种利益的相互关系。如果相反,违反集体利益而追求个人利益,违反整体利益而追求局部利益,违反长远利益而追求暂时利益,那么,结果势必两头都受损失。”

第三,注意系统中要素的结合情况对系统整体效应的影响,努力使系统中各要素的结合合理,以增强系统整体效应。对领导者来说,这就是要求其照顾到要素与要素之间、局部与局部之间、阶段与阶段之间的关系,以追求系统的最佳整体效应。如果只照顾到某一要素、局部,忘了其他要素、局部;只照顾这一阶段,不顾下一阶段,就不能达到系统的最佳整体效应。就领导者而言,这又叫做有全局观念,即在空间上协调统一好各方面,在时间上照顾到各个阶段。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初也曾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各种任务之间又有相互依存的关系,如像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但只做到这一点还不够。因为各个要素或局部、各个阶段在全局中所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有的是一般的,有的是比较重要的、有的是最重要的,带有决定意义的,所以不能平均使用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讲,首先要抓住重点,抓住了重点也就是抓住了全局,失掉了重点也就是失掉了全局。为此,毛泽东曾经指出,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的注意重点,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邓小平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明确指出,“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做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第四,必须研究系统整体、要素、环境之间在系统的运动过程中相互作用的情况,分析整体性的变化趋势,以相应地采取整体性的决策方案,达到更有效地增强系统整体效应的目的。邓小平在1978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要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里所说的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等,就不仅是要对原有经济体制进行系统的改革,而且要对原有政治体制、科技体制、教育体制等进行改革,即改革是全面的配套的改革,才能使我国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适应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从而使我国社会有机系统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宏伟目标上发挥出最佳整体效应。邓小平在1986年还曾专门论述了改革系统中,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才能保障改革系统的整体效应问题。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阻力,不仅来自旧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还来自同计划经济体制相联系的旧的政治体制,因此“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障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

三、从系统的开放性角度看问题

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是系统观点中的又一主要内容。任一客观存在的系统总是离不开它与环境之间的联系,因而使系统具有开放性的特征。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直接为改革开放提供了理论指导,所以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有助于巩固、发展、完善改革开放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加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

在客观世界中,任何系统都同其周围环境相互联系并相互作用,进行着物质、能量和信息交换,不同的只是开放程度大小有所区别,根本不存在着与周围环境完全隔绝的、绝对孤立的系统。科学上有所谓“孤立系统”、“封闭系统”或“隔离系统”,说的都是同外界环境无热、功和质量交换的系统。然而,这不过是科学研究和实验中为着一定的目的,暂时撇开对象同环境的关系而设想或设置的一种理想系统。

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是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一个生物体不同环境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不断地实现新陈代谢,就不可能生存。一个企业不同环境(市场)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并在生产过程中不断地实现技术和产品创新,就不能保持企业的竞争力。现代科学的发展,如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理论,阐明了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包括力学的、物理学的、化学的、生物的以及社会的、经济的系统等),通过与外界环境不断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在外界环境的变化达到一定的阈值时,就可能从原来的无序混乱状态,转变为一种在时空上或功能上稳定的有序状态。这就为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

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可以促进系统的发展,也可能阻碍系统的发展,在一定条件下甚至可以对系统的存在和发展起着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如一粒种子,没有适合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等,就不可能发芽、生根、成长、开花和结果。一个城市,如果不与周围环境、别的城市和地区发生各种物质、能量、信息以及人流的交换,它就会变成一座死城。一个国家,如果不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与其他国家相互往来、相互学习和互通有无,就会封闭落后。

然而,一般地说系统运动和发展的方向和结果,并非取决于与之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环境,而主要取决于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即系统内部的矛盾运动,毛泽东把它称之为内因。现代系统科学揭示了环境(外因)对系统存在和发展影响的某些具体机制,并没有推翻、相反是证实和深化了唯物辩证法关于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矛盾性的原理。例如按照耗散结构理论,足以引起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外界条件变化及其阈值,对于不同的系统是不一样的,归根结底还是取决于系统内部各个要素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即其内部矛盾性。

系统与环境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还表现在不仅环境作用于系统,使系统的结构与功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同时,系统在其运动和发展过程中,也作用于环境,并使环境发生有利于系统方面的变化。因此,一切系统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不只是受环境的制约,因而被动地适应环境;系统在其运动和发展的过程中,还会通过不断地与环境发生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能动地改造环境。人类社会系统在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中就明显表现出这种特点,正如马克思所说,“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通过这种生产,自然界才表现为他的作品和他的现实。因此,劳动的对象是人的类生活的对象化”。

(二)用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分析问题

根据上述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应坚持从开放性角度看问题,以不断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思路、新局面。

邓小平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对看问题的开放性角度给予极大的重视,并把它提到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来强调。他批评当时有的人在科学技术研究中搞封闭,指出“搞封锁是害人又害己。我们要把对待封锁的态度,作为检验一个人世界观改造得如何的重要内容之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反复阐述了从开放性角度看问题的历史根据和现实根据。所谓历史根据,一是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在从明朝中期到鸦片战争的300多年时间里,历代统治者推行闭关自守政策,使一个曾在许多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文明古国陷入贫穷落后和被动挨打的境地。新中国成立后,有一段时间曾对苏联东欧国家实行开放,后来由于“左”的指导思想错误、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四人帮”的干扰,加上当时不利于我国的国际条件,使得我国再度关起门来,因而经济及社会发展又一次陷入停滞和落后状态。二是总结世界发达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历史经验,就是尽管其道路不同、方法也各异,但其共同之点是积极而有效地实行对外开放。如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一直保持着对外开放的传统。二次大战后美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对外开放来维持经济发展的,据统计美国约有三分之一的利润来自国外。所以要从开放性角度看问题,还有其现实根据。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马克思曾经说过,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兴起,开拓了世界市场,并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变成世界性的了。在20世纪,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正在向着国际化方向发展,使各国在自然资源、科学技术、经济关系、资金市场等方面,形成了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关系;与此同时,电信、交通的飞速发展,还大大缩短了各国和各地区时空上的距离,即为满足各国和各地区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交流提供了必要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国家要取得经济和社会的迅速发展,就必须善于利用各种国际联系为本国服务,如果闭关自守连信息都不知道,就只能导致落后。

1984年邓小平在同中外人士的一次谈话中,比较全面地阐发了他的开放思想:“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当然,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搞建设,不靠自己不行,主要靠自己,这叫做自力更生。但是,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基础上,还需要对外开放,吸收外国的资金和技术来帮助我们发展。这种帮助不是单方面的。中国取得了国际的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金和技术,中国对国际的经济也会作出较多的贡献。几年来中国对外贸易的发展,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们说,帮助是相互的,贡献也是相互的。”这可以说是系统与环境相互作用原理在中国与世界关系上应用的范例。

在此之后,邓小平还把他的开放思想具体化,提出一系列关于开放的设计和政策。其主要内容是:

第一,开放包括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对内开放,是指的一个地区对另一个地区,一个单位对另一个单位,都有一个开放的问题,这也就是说要进行改革,通过改革把国内经济搞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国家首先在农村实行对内开放政策,在实践上取得了成功。接着,又在城市推行这一政策,以打破原来计划体制下条块分割造成的经济封闭和停滞状态。与此同时,还要把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结合起来,才能快速发展我国经济。

第二,对外开放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就是说它不只是对西方国家开放,而应是三个方面的对外开放。一是对西方发达国家的开放,我国吸收外资、引进技术主要来自这些国家。二是对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开放,即使与这些国家的国家关系一时不能正常化,但是总可以保持交往,可以做生意、搞技术合作、搞合资经营等。三是对发展中国家开放,这些发展中国家也有自己的特点和长处,因而也有文章可做。只有实行全方位对外开放,我们国家才能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广阔的活动余地。

第三,对外开放必须不拘一格地采取多种形式。如合理地利用外国资金,积极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先进管理经验,大力发展对外贸易,对外国承包工程和开展国际劳务合作,欢迎外商直接来我国投资,积极地进行对外文化交流等。邓小平还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以往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包括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而要正确地进行吸收和借鉴,首先就必须对各种文明成果进行比较分析。因为只有经过比较分析,才能确定哪些文明成果是真正先进的,是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有益的。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防止把吸收和借鉴“变成了崇拜资本主义外国,受资本主义腐蚀,丧失社会主义中国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其次,吸收和借鉴不是简单地照搬照抄。这是因为,别国的先进文明成果,总是与别国的特定条件联系在一起,而这些条件不会与我国的情况完全一样。建国以来的实践证明,照搬照抄前苏联的经验不行;改革开放以后的实践证明,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行不通。所以,就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对之进行认真地改造制作。这就是说,它将有一个过程。

第四,对外开放将不断向广度和深度两个方向发展。对外开放,就其内容来说,将由经济逐步扩大到政治、文化和社会等各个方面。对外开放,就其程度而言,将逐渐走上与国际社会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愈加紧密的发展道路。以经济为例,经济的对外开放已与传统意义上的对外贸易不同,不是局部地、有限地参与国际贸易,而是要把国民经济的运行,社会再生产的全过程,逐渐做到以世界市场为背景,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和国际交换,不仅要“请进来”,而且要“走出去”,把国民经济的发展引上一条新的、与国际经济紧密联系的发展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