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前接触进步思想
我1928年出生于山西太原，祖籍是徐沟县（解放后和清源县合并为清徐县）大常村。我在太原上了几年小学。九一八事变后，太原也弥漫着反对日本侵略的气氛。我上小学的时候，《五月的鲜花》、《抗日进行曲》等歌曲都会唱，后来形势紧张了，1937年和母亲回到了徐沟县赵家堡我姥姥家。当时我父亲正在外地出差，七七事变后回不了太原，先是在上海，后来去了香港，直到1941年才辗转回到山西，也到了我姥姥家。抗日胜利后才又回到太原工作。赵家堡村离太原60多里，还隔一条河，太原沦陷后那里成了游击区，虽然鬼子有时也去骚扰，但八路军的游击队也频繁活动。八路军有一位王立刚同志常到赵家堡，给大家宣传抗日进步思想，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太原城工部的负责人之一。1945年上半年，我在太原上高中的时候，他介绍我和一个亲戚（也是同学）参加了地下党的外围组织“太原市学生民主救国会”，还送我们一些小册子，封面是“文史通义”、“儒林外史”之类，打开一看却是《新民主主义论》、《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还有续范亭写的《告山西土皇帝阎锡山的一封五千言书》。我们看过后，再传给可靠的同学，然后就藏起来了。
我1941年通过初试和复式，考入山西省立第一中学读书。因为家还在农村，所以一直住校。抗日胜利后，阎锡山又恢复了他对山西的统治，还是和过去同样的腐败，同样的巧取豪夺，政治上思想禁锢。给我们中学派去的校长是个中将，训育主任也很有来头。有时候我们上课去，他就到宿舍来搜查，发现当时比较进步的刊物就搜走了。我们就设法把一些书刊藏到他找不到的地方。我们的数学和物理老师是从大后方回来的，思想比较进步。数学老师王耀堂还是我们的班主任。他不仅数学讲得好，还经常在讲课时先用一点时间分析当时的形势，并且不点名地批判阎锡山的统治，大家非常爱听，对同学们很有影响。
1947年，我高中毕业，考上了燕京大学。由于过去看过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著作和《生活》杂志、《观察》杂志等刊物，受其影响，我选择了新闻系。燕大虽然是私立大学，但学校有奖学金、助学金，还有各种自助活动（现在叫做“勤工俭学”），我就参加自助商店和推磨花生酱的工作。燕大的地址就是现在北大的燕园，没有现在这么大，学生也不多，只有一千人左右，但地下党的组织和进步力量比较强。在解放战争期间和北大、清华一起成为爱国学生运动的主力。燕大离清华比较近，“反饥饿、反迫害”、“抗议反动派杀害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抗议非法殴打抓捕师大学生”、“保卫华北学联”等游行示威，燕大和清华都是统一行动，沿铁路步行通过西直门进城游行示威，集会则在当时北大红楼东侧的民主广场。这些活动我都参加了，同时也受到了锻炼。1948年5月，我参加了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52年“土改”回来后，参加了共产党。
当时的北平城是1949年1月解放的。1月31日解放军还举行了入城仪式。地处北郊的清华和燕大却是在1948年12月就解放了。1948年12月13日我上午前两节课是体育课，就听到了北面的炮声，同学们都知道是解放军过来了。接着上经济学的课，炮声不断，讲课的赵靖老师说：以后我们的这个课大概就不能上了。当天下午没有上课，有些同学就坐校车进城了。枪炮声不断，而且越来越近，后来才知道，在离学校不太远的地方，双方的部队交火了。晚上国民党部队经过学校旁边的道路撤回城里，学校的西、东、南三个大门都紧闭着。我们许多同学都在三个大门附近巡逻，防止有人打开大门，散兵进来骚扰。直到半夜才安静下来了。
第二天，12月14日校外没有什么动静。我们几个同学骑车向南，路上没有人，到农科院附近，才看见已经是解放军站岗。他们摆了摆手，我们只好回学校了。12月15日第四野战军的代表刘道生同志来学校作报告，当时的贝公楼（现在燕园的办公楼）礼堂坐满了人，教职工和学生大部分都来了。刘道生讲了当时的形势和对大家的要求。同学们高兴地说，我们现在是解放区了。
那时学校快放寒假了，大家都期待“和谈”成功，北平得以“和平解放”，也随解放军进城，帮助做些宣传工作。就在这时候，我不知什么原因，患了结核性胸膜炎，高烧不退，吴继文大夫检查后，说胸腔积水已经很多了，必须住院，而且要休学一年。于是我就住进了男校医院，过了一年的医院生活。
因为休学住医院，本来报名参加南下工作团，也去不成了，外面的活动也不能参加了。我的高烧差不多一个月才退下来，胸腔的积液是保守疗法，我也记不清吃过些什么药了。胸膜炎刚好一点，又忽然得了阑尾炎，当时疼得直掉汗珠子，打了一针吗啡才止住，最后还是送到协和医院做了手术。校医院只有几间病房，病人也不多，只有两三个长期病人，一个是肺结核，一个是哮喘，我们都成了病友。开国大典我们去不了，病友老孟做的矿石收音机让我们听到了实况广播，效果也不错。
因为休学，在校医院住了将近一年，养病恢复期，还看了不少文艺书，如：《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基度山恩仇记》等。还有过去未看过的中国的一些古典小说和武侠小说，如：《东周列国志》、《三言二拍》、《聊斋志异》等，这个机会倒是难得的。
我1950年复学，暑假火车通了，回太原和三年没有见面的父母亲住了一个多月。
燕园三进三出，与人大结缘
我在燕园的经历可以说是“三进三出”。
我1947年入学，1949年因为患胸膜炎休学，一年后才继续学习。在我要上大学四年级的时候，1951年暑假，我们新闻系本来要实习的。正好毛主席1950年发了号召，“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我们就给水利部写信，说我们愿意暑假实习到治淮工地做一些宣传工作等等。后来水利部同意了，也给了经费，于是我们十几个同学就到了蚌埠治淮委员会，然后到了一个比较大的工地润河集。我们都是自己带行李，和工人一样住工棚，和工人一起劳动，顺便进行采访，还出了几期石印的小报。当时还有一位新华社有经验的记者，给了我们不少帮助。水利部的副部长钱正英也去过那个工地，她鼓励我们，还和我们一起照过相。实习结束后，我们坐船回到蚌埠。当时正是半夜。我们就在河岸边靠着行李睡了一觉，天亮后到治淮委员会报到。
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宣部宣传干部训练班，从1947年入学，到1952年毕业，这是我在燕园的“一进一出”。在宣传干部训练班里，有不少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的新闻系毕业生，培训一年后再分配到新闻单位。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调整，私立大学都停办了。遗憾的是1951年已经改为公立、毛主席还给题写了校名的燕京大学也被停办了。清华、燕大的文、理科都并入了北京大学。燕大新闻系成了北大中文系的编辑专业（后改称新闻专业）。北大原来没有新闻系，燕大新闻系留下的教师只有两三个人，人手不够，就把我从中宣部干训班又调回北大，也就是原来的燕园。后来中宣部从上海《解放日报》社把罗列同志调来，主持新闻专业的工作，专业逐渐发展到有二三十位教师的规模，新闻专业的办公室、教研室设在一个独立的两层小楼，即“新闻馆”，包括图书资料室。但中文系的办公室、教研室却在文史楼内。
我当时是在新闻专业当助教，同时兼中文系的教学秘书、团总支书记。1953年党委还应民主党派的要求，让我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九三学社”，做一些统战工作。由于做这些工作，我和游国恩、吴组缃、王瑶、季镇淮等许多老教授都比较熟悉，好多次请他们给新闻专业的学生上课或开讲座，有的课我也跟着听。我还开玩笑说，上大学时老搞运动，没怎么念书，现在等于读了“双学位”了。
院系调整后的北大新闻专业，教学工作起初也是学习苏联，专业课程安排除了新闻史以外，业务课就是一门《新闻工作的理论和实践》，后来还是恢复到《新闻理论》、《新闻采访写作》、《报纸编辑》、《新闻评论》等好几门课程，教师也可以分工教学。我当助教，那几年只讲过半年《新闻学导论》。后来让我准备《新闻评论》课。
当时中宣部为了扩大学生的眼界，跟新华社和广播事业局打了招呼，要求这两个单位的领导给北大新闻专业的学生作报告。新闻专业为此开了一门课，叫《通讯社工作和广播工作》，联系工作都是我做。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副社长朱穆之、邓岗、石少华和黄操良，广播事业局局长梅益，副局长温济泽、李林、黄云等都来讲过课。这两个单位自己都有车，用不着学校接送。我在校门口等着，然后给他们带路，到文史楼教室作报告。这门课很受欢迎，有些教师也来听报告。
这些领导同志都很认真。温济泽同志一次没有讲完，又讲了一次。他在讲课前就给了我一个讲授提纲，让我在他讲完后，再根据讲授内容整理成文稿。黄云同志是管广播技术的。他讲完课后，还带领听课的三四十位同学参观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技术部门。后来我们还请《人民日报》的总编辑邓拓和胡绩伟、王若水，还有其他单位的负责人作过报告。邓拓是给全专业师生作的报告，他那谦逊文雅的作风和精彩的报告内容都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我们请当时的不少名人给学生讲课或作报告，如《工人日报》总编陈用文、《新观察》总编戈扬、作家王致远，影评家钟惦棐、贾霁，名记者萧乾等，其中萧乾是燕大新闻系主任蒋荫恩的同学，钟惦棐是甘惜分老师的朋友。钟惦棐上午的报告没讲完，中午在甘老师宿舍休息，下午接着讲。他还带领学生看了一部外国电影《米兰的奇迹》，然后让学生写影评，后来居然有两篇发表了。“反右派”期间，有关部门还来学校检查学生听课的笔记，想找出些问题，结果也未能如愿。校外这些同志的报告，对于学生增加知识、开阔视野是很有好处的。这些报告和专题讲座大都是我去联系和组织的，当然也要跟着听课，有不少课我还作了笔记。对于我这个助教来说，也是受益匪浅。
1958年，北大新闻专业并入了人大新闻系，我也随系到了人民大学。从1952年调回北大，到1958年离开北大，去了人民大学，这是我在燕园的“二进二出”。
新闻专业从北大到人大，当时不少人还是有不同看法的，很多老师和同学都不太愿意并过去，因为他们觉得新闻系相关的知识面应该宽一点，在综合大学比较好一些，这方面北大是有优势的。而人大的专业领域有点狭窄。但当时罗列、孙觉等同志就认为，到人民大学，新闻是单独成系，而且人民大学是我们党亲手创办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比较受重视，这方面条件比较好。当时人大的校长是“中共五老”之一的吴玉章，他搞过新闻宣传工作，也办过报纸，对新闻很重视，所以还是并过来了。当时我们带过来三个年级的学生，1959、1960届都各有三个班，这两届学生都在100人左右。1961届只有一个班，二三十人。他们都是北大入学、人大毕业。以后就在人大招生了，“文革”前入学的都改为五年制。到人大后，我记得吴玉章老校长还来参加过新闻系的开学典礼。
当时的人大新闻系主任是安岗，他原来是从《人民日报》的副总编的岗位上过来的，当时也是个名记者，他给学生讲过“新闻学概论”和“新闻评论”课。我和另外一位青年教师胡文龙给他当助教，负责帮他找材料、备课，有时在他家里忙到深夜。后来新闻评论课他讲了三次课，三次课都讲得很好。三次课讲了三个字，第一个字是“断”，就是写新闻评论要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要有自己的观点，要有论断；第二个字是“战”，就是你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肯定有跟你不一样的观点，所以要论争、论战；第三个字是“文”，就是不光要有正确的论断和论战，还要有文采，就是要讲究语言。这三次课很受欢迎，对我们影响都很大。
1969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去了江西余江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1971年提前从干校调回来了。然后我又到了北大，一直到1978年人大复校才又回到人大，这就是从燕园“三进三出”了。我在人大一直工作到1994年离休。
从“土改”到“文革”
1951年10月，我还在上大四的时候，我们到江西参加“土改”。我参加的这次“土改”工作是全国政协组织的，北京高等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大部分都参加了。因为燕大、清华、辅仁的人比较少，所以这三个学校组成了一个团，叫“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中南区第十六团”。团长由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组缃教授担任，副团长是辅仁大学一位讲师。因为燕大没有老师参加，就让我担任了秘书长。我们这个团分别在余江、东乡两个县开展工作。这次土改本来是要求文科毕业班的师生参加的，燕大老师不多，而且忙于参加当时的“三反”运动，所以教师和学生中的党员都没有参加。结果就安排我担任秘书长。我当时不是党员，我到市里汇报准备工作的时候，市领导对此提出了批评。最后蔡次明等几个学生党员就参加了，还成立了党支部。副秘书长是清华的学生党员万邦儒，我们合作得很好。土改团的师生在北京集训了一段时间，然后到武汉，听了杜润生同志的报告，了解当时的形势和要求。我们这个团分配到江西，在南昌集训了一段时间，就分到了东乡、余江两个县。清华和燕大的师生分别在东乡的两个区，辅仁的师生在余江。我每一两个星期给团长写信汇报情况。由于没有电话，只能如此。工作队分成许多组，同学们分到各组，每个村一个组，组长都是从东北南下的干部，比较有经验。
“土改”的时候，要求工作队员和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要扎根串联等，各组同学基本上都能做到，当然也受到锻炼，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没收了地主、富农的财产给贫下中农分“胜利果实”的时候，包括家具、粮食等等，每个人都愿意多分一点，看见别人比他多了他就眼红，那一段时间我曾经几天连着没怎么睡觉，就给这些贫下中农做工作。东乡县属于上饶地区，那时正好有个姓何的副专员来我们这里蹲点。他跟我们说：“现在是把土地这些东西分给他们，结果你们还搞得焦头烂额的，将来要学苏联集体农庄，还要把土地从农民手里再要回来，那时候才更困难！”我到现在还记得他说的这些话。后来迫不及待地搞农业合作化造成的后果证明了这一点。“土改”回来之后又搞了“忠诚老实”运动，在燕京大学专门搞了一个“肃清美帝文化侵略影响”运动。由于这些运动，基本就没有正经上过多长时间的课。
1958年我们新闻专业并入人民大学的时候，正赶上热火朝天的“大跃进”。当时新闻系、档案系、历史系还在城里办学，我记得一进“铁一号”（现在叫“张自忠路三号”）的校门，就看见楼前堆了一堆不知如何制造的“颗粒肥料”，也不知道能不能用。紧接着就开始“大炼钢铁”。当时人大按照军事编制，新闻系除了几个连，还成立了野战营，我们野战营的几个教师主要就是带学生在各地报社实习。我和张隆栋老师一起带着学生去山西太原，在《山西日报》实习。那时候我们新闻系有一些学生是“调干生”或带职带薪学习，实习的时候他就回原单位，另外还带几个学生去实习。我们这些带队的老师去了之后，学生实习，我们也跟着一块儿实习。我当时还带着学生一起去了太原钢铁公司采写报道。我跟一位编辑还合写过社论，内容都是和“大跃进”有关的。
1959年开始“反右倾”。学校和新闻系当然也会受到影响。有几位老同志也以“右倾机会主义”的罪名被下放劳动。新闻系1960年还搞了一次所谓“学术批判”，可以说这是反右倾的继续。以批判修正主义为名，把一些正确的观点给否定了，把大家弄得无所适从。几本内部的教材也都受到了批判，并祸及某些骨干教师。中宣部知道这个情况后，派副部长张盘石、新闻处长王谟、《人民日报》编委肖航等同志组成调查组进驻人民大学，学校也派副校长崔耀先和几位政治课教师协助工作。这次“学术讨论”对事不对人，主要是弄清一些模糊和错误的观点，提高思想认识，把那些错误的东西基本上纠正过来了，最后还写了一个总结报告。我参加了这个报告的讨论和写作，也受到了教育。
在这以后，教学工作就比较正规了。我负责讲授《新闻评论》课。当时的学生是五年制，64届的学生第九学期要学评论课，我结合给他们讲课，写出了一份较详细的讲稿，内容包括：“评论的特点和作用”、“立论”、“论述”、“论战”和“评论的文采”几个部分。为了学习方便，我和胡文龙同志还编了两本教材：《报刊评论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报刊评论选》。
64届学生毕业之前，64年上半年，我还指导了七个学生的毕业论文，内容都是有关新闻评论的问题，如：“具体事物具体分析是提高评论思想性和理论性的重要途径”、“学习毛主席政论的斗争艺术”、“试论毛主席评论中的形象性问题”、“学习瞿秋白同志的杂文”、“试论杂文的形象性”等。这些论文写得都很认真，有自己的见解。我记得七篇论文有六篇的成绩是“优”。
65、66、届的学生都和我们一起参加了64-65年的“四清”运动。我都给这两个年级讲了《新闻评论》课。但由于赶上“文化大革命”，都没有写毕业论文，后来的“四清”运动，人大派了三个团，山西一个团，陕西一个团，湖南还有一个团。当时孙泱副校长在新闻系蹲点，他带队到山西忻州地区搞“四清”。新闻系的师生在定襄县的宏道、平东社、北社西几个公社的一些村庄。我和部分师生在宏道公社的西社村。这个村子比较大，是革命先烈续范亭同志的老家，离宏道公社比较近。孙泱副校长和党委办公室的几位同志就在这里蹲点。按理说忻州地区也是山西的产粮区，但当时百姓的生活还很苦，和所谓“糠菜半年粮”的情况差不多。好多人家都吃糠窝窝，高粱面窝窝，玉米面就算好东西。孩子哭闹，大人给他块玉米面窝头就解决了，跟城里的孩子吃点心一样。我们当时是在老乡家里吃派饭。学校有个纪律，吃派饭不许挑好的吃，大家吃派饭的时候，老乡总是把他们认为好的东西端上来，但我们都是挑差的吃。后来，三个村子师生比较集中的，学校派炊事员来自己开伙，就好多了。我们这个工作队又分成了很多组，组长大多都是由教师担任，我当时也担任一个组的组长。孙泱同志很重视总结经验，每个阶段都总结。后来把我从组里调去专门写材料。回学校之后，还找我去写“四清”工作的总结。
1965年“四清”回来不久，1966年“文革”就爆发了。因为从北大到人大之后，我也没当什么“官”，只当过一段时间教研室副主任，所以没有受太大的冲击。这期间我主要做的事情就是“油印小报”，起了个名称叫“为人民服务战斗队”。当时有些人通过各种途径收集到毛主席尚未发表的文章，例如毛主席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的谈话就没有公开发表过。我们就到处找这类文章，找到了就把它印出来。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编了《毛泽东思想万岁》的小册子。这些文章牵涉到机密的问题，后来都勒令上交了。我们做这些事情，不用参加打派仗，等于当了“逍遥派”。
1969年11月，我们第一批去了江西余江“五七”干校。人大干校一共五个连，新闻系在三连，此外还成立了一个基建队，由每个连派一个排组成，任务就是打石头。三连正好把我所在的那个排派去了。当时各连都住在农民的院子里。基建队就在打石场附近的一个大石坑，把积水用好多天抽掉，然后把石坑晒干，加上屋顶和一些小窗户，这就成了有名的“水晶宫”，一个大宿舍。基建队的一百多人都住在里面。虽然都有床，但也很拥挤，好处是离打石场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各种各样的鼾声就奏起了“交响乐”。不过白天打石头很累，大家也就睡着了。
在干校打石头是重活儿。我们搞加工的整天要弯着腰，赣东北气候不好，春天雨多。只要是小雨还要干活，棉衣淋湿了，晚上烤干第二天照样干。我们基建队还打了个“703战役”，就是1970年3月一个月只有三四天没有下雨，但是还打了好多天石头。当然，雨大的时候就只好休息了。夏天天一亮就拿着锤子上打石场。到10点钟左右才洗脸吃早饭，有时候干脆就不洗脸了。我本来就有腰肌劳损的毛病，老弯着腰干活当然毛病就加重了。在干校也无法治疗。以后若干年终于发展为腰椎间盘突出，离休后走路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在“水晶宫”住了大半年。我一开始不愿意挂蚊帐，拿布条蘸了“敌敌畏”挂在床头，但后来还是受不了了，蚊子实在太多，只好把蚊帐挂起来，我应该是“水晶宫”里最后几个挂蚊帐的。
致力于新闻人才培养
1971年年初，我和蓝鸿文提前调回了北京，其他系也有一些人调回来，有些人去了北京医学院和其他单位。我和蓝鸿文老师都被分到了北大。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怎么挑的，可能因为我跟北大中文系的一些同志比较熟悉，又在北大工作过。1970年9月，北大招了第一批工农兵学员。中文系在北京、天津、东北和63军的战士中共招了近二百人。1971年暑假后分为新闻和文学两个专业，大部分到了新闻专业。学校当时提出学生要学习六本书，掌握四种文体的写作。六本书是马、恩、列的《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反杜林论》、《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四种文体是小言论、大批判、通讯报道和调查报告。这些规定并不错，但没有认真、系统地组织学习。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一次马、恩如何批判伯恩斯坦等的“修正主义”。后来我学习了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觉得不仅内容好，而且写得也很精彩。我给一个排的同学着重从写作角度讲解，效果不错，很受欢迎，军宣队的人也来听。本来在一个大房间大家都坐着小马扎听，后来别的班的同学也挤过来听，三次才讲完。我们到北大后一开始也没确定工作任务，就先安排我们带着学生去实习。蓝鸿文带着学生去了《河北日报》，我带学生去了《北京日报》，一去就是四五个月。后来我们还多次带学生就近到北京和华北地区的报社实习。1974年，第一批工农兵学员毕业。后来一说工农兵学员，大家都觉得工农兵学员水平较差，我老为他们打抱不平。因为工农兵学员一开始入学的时候，没有入学考试，都是地方上保送的。有的已经高中毕业了，有的在部队当了好几年新闻干事，水平也是不错的，当然也有的可能只有小学文化程度。所以他们主要是文化基础参差不齐，不是说所有的都差。分了专业以后，那时就我和蓝鸿文把北大新闻专业管起来了，他当党总支委员，管党的工作，我管教学行政。1973年人大的教职工都从干校回来后，新闻系的人大部分到了北大中文系。1974年的时候，在校宣传队安排下，又搞了一次“反右倾回潮”，全系批判我和蓝鸿文。因为那时候“开门办学”，别的系都去工厂、农村去劳动，我们带学生去报社、电台实习。因为到报社、电台后，也还要下到农村和工厂去体验生活或作调查，对学生来说实际上也是新闻实践。但这时就说我们只专不红，不抓阶级斗争。我和蓝鸿文晚上也不能回家，但学生还很同情我们，悄悄来跟我们说：“老师，别怕，没事儿！”后来也批不下去了，没等“文革”结束就给我们平反了。
1976年，我曾经带学生从河北日报社去唐山记者站，到沙石峪采访当时的劳动模范张贵顺，在那里住了几天。采访还没有完，学校又把我叫回来参加“反击右倾翻案风”（实际上是针对邓小平同志的）。唐山地震后，我们部分教师也和学生去抗震救灾，主要是帮助群众盖简易住房。我因为地震前后都去过唐山，更能了解唐山地震的惨状，几乎惊呆了。我们住过的地方也没有房子了。9月初去的，10月份回来，“四人帮”就垮台了。
人大复校以前，我们还参加了一个重要的活动，就是1977年恢复高考。这是同年在一次邓小平参加的科学教育工作会议上决定的。参考人采取“自愿报名、统一考试”，而且寒假前就组织考试。录取的学生也打破惯例，春季入学。因为当时各个单位都缺人，需要输入新生力量，而有条件的学生又上不了学。当年全国报名参加高考的人数报载有570万人。新中国关闭了10年的高考大门终于打开了。高等教育重新走上了正常的轨道。
当时北大中文系几个专业在全国各招了一个班，新闻专业30人。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学校要求部分专业在北京扩招，新闻专业扩招了一个班。我和张绍宗、赵赜两位老师参加这项工作。到了录取的地方，发现实际上够录取分数线的还有很多。但是年龄都比较大，当时规定的最高年龄是30周岁，我们拿到考生材料，发现有的人第一次就可以录取；有人因为祖父在台湾，父亲是“右派”，没有被录取；有的人因为参加“反革命集团”没有被录取。我们查看，所谓“反革命集团”是反对“四人帮”的，也不是什么集团。我们打破原来的框框，这两个学生都录取了。还有些考生年龄较大，有的30岁了，但不到生日，不满周岁，还有的接近30岁，有个女同学28岁了，还有孩子。我们觉得，当时也没有“调干生”，这些考生有的上山下乡，有的是工人，有的工农兵都当过，他们有不少社会经验，对于学新闻、干新闻，都是有好处的，而且有的考生如果不录取，以后就可能没机会了，所以我们都录取了。有的系要求学生年轻，有一个考生26岁，她报的系不需要岁数这么大的，这个考生没有报新闻，招生办问我们要不要。我们征求了考生的意见，她很高兴，我们就把她录取了。这个班一共扩招了40人，虽然年龄偏大，20岁左右的不到10个人，但这些同学入学后，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也好，毕业后给传媒界输入了新鲜血液，不少同学成为所在媒体的骨干，有的也在学校或其他单位成为有影响的人物。
恢复高考实际上不是简单地恢复了一个入学考试，更深刻的意义还在于社会公平与公正的重建，重新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观念。
1978年暑假，我还到浙江给北大招生。回来后，人大已经复校了。回到人大之后没人跟我谈话，也没人打招呼，就让我担任新闻系副系主任。罗列是系主任，我当了副系主任，后来当副院长，一直到1994年离休。从1952年到1994年，在这40多年间，我在担任教学工作的同时，还用不少时间做教学行政工作和社会工作，在北大和人大都是如此。
新闻人才现在是不缺了，据说全国有好几百个新闻专业，但80年代新闻人才还是稀缺的。1978年暑假，人大新闻系又招了两个班，那年寒假，人大一分校、二分校又各招了一个班。这样就多招了不少人了。即使这样，因为当时全国培养新闻人才的除了我们，也就有北京广播学院、复旦大学等几所高校，所以新闻人才还是很缺的。在北大的时候，我跟蓝鸿文一块儿在《北京日报》的支持下，还办过短训班，主要是培训《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广播电台的通讯员。那时候北大学生也不多，也有宿舍可以住，有的培训三个月，有的时间更长一点。《北京日报》也派了一个人专门来管这个事。在北大期间，我们还办过几次一年制的进修班和研究班，效果也还是不错的。
1983年5月，教育部召开全国新闻教育工作会议，人大新闻系余致浚和我参加。鉴于许多院校要求设立新闻专业，以适应社会需要，但他们缺乏师资。教育部负责人彭珮云找我们谈话，希望人大新闻系办一个教师进修班，帮助兄弟院校解燃眉之急。同年9月，根据当时的条件，我们办了“新闻理论”和“中国新闻史”两个一年制的教师进修班。兄弟院校有20多位教师参加。他们大都是从中文系或文科其他系转到新闻专业，原来基础比较好，不少人后来都成了所在单位的骨干。进修班没有再办，但有的教师来做半年或一年的进修，或者观摩哪门课程的教学，我们一般来者不拒。
人大复校之后，因为人大很早之前就有了函授学院，但没有新闻系的函授。所以我们跟北京日报社的社长王立行商量，1980年也办了函授班，他也很支持。北京日报社提供教室，负责接送老师，来的学生基本也都是《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北京广播电台的记者、编辑和通讯员，所以这个函授班也给北京市培养了不少人才。这个班一开始是新闻系、北京日报社通过函授学院办的，后来新闻系就不管了，由函授学院跟北京日报社合办，新闻系负责教学安排和选派讲课的教师。1983年，我去新疆开会，听说新疆记协那边也很有积极性，所以又办了一个新疆的函授班。这两个函授班一直到前几年都还在办。我们在山东、山西、湖南等省都办过函授，但都只有几年。到2008年为止，我们培养的函授毕业生（包括大专和本科）超过3000人。这也是新闻系为培养新闻人才做出的贡献。1985年高考报名的人也很多，我们就给新华社摄影部办了一个摄影班，给中央电视台招了一个广播班，都是代培性质，然后除了普通高考全国招了一个班以外，在北京又招了一个班，这样1985年就是四个班。那个摄影班一个班的学生后来新华社都要了，现在基本上都是骨干。广播班一共30个学生，中央电视台只要了20个，其他10个去了别的新闻单位，也都很不错。
人民大学很重视新闻基础理论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所以人民大学的毕业生很受这些新闻单位的欢迎。我们当时有个原则，就是新闻实务方面的课程就在30％左右，不能只学新闻的技能。我们强调把基础打扎实，要求学生扩大知识面，有广博的知识，还要善于思考，当然以后到了单位还要有一项过硬的技能。我们一直主张，要是完全只学新闻课，就搞不了新闻。
我1960年在人大评的讲师，1980年评的副教授，1988年评为教授。
在教学方面，50年代在北京大学讲过“新闻学导论”，帮助批改新闻写作课的学生作业。后来就重点讲授“新闻评论”课了。我上这门课比较重视作业。给65届、66届学生上课时，我们有时先到《北京日报》了解他们的宣传动向，然后告诉学生，使他们在做作业时，能够了解形势，联系实际。
人民大学复校后不久，1979年军委总参谋部的宣传部门办了一个“写作知识讲座”，约我给他们讲了两次。一次是“关于报纸评论的写作”，另一次是“关于杂文的写作”。听讲的人很多。我除了讲一些基本要求，还讲了经典作家的事例，并联系当时的实际，所以比较受欢迎。
我的教学工作虽然主要是新闻评论，但50年代在北京大学打下了一些基础，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瞿秋白、邹韬奋等人的政论，也有一定的学习和研究，从中吸取了营养。复校后，系里招收研究生，我给研究生讲了几次《新闻评论专题研究》课，内容包括新闻评论的发展、现状和展望，此外，重点讲了马、恩、列宁和毛泽东的政论。还有鲁迅、瞿秋白的杂文和邹韬奋的小言论等。后来和人民日报合编的《列宁、毛泽东、鲁迅杂文欣赏》，由我选文和通稿，教师和研究生共同完成。1993年，我还去香港给树仁学院讲了一次“新闻评论学”课。学生都是香港在职人员，针对他们的情况，我在讲授提纲开头加了一部分：“中国古代政论文的传统”，并推荐和介绍了一些古代经典的政论文作品，很受学生们的好评。
学术方面，在北大的时候，我跟蓝鸿文合作编了一本《马恩列斯论报刊》，这本书分上、下两册，他编上册“马恩”部分，我编下册“列斯”部分。教材方面，我们很多都是合编的。比如我和胡文龙编了一本《新闻评论学》，这大概是国内最早的新闻评论学方面的教材之一。后来我、胡文龙、涂光晋一起编了一本《新闻评论教程》，这个教材先后印了20多次，每次都印好几千本。后来我主编了一本自学考试的教材《新闻评论写作》，那时我已经离休了。之后我还参加了一个课题《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我负责建国以后这部分的内容。
我离休以后，当时新华社的培训部改成了新闻学院，主要招双学位，后来还招硕士研究生。应他们的要求，我给他们的学生讲“新闻评论”课。最初在肖家河，后来学院搬到八宝山附近的鲁谷，直到这个学院2002年停办，我给他们讲了七、八轮《新闻评论》课。后来还给我们新闻系在《中国教育报》和校内办的研究生班上了三、四轮《新闻评论》课。
读书、办学都要踏踏实实
新闻专业培养的学生应当具有坚实的基础和较强的实践能力，毕业后能较快地适应新闻工作的要求，并且有不断提高水平的潜力。人大复校初期，李震中副校长在批准拨给新闻系学生实习经费的同时，还对我说：“你们新闻系应该保持‘强调基础、重视实践’的办学方针。”我们也是努力这样做的。
所谓打好基础，既要学好理论，包括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的培养。要博览群书，扩大知识面，还要具备善于独立思考和勇于创新的能力。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实际上把理论和实践都包括了。
我始终认为，作为学生就应该踏踏实实地念书。新闻系的学生只要有扎实的基础，虽然刚到报社的时候不可能马上就是个得力的记者，但能很快适应，并且不断发展，不断提高。所以学生应该趁着这四年好好学习，充实自己。当然，工作以后也有个不断学习提高的过程。
在具体教学过程中，我们曾经提出过三个“不间断”。一是学习理论不间断，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二是读报评报不间断，电视广播都要坚持看坚持听，不光要读，还要评；三是练笔不间断，头一年有写作课，第三学期采访，第四学期写作，第五学期编辑，第六学期实习，第七学期有评论，第八学期写毕业论文，这四年始终不让你把笔放下。要是踏踏实实按照这三个“不间断”去做了，你这基础就会相当不错了。
当然除了规定的实习，校内外有益的活动可以适当参加，这也是一种锻炼和实践。但我觉得假如生活过得去，就要保证学习，应该心无旁骛地学习。当然，教师更应该集中精力搞好教学，给学生做榜样。把书念好不是说“两耳不闻窗外事”。像我们这样老一辈的人每天都必看《新闻联播》、《新闻三十分》，还要看一些报纸，像《参考消息》、《环球时报》等等，从事新闻工作不了解国际国内的新闻那怎么行？现在有电脑，更容易了解和关心国内外大事。所以多读、多看、多写、多思考，应该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一种基本的素质。
现在要求传媒要“走、转、改”（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这个要求很好，它也是老一辈优秀的新闻工作者的传统。如果传媒工作人员以及实习学生首先能这样做，不仅可以增强传媒的影响，对改变社会风气也是有好处的。
作者简介：
秦珪（1928.03—）山西太原人。中共党员。教授。
秦珪1947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1948年参加中共地下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1951年10月至1952年5月参加江西省的土地改革，并担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三校组成的全国政协土改工作团中南区第十六团秘书长。1952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2年7月从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宣传干部训练班，同年11月调至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任教。1953年5月曾参加“九三学社”，并担任北大支社组织委员。1958年随新闻专业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文革”中国人民大学停办期间，1971年调回北京大学，曾负责中文系新闻专业的教学管理工作。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回人民大学，曾任新闻系副主任、新闻学院副院长，主要负责本科生和函授生的教学组织和管理工作。还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委员、学术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华新闻函授学院副院长、中国新闻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九五”规划组成员等职。1992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离休。
秦珪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鲁迅、邹韬奋等人的政论有较多的学习和研究，曾讲授“新闻学导论”、“读报与评报”、“新闻评论写作”、“新闻评论专题研究”等课程。曾合编《报刊评论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报刊评论选》、《马恩列斯论报刊》、《新闻评论写作经验选编》。合著有《新闻评论学》、《报纸编辑与评论》、《列宁毛泽东鲁迅杂文欣赏》、《新闻评论教程》等。离休后曾主编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教材《新闻评论写作》和自学指导书，参加国家社科项目《中国新闻评论发展研究》的研究和编写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