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怎样向西语世界敞开大门
1959年，在哈瓦那，古巴《今日报》编辑部主任穆尼奥斯送给新华社记者孔迈和我一份清代的中西合璧的《雇工合同》。后来，我们通过侨委的吴楚处长把它赠给了侨委。这是我看到的最早的首份西语译成汉语的历史文献。我已不记得签约的年份，但记得那位签约的中国苦力姓谢。我无法想象出在18世纪数十万计中国苦力第一次接触西班牙语时的情景，因为他们是不可能有机会正式学习西语的。以后，我一直想：那么，这样准确地把“卖身契”上的严格的法律条文从西语译成汉语的中国人是谁呢？我又进一步想，我是新中国向西语世界真正敞开大门过程中的一个见证人。我如果把亲历的这个过程记录下来，不是很有意义的吗？
1950年末，我在祖国抗美援朝的热潮中考入军事干部学校，后又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准备到朝鲜前线去做翻译工作。北京外国语学校（简称北外）的前身是延安外事学校，1949年随中央迁入北京西苑，改名为北京外国语学校。不知为什么，1953年春，组织上突然调我去学习一种叫西班牙语的语言。在这以后，我逐步明白了我国的一段历史。
据历史记载，远在1575年，即西班牙征服菲律宾实行殖民统治以后的四年，中国即以马尼拉为基地，与拉美地区之间进行了贸易。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人员接触到了西语并通过西语进行交流。进一步，从19世纪中叶起，大批“猪仔华工”被殖民主义者掠夺到拉美地区。从1847年到1874年，就有数十万华工到达美洲。这批“契约华工”是历史上最早接触西语的中国人，但作为“苦力”当然没有机会正式学习西语，而且他们连自己的名字都无法留下，因为他们在庄园里作为“苦力”必须改姓庄园主的姓。
据北外（1954年北京外国语学校改为北京外国语学院，“文革”后改成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柳小培的调查，新中国建立以前，只有在南京和上海的个别高等学院开设过作为选修的第二外语的西班牙语课，未形成系统教学的大学专业。1952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有46个亚太国家代表出席，其中有以西语为母语的11个拉美国家。当时，我国没有西语干部，只能派北外法语班的10个学生去做翻译工作。之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直接指示北外筹建西班牙语专业，培养西语干部。1952年12月，北外西班牙文组正式成立，组长王勰，成员柳小培、李体乾、孟复、萧振吉、岑楚兰。这就是今天北京外国语大学西班牙语系的雏形。与此同时，校领导从英语系和法语系调出22个年轻学生，加上两个调干生，共24人，组成新中国第一届西班牙语学习班，于1953年2月3日正式开课。当时学校没有教材，用的是北外英语系教师程镇球出访莫斯科时带回的苏联外贸学院用俄语编写的《西班牙语教科书》。记得给我们上第一节发音课的可能是李体乾，他是位掉了牙的老先生。1953年9月，我们有了第一位外国教师，她就是亚太和会秘书长、智利大画家万徒勒里的夫人黛丽亚·万徒勒里·巴拉奥纳。1954年3月以后（此时，北京外国语学校已改名北京外国语学院），又有苏联西语教师芙罗洛娃和沃罗比约娃先后应聘到校任教。我记得，芙罗洛娃上课时，她身边站着一位新疆来的维族男教师，他的工作就是把俄语译成汉语。1954年4月后，北外又聘请到了侨居苏联的西班牙语言学专家梅伦多和列塞亚夫妇及加尔沃。他们都是西班牙内战中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们的任教使北外的西语教学走上了正轨。北外开始编写中国第一部《西班牙语课本》。
据柳小培教授说，在历史上于1917年和1931年先后出版过《吕宋华文合壁字典》和《班华字典》。听说，前一本字典是由一个神父编成的。估计这两本字典都与在菲律宾生活的华人有关。我记得，我们开始学习西语后很久，在老西单商场的旧书摊上发现了一本《吕宋华文合壁字典》。但是，我在学习西语期间从来没有机会使用这本字典。后来，1958年，北外西语系师生合作编写了一本西汉字典，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西语系即推选汤柏生写了一封致周总理的信，报告此事并请他为字典题写书名。几天后，系里就收到了周总理题写的（两份）《西汉辞典》书名。
1955年，中央决定由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创办西语对外广播。10月，我和同学杨林常在校学习了两年半西语后被调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参加西语对外广播的创办工作。我们二人是最早从西语班“毕业”的。接着，我们班的汤柏生、王怀祖、黄志良、杨恩瑞等同学都担任过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等领导同志接见重要外宾的西语口译工作。1956年、1958年和1960年，西语班的王辉、汪德健、张爱珠、张治亚和我都曾分别先后担任过中国京剧团、重庆杂技团和中国艺术团访问拉美国家时的翻译工作。1956年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北外西语专业的师生都参加了大会翻译处的西班牙文部的工作。
我和杨林常到广播局对外部时，西语组只有5位来自莫斯科的西班牙专家，他们是伊雷内·法尔孔、巴里奥斯、凯蒂·罗德里格斯、普拉和特雷莎。伊雷内是西共的一位领导干部，是伊巴露丽的主要助手。巴里奥斯是莫斯科电台的资深对外西语广播员。除了他们外，组里那时只有一位中国干部，即姚越秀。她于1952年浙江大学俄语系提前结业，全国统一分配到广播局工作。西语对外广播筹建开始时，巴里奥斯负责播音工作。姚越秀坐在凯蒂身边，一边读俄文稿，凯蒂一边在打字机上改写成西文稿。同时，凯蒂也从俄文和英文稿中选译一些稿件。普拉开始教我和杨学习打字。记得我们打了一个星期的“casacuna”，才学会打字。过了一段时间后，才来了副组长龚静梅，以后又来了组长余苏奇。西语对外广播以“RadioPekin”名义于1956年9月3日开播。节目开头的呼号是“AquiPekin（这里是北京）”，“HeblaPekin（北京在讲话）”。
可以说，西语广播是当时能进入西语国家传播中国声音的唯一宣传手段。开播后，我们很快就收到西语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听众的来信。组里就用副组长龚静梅的名义回信。记得有一位叫伊里亚特的阿根廷听众经常来信。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街上能很清楚地听到我们的广播。每天到我们广播开播时，他就打开车上的收音机，请他的乘客听，很受欢迎。后来，他自己也加入了阿中文协，并介绍朋友收听我们的广播。
1958年8月，余苏奇决定把我借调到重庆杂技团去访问拉美国家。我想，她是为了让我有机会提高西语水平。那时正好西班牙诗人阿尔韦蒂访华，写了长诗《扬子江颂》。我临行前，借用他作品的诗意，用中文写了一篇介绍长江沿岸自然、经济、文化的通讯。这是我第一次试写通讯。1956年毕业后调电台工作的同学史志先把这篇稿件配上音乐，制作成西语节目播出了。我走之前，为了加强西语广播，又增加了比森斯、马丽亚·路易莎、阿雷吉、克拉拉等专家。老专家比森斯曾是西班牙共和国图书馆馆长，他是从墨西哥来到北京的。他于1959年9月在北京病逝。他的夫人路易莎决定把他的骨灰永远留在中国的大地上。不知道到现在是否还有人记得这位国际主义者的墓在八宝山公墓。
我随重庆杂技团从1958年8月起到1959年4月访问了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重庆杂技团和其他两个艺术团先后访问拉美，增进了拉美国家对新中国的了解，为今后发展中拉各方面的关系打下了初步基础。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惊讶。我们在访问阿根廷时，我们的演员每次演出结束离开哥伦布大剧院上大巴士时，总有等候在那里的十几位阿根廷人高呼：“龚静梅万岁！”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北京电台西语广播听众俱乐部的成员。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我还曾被邀请去参加乌拉圭北京电台西语广播听众俱乐部的一个讨论会。他们热烈讨论从广播中了解到的中国情况。
1959年1月1日，古巴革命胜利。当年4月13日，随重庆杂技团访拉美的新华社记者孔迈奉总社指示进入古巴，着手建立新华社哈瓦那分社。我被借调与他一起去古巴，做翻译工作。当年12月，我被正式调入新华社。我在哈瓦那工作将近七年。我们对古巴革命的报道，在国际舆论阵地上是独树一帜的。1960年9月2日，卡斯特罗总理在哈瓦那的百万人大会上宣布，古巴愿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28日，正式发表建交公报。古巴是与新中国建交的第一个拉美国家，也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语国家。我用西班牙文做了新闻报道。
在中古建交后，有将近200个留学生到古巴学习西语。1963年，北外招收的西语学生也达到130人左右。很明显，这些措施是为了我国与西语国家的关系进一步大发展做干部准备。
1970年10月，智利阿连德当选总统。我中央决定派出以倪志福为团长的中国工人代表团访智祝贺。我以中国记协的代表身份参加这个团访智。周总理在我们行前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向我们交代了任务。代表团回国后，周总理又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我们的汇报。不久，阿连德总统决定提前与中国建交。智利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南美国家。1972年2月，墨西哥的埃切维里亚总统顶住了美国尼克松总统的直接的压力，决定与中国建交。墨西哥是作为北美西语国家与中国建交的，埃切维里亚总统和夫人马丽亚还亲自决定接受一批中国留学生去墨学习西语。墨政府同意接受我去墨恢复新华社驻墨西哥分社。
从这以后，中国与西语国家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中国向西语世界完全敞开了大门。
我初步统计了一下，北外从1953年起到1954年开办的第一届、第二届和第三届西语班，共培养的西语干部72人，后来他们都成了新中国在外交、经贸、文教、新闻等西语工作岗位上的第一批骨干，其中驻外大使就有6人。据我了解，在广播局率先开办西语对外广播后，新华社开始播发西语新闻，外文局创办了西语的《北京周报》、《中国建设》、《人民画报》。上述三届西语班的毕业生都是开创这些事业的骨干。
（本文发表在《对外传播》杂志2012年第五期上）
万徒夫妇
提起“万徒夫妇”，长期关心和从事中国与拉丁美洲友好事业的人都知道是指谁。“万徒”原是他们姓的译音的头两个字，叫起来颇像汉语中的双姓。我们习惯地称呼他们“万徒”，是方便，也是表示亲热，还是把他们每个人看作半个中国人？我感到三者兼有。他们来自地球上离中国最遥远的国家——智利，但是却把中国看作第二故乡。他们是著名画家何塞·万徒勒里和他的夫人德丽娅·万徒勒里。
当1952年在北京举行亚洲太平洋区和平大会时，何塞还年轻，仅28岁，但已是国际上有名的和平战士。他代表智利出席了这次和平盛会，会后担任总部在北京的亚太区和平联络委员会秘书长。从此，“万徒夫妇”一直住在北京，并且有了一个女儿，起名和平。人们也习惯地管她叫“万徒和平”。
从1950年年底起，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英语，1953年春天的一天，学校领导突然通知我们22位年轻学员改学一种从未听到过的语言——西班牙语。后来才听说：在亚太和会上，中国组织者们发现“新大陆”的多数国家的代表都讲一种听不懂的语言——西班牙语。后来知道，是周恩来总理指示北外增设西班牙语课的。我亲知一件事，可以作为周总理关心西班牙语学习的佐证。周总理得知北外学生编写的第一部西班牙语—汉语字典时，非常兴奋，当即题下“西汉辞典”四字。后来这部词典出版时封面上印着的正是这四个苍劲的金字。建国初期我们学习西班牙语的条件十分艰难，称得上白手起家，没有教科书，没有字典，也没有教师。最先教我们西语的是一位秘鲁老华侨。不久，黛丽娅被邀请来校当我们的老师，她成为在中国第一位教授西班牙语的外国教师。她修长、美丽，我们从她口中第一次听到了一种音乐般的语言。我们是在一座旧兵营改成的课堂里，坐在马扎上听她讲课的。她的一对大眼睛常常好奇地瞧着我们脚上的草鞋。“万徒夫妇”和我们一起度过了共和国最初的那些难忘的岁月。我们在假日里拜访老师时，认识了画家。他身躯高大，但微弓着背，据说他得过肺病，讲话时总是大喘气。我喜欢看他作画，在他的笔下和刀下有一个神奇宏伟的世界。他也画中国，画荷花怒放的四合院，画色彩流动的京剧武打。在一个学期结束的时候，黛丽娅赠送我们全班同学一幅画。画上画家用毛笔勾勒出一只展翅翱翔的鸽子，老师在鸽子下面写了一行钢笔字，祝愿我们全体学生健康成长、幸福和学习成功。这幅小画，我几十年来一直珍藏着，并且深深地藏在我的心里。
1959年初，我随中国重庆杂技团到达智利。何塞赶回祖国，热情地接待我们。不久后，我们先后到了古巴。我在那里从事新闻工作，他们全家在哈瓦那住过几年。他们常要我去串门，并让和平和我们练习汉语。何塞继续以饱满的热情进行艺术创作，我看见他有时在宣纸上作画。在那时古巴各国人民友协的大厅里，就挂着一幅完全中国式的中堂，画面上那挺拔的苍松颇有白石老人的风格。我还目睹他在“医生社会保险大楼”第五层的大厅里创作巨幅壁画《卡米洛·西恩富戈斯》。这是画在墙上的古巴人民斗争的史诗。他在画上塑造的五十多位人物形象，对我说来是亲切的，熟悉的，他们好像都是我在几年内在拉美见到的古巴的战士，安第斯山里的矿工和大草原上的牧人。
1970年10月，智利正是春天，我参加一个代表团到圣地亚哥去出席阿连德总统的就职典礼。“万徒夫妇”把我们接到在郊区的家里。他们带领我们踏着一条用圆木桩铺成的小路，走进家门。这时，和平在门口用流利的汉语呼喊和欢迎我们。黛丽娅说，她的女儿在智利还保持着在中国养成的生活习惯。何塞则说，他非常怀念北京盛夏的四合院和静静的胡同。
1973年9月，画家全家再次被迫离开祖国，走上流亡者之路。那时，我正在墨西哥当记者。或许是由于受到何塞的熏陶，我走遍了“壁画之都”——墨西哥城的大街小巷，饱览了墨西哥各派大壁画家的名作，深感墨西哥壁画艺术教育人民大众的巨大力量。这是因为，墨西哥的壁画艺术植根在民族艺术传统的土壤里，又汲取了欧洲优秀艺术的营养，每幅壁画尽管风格各异，但都是表现历史的或现代的重大题材的。我采访过不少壁画大师，他们都告诉我，墨西哥的壁画艺术已经停滞了。在我在墨西哥工作期间，眼前经常出现在哈瓦那观看何塞创作壁画的情景。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天各一方，很少有机会相见。然而，我从看到的画册和得到的消息知道，在他流亡生活期间，仍以旺盛的艺术激情创作了大量气势磅礴的壁画，油画和版画。他不愧是当今拉美绘画艺术的一座高峰。画家的身体越来越孱弱了，他是从哪里吸取这样巨大的力量的呢？前年10月我重返哈瓦那时，特地又去观看了“医生社会保险大楼”的那幅壁画。我萌发了一个念头，希望有机会采访画家，请他谈谈拉美绘画艺术的现状和命运，但更重要的是向他提出一个建议：在中国创作一幅反映重大题材的壁画。这几年，我在北京看到了在中国出版的《万徒勒里画选》，特别是大型的《万徒勒里画集》，感到欣慰，但更感到中国的大众更需要一幅大墙上的万徒勒里的画。
今年6月的一天，我突然收到从智利发来的一个电报：黛丽娅老师永远离开我们了！我在悲痛之余寻找出那张珍藏了将近三十五年的小画，并把它悬挂在我书桌前的白墙上。于是，我等待着画家的到来，心想这次再不能失去机会了。
是的，在北京的金秋，他终于到来，然而他又匆匆地离去了，永远地离去了。他是9月6日到的，17日就在他曾经那样炽热地拥抱过的土地上永眠了。以后我又知道，他在今年春节刚过时曾写信给中国友人，主动陈述他的一个愿望：让他为中国留下一幅壁画，因为北京与他的青春和生命是连在一起的。他一到北京就被告知，他的要求已被接受，他的壁画将画在正在施工的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大厦里。他满意地笑了。可是，他长眠了，伴着一个美好的梦，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永远的遗憾。但在我的心中却升起了一幅画，这幅画很高、很大，我看见画面上有许许多多几十年来在拉美土地上前仆后继倒下了的人们的熟悉的面孔，有许许多多几十年来为中拉友谊奔波忙碌的人们的熟悉的面孔，在他们的身后是一串深深刻在大地上的脚印。
（本文发表在《中国之友》1988年第二期上）
创业时代
服从组织决定，改学西班牙语
1950年，响应祖国“抗美援朝”的号召，我在苏州农校园艺科学习时报名参军。我考取的是炮兵学校，但最后被分配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学习英语。我们学习英语，近期目的是准备到朝鲜前线去做翻译工作。但是，1953年春，在我学了两年英语后，组织上突然通知我去学习西班牙语。当时，我不知道为什么，后来才了解了这个决定的历史背景。
到新中国建立之初，我们党都没有西班牙语翻译干部。据调查，新中国成立前，只有南京、上海的个别高等学院开设过作为选修的第二外语的西班牙语课，未形成系统教学的大学专业。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几位懂西班牙语的起义的国民党驻外外交官回到祖国。
1952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亚洲及太平洋地区和平会议，有46个亚太国家代表出席，其中有以西班牙语为母语的11个拉美国家。当时，我国没有西班牙语干部，只能请北外法文班的10名学生去做翻译工作。他们只能说几个简单的动词，请客人吃饭。之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直接指示北外筹建西班牙语专业，培养西班牙语干部。1952年12月，北外西班牙文组正式成立，上述那几位起义外交官也参加了这个后来成为北外西班牙语系的雏形小组。同时，校领导从英语系和法语系调出22名年轻学生，加上2名调干生，共24人，组成新中国第一届西班牙语学习班，于翌年2月3日正式开课。当时，学校没有教材，用的是用俄语编写的《西班牙语教科书》。记得给我们上第一节发音课的可能是李体乾，他是一位掉了牙的老先生。1953年9月，我们有了第一位外国教师，她就是亚太和会秘书长、智利大画家万徒勒里的夫人黛丽亚·万徒勒里·巴拉奥纳。1954年初，又有苏联西班牙语教师芙罗洛娃和沃罗比约娃先后应聘到校任教。我记得，芙罗洛娃上课时，她身旁站着一位新疆来的维吾尔族男教师，他把老师讲的俄语译成汉语。 1954年4月后，北外又聘请了侨居苏联的西班牙语言学专家梅伦多和列塞亚夫妇及加尔沃。他们都是西班牙内战时的反法西斯战士。他们的任教使北外的西班牙语教学走上正轨。北外开始编出新中国第一本《西班牙语课本》。
那时，组织上决定让我改学西班牙语，我就去学习，并相信学习西班牙语一定是由于国家的需要。想法很简单。
筹建西班牙语广播岁月值得珍惜 永远怀念
1955年，中央决定由广播局创办西班牙语对外广播。就是这个“决定”决定了我一辈子要从事新闻工作的命运。我仅学习了两年半西班牙语。我和同学杨林常二人是最早从西班牙语班“毕业”的。记得那是1955年10月的一天上午，校长办公室突然通知我们二人停止学习，调广播局工作。午饭后，我们二人就背起背包，乘上校门口的一辆吉普车，准备出发。同学们都来送行，唱起了校歌《人民需要我们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同学乔惠珍（刘柯校长的夫人）赶来说，听说我要去与外国人一起工作，校长托她送我一套半新的青灰色制服。以后几年内，这套制服成了我的“礼服”。
到哪里去，做什么工作，当时我都不清楚。现在我才有机会想一下我走过的那条路。我最早是到麻花胡同住下。我发现局长梅益也在那里居住和工作。我进入了一个陌生的集体（我那时不知道这个单位的名称）——由五位西班牙专家（及他们的四位子女）以及一位中国俄语翻译，即姚越秀同志组成。不久后，到西长安街首都电影院对面的一座小楼上办公。记得有一段时间，我与左漠野、张化、李敦白被编在一个党小组里。过了1956年的春天，又到复兴门外粉楼工作。这时，我才完全清楚我们是要创办西班牙语对外广播。一开始我们组里只有我们三个中国同志和五个西班牙语专家。这些专家是：伊雷内·法尔孔、巴里奥斯、凯蒂、普拉（巴里奥斯夫人）和一个女青年特雷莎。我在接触中感到，伊雷内在政治上很沉稳。后来知道，她是西共党内一位领导干部，是伊巴露丽几十年来的主要助手。巴里奥斯是一位出色的播音员，是对外广播的真正的内行。但他脾气很大。近年才从姚越秀那里知道，1956年4月龚静梅来后成立了西班牙语广播领导小组，由龚、巴和伊三人组成。我当时感到龚工作不顺当。1957年夏天，龚要求去上大学，局里请来了在延安鲁艺学习过的余苏奇同志当组长。三人领导小组撤销，全组都在余苏奇领导下工作。
筹建期间，巴里奥斯负责播音和编辑节目工作。姚越秀坐在凯蒂身边，一边看中心组发的中文稿用俄文念给凯蒂听，凯蒂在打字机上改写成西文稿。同时，她们也从俄文和英文稿中选择一些稿件。普拉开始教我和杨学习打字和速记。记得，我们打了一个星期“casacuna”，才初步学会打字。我的西班牙语水平比杨差，工作上还帮不了很大忙。我在办公室里，主要是看西班牙语材料，提高西班牙语水平，有时也从中文稿中选出一些新闻翻译成西班牙语稿，以后还参加处理听众来信工作。此外，我每晚都要陪专家去录音，有时要接待西班牙语国家外宾（如聂鲁达、阿马多、纪廉等作家）来录音，有时还要抬着沉重的苏制录音机到宾馆去请外宾录音。那时，每天都在凌晨3点后才能睡觉，而且不记得星期天放过假。有一个时期，我很心烦，说：“我最大的愿望是看一次北京的日出！”1956年8月中旬，姚越秀生病住院，我接替了她的专家日常生活的口译工作，即使她9月上旬来上班，我也一直分担着她的口译工作。组里领导非常留意，让我有机会与西班牙语国家外宾接触。记得1956年我们党开八大时，西共主席伊巴露丽出席大会期间，一个人专程到老302来看伊雷内。组里让我去接伊巴露丽，并陪她一步步、吃力地爬楼梯，爬到三层伊雷内宿舍。她一边爬楼梯，一边问我问题。我注意用从老师那里学到的标准西班牙语与她对话。她最后说：“你学到的是纯正的castellano。”八大时，组里面争取机会让我去陪西共代表团成员。记得，大会闭幕后的晚上在中山公园一片空地上开联欢会。我陪西共代表团的利斯特将军进入公园时，陈老总在门口迎接。他与利斯特握手后要与我握手。我说：“我是中国人呀。”陈老总笑着说：“中国人也要握手么！”我看见地上摆满了马扎。只见毛主席和其他领导人来了，这时没有掌声，只有谈笑声。他们都坐在马扎上。周总理回头从远处看到了坐在我身旁的伊巴露丽，从马扎间挤着走过来，与她握手问候。那种亲切自然的气氛令人难忘。
我记得，到1956年4月，西班牙语广播开始对外试播。到当年9月才以“RadioPekin”名称，正式开播。节目开头的呼号是“AguiPekin”、“HablaPekin”。
开播后，西班牙语组人员变化很大，增加了许多新生力量。我爱人杨宝珠和她的几位同学就是在1957年8月后来组里的。为了加强西班牙语广播，又增聘了比森斯、马里亚·路易莎、阿雷吉、克拉拉等西班牙专家。
到了1958年，组长余苏奇开始让我试写些适合对外广播的中文稿。我记得，那时正好赶上侨居阿根廷的西班牙大诗人阿尔韦蒂访华，写了长诗《扬子江颂》。我借用他作品的诗意，用中文写了一篇介绍长江沿岸自然、经济、历史、文化的通讯。1956年毕业后来电台工作的同学史志先把这篇通讯配上音乐，制作成西班牙语节目播出去了。
我在西班牙语组工作前后三年。对这段工作经历，我要写下四个字：珍惜、怀念。
外借作译员 访拉美见证对外广播的重要作用
1958年夏天，组长余苏奇通知我，要把我借调到中国重庆杂技团去当翻译，8月去访问拉美。我理解，组织上是要给我提高外语水平的机会，也为了让我去了解拉美地区情况，回来后好好工作。
可以说，西班牙语广播几乎是当时直接进入西班牙语国家的新中国声音的唯一宣传手段。开播后，我们很快就收到西班牙语国家，特别是南美国家听众的来信。组里就以副组长龚静梅的名义回信。记得有一位叫伊里亚特的阿根廷听众经常来信。他在信中说，他是一位出租车司机，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街上能很清楚听到我们的广播。每天到我们广播时，他就打开车上的收音机，请他的乘客听，很受欢迎。后来，他自己也加入了阿中友协，并介绍朋友收听我们的广播。
我随杂技团从1958年8月到1959年4月访问了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和智利。杂技团有几十人，每到一个国家，要做的事情很繁杂。我们访问阿根廷时，阿中友协专门设了一个办公室，协助我们工作。友协为我们团配备了一辆专车。这原是一辆出租车。有一次我乘车外出办事，这时正好是我们播音时间，司机就打开车上的收音机，请我收听“RadioPekin”的广播。我发现这位中年司机就是我们的老听众伊里亚特。我在访问期间一直没有向他透露我就是北京电台的人。当时，我感到，我们的西班牙语广播的确为中国和拉美国家架起了一座桥梁。有一件事使我十分惊讶。我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我们的演员每次演出结束走出哥伦布大剧院上大巴士时，总有等候在那里的十几个阿根廷人高呼：“龚静梅万岁！”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北京电台西班牙语广播听众俱乐部的成员。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我还曾被邀请去参加一个乌拉圭北京电台西班牙语广播听众俱乐部的一个讨论会。我至今还有印象，他们在一个大房子里热烈讨论从我们广播中了解到的新中国的各种情况。
新华社献青春 念念不忘广播情
先讲一下我是怎样被调到新华社去的。
1959年元旦，古巴革命胜利。1月2日，我在蒙得维的亚一家宾馆的阳台上，看到数以万计的拉美人在街头上狂欢，庆祝古巴革命胜利。当时，杂技团有位新华社随团记者孔迈。他当时的任务是，除了报道艺术团访问活动外，视机进入某个拉美国家，建立新华社分社。这时，他奉总社指示，就向古巴方面申请进入哈瓦那，但第一个古巴外长是个亲美右派，拒绝了这个请求。直到第二年3月，我们在智利首都与来访的一个古巴代表团有了直接联系。接着，智利画家万徒勒里等友人先期进入古巴，做了沟通和安排。孔迈在杂技团的3个翻译（我们都是同班同学）中决定要我，经电台同意后借调去做他的翻译。我们是1959年4月13日进入哈瓦那的。我们用“新华社哈瓦那15日电”的电头，发了第一条新闻——《古巴首都人民展开捐献运动支持土地改革》。4月18日，我们就采访了切·格瓦拉，发了长篇通讯。新华社哈瓦那分社是我国在西半球国家建立的第一个官方机构。我们在哈瓦那以不同于西方通讯社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古巴革命做了各个方面的充分报道，在国际舆论阵地上发出了中国的声音。到了8月的一天，我在电传机上发完新闻，孔迈对我说：“明天，我将在一位古巴医生陪同下去东方省采访，八天后才能回来。”翌日，他就离开哈瓦那了。不料三天后他突然回分社，仔细检查了我三天的工作，发现我不仅完成了正常任务，还写了一篇数千字的通讯。他总是严肃的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8月底，他通知我，他将在9月回北京总社汇报工作，而让我一个人留在哈瓦那继续工作，并说已将此事电告总社。不料很快接到总社通知，要我们两人同时回国，后来我才知道，我从电台临时借调到哈瓦那分社工作的一个条件就是电台也能同时收到分社发回的新闻稿。所以电台看到孔迈发给总社的电报后，坚持把我要回去。于是，孔迈和我9月回到北京。我立即到电台报到。我想，总算回家了，可以安下心来工作了。不料，10月底的一天，我正在参加一个会议，梅益局长突然亲自把我从会议室里叫出去，对我说：“新华社通过中宣部坚持要正式调你去，你就去吧，好好工作。”接着，又通知我一个月内回哈瓦那。
在我离开电台前，组里办了一件“重要的事”，在余苏奇的关怀下，我和杨宝珠结婚了。在广播局新大楼的一个办公室开了一个会，就算是我们的婚礼了。原通知我婚后一周离开北京。没有想到，婚后三天新华社就接我去与孔迈一起去参观徐水农村。参观三天后，即回到北京的第二天，就拿着早已订好的机票，乘上去古巴的飞机了。这一天算是我正式调到新华社的日子。后来，孔迈质问我：“为什么你结婚不通知新华社？”我不知怎样回答，心想：“通知不通知，不应该是组织上的事么？”
我想说几句话，评价一下我在哈瓦那分社的工作。我在古巴从事新闻报道近7年。在这近7年中，新华社对我在新闻报道工作上的要求可用“严厉”两个字来形容。如卡斯特罗每次演讲，一讲就是4到6个小时。他讲完话，我必须快速用西班牙文编写出一条700字的稿子，发回总社向世界播出。这条新闻必须是正确的、准确的。如果总社从外电中发现我写的稿子中漏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或写错了一个重要的字，就会提出严厉批评。我曾为这类错误做过几次书面检讨。但我也要说，这近7年的新闻工作实践也把我培养成了一名合格的记者，虽然，由于我级别低，在这7年中我在哈瓦那对内对外的职务都是翻译。
其实，我离开电台后，也未“忘本”。我举几个小例子。（1）我一到哈瓦那就买了一大包古巴从德国进口的胶条，托一位访古的同学带回北京，送给电台。胶条是制作节目时粘贴胶带的必需品，当时国内还不能生产。电台录音部门收到胶条如获至宝，后来罗东发现后又拿到电视台去用了。（2）1960年，广播局派出了以陈赞鼎为组长的四人技术小组去哈瓦那，援建拉美社的电台。广播局派出我爱人杨宝珠去当小组翻译。她到了哈瓦那，我们分社的负责人说：“怎么能叫一个女孩子去工地呢？”于是，我抽空替她当了小组的翻译。切·格瓦拉去参观电台，我为他和陈做翻译。我有一张当时的合影。听说，陈后来离休回杭州了。如他健在，我很想把这张珍贵的照片送给他。宝珠后来改做分社出稿工作，以后又被正式调到新华社了。（3）1979年，我曾在烟台蹲点一年，住在烟台北极星木钟厂。我了解到烟台有一个要把整个烟台钟表业以北极星为品牌组成一个大的行业的计划。1980年到1982年，我在巴西利亚分社工作。从巴西回来后，根据我在国外看到的情况，一直想找电视台谈一件事。记得某年的一天，我遇到了当时中央电视台台长黄惠群同志。我对她说，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开播前有一段等待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只播放几张中国风光图片，非常可惜，其实应利用这段宝贵的时间来做报时广告。我介绍了国外电视台做这种广告的形式。黄瞪大了眼睛，看了我好大一会儿。好像是“一语惊醒梦中人”。以后，我又与北极星木钟厂的年轻副厂长孙鼎坤联系上，商谈此事。不久孙到北京来，与中央电视台签订了广告合同。从此，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开播时就有了5秒钟北极星报时广告。记得北极星报时广告播了不止一年，广告费可能是40万元。这件事开启了电视新闻报时广告时代。
上面我对我在西班牙语组的工作经历说了四个字：珍惜、怀念。最后，我想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这么说。
珍惜，是因为即便不长的工作时间是我从事毕生的新闻工作生涯的开篇，我受到的锻炼也使我有了后来在古巴做高强度的新闻报道工作的适应能力。
怀念，是因为到现在还有那么多的遥远但又清晰的记忆。这中间也有不愉快的，甚至痛心的事。是不应该把爱国的青年归侨陈润康打成右派呀！但最不能改变的还是对那段时间里人们之间建立的那份真情的怀念。
余苏奇作为组长是不愿意我离开西班牙语组的。宝珠来古巴后告诉我，我去后，余把一张我工作证上的小照片压在了她办公桌的玻璃板下。一直到她晚年，她已不能说话，还写信与我们叙旧。
我以上讲的，都是些个人平凡的故事，但我想把它留下来供后来人了解那个不平凡的创业时代。
（这篇文章是2012年4月应中央广电局国际台的要求写的，后发表在2013年1月由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出版的《CRI创业者风采——国际传播70周年（下集）》一书中）
《葡语世界风情》序言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政府就十分重视开展争取世界人民了解新中国的工作，而做这一项工作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对外外语广播。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国政府1955年决定创办西班牙语对外广播。这年十月，我和同学杨林常调出北京外国语学院，来到中央广播事业局对外部参加这项工作。那时整个西班牙语组就是五位来自莫斯科的西班牙专家和一位俄语翻译，这位翻译就是越秀同志。我和同学仅学了两年半西语，那时还帮不上忙。有时专家从英文稿或俄文稿译成西文稿，有时越秀手拿中文稿，用俄语念给专家听，专家敲响打字机，翻译成西文稿件，新中国的西班牙语广播就是这样起步的。以后她边干边学，逐步掌握西班牙语。1960年，我国政府又决定开办葡萄牙语对外广播。她又被调去葡语组，又边干边学，掌握了葡萄牙语。从此，她把一生中的27个春秋贡献给了葡语对外广播。新中国第一代对外广播工作者都有相似的人生经历，但越秀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位。她在对外广播工作岗位上，通过电波向葡语世界人民介绍中国，同时，又把葡语世界及其文化介绍给中国人民，在人民间架设着交流的桥梁。
葡萄牙是个位于欧洲西南伊比利亚半岛、西部濒临大西洋的小国，面积仅92000多平方公里，人口在16世纪初还只有150万左右。但这个小国适应西欧国家生产力和外贸发展的需要，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最先探寻由欧洲直通东方的海上航路，成为当时第一个世界海上强国，不仅在美洲和非洲占有大片领土，而且在东方，其版图范围从直布罗陀延伸到马六甲海峡。当然，葡萄牙的历史辉煌十分短暂，1580年，它被后来居上的另一个海上强国西班牙吞并，到1640年才重获独立。葡萄牙殖民帝国建立的历史无疑是用火和血铸成的，但同时也应承认葡萄牙人具有极强的开拓、进取和冒险精神及在世界发展史上起过的巨大作用。现在世界上有“葡语七国”，操葡语的人口超过两亿。葡萄牙从1553年起霸占我国领土澳门，实行殖民统治长达约四个半世纪，但澳门同时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桥梁作用。在近代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葡语世界的文化逐步成为世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们说来，要了解整个世界文化，了解葡语世界文化不可或缺。
越秀在书中以自己的见闻和研究成果，介绍了葡语世界及其文化。同时又讲述了自己从事西语、葡语对外广播的人生经历，使这本书具有了自己的特色。
越秀给我看了一块方形的白底青花瓷砖，说是《葡萄牙瓷砖壁画艺术》一书作者若泽·冰裂纹，中间一朵青花睡莲，旁边有些青花铁锈斑，极富韵味。我说，这块瓷砖不就是葡、中文化融合的一个例证吗？我又翻阅了梅科的书，书中果然有这样的话，葡萄牙人“从中国的青花瓷器中，又学到了色调的闪烁美”。
我想，是的，“架桥”的人生是美好的，交流的桥梁是秀丽的，葡语世界的文化也是灿烂的，而这块古瓷砖不正好象征着这一切吗？于是，我建议越秀把瓷砖的纹饰作为本书封面的图案，她欣然表示赞同。
2003年12月于新华园
（姚越秀同志于2004年6月出版了《葡语世界风情》一书。这篇文章是我应她之约为该书写的序言。在这篇短文中，我记录了那个“创业时代”中的几个难忘的“镜头”。）
献给远方的友人
今天一早，国际电台的一位老同学赶上门来，转交我一件从远方寄来的礼物。打开白色的大信封一看，是戈雅名作的复制品，六小幅油画粘压在软木板上，夹在透明的塑料玻璃里，是一件精美的工艺品。再看信封，上面有一行熟悉的、清秀的西班牙语：“诗玛和珠：我非常热烈地想念你们，凯蒂”
“凯蒂？”我顿时惊喜交集，问老同学：“我们真的找到了？”
老同学说，前些时候他们国际电台收到了她的一封信，才取得了联系。据来信说，她早些年已从苏联回到马里德，曾在西班牙科学院工作，现在已退休从事写作。他们回信时把我和妻珠的情况告诉了她。很快就收到了她寄来的这件礼物。
凯蒂，这位永远记在心中的友人，我何时何地都没有忘记，并且一直怀着重逢的希望想念和寻找她。当然，一度也曾几乎失去信心，感到生离死别的苦痛。近几年，希望又在我心中复活了。但我也有些担忧，因为毕竟不知道她的去向，况且她也年近古稀了吧。
我送走老同学，把戈雅的画放在书架上，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信步走出家门，经过宣武门，向西单闹市走去。今天正好是星期天，路上行人熙来攘往，我穿行在潮水般的人流中，外界的一切都没有打断我的思绪。
那是在五十年代中期，一批西班牙友人从苏联来到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我在1955年秋被调到国际电台，首次和西班牙友人一起工作，他们正在为我国创办西班牙语对外广播节目。在他们中，我最熟识的要算是凯蒂和伊雷内姐妹以及一对老年夫妇比森斯和路易莎。我们那时都住在一所机关宿舍楼里。他们住得相当紧，而我们呢，三个小伙子挤在一楼的一间小屋里，书架也只好摞在床上。我们中国人和西班牙人，朝夕相处，亲密无间。凯蒂经常到楼下来坐坐，有时我病了，她就来问寒问暖，把热牛奶和药送到床头。我逐渐了解了他们的身世。他们都曾参加过保卫马德里的战斗，1939年共和国失败后才被迫远离祖国。凯蒂告诉我，原想很快就能回去的，但后来大战爆发了，在苏联一住就是十几年。她说，在西班牙的战斗中听说有一些中国志愿军，还知道当时在延安举行过声援西班牙人民的集会。而他们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在苏联，也都一直注视着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新中国宣告成立时，她欢喜若狂。她说，她从一开始就想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因此，她和姐姐开始学习汉语——多么难学的汉语！（我们常笑凯蒂说的汉语，因为她总把天津说成“铁钉”。）当新中国需要创办西班牙语广播节目时，她们姐妹俩最早要求来华工作。
那时凯蒂已有40来岁，我们很少听见她说过个人的生活。据说她有过“挚深的爱情”，但在战争中失去了他。
可以说，她和我们几个年轻人建立了忘年之交。那时我才20岁刚出头，来自江南农村，是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成长起来的。凯蒂有一种特殊的兴趣（我当时认为是“好奇”）听我叙述自己的身世和生活。我给她讲过日军占领家乡八年的惨境和国民党军队统治三年的暴行，也谈我的理想和抱负。我说：“过去的一切真像一场恶梦，不过，对我们说来，又像是非常遥远的往事了。”我发现她瞪大了眼睛，听出神了。有一次她对我说：“我很羡慕你们，从你们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我们的西班牙语广播节目办起来了，越办越好了，新中国的声音用这音乐般的语言通过电波传向西方，世界各地的听众来信像雪片般飞来。凯蒂和她的伙伴们喜形于色，他们都是要拥抱地球的人。
1958年夏天我赴拉丁美洲，第二年初进入革命刚胜利的古巴，在新华社哈瓦那分社工作，直到当年的深秋才回到北京。我没有料到，老人比森斯积劳成疾，已经在前些时候去世了。为了让我能最后见一次老人的遗容，凯蒂和路易莎商定，一直等到我回国后才火化。她们在中国的土地上掩埋了比森斯的骨灰，然后，按照西班牙古老的传统，把老人的遗物分赠给我们几个中国青年，作为永久的纪念。凯蒂还告诉我，老人在临终前呼唤我的名字。这一年年底，我又回到哈瓦那。临行前我画了一幅万年青，送给凯蒂，表示惜别之情。她接过这幅小画，问我为什么画万年青。我回答她：“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国家充满活力，人间是长青的，万年青正好能表达我的这种感受。不是吗？”她点点头，笑了。
1960年下半年，她离开中国返回苏联。不久，一场政治风暴席卷全球，其他的西班牙友人也都依依难舍地离开中国，从此以后我们失去了一切联系。记得直到1963年，“加勒比导弹危机”过后不久，听说凯蒂到过我正在工作的哈瓦那。她一下飞机就发现了我的一位同事，第一句话就是：“诗玛和珠呢？他们在哪里？”但是那次我们没有能得到再见的机会。以后，珠路经布拉格，正在人行道上赶路，突然看见街上驶过的一辆电车窗口里，一位外国妇女探出身来，大声呼喊：“杨—杨—杨”；但电车转瞬间已经飞驰而去。这熟悉的声音是谁？是凯蒂还是别的西班牙友人？珠回到哈瓦那向我诉说这次“奇遇”，从那以后这呼喊声一直在我耳旁荡漾。
在中国十年浩劫的岁月里，对“重逢”，我已经不存什么奢望了。然而心里总还埋藏着希望的种子，这种子在1967年10月后又萌发了。慢慢地各种消息传来了：一位曾在我国出版社工作过的西班牙老太太要求回中国继续工作，另一位西班牙女教师希望来北京度过晚年……我们相互间都是不可能忘却的。于是，我等待着凯蒂的音讯。
噢，我发现已经走过西单好远了，急忙返身回家去。走进外文书店，好不容易挤到柜台前，买了一本《英语会话五十题》。又跨进花店，购了一袋乌黑的营养土。一路上，我看见人们穿着得比过去讲究、美丽。路口鲜花盛开，绿草成茵。一直到宣武门，沿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一爿爿大理石门面的商店。店里的货架上商品空前丰富和精美。我想，我们的人民和国家今天不是更加充满活力吗？人间是长青的。我一边走一边想，一定要把这一切变化告诉凯蒂。
一进家门，珠看见我手里的营养土，就知道我要把巴西水木移植到花盆里了。这是我两年多前从亚马孙河畔带回来的，一直播种在水里。它是一种乔木，但锯下一段播在水中，就能生长出像万年青一样的绿叶和红果，具有万年青一样的终年长青不枯的品质。我们一起把它移种在酱紫色的花盆里，放在书架上。接着我给凯蒂赶写了一封短信，以便托老同学尽早寄去：
“亲爱的凯蒂：
我们终于又‘找到’了，可以感到欣慰了。非常感谢你寄来的戈雅的画。你还记得我给你画的那幅小画吗？那时我说过‘人间是长青的’，因为我感到我们充满活力。今天我们更有活力了，我还要说这句话，然而现在我已经有了更多的人生体会了。‘人间是长青的’，更因为在这个人世上存在着一种极美的、极可贵的东西，这就是以共同的理想为基础的人们之间的友情，这种友情不受国籍、肤色、年龄、时间和距离的限制，它给人鼓舞和力量。我期待，不，我坚信我们一定能在北京、马德里或地球上的其他地方重逢。珠和我遥祝你和伊雷内健康。
诗玛 6月3日于北京”
信写完后，浮想联翩。我决定写一篇文字，记下一些想法，献给远方的友人。于是，在书桌上铺开了印有绿色格子的稿纸……
（1984年6月3日中午急就）
（这篇文章于1984年7月以笔名诗玛发表在新华社的《瞭望》杂志上。新华社驻马德里分社记者曾带着这篇文章去拜访凯蒂和伊雷内姐妹，并把这篇文章翻译成西班牙语，念给她们听。1995年，凯蒂曾应中央广电局的邀请，来北京参加西班牙语对外广播创办40周年纪念活动。我们终于在北京重逢了。）
一对国际主义者夫妇
1956年9月，广播局对外部的西班牙语广播正式开播，向西语国家人民传去了新中国的声音。在创办西语对外广播过程中，西班牙共产党派来的五位西班牙专家起了重要作用。不久，其中一位，即西共主席伊巴露丽的助手伊雷内被调回去了。应我国的邀请，西共又派来了比森斯和他的夫人马丽亚·路易莎夫妇等专家来工作。他们二位都是满头银发的老者了。他们西语水平很高，适合做改稿工作，我想这是他们被调来工作的一个原因吧。以后，我逐步了解到他们的一些背景情况。在1936年到1939年西班牙内战中，他们都是反法西斯战士。路易莎从事教育工作，而比森斯则任西班牙共和国国家图书馆馆长。马德里保卫战失败后，路易莎被迫流亡苏联，而比森斯则侨居墨西哥。从此，他们长期分离了。这次，为了帮助我们创办西语广播，比森斯不远万里从墨西哥来到中国，在北京与夫人团圆了。路易莎，热情、豪放，充分反映了西班牙人的性格。而比森斯则是一个幽默、和善的“老头”。我的西语水平低，对自己的译稿总觉得拿不出手，所以总喜欢找“老头”改稿。不过，他改我的译稿时，有时突然表现非常着急，用力甩着右手，一边轻声说：“Caramba！”（西班牙人骂人口头语）。我知道，我翻译的一个词或句子一定让他“摸不着头脑”了。但接着，他总耐心地听我解释。终于改完稿子了，拍着我的肩膀说：“很好。”记得，他总是去寻找各种机会，请来访的西语国家名人到电台来录音，谈记华观感，做成节目播出。1958年8月到1959年9月，我被借调到拉美国家去工作。59年9月底，我从古巴哈瓦那回北京。不幸，就在我回京前几天，老人积劳成疾突然病逝。路易莎和另一位女专家凯蒂知道了我回国的日期，在悲痛之余商定，一定要等我回京后才把老人火化，以便我能“最后见他一面”。之后，她们交给我两件“纪念品”。一件是一张小纸条，在上面老人病重时写了我的姓并向我问好，托我帮他做件小事（在国外买老头牌刮胡子刀片）。另一件是老人生前长期用的一条旧腰带。我知道，把逝者生前贴身遗物分给亲近的人是西班牙人的一个老传统。我把这两件“纪念品”一直珍藏至今。最后，路易莎决定把比森斯的骨灰留在中国，他的坟建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听说，路易莎后来约90岁左右时在她的祖国西班牙离世。而她的亲人，国际主义者比森斯则永远长眠在遥远的中国大地上了。
2012年4月写于香山
（这篇文章是应中央广电局国际台的要求为正在筹备中的纪念外国专家文集而写的。）
自己的母亲伤害了自己的儿女
1955年10月，我被调入广播局对外部西班牙语组工作。大概是1956年4月，组里来了一位会西语的越南青年华侨陈润康。他是从法国留学后来北京的。西语组的负责人（副组长）是龚静梅，工作不是很顺当，与西班牙专家关系比较紧张。1957年，全国开始整风运动，组里开会请大家提意见。在一次会上，陈突然提出，如龚当（副）组长有困难，他可以出来当组长。1958年初，对外部宣布组织上决定陈为右派。1958年夏天，我被借调随杂技团访问拉美。关于陈以后发生了什么事就不知道了。很久以后，我才了解到，陈后被下放劳动。陈原有严重的胃病。1961年初在北京因胃大出血去世。我一直认为，这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
2001年5月的一天，我接到一位叫陈卡的女子从美国打来的电话。她说，她是陈的女儿。她告诉我，她父亲被打成右派后，她母亲顾辛禾（原在广播局中央台少儿文艺部工作）带着不到一岁的她，被调到宁夏去工作了。“文革”后，她们全家去了香港。1980年，她曾回北京，到广播局了解她父亲有关情况，简单地被告知，她父亲已平反，并收到一笔一千元的抚养费。她带走了父亲的骨灰。她说，最近她母亲以前的同事邵燕祥的夫人寄去了原广播局副局长温济泽写的《第一个平反的“右派”》一书中关于她父亲的一页。书中说明，她父亲错划成右派，龚静梅应负责任。她说，她和她母亲及父亲的大部分家人都定居在美国。二十年过去了，他们想为陈举行一个追悼会，“跟这段悲惨的过去作一个告别”。她说，她已去信广播局，要求提供给他们关于她父亲的完整资料。她在电话中要求我作为一个当事人提供我知道的有关情况。我在电话中回答了她的一些问题，并请她给我写信。不久，她寄来了她的信和她给广播局领导的信及附件。
我接她的信后，立即写了回信。信全文如下：
陈卡女士：你好！你的来信已经收到。
请你向你母亲顾辛禾同志问好，我们是认识的，已经40多年没有音讯了！切望你母亲保重身体，能有机会再见面。
你作为陈润康同志的女儿，一个从小就失去父亲的女儿，几十年后仍关心你父亲的事，这种感情是很高尚的，我是完全同情和理解的。
现在我们都比较成熟了，有了很多阅历了，我对这件事是这样理解的：母亲有时也会伤害自己的儿女的，这是自己的母亲伤害了自己的儿女，然而，对受伤害的儿女个人，特别是已故的儿女来说，这是一件无法挽回的悲剧！因此，我是完全理解你、你妈妈和陈润康同志的家人的心情的，但也希望你们总要尽可能想开些。
“文革”以后，从全国总体来说，反右斗争的问题解决得比较好。如我在的工作单位，组织上花了很大力量，把所有错划右派的同志都请回来了，不少人担负了重要的职务，现在他们中有的同志仍在工作岗位上，生活都很好。对有些已故去的同志，组织上也尽量找到他们的家属，做出正式交代，并作了妥善安排。我相信广电局也是这样做的。广电局有关部门是不是因为以为问题早解决了或找不到你们，所以才没有给你们作出进一步的说明？
我作为一个当时人，有责任向广电局的领导说明有关情况，为此，我即写信给广电局领导同志，介绍我了解的情况并提出我的意见。
我是1955年10月到广电局对外部工作的，1958年7月离开那里。我尽可能告诉你一些我了解的有关情况。
陈润康同志是1956年来我们组，参加新中国对外西语广播的创办工作的。我们都认为他的行动本身说明，他是一位爱国的华侨青年。当时，无论在组里还是整个对外部，大家的关系都是很好的。在对外部，有大批归国华侨，大家不仅不歧视，而且非常敬重他们，组织上也很重用和优待他们。我举个例子：我和杨林常是1955年到对外部的，你父亲是1956年去的，但1956年定级时，我和杨定的是22级，你父亲是17级，相差5级。当时，我和杨除了日常工作外，白天和夜晚都要为外国专家服务，作生活翻译，而组织上只让你父亲做固定的8小时稿件翻译工作。也因为这样，我和杨与外国专家的关系比较密切，你父亲与专家只保持一般的关系。我记得组里还常让你父亲参加来电台的一些重要外宾的接待工作。我现在还保存我和你父亲与智利诗人聂鲁达、巴西作家阿马多一起照的两张相片。龚静梅是副组长，在当时负责全组工作。在我的印象中，她算是个心直口快的人，但文化水平不高，作风较粗，总是大声讲话。她不善于处理与外国专家的关系。
我记得1957年国内开始整风，组里开会发动大家提意见。在一次会上，你父亲对组里的工作提出了些意见。后来，他突然表示，如果龚静梅当组长有困难，他可以出来担任组长。我当时在场，记得听到你父亲说这样的话时很不理解。过了一段时间后，组里就开会批评你父亲。我当时也是参加批评的。1958年初组里开了一次短会，宣布上级组织决定定你父亲为右派，并降级。我当时还年轻，并不理解这件事意味着什么。我记得，当时心情是沉重的。在我心里，我并不认为一个归国华侨可能是敌人。现在看来，你父亲当时也不一定认为自己说错了话，他可能认为别人当不了组长，他应该当，就说出来了。而我们认为，组长应是个党员并由组织上任命，而且当时的工作很繁重和复杂，你父亲是不可能当组长的，所以就认为他的意见是错误的。
你父亲错划右派，受到不公正的对待，正是在我国“反右斗争”扩大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按过去正常情况，对一个归国不久的华侨青年说了这样的话，组织上对他解释一下，最多批评几句，也就完了。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中走过了非常曲折的道路，也走过弯路甚至错路。在这中间有不少同志受过伤害，甚至牺牲。如果你父亲那时没有离开我们，或许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处境。可惜他已经离开了，无法挽回了！
对你父亲1958年去农场劳动，我印象不深，因为当时组里和部里常有人下放劳动。我爱人杨宝珠是1957年10月调入对外部的，当年12月就下放到沧县去劳动锻炼了。她是我们西语组第一个下放劳动的，到现在我们也搞不清为什么是这样的。
1958年7月我被借调随一个艺术团出访拉美，从1959年4月起从智利到古巴去工作，以后就调到新华社了，后来长期在国外工作。直到80年代初，我到电台去参加一个纪念活动，我问杨林常关于你父亲的情况，他告诉我，你父亲下放劳动，生活条件很差，有次回京，因饮食问题造成胃大出血突然去世了。他告诉我这个消息时是很同情、很悲痛的。
如果你们举行追悼会，请也代我送上一束花，以表达我对一位热爱祖国的海外赤子的哀思吧！
我想顺便说一下，我读了你寄来的温济泽同志文章中关于你父亲的那部分对话。我认为，他那样叙述他和“组长”的对话，不是很实事求是的。这个组长当然就是龚静梅（她已故去）。首先，当时温还是副局长和对外部的第一把手，决定陈润康同志为右派的，不可能是龚静梅。其次，“组长”在引号中的答话太可笑无知了。
我就写这些吧。不知你们是否有机会回国，希望有机会见面。
遥祝
你和你母亲安康！
庞炳庵
2001.6.15于北京
接着，我把我给陈卡的信寄给了广播局局长徐光春，并写了一封信，提出了我的看法和处理意见。
以后，我就什么消息也没有听到了。我想，我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安抚”受了伤害的一家人。但是，我也一直在想，这种“安抚”能“愈合”从小就失去父亲的陈卡及其一家人的“伤口”吗？
（在1957年全国发动的“反右”斗争中，我的同事陈润康被错划成右派。我对这件事印象很深刻，一直不能忘记，想把它记录下来。这件事就是我在《创业时代》一文中说到的那件“甚至痛心的事”。2014年5月19日追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