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世界。”
——（美）阿尔文·托夫勒
第1节 中国已进入网络政治时代
互联网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在政治领域，互联网的兴起直接催生并大大加剧了传统政治形态的变革，掀开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篇章，推动中国进入了一个充满机遇而又极具挑战的网络政治时代。
一般认为，中国的网络政治肇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兴起于2003年前后。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迅猛发展的互联网日益成为助推现代政治发展的强大引擎，其不仅深刻影响了当今中国政治生态的嬗变与建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导着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势，促使整个政治运作正在朝着日趋开放、民主、清明和法治化的方向加速迈进。在这一情势中，中国的领导干部群体展现了高度的清醒与自觉，他们以开放的姿态识网、用网，“适应网络的成功程度超出了大多数西方观察家的想像”[11]。
本章探讨的主要内容有三：一是互联网兴起后中国政治生态出现的新变化；二是互联网对现代政治文明的推动作用及其对未来政治走势的主要影响；三是网络政治对于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
第一节 互联网正在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
作为一种新的信息应用技术，互联网能在短短的二十年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着实让人难以想象。然而，这却是活生生的事实。
从政治视角看，互联网的“无形之手”已经强有力地搅动了中国的政治运作形态，牵引着整个政治发展环境悄然嬗变，为中国的传统政治生活注入了诸多新内涵。在网络效应的影响下，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见表达和政治参与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官民之间的政治互动日益活跃，政治社会化的步伐明显提速，中国的政治生态因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新气象。
一、互联网为官民互动打开了一扇天窗
◎互联网带来的“天窗效应”极大地提高了社会透明度，推进了官民之间的交流互动和信息共享，促使当下中国的公共舆论空前活跃，政治空间日趋开放。
毫不夸张地说，国际互联网的出现和勃兴，犹如一扇天窗被渐渐打开，它所投射的光芒无远弗届地透过各类明障暗礁，为世人展呈了一场亘古未有的数字文明盛宴。随着网络应用广泛普及，世界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信息疆界正在逐步消失，传播全球化的构想和“地球村”的预言渐成现实，整个人类社会的行进轨迹因之而日趋透明化。
在此背景下，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信息透明度和对外开放度骤然提升，互联网带来的“天窗效应”日见显明。就政治生活而言，互联网这扇天窗带来的影响是令人震惊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敞亮了传统政治的神秘夜空，强有力地推倒了千百年来横亘于官民之间的那堵厚重、无形的“城墙”，为官民互动创设了极佳的便利通道。
最为明显的是，互联网不仅极大地拓展了信息传播的途径和手段，丰富了信息容量的内涵和外延，赋予了每个用户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而且有效地促进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沟通交流和信息共享，终结了“潜水艇夹三明治”现象[12]，促使一种“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政治互动模式逐渐成型。
在传统政治生活中，信息资源特别是官方资讯通常是权贵阶层垄断的珍稀资源，官方信息的传递大都是自上而下、从高到低地逐级进行，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信息交流甚为不便，且颇不对称。由于信息传播渠道有限，加之诸多行政壁垒和人为障碍所致，只有少数职位特殊的领导干部才能真正享有比较充分的信息配置权、话语权和知情权，草根阶层[13]的“声音”很容易被沉没，不同政见很容易被屏蔽，普通民众想要知晓官方事务、表达政治诉求、影响政治决策，难度甚大，因此，政治权力运行中出现暗箱操作、敏感信息被有意封锁、官民之间的沟通存在“鸿沟”等现象相当普遍。而在互联网时代，这种状况发生了重大改观。正如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在《大趋势》中所言：“网络组织可以提供一种官僚制度永远无法提供的东西——横向联系。”互联网的多向贯通、注重互动的特性必将促使传统的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逐步向扁平化、交互化、多维化方向演进，导致各方力量的沟通交流日益便捷。
伴随现代信息科技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广大官民共创信息与共享信息的重要平台。其突破了各类信息屏障和行政壁垒，扩展了信息传播渠道，加速了信息的生产与传递，促使人类社会真正进入了多向沟通、信息爆炸的新时代。在网上各类资讯平台和论坛、贴吧、博客、微博、微信、即时通信等互动类空间中，信息的传受是实时进行、多向互动的，信息空间的海量性、传播路径的多样性、平台利用的廉价性以及网络结构的开放性使每个网民都能比较便捷地传播信息、获取信息。
美国学者斯坦利·米尔格姆（Stanley Milgram）提出的“六度分割理论”告诉我们，在互联网上，最多只需通过6个人，你便可认识世界上任何一个陌生人。显然，这种现况为公众获取目标资讯、参与政治生活、实现交流互动提供了绝好条件。在这种信息传播环境中，“蝴蝶效应”[14]应时而现——发生在某个偏僻角落里的一桩小事，转瞬即可被无限放大，产生轰动性影响，受到外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即便是看似遥不可及、密不透风的政治秘闻，在互联网上也经常变得近在咫尺、一览无余。特别是随着博客、微博和大量社会化媒体的兴起，不同阶层不同地区间信息不对称、官民之间存在沟通“鸿沟”等问题出现了明显改观。在这种环境下，隐私难隐，藏无可藏，任何组织和个人对敏感热点问题、公共突发事件即使有掩盖真相、秘不示人的“心”，也没有封锁消息、阻止传播的“力”，传统政治生活的神秘色彩因之渐渐消褪，官民之间的信息共享度明显提升。
事实上，互联网不仅带来了信息传播模式的革新，而且还深刻影响并逐步改变着公众的思想观念、交往方式、价值取向和政治运作形态。众所周知，没有互联网之前的政治运作通常是在相对封闭、单向传播的信息环境中进行的，而在互联网时代，公众的政治视野豁然开朗，参政议政的热情空前高涨，辨真断伪的能力不断增强，这些因素客观上促使官方操控信息资源的理念和治国理政的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置身于网络语境中，人们越来越清晰地看到，大力打造“阳光政府”、尽量满足公众的知情权、自觉接受社会监督、积极寻求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已成为时之所须、势之所趋。近年来，中国政府大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工作，明确要求把“公开透明”的原则贯穿于政务工作的各个环节，加大决策公开程度，推动行政权力朝着日趋公开、透明的方向运行，有些地方还在推进政务公开的过程中探索“网上晒账”、“阳光管理”，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干部对于敏感问题和突发事件不再简单采取一味封堵抑或听之任之、消极对待的“鸵鸟”方式，而是及时“发声”、公告真相，积极引导网上舆论，主动回应社会关切，这显然对提高政治生活的透明度、促进官民之间的良性互动大有裨益。
与此同时，互联网带来的“天窗效应”，还表现在社会舆论的空前活跃与政治空间的日趋开放上。如果说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是在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人们的眼、耳、手、脚，让人们看到、听到了手脚不及的地方的情况，那么，互联网则是解放了人们的嘴巴，为人们表达意见、交流思想提供了绝好工具。有了互联网，每个人手里便有了一个麦克风。特别是由于网络传播具有传统媒介难以比拟的便捷性、隐蔽性、超疆域性、信息海量性等传播优势，加之国民心态已进入利益诉求高涨期，因此，网上的民意表达一直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公众在网上参政议政空前活跃，互联网已成为当今中国规模最宏大、尺度最开放、参与门槛最低、互动性最强、思想观念最多元的公共舆论场。在这个舆论场里，蚂蚁可以与大象对话，普通网民可以与政界高层互动，“鸡毛蒜皮”可以与国家战略并存，人人都可以比较自由地阐发见解、挥洒个性、绽放激情，任何一件发生在山旮旯里的事情、任何一个“草根”的声音，均已不再需要历经重重门槛、层层阻隔、道道关卡，即可轻而易举地“直通中南海”，直达最高决策层的桌面，甚至成为影响全局的政治议题。2008年6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涛在考察人民日报社时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这的确是符合实情的精辟论断。随着互联网进入Web2.0、Web3.0时代，交流互动已成为网络应用中最为突出的特征，执掌公共权力的领导干部也必将受其影响，与时俱进。
可以说，互联网堪称公共舆论场中最为理想的沟通媒介，其所带来的“天窗效应”助推传统的官民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和转型，促使官民互动迎来了前所未有的黄金期。这扇天窗一旦被打开，便将一往无前、不可逆转。它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教堂式的单向传播形态，大大拓宽了上下互通、左右相连的政治通道，推动政治空间日趋开放，必将催生中国民主政治建设出现诸般新气象。
二、借网理政成为中国政坛新风尚
◎中央高层领导和众多党政领导干部高度重视网上舆情，积极借助网络平台倾听民声、了解民意、汇集民智，借网理政之风扑面而至，网络政治渐入佳境。
1994年中国全功能接入国际互联网之后，不少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开始“触网”，网络政治逐渐拉开了序幕。有资料显示，1999年被称为“中国政府上网年”。当时，全国许多县级以上党政部门纷纷创办网站，探索借助网络平台推进工作。随着网络应用不断普及，互联网逐渐成为活跃程度越来越高、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舆论场，中央高层对其日益重视。在2001年年初召开的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江泽民敏锐地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舆论宣传，积极发展、充分运用、加强管理、趋利避害，不断增强网上宣传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使之成为思想工作的新阵地，对外宣传的新渠道。”这是中央高层第一次公开提出要积极利用互联网为政治建设服务。同年7月，中共中央高瞻远瞩地强调：“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必须加紧学习网络化知识，党的建设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组织工作、宣传工作、群众工作，也都应适应信息网络化的特点。”受此感召，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日渐兴起了识网学网、借网理政的热潮。
一般认为，中国的网络政治兴起于2003年前后。其时，不少党政干部尝试在网上开设博客，抒写自己的见闻感受，或通过论坛、QQ、访谈等方式倾听民声、了解民意，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2003年1月19日，时任深圳市长的于幼军与网友“我为伊狂”见面讨论深圳城市发展问题，被媒体誉为“世纪对话”，这大概是政府领导干部最早通过互联网公开与普通群众开展政治互动，开创了中国领导干部与网民直接对话的先河。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3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的胡锦涛视察广东时，对一位参与防治“非典”的一线医生说：“你的建议非常好，我在网上已经看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温家宝考察北大抗击“非典”工作时说：“我在网上看到同学们在留言中表达了同全国人民一起抗击‘非典’的决心，令人感动。”经媒体报道后，“总书记、总理也上网”，一度成为广大网友热议的话题。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高度重视网上舆情，对于各级党政领导干部知网、用网，无疑是一个特殊的信号，具有鲜明的政治导向意义。
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媒体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在中央精神的推动下，互联网迅速成为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联系群众的重要平台、听取民意的重要窗口，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关注网上舆情动态，开展网络问政和在线访谈活动，通过网络平台发布党务、政务资讯，不少地方还在网上“晒”出拟出台的政策法规和人事任免等，广泛征询网友意见。与此同时，电子政务建设也备受重视。2006年1月1日，中国政府网（www.gov.cn）正式开通。该网站作为国务院和各省级政府在互联网上发布政务信息、提供在线服务的综合平台，对于促进政务公开，改进公共服务，提高行政效能，便于公众知情、参与和监督，具有重要意义。有网友评价称，中国政府网为各地政府与广大老百姓直接沟通搭建了一条高速路。
2007年1月2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专题研究“世界网络技术发展和我国网络文化建设与管理”，指出“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有利于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有利于扩大宣传思想工作的阵地，有利于扩大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辐射力和感染力，有利于增强我国的软实力”，“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强调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和文化发展战略出发，以积极的态度、创新的精神加强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切实把互联网建设好、利用好、管理好，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15]毫无疑问，这是中国互联网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中一件意蕴深远的大事，预示中国的网络文化建设和网络政治从此驶入了快车道。
2008年6月20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亲赴人民网与广大网友在线交流，网络为之沸腾。胡锦涛同志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平时我上网，一是想看一看国内外新闻；二是想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关心些什么问题、有些什么看法；三是希望从网上了解网民朋友们对党和国家工作有些什么意见和建议。”这说明中央高层已经把互联网作为接地气、察实情、晓民意、汇民智的有效渠道。境外媒体就此评论称，在一言一行皆有章法的中国政治文化里，最高领导人破天荒地与公众进行网上互动，无疑是一种政治意向的表达。2009年2月28日，温家宝总理赴中国政府网、新华网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回答网友关于应对金融危机、教育改革、医疗卫生改革等各类问题，再次引起广大网友的强烈反响。
在胡锦涛、温家宝等主要领导人的示范、带动下，借网理政之风迅速席卷全国，成为中国政坛的一种新风尚。诸多高层领导先后就重视网络舆情、借助网络改进工作做出重要指示，提出明确要求，利用网络平台倾听民声、指导工作，备受网友称赞。比如，汪洋被认为是第一个有QQ号的省委书记，网友可通过QQ留言与他沟通；张春贤曾在红网论坛用实名注册发帖，被网友誉为“亲民书记”、“互联网上的明星书记”；强卫倡导地方领导干部应当把上网作为除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之外的“第五习惯”来培养；刘奇葆、郭声琨、卫留成等都曾坦承自己也是网友，几乎每天都会挤出些时间上网，了解网络舆情。据《人民日报》报道，仅2009年，即有15位正省部级以上领导参加人民网的在线访谈，回答网民关注的问题。截至2014年6月，累计有53位省级主要负责同志、近500位地市级“一把手”和1000多位县委书记先后在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16]对网友留言做出公开回复。
显然，高层领导干部的表率作用是巨大的。在这种表率作用的推动下，越来越多的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投身于借网理政的热潮之中，“群众工作网上做”成为一种政坛新风尚。许多地方大力推进网络问政工作，通过互联网了解民众的诉求和愿望，邀请网友“拍砖”、“灌水”、建言献策，旨在优化决策、改进工作；不少领导主干部动与网友进行“零距离”接触，广开言路、问计于民，注重发挥网上“意见领袖”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有些领导把互联网作为政策宣讲平台，针对热点难点问题，解疑释惑、析事明理；有些领导将上网“潜水”、在线问询视为“微服私访”的新方式，积极开展网上探访、接访工作，认真对待网友反映的问题；还有一些领导密切跟踪网络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率先借助博客、微博、微信等促进工作，成为网友热捧的“网络达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党政部门还对借网理政活动进行了制度化探索。比如，对于人民网《地方领导留言板》上的留言回复工作，时下已有吉林、辽宁、四川、广西、安徽、河南等近20个省份下发了“红头文件”，明确规定必须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切实予以规范化办理。在大力开展网络问政中，许多地方政府和党政部门积极开设政务微博、政务微信，利用官微平台发布资讯、引导舆论、推动工作，并对如何规范信息发布、提高工作实效出台了明确规定。最近几年，不少地方政府设立网络新闻发言人制度，健全工作机制，成效显著。
纵观近十年来广大领导干部积极用网、借网理政的生动图景，一种政治新风扑面而至。作为广大领导干部治国理政的新平台，互联网为中国的政治生活注入了诸多新内涵，对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难以估量。而于其中，广大领导干部积极用网、借网理政的态度和能力可圈可点、令人欣喜，体现了一种深刻的清醒、高度的自觉，以及较强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2010年11月17日，英国《金融时报》发表研究中国互联网的专家丽贝卡·麦金农（Rebecca MacKinnon）一篇题为《中国：巨大屏障》的文章，称中国共产党正在因势利导运用互联网，其“适应网络的成功程度超出了大多数西方观察家的想像”。不管怎么评说，事实已经表明，广大领导干部借网理政已超逾姿态性、象征性的试水阶段，走上了日趋常态化、普遍化的实质推进之途，中国的网络政治已渐入佳境。
三、网上参政议政助推政治社会化
◎互联网拉近了普通公众与决策高层的距离，激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意见表达欲求，促使网上的参政议政活动空前活跃，助推中国政治日益社会化。
随着各级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借网理政蔚然成风，广大公众在互联网上参政议政的活动也空前活跃，网络政治不断拓展、官民互动普泛化的趋势日渐彰显。
2004年11月，温家宝总理根据网上信息，对建筑商拖欠农民工的工资问题做出批示，表明社会弱势群体的呼声通过网络传递得到了中央高层的重视。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新华网策划了“总理记者招待会，你有何问题问总理？”活动，网友踊跃参与、争相发言，一连提出几百个问题，温总理一一浏览，并动情地告诉记者：“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时至2006年全国“两会”，温总理在会见中外记者的开场白中说：“两会受到广大群众的关注……单是人民网、新华网、搜狐网、新浪网和央视国际网不完全统计，给政府提出的意见和针对总理本人提出的问题就多达几十万条。我从群众的意见中感受到大家对政府工作的期待和鞭策，也看到了一种信心和力量。”
从温家宝总理与网友的双向互动中，我们既可深切体会到中央高层对网络舆情的重视、对网上沟通形式的认可，又可强烈感受到广大公众表达诉求、参政议政的巨大热情，以及互联网对于推动政治社会化的强大作用。
实际上，广大领导干部借网理政的积极态度和公众通过网络参政议政的巨大热情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公众的种种诉求对领导干部理政提出了相关命题，而领导干部的回应态度为公众诉求的满足、官民互动的实现提供了重要保证。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亲自与网友在线交流，无疑表明网上沟通和网络民意得到了国家最高决策者的充分尊重。各级党政干部高度重视网络舆情、积极借网理政，显然为广大公众参政议政营造了良好的话语环境。换个角度说，广大公众乐于通过互联网参政议政，无疑也是对广大领导干部积极态度的认同和回应。有观察人士曾经指出：“党的十六大以来，一些关系民生问题的重要方针政策的制定，一些关系百姓衣食住行的重要措施的出台，都曾通过网络广泛征集人民群众的意见和建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往往是通过网络在第一时间报道和反映，在网民的积极参与之下引起党和政府的重视，并最终得到解决”。[17]这显然说明广大官民之间的网上互动局面已全面铺开。
当然，在助推官民互动的过程中，互联网所起的作用居功至伟。首先，互联网为广大公众表达诉求、参政议政提供了成本最低、速度最快、便捷高效的途径。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沟通形式，互联网帮助人们绕过了各种烦琐的公文程序和有形无形的行政壁垒，促使普通公众可以直接与党政部门乃至决策最高层实现“零距离”沟通。不难看到，广大公众正是通过“民意直通车”、“直通中南海”、“我向总理报民生”、“对部委领导说”、“对书记省长说”、“地方领导留言板”、“××发展留言板”等网上平台，不断掀起一轮又一轮的参政议政热潮。时下，传统的“市长信箱”、“市长热线”正在逐渐向网上互动平台过渡。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微博、微信和各种社交类网站的兴起，人们已快速进入了“自媒体时代”、“社会化媒体时代”。微博、微信、即时通信工具和各种社交类网站更加方便了官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为广大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创造了更好条件，提供了更多路径。可以断言，信息科技的进步必然促使互联网成为民情上达官方、官意下传民间的最重要的渠道，促使网络表达成为参与性最强、最为大众化的话语方式，它必将不断推动官民之间的对话交流和良性互动，加快中国政治生活的社会化进程。
其次，互联网激发了广大公众的政治参与意识和意见表达欲求，催生了民权理念和大众政治的勃兴。由于网络传播极大地开阔了人们的政治视野和言论空间，丰富了人们的参与渠道和表达方式，加之网络表达的自由性、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在很大程度上活跃了民主政治的氛围，因而广大公众关注政治、评议政治、参与政治的意识骤然上升，自主意识、权利意识、民主意识普遍觉醒，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维护自身权利、追求公平正义的诉求日渐高涨。同时，网络应用的大众化使政治生活的参与者不再局限于社会精英，传统的精英政治因之逐渐演变为大众政治。近年来，许多网友热衷于讨论社会事务和公共话题，喜好指点江山、臧否时事，宣扬民主自由和民权理念，还有不少网友借助互联网从事各种维权活动，信奉“上访不如上网”，即是明证。完全可以说，当今的互联网已成为汇聚民意、民智，展现民主、民权的重要平台，成为广大网民论时事、谈问题、提建议、拉家常的民声场。正是在网络政治环境的促动下，公众参政议政的热情越来越高，介入政治事务的范围越来越广，由之引发的舆论事件越来越多，其对政治运作产生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最后，网上舆论对党政部门和领导干部编制政治议程、决策行政事务，具有重要的干预力。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影响日益增深，网络舆论对公共事务和政府决策的干预力不断增强，网上民意对政府议程设置的影响越来越明显。从某种程度上说，广大网友已成为公共事务议程设置的又一主体。近年来，厦门、大连等地PX项目的流产，西安药家鑫案、云南李昌奎案、河南赵作海案等司法案件的改判，中央对各地强拆行为的叫停，等等，莫不说明网络舆论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乃至司法工作。不难看到，征地拆迁、养老保险、房价物价调控、贫富差距、医疗改革、教育公平、社会保障、反腐倡廉等网上热点话题一直或显或隐地牵引着政府决策的方向，影响着政治议程的编制。由于互联网为匿名传播和舆论监督提供了诸多便利，且具有巨大杀伤力，故不少人士通常视其为民间反腐的曝光台，网络监督因而成为公众参政议政的重要内容。据媒体报道，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信访举报35763件，其中网络举报24428件，占受理信访举报总数的68.3%。这显然昭示了互联网在推进官民互动、影响政治事务中的特殊作用。
在互联网的强力推动下，“草根”阶层与政治家们的距离明显拉近，公众意愿与官方意志日渐交融，许多原本看似简单、孤立的问题一经网友评议和辗转传播，便经常被沾染上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成为广泛参与、万众瞩目的政治议题。正因如此，我们清楚地看到，在互联网这条民意汹涌的河道上，广大公众的参政议政之势波澜壮阔，滚滚向前，它深刻影响中国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并仍在发生诸多变化，促使官民之间的政治协商和对话沟通日益社会化。
第二节 互联网开启了现代政治文明的新篇章
互联网的崛起，拓宽了公众的参政渠道，丰富了民主形式，促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为推动传统政治的现代化提供了强大助力。在网络平台的支撑和广大网民的助推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得到了快速发展，中国的法治进程得到了有效推进，传统的不合时宜的政治运作方式在互联网浪潮的冲击下渐行渐远。
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开启了中国政治文明的新篇章。其不仅对当下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巨大影响，促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法制建设出现了诸多新风貌，而且深刻影响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势，促使整个政治运作朝着日趋开放、民主、清明和法治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一、互联网促使中国的民主政治快速发展
◎互联网丰富了民主形式，拓宽了民主渠道，对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推动领导决策和政治运作的透明化、科学化、民主化，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巨大的正向作用。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历来是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奋斗目标。中共十七大政治报告强调指出要“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近二十年来，互联网对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障人民实现政治权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从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保障民众权利、促进政治改革、推动政治进步等角度看，互联网不啻为推进民主政治架设了一把天梯。
互联网的广泛应用催化了网络政治的兴起。作为民主政治的一种新形式，网络政治是在较为自由、宽松的生态环境中成长发展起来的。开放、平等、互动、共享的互联网精神为发展民主政治提供了天然的土壤和内在的动力，促使网络政治甫一开始，便烙上了民主的印记。纵观近20年来的生动实践，人们不难看到，网络科技的进步和网络政治的兴起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具有巨大的促进作用。
首先，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西方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P.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的实质内容主要体现在政治参与的扩大。在中国，民主政治的核心就是人民当家做主。而互联网恰恰为扩大公众的政治参与、真正让人民当家做主提供了新平台，为公众参政议政、表达意见、维护权益、鞭挞腐败提供了新途径。在互联网上，广大公众可以越来越便捷地获取政务资讯，参与政治活动，阐发政治主张，表达政治意愿，监督政治事务，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民主体验。注重交互性、便捷性的网络技术不仅为公众知政、参政、议政、监政，实现官民之间的政治互动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还大大刷新了广大官民的民主理念和政治觉悟，为民主政治的发展注入了生机活力。在网络语境的促动下，许多地方以全景监控式的技术手段“倒逼”政治理念的革新和政治规制的完善，促使各类信息通报机制、沟通对话机制、公众参与机制、民主监督机制等日臻成熟，这无疑对保障公众的政治权利、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大有裨益。
其次，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领导决策和政治运作的透明化、民主化、科学化。互联网为构建政务公开的“电子政府”、实现官民之间的信息共享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促使各类“阳光政务”不断涌现。在这种环境中，政务信息的发布日趋公开、规范，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及时、准确、全面地了解政治事务，知晓政府在想什么、做什么，领导决策和政治运作因之变得日益透明。同时，由于互联网汇聚了广大公众的意见和智慧，网友的参政议政、建言献策对党政部门优化决策、改进工作、创新服务，作用显明。通过网络听取民意、汇聚民智，党政部门可以不断完善决策部署，创新工作思路，最大限度地减少决策失误，进而实现科学执政和民主执政。近年来，党政部门借助网络问计于民、集思广益、调整工作部署的事例举不胜举。比如，厦门PX项目的流产、广州番禺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问题的搁置、四川什邡钼铜项目的停建等，无不展示了广大公众参与公共治理的热情和睿智，展现了当地政府重视民意、虚心纳谏的姿态和胸怀。随着网上参政议政和网络监督日益活跃，党政部门必将摒弃“关门决策”的行政思维，充分考虑公众利益，其科学决策能力和社会治理水平也必将不断提升。
其三，互联网的普及和网络政治的兴起，有利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近20年来，互联网已成为公众参与政治生活、开阔政治眼界、推动政治改革、创新政治体制的助推器。伴随网络政治的演进，官民之间的沟通交流与平等互动逐渐形成了常态化、规范化的工作机制，公众参与的扩大和党内民主的深化大大推动了民主集中制的完善，各种专制思想、威权观念和官僚主义作风渐行渐远；各地政府着力转变职能、创新治理模式，建立阳光型政府和服务型政府的步伐明显提速；民主监督机制日益健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学会在公众的监督和批评声中开展工作”等理念深入人心。显然，这种政治生态必定会促动行政管理体制层面的改革，以形成权责统一、分工合理、决策科学、执行顺畅、监督有力的新型管理体制，必将促使中国的政治权力体系从传统的高度集中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向权力科学分布的扁平化组织结构转变，最终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可以确信，在互联网的助推作用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必将更加稳健，更加深入，更加富有成效。
二、“草根”力量推动了中国的法治进程
◎互联网赋予“草根”阶层的巨大力量，无形地影响了当下的立法导向、司法判决和执法工作。其对于维护社会正义、完善司法制度、提升执法水平、加速中国的法治化进程，具有强大的推动力。
在互联网上，单个“草根”网民的力量或许是比较孱弱的，然而千千万万的“草根”一旦连缀起来集体“发声”，汇聚成汹涌沸腾的网络民意和舆论风暴，却能强有力地推动法治进程。在很大程度上说，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崛起，无形地牵引着中国的法治建设快速发展，促使中国的民主法治水平不断提升。
近年来，“草根”们积极借助互联网发力，因“草根”网民介入“围观”、评议引发舆论热潮，进而影响立法导向、司法判决和执法工作的事件频频发生。兹举几例——
“孙志刚事件”：2003年3月，27岁的湖北青年孙志刚在广州街头因缺少暂住证，被强行收容，后遭毒打，惨死在收容所里。经网络曝光后，该事件迅速引起广泛关注，广大网友义愤填膺，除了怒斥有关工作人员的违法违规行为外，民怨直指当时的收容遣送制度，最终促成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和《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的出台。
“刘涌改判案”：2002年4月，沈阳黑帮头目刘涌一审被判死刑。2003年8月，二审改判为死缓。宣判之后，网上顿时舆论大哗，各种质疑、不满之声充斥坊间。在网络民意的推动下，该案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人民法院首次对一起普通刑事案件进行提审”的案件，2003年12月再次判处刘涌死刑并立即执行。网友闻之大快，称其“不仅仅是法律的胜利，也是民意的胜利”。
“最牛钉子户事件”：2007年3月，重庆市九龙坡区杨武、吴苹夫妇因拒绝拆迁，在开发商将周围房屋拆除后仍坚守孤楼，并在楼顶升起国旗以示抗议。之后，网上热传《史上最牛的钉子户》的帖子和图片，网友呈“一边倒”的态势支持杨、吴夫妇，称其为“一个伟大的标志性的事件”。该事件随后引发了广大公众对《物权法》和拆迁法规的广泛讨论，最终促成了当地政府和开发商与“钉子户”的和解。
“开胸验肺事件”：2009年7月，河南省新密市农民工张海超因从事杂工、破碎等工作患上尘肺，但用工企业拒绝为其提供相关资料，多次向上级主管部门投诉未果后，为证明自己真患了职业病，不惜开胸验肺。该事件经网络热传后引起强烈反响，不但摆上了省委的专题会议，为当事人争取了赔偿，还促使政府部门启动领导干部问责程序，推动了立法部门对职业病法律法规的进一步完善。
类似事件还有很多，如湖北“邓玉娇案”、陕西“药家鑫案”、云南“李昌奎案”、河南“赵作海案”、广州“许霆案”、成都“唐福珍自焚事件”、江西“宜黄强拆事件”……透过这些事件，人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网络民意对于维护社会正义、完善司法制度、改进执法工作、推进法治进程，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时下，广大公众的法律意识、公民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草根”习惯于把借网“发声”视为最佳的维权方式之一，这对公开立法、阳光执法、遏制司法腐败、提升法治水平，显然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首先，在立法环节，网络民意颇具智囊价值。实践表明，广泛征求网民意见、认真吸取其合理化建议，对于确保法律法规的科学性、推动民主立法是大有助益的。从中央到地方，此类做法已成共识。比如，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编制2008～2012年的立法规划中，有60多个立法规划项目的征求意见稿通过互联网等媒体向社会公布，鼓励公众发表意见，网友的许多意见和建议后来成为修改相关法规的重要依据。
其次，对于推进阳光执法，网络民意具有强大的监督作用。置身于网上舆论的聚光灯下，司法实践中曾经存在的暗箱操作、不公不廉、推诿拖拉、粗暴专横等不良现象得到了较大改观。陕西的“周老虎案”、云南“躲猫猫案”、贵州习水“领导干部嫖宿幼女案”、杭州“富家子弟飙车肇事案”、上海“钓鱼执法案”等一系列案件之所以能得到及时、公正的审理，相关人员被迅速问责，这与广大“草根”网友的“围观”、诘问、监督、“施压”是密切相关的。不难看到，网络民意对于政府部门依法行政、施行善政、维护正义、彰显正气，具有强大的约束力和推动力。
当前，行政、司法部门对“草根”阶层的意见日益重视，积极借网理政、提升法治水平的创新之举不少。比如，检察机关、法院系统、监察部门等普遍重视网络舆情，分别在网上设立专门的举报电话及申诉信访平台，视之为推进法治建设的新通道、新途径。2009年6月22日，检察机关全国统一举报电话“12309”和最高人民检察院举报网站正式开通，全天候受理反映国家工作人员职务犯罪的举报和反映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违法违纪行为的控告，还可查询举报处理结果，备受网友热捧。
2011年8月2日，湖南省公布实施《法治湖南建设纲要》，要求全面推进司法公开，建立健全公共权力行使的程序规则，旨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湖南省委政研室主任、《纲要》起草组组长贺安杰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今后，湖南党委和政府的决策要通过互联网广泛听取意见，制定法规规章的草案要全部在互联网上进行公布，司法听证、司法裁判文书要在互联网上公开发布，重要案件的庭审要实行电视和网络直播。”此语一出，网上一片叫好之声。
2011年9月26日，山东省济南市两级法院全面开通“网上法院”，网上“自助诉讼”成为现实。借助网络在线服务平台，当事人足不出户便可打官司。此前当事人必须亲自到法院办理的咨询、立案、送达、查档等诉讼程序，均只需轻点鼠标，即可在家中实现网上自助办理。这种依托于网络平台的服务模式，极大地方便了公众，省时、省力、省钱，也加强了民意沟通，提高了工作效能，堪称法治建设进程中的一大进步。
随着微博、微信、微视等网络新应用快速普及，网上各类“微表达”、“微反腐”、“微直播”相当活跃，其对法治工作带来的干预性影响十分明显。2013年薄熙来一案审判的微博直播，显示出中国的司法工作已经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开放程度。据媒体报道，最高人民法院为加大庭审公开力度，积极推进阳光司法，特意建成中国法院庭审直播网，仅2013年，各级法院直播案件庭审达4.5万次。这种情形，无疑有利于增进公众对司法裁判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彰显法治的文明和尊严。
放眼近年来国内出现的较受公众关注的法治事件，网络和“草根”的力量不可估量。可以说，任何一件影响稍大的事件都会呈现于互联网上，都能看到“草根”们活跃的身影。而于其中，许多当事人本身就是“草根”阶层和舆论风暴中的一分子。从张海超的开胸验肺到孙中界的断指抗争，从邓玉娇的持刀向恶到唐福珍的引火自焚，无不颇具悲剧感，又极富震憾力。他们用“草根”的方式展示了人的尊严，彰显了法的神圣。正是这股力量，推动着法治的进步，加速了中国的法治化进程。
三、网络发展影响着中国的政治走势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深刻影响着中国政治的未来走势，促使整个政治运作正在朝着日趋开放、民主、清明和法治化的方向加速迈进。积极建设开放政府、民主政府、廉洁政府、法治政府，已成为时之所须、势之所趋。
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不仅对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带来了巨大冲击，致使政治生态环境发生了诸多变化，而且深刻影响着未来的政治走势，促使整个政治运作正在朝着开放、民主、清明和日益法治化的方向加速迈进。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政治运作日趋开放。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之一是从封闭走向开放。开放是现代政治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在信息传播日益畅达、整个社会透明度不断提升的互联网时代，增强政治运作的开放性既是广大公众的迫切要求，也是执政者与时俱进、革故鼎新、推进政治改革的内在需要。随着网络政治深入发展，建设开放性政党和开放性政府乃大势所趋。2005年3月，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加大政府职能部门党外人士的选配力度，这无疑是增强政治体系开放性的一个重要信号。近年来，打造“透明政府”、“阳光政府”、“开放政府”，提升执政透明度，推行党务、政务公开化，已成为各地党委、政府设定的政治目标。在这种趋势中，有些地方探索建立公众旁听制度，敞开大门，允许公众直接听取政府决策；有些地方探索构建以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为原则的制度体系，形成了公众参与、专家论证、政府决定、群众监督相统一的综合治理机制；有些地方致力于为公众提供立体化、开放式的服务平台，并将网友评议纳入党政部门网站考核内容，以之促进官方网站在信息公开、在线办事、公众参与等方面的工作。从现实发展的角度看，促进政治体系的良性开放，不仅是现代政府广纳良才、广聚民智，实施高效治理，提高行政效能的内在需要，也是保持政治稳定、推动政治发展的必然要求。历史经验表明，施政越透明，公众的认同度则越高；公众的认同度越高，政治稳定则越有保障。互联网的发展促使封闭、僵化、保守的传统政治时代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必将是日渐浮出水面的开放型政党、开放型政治体系和开放型的政治运作模式。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政治运作日趋民主。民主与开放唇齿相依，密切关联。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与著名民主爱国人士黄炎培谈及“历史周期率”时，称中国共产党摆脱历史周期率困扰的办法即“民主建设”。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胡锦涛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出“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习近平在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大会上说“人民民主是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的旗帜”。历届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有关“民主”的论断一脉相承，构成了党内政治生活中的共同追求和鲜明主线。在社会开放度日益提升、公众的权利意识和参政意识不断高涨的互联网时代，极权政治、寡头政治的影响必定渐行渐远，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官僚作风必定难以为继，政治运作日趋民主乃必然趋势。首先，扩大党内民主势在必行。对一个拥有八千多万成员的大党而言，没有党内民主是行不通的。要保持党的先进性和凝聚力，必须保障广大党员的民主权利，完善党内的决议制度、选举制度和干部任免制度，积极推进党内民主，充分调动每个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其次，必须高扬人民民主的旗帜，拓宽民主渠道，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形式，完善政治协商制度，建立平等互动的新型沟通机制，最大限度地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努力形成团结和谐、群策群力的民主局面。而互联网恰恰为推进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扩大民主的程度和范围，提供了有效平台和良好环境。随着网络问政、网络参政、网络监政的逐渐深入和党务、政务乃至整个社会透明度的提升，政治运作的民主性必将不断增强，整个社会的民主氛围必将日益浓厚。
互联网的发展促使政治运作日趋清明。在许多公共事务中，互联网的应用可以有效地省时、省力、省钱，压缩流转环节，减少人力投入，降低行政成本，提高工作效能，有助于形成清简、高效的政治风气。特别是互联网丰富了公众的监督手段，完善了传统的监督体系，拓展了群众监督渠道，对于遏制政治腐败、推进政治清明、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环境，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人们常说，有了互联网，党政部门和广大干部的头顶仿佛安设了一台监视器。说什么话、开什么车、住什么房、穿什么衣、戴什么表、抽什么烟、与什么人交往……言行举止、衣食住行，莫不受到网友的全天候监督。南京江宁区房产局原局长周某“抽名烟”事件、内蒙古某贫困县原检察长刘某的“豪车”风波以及郑州市城市规划局原副局长逯某质问记者“准备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雷人之语等，充分显示了网络监督的强大功能，其所产生的警示作用非常明显。作为一种新型的最具代表性的社会监督形式，网络监督具有以往任何时代、任何监督形式无法比拟的开阔视野和约束效力，真正掀开了公民监督的新篇章。时下，许多领导干部患有“网络恐惧症”，对互联网心存畏惧，谈“网”色变，许多人称互联网为“反腐利器”、“大规模杀伤性媒体”，这恰恰从另一角度展示了网络监督的威慑力。正是在网络监督的积极推动下，中国的社会监督体系和综合惩防机制日益完善，廉政建设稳步推进，党政部门和广大干部的工作作风、服务态度、道德品质、执政水平发生了诸多改观。许多地方借助网络监督的威力，加强干部职工的理想信念和廉洁从政教育，深入开展公正执法工作，大力整治少数干部的违法乱纪行为，成效显著。这对于加强队伍建设、树立清新政风、促进政治运作日益清明，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与之同时，互联网的发展还必将促使当下的政治运作日趋法治化。毋庸讳言，漫长的封建社会所形成的国体、政体和权力结构，使传统的政治形态一直带有鲜明的人治色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努力使政治运作在法治精神的框架下前行，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走势。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之后，全国上下兴起了全面加快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热潮。作为推动中国法治进程的重要力量，互联网对于弘扬法治精神、保障公民权益、维护社会正义、促进民主法制建设更好、更快地向前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在网络语境和全球化浪潮的推动下，未来的政治运作必将逐步走上法制化、规范化、科学化的良性轨道。这种发展态势，对于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发展显然是一个福音。
第三节 知网用网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网络驾驭能力是现代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和执政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2007年1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八次集体学习时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重视学习互联网知识，提高领导水平和驾驭能力，努力开创中国网络文化建设的新局面。2009年3月，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中央党校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上强调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努力提高六个方面的能力，其中包括“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18]事实上，在新技术新应用不断涌现的互联网时代，领导干部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主要体现在识网、用网和治网等方面。
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各个领域的影响不断增强，其双刃性也日益彰显，对各级领导干部的识网水平、用网能力和治网方略提出了更高要求。在网络政治深入发展的今天，如何趋利避害、善用网络，已成为考验执政智慧的时代命题，成为广大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推进执政事业的必修课。
一、互联网是执政者手中的双刃剑
◎互联网既为领导干部治国理政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对领导干部者加强舆论调控、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稳定、巩固执政安全带来了巨大挑战。能否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互联网，关乎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
互联网是一柄双刃剑。一方面，它给人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带来了极大便利，为领导干部更好地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和工具，对于促进民主建设、推动社会进步创设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它又对领导干部创新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政权，带来了巨大挑战。实践表明，网络应用越普及、越活跃，其对现代政治生活的双重影响则越明显。
从加强舆论调控和规范信息管理的角度看，互联网对执政者提出了诸多新要求。互联网改变了传统的信息传受方式和媒体格局，促使舆论引导和信息管理面临许多新情况、新挑战。比如，网络传播速度快，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即时传播，这对网上敏感舆情调控工作的时效性要求明显提高，尤其是随着微博、微信和各类即时通信工具的兴起，突发事件处置工作已由以往的“黄金24小时法则”提速为“黄金4小时法则”、“黄金1小时法则”。如果不能适应这种形势变化，则极易诱发舆论风暴乃至社会危机。又如，网络传播范围广，超疆域、无国界，因而敏感舆情和有害信息一旦广为扩散，管控起来则十分困难，这对消除负面影响、防止恶意炒作显然是一大考验。再如，网络传播互动性强，便于网友之间的沟通交流，可是一旦被不法分子用于煽风点火、聚众闹事，抑或滥用“人肉搜索”、曝晒他人隐私，则会对社会和个人造成巨大危害。此外，互联网的高度开放性为个人发布信息、表达意见提供了便利渠道，但是由于有些网站在信息把关方面形同虚设，加之“网络水军”、“民主哄客”作祟，因而不良信息、有害信息经常喧嚣尘上，各种无中生有、肆意恶搞的网络谣言屡禁难止，许多攻击党和政府、丑化领导干部群体的言论时有所见，这无疑对净化网络文化环境、维护执政者良好形象提出了更高要求。特别令人担忧的是，互联网的去中心、反权威、多元化的传播特性难免会催生出诸多非理性主义以及非法政治参与现象，这与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主流价值追求显然构成了内在冲突，同时对以层级结构和统一规范为特征的政治调控机制和社会管理体制也产生了强大冲击。在网络语境的影响下，广大公众的接受心理和价值取向正在悄然变化，党政部门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削弱，整个社会的诚信度和向心力每况愈下，“舆论一律”的意旨在“众声喧哗”中难以为继，这对加强舆论引导、规范信息管理而言，无疑颇为不利。在很大程度上说，现代信息科技越发达，公众的网络普及程度越高，执政者对网上信息和网络舆论的控制力则会面临越严峻的挑战。
从意识形态安全和未来竞争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带来的冲击相当明显。作为一种张扬个性、注重自我、包容性极大的平台，互联网的兴起加速了社会思潮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加剧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加大了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民众的难度。时下，互联网已成为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交锋的平台、健康文化与腐朽文化较量的场所、意识形态渗透与反渗透的战场。在互联网上，各种与主流价值观念相悖的噪音杂音此消彼涨，各类与现行制度疏离的观点、主张不时冒现，这对以价值引导为旨归的意识形态工作冲击甚大。境内外敌对势力搞乱一个国家、颠覆一个政权总是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而互联网恰恰为境内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西化、分化与和平演变提供了便利工具。通过网络传播，各种极具危害性、破坏性的噪音杂音可以轻而易举、源源不断地直抵广大网络用户面前。近年来，以美国为首的一些国家凭借自身在互联网领域的诸多优势，大肆兜售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千方百计实施思想文化渗透，竭力开辟与己有利的“思想战场”，甚至公然诋毁中国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主义价值观，对我意识形态安全危害极大。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Albright）曾说：“有了互联网，就有了对付中国的办法。”继其之后的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先后于2010年和2011年连续两次发表名为《互联网自由》的演讲，打着“网络外交”的幌子，刻意鼓吹网络信息的“自由流动”，矛头直指中国、朝鲜等国家的网络管理政策，其用心所在昭然若揭。针对中国网民主体乃青少年的状况，美国政府曾推出所谓的“树根战略”，意欲在互联网上与我展开对青少年的争夺。由此看来，日趋复杂尖锐的网上斗争不啻是一场争夺未来、没有硝烟的软刀子之战，它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的冲击及其对未来竞争发展的消极影响必将日渐显现。
从维护社会稳定和巩固国家政权的角度看，互联网产生的正负影响显而易见。一方面，互联网为社会各阶层表达利益诉求提供了便捷渠道，有利于推动官民互动和多向沟通，对畅通民意、疏导民怨、理顺情绪、化解矛盾、创新管理、维护稳定、巩固政权具有鲜明的积极作用，堪称“减压阀”、“预警器”。另一方面，互联网又极易成为社会矛盾的“催化剂”和“放大器”，对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的破坏性影响不容小觑。近年来，随着网络监督、网络维权、网络举报等活动日趋活跃，由之引发的舆论热点和危机事件也明显增多。在拉萨“3·14”事件、新疆“7·5”事件、贵州瓮安事件、湖北石首事件、大连PX项目事件、浙江钱云会案、天津蓟县某商厦火灾等一系列危机事件中，互联网被少数人用作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混淆视听、制造事端的工具，在误导舆论、激化矛盾、加剧冲突等方面产生了巨大的负面影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境内外敌对势力视互联网为扰乱公共秩序、促动政权更替的“无形之手”，蓄意借助互联网从事政治颠覆活动，利用各种热点难点问题和突发事件放大问题、挑拨矛盾、制造冲突，策划组织各类形形色色的所谓“草根运动”、“松土运动”，因而社会稳定和国家政权面临的风险不断攀升。近几年来，中东、北非一些国家出现的“茉莉花革命”及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优兔（Youtube）等美国社交网站在其中扮演的特殊角色，即充分说明了互联网对于社会稳定和政治安全的巨大威胁性。在互联网的组织动员功能日益彰显、各种社会化媒体广泛普及的新形势下，互联网引发的各类群体性事件和社会危机事件必将不断增多，这对维护社会稳定和执政安全无疑是一种严峻考验。
透过互联网对现代政治生活的双重影响，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互联网具有鲜明的双刃性。用好了，它是政府形象的“梳妆台”、社会预警的“瞭望塔”；用不好，则可能变成扭曲形象的“哈哈镜”、滋生乱象的“潘多拉魔盒”。从战略高度和长远意义看，能否建设好、运用好、管理好互联网，直接关乎执政形象的建构，关乎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美国媒体曾刊文称：“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内战中战胜了国民党，在朝鲜战争中战胜了美国，……但最终遇到了真正的对手——互联网。”“过去百战百胜的中共，将在这场互联网的大战中败北。”[19]这一臆断无疑振聋发聩，让人警醒。对当今的党和政府来说，互联网堪称考验执政智慧的试金石。面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和风险，拒绝之、回避之，显然不合时宜，亦无可能。唯有积极顺应网络发展潮流，清醒辨识互联网的双刃性，趋利避害、主动“赶考”，才是不二之选。
二、知网用网才能善政善治
◎在整个社会生活日益网络化的今天，各级领导干部的网络应用水平已成为衡量执政能力的一把标尺。提高知网水平和用网能力，既是网络政治时代赋予广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领导干部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当下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互联网大国，公众的网络普及率及其应用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社会问题和官方行为的关切，越来越多地习惯于选择网络平台。与许多网络发达国家迥然不同的是，中国网民热衷于借助网络评议时政、表达诉求。在网络舆论场中，各级领导干部是备受关注的群体。然而由于种种原因，现实生活中较为强势的领导干部在互联网上容易成为网友调侃、嘲弄、揭批的弱势群体，领导干部“惧网”现象因之较为突出。2010年5月，《人民论坛》杂志在人民网、腾讯网等网站做了一次关于“当代中国领导干部的‘网络恐惧’”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70%的受调查者认为当下中国领导干部患有“网络恐惧症”。互联网的应用与普及，仿佛在广大领导干部头顶结织了一张无处不在的天网，又似在领导干部面前悬系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让众多领导干部心存忌惮。实际上，领导干部“惧网”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乃在于许多领导干部对互联网缺少必要的了解和正确的认知，网络媒介素养不高，知网水平和用网能力有限，对网上舆情危机和热点事件缺少应对办法和处置经验，害怕在民意汹汹的网络监督中开展工作。
随着网络政治时代的演进，各级领导干部的网络应用水平已成为衡量执政能力的一把标尺。历史证明，执政党能否运用好代表先进科技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传媒工具，直接反映其执政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其公众形象的建构和执政事业的兴衰。在互联网深刻影响政治生态和执政方式的当今时代，知网用网对广大领导干部来说不仅非常必要，而且相当急迫。不难看到，在互联网大潮的裹挟和冲击下，有些领导干部顺势而为、与时俱进，展示了良好的适应能力，而有些领导干部惊慌失措、落水挨呛甚至遭遇灭顶之灾。不少领导干部因“雷语”、“雷行”成为网民爆炒的对象和舆论事件的主角，不仅自己受到网友的“舆论审判”和党纪政纪处分，而且损害了地方形象，败坏了党和政府的声誉，对执政基业造成了不可低估的负面影响。2008年年初，陕西省绥德县某校长找县长签字被拘事件备受网友关注，当地一位宣传部长在接待记者采访时感叹：“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多好啊，想让他们怎么说就怎么说。”此语一出，网上舆论一片哗然。这句轰动一时的雷人之语实际上道出了不少领导干部的心声，暴露了他们落后的思想观念和低下的网络媒介素养。最近几年来，国内不少领导干部在网上“触礁”，身陷“日记门”、“短信门”、“裸聊门”、“开房门”、“艳照门”、“微笑门”等诸般闹剧之中，遭到网络“围观”和舆论谴责，弄得狼狈不堪，还有少数领导干部为泄己私愤，公然在网上捏造事实、造谣中伤，严重侵害他人权益，最终也使自己身败名裂。这些事件既暴露了当事方的丑行劣迹，也充分说明了提高广大领导干部网络媒介素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时下，不懂网、不用网的“网盲”型领导干部仍然不少，他们看不到互联网的强大功能和战略价值，不会借助网络平台推进工作，面对网络媒体“不会说话”；有些领导干部把宝贵的执政资源看成“烫手的山芋”，认为互联网是专门给领导出难题的“麻烦制造者”，对其采取排斥态度，漠然视之。更有甚者，有些领导干部视互联网为“洪水猛兽”，将网络监督看作“心腹大患”，动辄对不利于己的网上信息进行粗暴封堵，甚至利用公权肆意对监督者采取“网上通缉”、“跨省追捕”，深受网友诟病。毫无疑问，这种认识、心态和行为反映了当事方视野狭隘、思想僵化、识见浅陋、素质较差。可以断言，此类领导干部在公众心目中必定认同度不高、感召力不强，其履职能力也必定不强。实际上，现代领导干部的网络应用水平与其执政能力是成正比的。领导干部应用网络水平之高低，直接关系执政能力之强弱、公众形象之优劣、事业发展之顺逆。2011年6月，四川省会理县发生了一起涉及当地领导的“悬浮照”风波；同年7月，河南省南阳市出现了一个“留言门”事件。前者的处置坦诚低调、应对合理，网上恶搞迅速得到了控制；后者因回复网友方式“强硬”，引起网友纷纷“拍砖”，导致单位形象受损、当事人离岗。这些事例一再警示人们：身处网络政治时代，不重视网络建设的领导干部必定行之不远，不会善用网络的领导干部必将被时代所抛弃；提升网媒素养，已成为现代领导干部提高执政能力的应有之义。
事实上，提高知网水平和用网能力，既是时代赋予广大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也是广大领导干部不可推御的政治责任。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加强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领导能力培养，必须注重增强新形势下新兴媒体运用的能力。原青海省委书记强卫曾说：“今天，不上网、不重视网络建设、不会利用网络的领导，不能算是一个现代化的领导。”时任湖南省委书记的张春贤也曾说：“领导干部懂不懂网、上不上网、用不用网，是具不具有现代意识、能不能跟上时代潮流的一个重要体现。”从履职尽责、推进工作的意义讲，知网用网无疑是现代领导干部善政善治之必需。一个现代领导干部如果不具备基本的网媒素养，要想在高度网络化的社会环境中带领民众顺应时势、开拓创新，谋求较大作为，这是难以想象、不可思议的。当前，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越来越广泛、越来越深刻，网上和网下的各种问题、矛盾错综复杂，互联网自身的建设和管理也面临诸多新情况、新挑战。在这种形势下，如何借助互联网提高执政能力、如何发挥互联网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如何适应在日益常态化的网络监督中开展工作、如何科学处置各类网络舆论热点事件、如何提高网络舆论引导水平、如何促使社会管理创新与“网”俱进、如何搞好网上维稳工作，以及如何确保自身在用网过程中的信息安全，如何规避网络应用风险，等等，均已成为现代领导干部不能回避的时代命题和必须担当的重要责任。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曾经指出：“信息网络的发展是当今世界的重大革命性事件……谁重视网络、谁培育网络、谁让网络能够尽早地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谁就占领了二十一世纪的重要制高点。”[20]换言之，现代领导干部如果对互联网不能真知善用，则很难与民众进行网上良性互动，很难在了解民情、通晓民意、汇聚民智、服务民众、引导舆论、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创新管理、推动发展等各个方面有新举措、新突破，很难担负起“先锋队”、“领头雁”的职责和使命，很难维护好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很难在推动政治文明建设、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积极参与国际竞争中做出更大贡献。只有真正认识到互联网对个人、对社会、对国家的重要意义和战略价值，充分发挥互联网的正向功能，积极应对互联网带来的挑战，熟谙网络传播规律和舆论引导艺术，了解广大网民的接受心理，洞晓互联网的发展趋向，掌握先进的应用技能，争做善用网络的先行者，领导干部才可能永葆先进性，永立时代潮头，切实担当起自身的政治责任，大力推行善政善治，不负时代和人民之重托。
三、领导干部应当通晓网络发展基本情势
◎近年来，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正从“追跑者”变为“领跑者”；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微博的异军突起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使舆论生态日趋复杂；网络舆论热点频发已成为当今时代的一大突出特征。
广大领导干部要适应网络政治环境，提高网络应用水平，首先应当在宏观上通晓当前网络发展的基本情势。从当前情况看，以下几种情势值得特别注意。
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正在从“追跑者”成为“领跑者”。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将互联网确定为继报纸、广播、电视之后的“第四媒体”。近10年来，互联网在世界各国普遍呈现出蓬勃发展之势。从全球媒体的发展态势看，互联网在信息传播、舆论影响、应用普及等方面后来居上，大有取代“第一媒体”之势。2010年有着160年辉煌历史的《纽约时报》宣布将择期停印纸质版、“弃报投网”，2011年“美国之音”中文版的“走”与“推特网”的“来”，即在某种意义上昭示了传统媒体的衰颓和网络媒体的锐势。在中国，这种势头也已逐渐显现。2007年之前，网络媒体在中国媒介方阵中尚处于比较边缘的位置，在舆论事件中一直扮演“追跑者”的角色。然而历经中共十七大、拉萨“3·14”事件、汶川特大地震、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等一系列重大活动，网络媒体日益彰显了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其在媒介方阵和舆论事件中明显呈现出从边缘向主流迈进、从“追跑者”向“领跑者”转换的态势。从组织主题宣传、扩大舆论影响的角度看，互联网堪称传播速度最快、传播范围最广、传受互动性最强、公众参与度最高、信息容量最大、查找复制最方便的媒体，具有其他媒体难以比拟的独特优势。从舆论热点生成的角度看，互联网已成为舆论热点的主要策源地，促使“事情发生→传统媒体报道→网民围观/议论→公众热议→舆论热点”的传统路径变更为“事情发生→网民爆料/围观/议论→传统媒体报道→公众热议→舆论热点”。有关研究资料显示，2009年我国出现的77起舆论热点事件中，有23起（约30%）是由网络爆料引发的；2010年我国影响较大的危机舆情事件中，网络首发比例达67%。随着微博、微信和各类即时通讯工具的兴起，这种比例不断攀升。从信息科技发展的角度看，互联网作为一种“全媒体”、“融媒体”，基本涵括了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各种传播手段。完全可以说，时下的互联网已成为应用范围越来越广、社会影响力越来越大的主流媒体，社会各界对其重视程度正与时俱增。
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从1999年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炸引发网上抗议热潮开始，网络媒体在国内外舆论场中的聚合力和影响力日益增强。时下，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角力场和文化宣传工作的新阵地。在互联网上，各种思想观点和政治主张鱼龙混杂，各类伪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潜滋暗长，特别是西方敌对势力一直妄图利用互联网“扳倒中国”，它们将互联网视为传输政治理念和价值取向，实现意识形态渗透的最佳工具，通过网络渠道大肆传播扩散涉华负面信息，甚至企图借助互联网进行组织动员，在中国煽动“街头政治”，推行“颜色革命”，妄想颠覆现行政治制度。由于种种原因，网上的仇官情绪和反政府倾向仍在蔓延。只要是涉官话题，许多网民不问青红皂白、真假对错，一律先对官方进行一阵负向猜测和“舆论轰炸”再说。在这种环境中，有些别有用心的人经常抓住一些热点敏感话题和突发事件进行炒作，发表攻击党和政府的言论，造谣惑众，误导舆论。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8·19”讲话中强调指出：“互联网已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这一切中时务的精辟论断值得广大领导干部深思。从现实情势看，能否赢得互联网上这场舆论战，直接关系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
微博、微信的异军突起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促使舆论生态日趋复杂。自2010年以来，微博在中国异军突起，不到两年时间，微博用户即超过3亿。微博的井喷式发展深刻影响了人们的信息传播方式和交流沟通方式，对传统的媒介生态和舆论格局形成了巨大冲击。中国传媒大学网络舆情（口碑）研究所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时至2011年上半年，微博已超过网络论坛成为中国第二大舆情源头，仅次于新闻媒体报道；尽管新闻媒体报道仍是网络热点和重大突发公共事件的主要舆情源头，然其在舆情源头首发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已经随着微博平台的出现而被削弱；网络舆论的重心迅速向微博转移，网民爆料的首选媒体更多转向微博，此前论坛、博客和新闻跟帖作为最主要的网络舆论载体的格局已被打破。[21]作为一种网络新应用，微博集媒体、社交、应用于一身，具有传播快、覆盖广、影响大、社会动员能力强等鲜明特点，契合许多用户对即时信息、网络社交和个性化应用的需求，其影响力正不断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引领主流媒体舆论，成为中国最重要的舆论场之一。最近两三年，微信的应用迅速普及，截至2014年7月底，微信月活跃用户数已接近4亿，微信公众账号总数达580万个。[22]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的手机上网用户快速增长，中国大致自2012年起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截至2014年12月，中国的手机网民达到5.57亿，较2013年底增加5672万人，网民中使用手机上网人群占比由2013年的81.0%提升至85.8%。[23]移动互联网的广泛应用进一步降低了信息传播的门槛，更大程度地突破了时空限制，使得网络舆论空间更加开放，各类意见倾向更为多元，这无疑使舆论生态日趋复杂，网络舆论导控工作因之面临诸多新的挑战。
舆论热点频发已成为网络政治时代的一大突出特征。当下中国既处于战略机遇期、黄金发展期，又处于问题多发期、矛盾凸显期，现实世界的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备受广大公众关注，而互联网恰恰为广大公众发表见解、表达诉求、扩大声音提供了绝好平台，加之各类自媒体的兴起和“网络推手”、“网络水军”的介入，各种舆论热点接踵而至、急剧上升自然成为必趋之势。从舆论源头看，以下几类话题最易形成网上舆论热点：一是涉“官”类事件；二是涉“富”类事件；三是涉“星（名人）、腥（暴力）、性（绯闻）”类话题；四是涉及公共安全、重大事故、群体性事件、自然灾害等方面的话题；五是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社会公平正义以及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事件；六是涉及民族主义、宗教信仰以及中外关系等方面的事件。而于其中，涉“官”类事件尤其引人注目，许多原本与“官”无关的敏感舆情最终亦可能牵涉党政领导干部，具有鲜明的泛政治化色彩。有人指出网上存在“四公现象”，认为公权力大、公益性强、公众关注度高的政府部门及公职人员，极易成为网络炒作焦点；还有人称公务员、警察、城管、医生、教师为“网上黑五类”。这些判断不一定准确，却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官方人士备受关注的客观现实。值得注意的是，网上舆论热点之“热”也存在真伪之分。由于有些“网络推手”和“网络水军”不时为了商业利益、政治利益或其他利益兴风作浪，加之网上的“集体围观现象”、“沉默螺旋现象”和“群体极化现象”所致，网络舆论热点中的“伪民意”和非理性情绪极易混淆视听，误导决策，这无疑需要理性对待。
作为现代科技文明的产物，互联网的发展情势与信息传播技术的不断更新息息相关。随着信息传播技术日新月异，近年来传统互联网正在向移动互联网迅速延伸，3G手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手持阅读器等便携式移动终端正在广泛普及。实际上，就在3G（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方兴未艾时，4G（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在中国的部署又马不停蹄地以超出预想的速度扑面而来。有媒体报道称，2014年被认为是中国第四代移动通信元年。截至2014年3月底，中国第四代移动通信基站总规模已超过25万个，移动通信产业链快速发展。在业内人士看来，如果说第三代移动通信技术开启了移动互联网时代，那么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则让移动互联网驶入了真正的“快车道”。[24]显然，这不仅关乎中国移动通信产业在未来全球4G标准上的话语权，而且必将影响中国互联网的发展走势，以及中国的媒介生态和舆论格局，进而也必将影响中国网络政治的未来发展。
第2节 网络政治大潮席卷全球
近20年来，世界各国普遍经历了一场由互联网引发的深刻革命，随之而来的网络政治大潮已席卷全球。在这一时代浪潮中，美国政界表现得尤为活跃，以奥巴马（Obama）总统为首的美国领导人极其重视互联网的工具作用和战略价值，将互联网视为赢取民心、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器。而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美国政府大打“网络外交”牌，并得到了英国、加拿大、日本等不少国家的应和与效仿，其结果不仅推动了美国网络政治的深入发展，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带动了全球网络政治的勃兴。
从主要内因上看，全球网络政治的勃兴一则源于网络应用的广泛普及，二则源于各国政府对网络空间的战略认识的全面提升。早在2005年，美国国防部即明确将网络空间看作与陆、海、空、天（太空）同等重要的“第五空间”。2009年美国军方提出：“21世纪掌握制网权与19世纪掌握制海权、20世纪掌握制空权一样具有决定意义。”[25]尽管美国在当今的网络空间里拥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绝对优势，然而其对于“制网权”的竭力维护却须臾未曾松懈，且在政治、外交、军事等诸多领域不断采取攻势性措施，以牢牢巩固网络霸主地位。与之同时，其他国家着眼于战略利益和未来发展，纷纷奋起直追，促使网络空间格局逐渐呈现出从单极化向多极化演变的趋势。正因如此，当今的互联网已成为全球政治明星们热心追逐、各擅其胜的时代新舞台，成为世界各国拼力争夺、竞相角逐的战略新高地。
本章探讨的主要内容有二：一是奥巴马团队对于美国网络政治的推动作用、希拉里鼓吹“互联网自由”的真正用意，以及美国政府推行“网络外交”的根本目的；二是各国政要的“触网”情况，美国谋求“制网权”的战略举措，以及未来网络空间格局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网络总统”奥巴马及美国的网络外交
美国是互联网的发源地，网络科技高度发达，也是当今世界网络政治走在前面的国家。互联网促推奥巴马入主白宫，而奥巴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网络政治的深入发展。近几年来，美国政府高调鼓吹“互联网自由”，大打“网络外交”牌，对国际政治、经贸、外交、军事等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一、奥巴马推动美国网络政治深入发展
◎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其成功竞选堪称网络政治营销中的一件杰作。奥巴马阵营对互联网的高度重视和娴熟运用，推动了美国网络政治的深入发展。
探析美国的网络政治，不能不先谈一谈奥巴马。事实表明，奥巴马堪称美国第一位“网络总统”，其对推动美国网络政治深入发展发挥了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
借助媒介工具进行政治营销，历来是美国政治家的一个传统。尤其是在竞选活动中，新闻媒体通常成为候选人传播政见、争取选民的重要工具。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是美国第一位“报刊总统”，其“宁要没有政府的报纸，不要没有报纸的政府”的名言影响深远。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是美国第一位“广播总统”，其以广播形式进行“炉边谈话”，宣传施政纲领和政府政策，给世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是美国第一位“电视总统”，其首次采用电视直播方式阐述政见、发布新闻，英俊潇洒、干练自信的形象赢得了诸多选民的欢心。而奥巴马，则是成功地借助互联网赢得了举世瞩目、意义深远的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黑人总统，谱写了美国政治生活的新篇章。
奥巴马的成功竞选堪称网络政治营销中的一件杰作。许多人认为，网络科技的发达，促成了奥巴马的成功；没有互联网，就没有今天的奥巴马。其实，早在奥巴马参加竞选前的2006年，Google公司CEO埃里克就曾预言：“能够发挥互联网全部潜力的候选人，将会在下一次总统大选中脱颖而出。”《纽约时报》也有评论称：“2008年，决定总统大选结果的关键因素不是谁更懂政治，而是谁更懂网络。”[26]不难看到，在竞选和执政期间，奥巴马一直高度重视网络沟通的积极作用，其利用互联网进行政治营销的能力可谓娴熟而高超。
竞选之初，奥巴马就招揽了一批知名的网络营销专家，组建一个强大的网络筹款团队，其中包括克里斯·休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SNS网站Facebook的创始人之一）、史蒂夫·卫斯礼（全球著名网上购物网站eBay的创始人之一）等。首先，奥巴马在筹措竞选款项方面别出心裁，他拒绝接受大面额的公共资金，而是通过互联网、以网络小额支付的形式，构建了一个庞大的草根性筹款网络，大量吸收公众50美元、25美元的小额捐款，奇迹般地募集了超过6亿美元的政治捐款。据媒体报道称，奥巴马筹措的竞选款项超过85%来自互联网，来自总计310万名捐款人，65%都是小额捐助者，其中绝大部分是不足100美元的小额捐款。实际上，这种筹款方式更容易培育支持者的忠诚度。
其次，奥巴马高度重视利用互联网拉近与年轻人的距离，善于争取年轻人的支持。其竞选团队为他建立了内容丰富、形式新颖的官方网站，全方位地介绍候选人及团队的相关情况，通过文字、视频、音频、图片等多种手段，宣传奥巴马的施政纲领及其对重要议题的立场和主张，还在最热门、最具人气的社交网站（如MySpace、Facebook、Flickr等）树立直接代表奥巴马的虚拟主体，让选民以自己最便捷的方式连接到“奥巴马”，在自己最熟悉的网络社区与奥巴马的其他支持者建立联系。在竞选过程中，奥巴马曾持续通过微博网站Twitter上的BarackObama账号发布信息，展开形式多样的政治宣传。这些举措，让“无处不在的奥巴马”理念成为现实，使奥巴马赢得了大量年轻选民追星式的崇拜和力挺。有调查资料显示，在30岁以下的选民中，奥巴马赢得了三分之二的支持率，而攻击其“缺乏经验”的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只赢得32%的支持率。
完全可以说，奥巴马及其团队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对互联网的高度重视和高超的驭网能力。在发布竞选信息、刊登政治广告、开展民意调查、组织互动交流等各个方面，互联网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奥巴马的崛起让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了互联网和“草根”阶层的力量，其对未来竞选活动乃至整个政治运作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美国著名网站“在线政治”（Politics On-line）的主编菲尔诺贝尔曾感慨地说：“网络已经成为如今总统竞选的基础。”[27]
就任总统之后，奥巴马仍然把网络平台作为手中的一个重要法器，原来他在Twitter网站的账号仍旧使用，且经常保持与Facebook、MySpace上的“粉丝”进行互动，不时发布总统行踪、未来打算等方面的信息，以和蔼可亲的形象和平易近人的方式消褪了总统生活的神秘感，进一步赢得追随者们的支持。与此同时，他还频频现身于YouTube等网络视频，立体化地展现其强大的亲和力和全方位拉近与民众距离的政治姿态。执政期间，奥巴马除了理所当然地将白宫官网（whitehouse.gov）作为美国政府提供政务资讯、发表时事评论的官方平台外，他还始终保持更新自己的个人博客，特别是在一些时政热点问题的讨论上，其博文跟进频率仍然较高。比如，在2010年备受关注的医疗改革问题上，奥巴马就用了10页、近20天的博文来宣传新政府的医改理念和相关举措，呼吁民众为通过医疗改革法案做出自己的贡献。
不仅如此，奥巴马在利用网络开展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28]、促进美国政府与其他国家民间力量的沟通互动方面也相当活跃。上任后，他致力于利用社交网站推广美国的公共外交，曾多次邀请来自世界各地的媒介机构代表、记者、博主和网络专家与美国政府领导干部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主动介绍美国情况，旨在加深他们对美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了解和认同。2009年奥巴马访问中国前夕，美国驻华使馆专门在上海、北京、广州等地邀请网友举行座谈会，解释奥巴马访华的目的，探测这些网友的关注重点，同时，还通过各种社交网站搜集意见，包括在腾讯网开设中文博客，呼吁中国网民提交自己最想询问奥巴马的问题。在奥巴马及其团队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利于加强交流、增进相互了解的方式。
毫无疑问，作为一位职业政治家，奥巴马的用“网”行为始终具有鲜明的政治意味。无论是在竞选过程还是在执政期间，无论是在本国借“网”执政还是对外开展网络外交，奥巴马一直把网络媒体作为宣传政治主张、传播施政理念、开展政治互动、构建良好形象、争取公众支持的重要工具。当然，奥巴马的高明在于他本人及其团队善于运用网络平台，娴熟地操纵网络政治。他们巧妙设置的政治议程淡化了意识形态的宣传色彩，让公众在生活化气息浓厚的博文、微博、音视频节目中被潜移默化，这无疑对网络政治运作带来了诸多启示。换个角度看，奥巴马阵营对互联网的重视和运用，客观上也有利于其改善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提高政务透明度，推进信息技术创新，有利于推动美国乃至世界各国的网络政治深入发展。
二、希拉里强势鼓吹“互联网自由”
◎希拉里强势鼓吹的“互联网自由”，实质上是一种以美国利益划线、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的说辞，其根本目标是要强化美国在网络空间的霸主地位，为其借助网络传播实现自身战略意图扫除障碍。
2010年1月21日，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Hillary）在华盛顿新闻博物馆发表题为《互联网自由》的演讲，高调鼓吹要保障信息在互联网上自由流动而不受国家主权的约束，多次点名批评中国、越南等国家的网络监管，指责中国、朝鲜等国家限制互联网自由。时至一年后的2011年2月15日，希拉里再次在华盛顿大学发表题为《互联网的是与非：网络世界的选择与挑战》的演讲，重申“互联网自由”，并公然宣称将斥巨资研发“破网”、“翻墙”技术，帮助他国民众摆脱政府对互联网的封锁。
希拉里关于“互联网自由”的两次讲演，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其实，两次事出有因、背景复杂的演讲莫不散发着浓郁的政治气息，具有明晰的政治意图。
希拉里第一次发表演讲时，正是“谷歌公司声称退出中国”事件最受世人关注的时候。2010年1月12日，谷歌公司副总裁、首席法律官大卫·德鲁蒙德（David Drummond）通过博客发布“不再应中国要求过滤信息，并有可能撤离中国”的消息。希拉里当天即就此声称：“谷歌公司已就有关指称向我们简要地通报了情况。这些指称引起了非常严重的关切和疑问。”之后，美国白宫发言人尼克·夏皮罗（Nick Shapiro）、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Pelosi）以及多位议员纷纷“声援”谷歌公司，“赞赏”其敢于挑战中国政府的网络审查，呼吁更多的网络公司效仿。1月21日，希拉里为彰显美国提倡的所谓“新闻自由”，特意选择在美国新闻博物馆发表演讲，其中多次提及中国，批评中国政府对网络信息进行管制。1月22日，奥巴马总统也亲自出马，要求中国方面对谷歌公司遭到所谓“黑客袭击”一事做出解释。美国高层不顾中国政府的正当之举、如此强势地为谷歌公司撑腰、助威，这既说明美国政府与谷歌公司的关系非同一般，更让世人强烈地感受到“互联网自由”背后的政治意蕴。
希拉里第二次发表演讲，是在埃及政局动荡、政权更迭之时。自2011年1月25日起，埃及多个城市发生要求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并连续发生多起示威者与军警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埃及国内局势一度陷入混乱之中。2月11日，穆巴拉克被迫辞去总统职务。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政治事件中，网络媒体扮演了极为特殊的角色。尽管埃及自身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是导致政局动荡的根本原因，但美国的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社交网站在煽风点火、推波助澜方面十分活跃，作用明显。参与集会、抗议和示威的民众普遍利用Facebook、Twitter、YouTube来传递信息、互相串联，促使沸腾的“民意风暴”愈刮愈烈。事后，不少人士认为此次政变不啻是一场“互联网的革命”。希拉里在穆巴拉克下台后的第四天发表大肆宣扬“互联网自由”的演讲，声称美国政府将“关注和应对互联网自由受到的威胁”，进一步增设Twitter等网络传播渠道，促进其他国家的互联网自由。这种高调而露骨的演讲，令人忧思。
不难看到，希拉里强势鼓吹的“互联网自由”，其实是一种以美国利益划线、带有强烈的单边主义色彩的说辞，其根本目标不在于推动全球网络传播良序的建构，而是要强化美国在网络空间唯我独尊的霸主地位，为其借助网络传播对其他国家进行文化传输和意识形态渗透、实现战略意图扫除障碍，让美国在全球网络信息空间可以横冲直闯而免受其他主权国家的“约束”。希拉里试图把自己装扮成网络世界里的“自由女神”，而隐藏在其“自由”面具背后的虚伪性却昭然若揭。希拉里在演讲中，悍然点名批评中国、古巴、伊朗、越南等是“实行书报检查、限制网络自由、逮捕批评政府的博客人的国家”，公开宣称将斥巨资“开发技术工具，使‘压制性国家’的网上活跃分子、持不同政见者和一般公众能够绕过网络检查”，“突破网络压制”。显然，这种言论包藏的险恶用心不言而喻。近几年来，互联网已成为美国政府对外拓展自身利益的一柄利器，成为许多国家的异见势力借以散布谣言、扰乱政局、煽动非法集会、挑动“街头政治”的重要工具，这不能不让人们对所谓的“互联网自由”保持警醒。
反观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管理，人们可以清楚地洞悉希拉里鼓吹的“互联网自由”的欺骗性。对于其他国家进行正常的网络监管，其动辄以“自由”为名，横加指责和干涉；而一旦遇到“维基解密”网站披露美国军事外交电文等事情，则完全置别人的“自由”于不顾，竭力进行打压。这显然是一种赤裸裸的双重标准，是一种典型的霸权逻辑。希拉里发表第二次演讲后仅仅48小时，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利伯曼与参议员科林斯、卡珀即联名提交了信息安全法案，其中规定：总统可以宣布“信息空间的紧急状态”，在此状态下，政府可以部分接管或禁止对部分站点的访问。这种含糊不清的“规定”，无疑是为自己实施网络霸权而有意准备的托词。希拉里的演讲遭到众多媒体的质疑和批评。越南《西贡解放报》曾发表题为《是网络自由还是网络统制》的评论文章称，希拉里的演讲充分暴露了美国欲将“互联网自由”拔高到人权层面，并借此干涉别国内政的图谋。英国《卫报》评论说：“希拉里的演讲给互联网自由投下了虚伪的阴影。”美国《佛罗里达鳄鱼报》嘲讽道：“谴责他国之前，希拉里更应该先用镜子照照自己的国家。”还有人曾著文称：“美国频频利用自身优势向他国输出美式意识形态，倡导‘互联网自由’的美国政府很多时候却掩耳盗铃，拿着‘宽己严人’的双重标准，到处挥舞道德大棒作恶不断”，并对其扼杀他国“互联网自由”的霸道行径进行了披露——
2003年伊拉克战争期间，伊拉克顶级域名的申请和解析工作被掌握着根服务器的美国终止，伊拉克被美国在虚拟世界里“抹去”。
2004年4月，由于在顶级域名管理权问题上发生分歧，“.ly”（利比亚顶级域名）瘫痪，利比亚在互联网上消失了三天。
2009年5月，根据美国政府的授意，微软公司切断了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五国的MSN即时通信服务端口。美国的理由很简单，就是担心这5个所谓的“敌对国家”会以某种方式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利益。
2009年6月，伊朗总统大选后局势产生动荡。美国政府下令“推特”网站推迟网络维护时间，帮助伊朗反对派传送信息，为伊朗局势煽风点火。
2010年1月，美国众议院通过决议，将三家中东电视台列入黑名单，表示将“抵制所有助长反美情绪的中东地区电视台”。[29]
对于“互联网自由”，中国政府看得相当透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2011年4月10日发布的《2010年美国的人权纪录》中一针见血地写道：
美国极力标榜和鼓吹互联网自由，而实际上，美国对互联网的限制相当严格。2010年6月24日，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家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通过对2002年国土安全法案的修正案《将保护网络作为国家资产法案》。修正案规定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拥有绝对的权力来关闭互联网，再次扩大了联邦政府在紧急状况下的权力。这只是目前美国政府对互联网限制的第一步，第二步是运营网站须经政府许可以及个人身份信息验证。美国一向在互联网自由问题上对人对己实行双重标准，对外要求别国提供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自由”，并以此作为外交施压和谋求霸权的重要工具，对内则对互联网进行严格管制。BBC2011年2月16日刊文指出，美国政府在鼓动“封闭社会”的人民争取互联网自由并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新闻管制提出质疑的同时，却在本国设立法律封锁以缓解维基揭密网发起的挑战。美国政府在国内对电子信息的自由流动非常敏感，但在国外却设法对互联网尤其是社交网络运用外交手腕。美国《外交政策》网站的文章也承认，“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态度依然充满问题和矛盾”。
三、美国的网络外交风头正劲
◎网络外交是美国政府在网络政治时代对外政策的一项新举措、新内容。美国大打“网络外交”牌，主要目的在于借助互联网推介其现行政策，传播其价值观念，提升其国际形象，拓展其战略利益。
希拉里连续发表“互联网自由”这种政治色彩极浓的演讲，无疑表明美国政府已经将“互联网绑上美国外交政策战车”[30]。近年来，“互联网自由”这一概念已纳入美国的外交政策框架，“网络外交”成为美国政府在网络政治时代对外政策的一项新举措，其在美国外交政策体系乃至整个政治领域的重要地位日益凸显。
有观察人士指出，希拉里在发表第一次“互联网自由”演讲的前几天，曾对美国IT界高层人士称，美国21世纪的重要策略就是利用Google、Twitter和YouTube 等技术力量来推动外交工作。[31]在第一次演讲中，希拉里公开宣称“美国已经将不受限制的互联网访问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优先点”。在第二次演讲中，希拉里大肆呼吁维护“网络上的表达自由”，并声称“关注和应对互联网自由受到的威胁已经成为我国外交人员和发展专家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正在我国驻世界各地的使馆和使团从事促进互联网自由的实地工作”。同时，她还宣称，为了使美国“能够随时通过尚未被有关政府封锁的联网渠道与人民进行实时、双向的对话”，美国在原有的法语和西班牙语之外，又推出了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推特简讯（Twitter feed），并将推出类似的中文、俄语和印地语推特。
毫无疑问，美国政府的网络外交，是美国整个政治方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美国的传统外交发展至互联网时代的一种新拓展、新表现。作为一种新的外交方式，网络外交显然是网络传播新技术与传统外交的结合物。从现实条件看，网络外交的提出及推行，一方面与公共外交的兴起有关；另一方面与互联网的日益普及和广泛应用特别是美国强大的网络科技优势有关。
1965年，美国学者埃德蒙德·古里恩（Edmund A. Gullion）提出了“公共外交”的概念。相对于“政府外交”而言，公共外交是以普通公众为对象而不是以政府领导干部为对象；在实施方式上，这种外交主要是通过各种传播手段接触外国公众，告知外国公众，进而说服和影响外国公众，消除他们可能存在的误解，提升本国的国家形象与国际影响。实践表明，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公共外交对于推进对外交流颇具积极意义。美国高层对此甚为关注。身为奥巴马政府高级技术顾问的亚历克·罗斯（Alec Ross）认为，21世纪的外交已不仅仅是政府与政府间的活动，而应成为政府与人民、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活动，最终演变成为“人民与人民并与政府间的活动”（people-to-people-to-government）的外交模式，同时，他一直倡导积极利用先进通信方式从事外交活动。[32]显然，互联网恰恰为推行这种公共外交模式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众所周知，互联网的迅猛发展和广泛普及，使之已成为公众与公众、公众与政府之间沟通交流的便捷桥梁，成为不同地区、不同国家、不同群体、不同组织相互联系的有效平台。作为互联网的发源地和网络应用最发达的国家，美国在互联网的建设、运用和管理等方面拥有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强大优势。Web2.0、Web3.0时代的到来，促使世界各地网民之间的互动和沟通更加便捷，更为活跃。特别是对于作为网络用户主体的年轻人来说，利用互联网获取信息、表达意见、参与社会活动，已成为一种普遍性的习惯。美国政府对此非常清楚，利用互联网加强对年轻一代的争夺，自然是其外交战略中的题中之义。2010年9月10日，希拉里在参加美国官方举办的“民主短片竞赛”活动颁奖仪式时曾说：“我们经常在国务院这里谈到有必要用21世纪的外交来解决21世纪的种种问题，而直接与全世界人民特别是年轻人联系正是21世纪的外交核心。”[33]
从本质上说，美国政府推行网络外交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借助国际互联网这一自身主导的全球性信息流通平台，利用网络传播的新技术新应用，对外推介美国的现行政策，传播美国的价值观念，提升美国的国际形象，拓展美国的战略利益，增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近年来，互联网已成为美国政府重要的外交工具，其既是美国对外传输政治、文化、商业等各种观念和资讯的绝佳渠道，又是美国借以干涉他国内政、实施政治压制的一个幌子。在中东、北非国家出现的“茉莉花革命”中，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网站担当了美国政府网络外交的急先锋，不仅为美国政府传播政见、开展公共外交提供了有力支持，而且在煽动公众不满情绪、挑拨矛盾冲突、引导舆论走势等方面发挥了“鼓风机”的作用。《纽约时报》曾刊文称，Twitter、Facebook、YouTube等社交网站已成为美国“外交箭袋中的一支新箭”。
随着“白宫2.0”时代的到来，美国政府不断掀起网络外交的旋风，组织策划了一系列网络外交活动，且在议题设置、过程控制等方面日臻娴熟老到。比如，2009年11月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时，美国政府在实施网络外交方面即下了很大气力。首先，美国驻华大使馆在奥巴马访华的前几天组织了一次中国博客吹风会，邀请了8名知名中国博主与9名美国使馆领导干部、白宫专员讨论奥巴马访华事宜和中美关系，北京的现场还视频连线上海、广州，使身在沪、穗两地的多位博主亦能参与讨论。在奥巴马抵达上海之前，美国驻华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开启通过CO.NX网站，征求中国网友向奥巴马的提问。网站首页写道：“如果你可以向奥巴马总统提一个问题，你会提什么问题？”在网页中，网友无须注册便可以访客身份参与，输入昵称便可参与讨论和网页设置的调查。同时，美国大使馆还在腾讯网开设了官方中文博客（usembassy.qzone.qq.com），呼吁中国网友提交自己最想询问奥巴马的问题。应当说，互联网在此次重要外交活动中的运用是相当成功、效果显著的。
实践表明，网络外交作为美国外交战略的组成部分，其基本使命是为美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在具体实施上，网络外交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直接配合美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利用网络传播手段进行针对性的政治营销，以期促进交流、扩大影响；二是经常性地利用网络渠道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其所谓的“民主、自由、人权”理念和政治主张，旨在对其他国家的意识形态产生深远影响；三是借“网”说事，打着“互联网自由”旗号，在其他国家培植亲美力量、提供技术支持，不断扩张自身在国际互联网上的版图，或通过对目标国家“挑刺”、施压，以实现自身的外交目标。
当前，美国的网络外交风头正劲，其对美国的政治生活赋予了一种独特的网络元素。当然也不难看到，随着2013年“斯诺登事件”和“棱镜门”浮出水面，美国政府在网络外交中一直高腔高调、咄咄逼人的形象显然被泼了一瓢冷水，弄得颇为尴尬。受此影响，美国的网络外交活动或许会在世人的质疑、嘲讽、批评和抗议中稍见收敛，但为长远战略利益计，美国的网络外交绝对不会因此而止步。2014年5月美国司法部以所谓“网络窃密”为由起诉5名中国军官，这一“贼喊捉贼”、混淆视听的行径，即令人警醒。
第二节 世界各国逐鹿互联网
美国著名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曾经断言：“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拥有了世界。”美国“智库”兰德公司认为，工业时代的战略战是核战争，信息时代的战略战主要是网络战。[34]在西方政治家们看来，“制信息权”与制海权、制空权、制天权等同等重要，“谁能领导以信息革命为主导的新一轮科技革命，谁就能在未来世界政治格局中占据领导地位”。[35]换言之，如果谁忽略了网络，丧失了信息优势，谁就可能被世界潮流所抛弃。正因如此，互联网日益成为全球政治明星们热心追逐、施展身手的时代新舞台，成为世界各国拼力争夺、竞相角逐的战略新高地。
一、各国政要热衷于网上冲浪
◎网上冲浪是近十年来世界政坛的时尚之举。越来越多的政治明星日渐卷入全球网络政治大潮。在互联网上，世人既可看到他们的亲民形象和政治风采，也可强烈感受到他们对网络新技术的积极应用、对政治目标的用心追求。
美国有一位记者曾这样感慨：“在西方政界，如果还有谁不迅速从电视政客转变成网络政治家，他肯定会被选民抛弃。”[36]其实，不仅竞选活动深受网络运作之影响，其他各类政治活动莫不如此。作为政治营销的重要工具，互联网越来越受到各国政要的倚重。随着互联网对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对政治外交事务影响日深，各国政要热衷于网上冲浪已成为一种潮流，越来越多的政治精英利用互联网传播政见，阐释政策，设置议程，疏导民意，建构形象。尤其是在全球公共外交日渐兴起的新情势下，利用网络新技术新应用加强与公众的沟通互动，扩大自身的世界性影响，越来越成为各国政要的首选。让我们简要扫描一下美国和中国之外的一些国家领导人在网上冲浪的身影——
俄罗斯：普京/梅德韦杰夫
2006年7月6日下午5时，俄罗斯总统普京出现在克里姆林宫的电视演播室内，第一次在网上直面上百万网民，通过“网络直播”形式回答老百姓的各类提问。2008年10月31日，时任俄罗斯总理的普京开通了个人网站，内容涉及其出任总理职务后的工作情况，访问者可以通过互动地图知道普京的行踪，还可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普京提问。
梅德韦杰夫喜欢上网，2007年2月2日，其曾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通过人民网与中国网友对话交流。他说：“我每天都使用网络，每天要几次上网，我认为网络是一种非常先进和非常有效的信息交流方式，它具有非常广阔的全球性前景，不管从书面交流上和通过新技术传送文件来说都是非常方便的，网络会有非常好的发展前景，我很高兴俄罗斯和中国都有很多的网民使用互联网，我认为这种交流方式非常好。”出任总统后，他还开通了自己的视频博客。他和普京两人，都是人气很高的博主，且非常重视与网友进行网上互动。
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布莱尔/布朗
2007年12月23日，“伊丽莎白女王YouTube王室频道”正式开通，已有81岁高龄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首个开通视频的王室成员，她当日发表讲话，世界各地的网友都能在YouTube上听到她的圣诞祝福。
布莱尔首相是一个比较时髦的人。据英国媒体报道，他曾通过MSN即时通信软件与网友进行过长达45分钟的视频聊天。2006年1月，英国《太阳报》的网站上发表了布莱尔的第一个播客节目，因此他被称为“英国有史以来第一位播客首相”。除此之外，他还有自己的博客。
布朗首相是一个公认的严肃的政治家，但近年来却成为一个很“新潮”的网络政治明星。除了定期通过在线视频网站YouTube向网友发表政策讲话外，他还在首相府网站专门设立了与公众对话的在线平台，只要注册就可以即时收到有关布朗的行程和工作的信息，甚至有布朗以第一人称抒写的“心里话”。
德国：默克尔
据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德国总理默克尔是世界上第一位开设播客的政府首脑。2006年世界杯开幕的前一天，默克尔播客正式上线，这位政界“铁娘子”在开篇中竟然大谈对世界杯足球赛的看法和观感。在录像致辞中，默克尔谈到了她与德国队主教练克林斯曼和球员们见面的情况，大力称赞球员们高涨的比赛热情，同时还强调说：“新科技手段吸引的不仅仅是年轻人，我也喜欢新科技。”显然，默克尔是希望在全世界聚焦德国的时刻，不失时机地展现一个现代、开放、充满活力而又富有创意的科技大国的形象，同时也借机展现自身的魅力和风采。之后，其播客主题主要涉及时事政治、政策导向，通告公众关注度高的政坛新动态，且一直坚持每周更新一次。有评论认为，物理学家出身的默克尔开世界首脑播客之先河，其行为背后隐含的政治意义耐人寻味。
日本：福田康夫/鸠山由纪夫
2008年元旦，日本第91任首相福田康夫在全球最大视频共享网站YouTube上开播网络视频，播出个人视频文件，世界各地的网友可以通过“YouTube日本自民党频道”收看福田康夫的新年致辞。这段5分钟的视频分为英文和日文两个版本，主要谈及新一年全球面临的各种挑战，并承诺在寻求解决办法方面发挥领导作用。有评论称福田康夫此举旨在吸引更为广泛、更为国际化的年轻人，提升本国形象，提高自身国际影响，并称“自民党是最先在YouTube上开设频道的日本政党。”
无独有偶。2010年元旦，日本第93任首相鸠山由纪夫在推持（Twitter）上注册了账号，开通了个人博客“鸠Café”和微博，并在Twitter上向网民致以新年祝福，表示自己日后会争取每天更新一次推持（Twitter），每周更新一次博客。他在第一篇博客日志中说：“我写博文的目的在于消除民众和政治之间的隔阂，并希望我们一起来改变这个国家。”在其执政期间，鸠山由纪夫还曾在YouTube上发表过视频讲话。
韩国：朴槿惠
韩国总统朴槿惠2004年便开始利用网络个人空间与公众进行交流，开启了政界人物网上与公众交流的先河。时至2012年8月，已有1116万人点击访问了她的个人空间。2013年7月，朴槿惠在推特（Twitter）、脸谱（Facebook）等社交网络的影响力持续增长，在全球505个领导人和机构推特中排名第41位。。
有人说，要想了解朴槿惠从政后的生活和想法，最便捷的途径就是点击翻阅她在网络个人空间发表的记事栏。尽管政界事务甚忙，但她一直坚持通过网络人个空间与公众直接交流，借以吐露自己的心声。2013年8月，朴槿惠曾在脸谱（Facebook）上公开了一名7岁小朋友寄给自己的两封来信和一张“总统画像”，并勉励她学习汉语和英语。2014年中秋，朴槿惠在脸谱（Facebook）上上传了自己的照片，并向韩国民众致以佳节问候。
朴槿惠在日记中说：“我真心希望网络个人空间能成为一个互相鼓励、共同分享爱意的平台。”她在个人空间的留言简单明了、情感真挚，大多都是勉励寄语，容易让年轻网友产生共鸣。
伊朗：内贾德
伊朗前总统内贾德是世界上最早开设个人博客的国家领导人之一。早在2006年8月，内贾德就开设了自己的博客。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用四种语言玩博客，其博客有阿拉伯语、英语、法语和波斯语四种版本。内贾德将目光投向“国际听众”，希望借此更广泛地传播伊朗的声音。内贾德的博客在国内外颇受关注。据美国博客搜索引擎统计，在世界5000多万个博客站点中，内贾德的个人博客点击排在3700多名。
在外界看来，伊朗是一个有点神秘的国家，然而在与互联网有关的统计数字上却非常惊人：人均网络日志拥有量世界第一。伊朗领导人支持博客发展，他们认为“真实世界的分级体系阻止了真相的揭示，而在虚拟的世界里这种情况则不存在。博客与网站将超越传统媒体成为更受瞩目的焦点。”伊朗前总统哈塔米、前副总统阿布塔希等都是伊朗博客圈子中相当活跃、人气较旺的政界人物。
委内瑞拉：查韦斯
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乐于通过微博治国理政，与国民进行双向互动。其微博的最大特点是个性化色彩浓厚。查韦斯在现实生活中喜欢对政敌“开炮”，在微博中照样不失“毒舌”风范。他的微博用户名是“chavezcandanga”，在西班牙语中意即“意志力最强的叛逆者”。他在微博中宣称自己是“委内瑞拉共和国玻利瓦尔人的总统，社会主义者和反帝战士”，他的微博经常用于反击政敌。他“推”出的第一条信息是：“胜利属于我们”——借微博向反对派叫板。其微博中不乏大胆的言辞，加之事实上他敢于和美国叫板，因而他的微博人气挺旺。此外，他的微博更新相当频繁，被封为“更新王”。尽管网友们不太熟悉的西班牙语拉低了他的受关注度，不过其粉丝量仍超过百万。
限于篇幅，兹不尽述。环顾全球，我们不难看到，不仅西方政要们热衷于借助互联网开展内政外交，东方政界近年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网上政治明星，日渐卷入全球网络政治的大潮中。比如，越南、泰国、马来西亚、朝鲜等国家的领导人上网冲浪亦已渐成趋势。2006年美国社交网站推持（Twitter）上线后，备受各国政要推崇，“微博外交”迅速成为政坛时尚。有报道称，截至2011年7月，全世界有60多位国家领导人开通了个人微博。除了上文提及的人物外，英国首相卡梅伦、西班牙首相帕萨特罗、智利总统皮涅拉、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泰国前总理阿披实等均是颇受网友关注的“微博新秀”。
透过各国政要们网上冲浪的身姿，世人既可以看到他们的亲民形象和政治风采，也可以强烈感受到他们对网络新技术的积极应用、对政治目标的用心追求。尽管每个人的驭网能力高低不一，其效果也有好有差，但是东西方国家政要们网上冲浪的主要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通过网上的表达、互动和沟通，增深了解，消除隔阂，提升声誉，争取支持。时下，互联网已成为这些政要们“宣扬党派理念、民生政策、外交事务的‘扬声器’，收集信息、答疑解惑、引导舆论的‘校音器’，也担当了争取选票、抵制异见、维护稳定的‘稳压器’”[37]。可以预言，在各国政要的共同推动下，全球网络政治的浪潮必将日益高涨。
二、美国竭力谋求全球“制网权”
◎美国在当今国际互联网上拥有决定性的主导权。为了牢牢掌控“制网权”，美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极具攻势性的战略举措。其使当今全球政治生态日趋复杂化，也必将对未来的世界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当今世界，美国牢牢掌握了国际互联网的命脉。目前，全球互联网的最高管理机构是1998年设在美国的“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公司”（英文缩写为ICANN），它决定着IP地址的分配、域名和根服务器系统的管理，以及相关政策、协议和技术标准的制定。ICANN虽然是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组织，成员涉及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西、墨西哥、荷兰、葡萄牙、西班牙、中国、日本、韩国等诸多国家，但实际上一直为美国政府所操纵。
首先，美国通过把持ICANN独揽了对根服务器的管理权。根服务器是国际互联网运行的中枢神经。谁控制了根服务器，谁就掌握了整个互联网的控制权。目前全球13台根服务器中，有10台在美国（其余3台分别在日本、英国和瑞典），且这13台根服务器均由ICANN管理。若用电话网络来比喻，美国控制了根服务器，就好似控制了全世界电话网络的总机。如果美国中断根服务器，全球网络通信将立即瘫痪，各国各地区之间的互联互通将随之终止。
其次，美国不仅拥有国际互联网高速公路的主干线（任何国家和地区的支干线间的通信都要经过美国的主干线），而且还拥有网络域名的专控权和否决权。从理论上讲，美国可以控制任何支干线的交通，可以拒绝任何人访问互联网，还可以随时让任何一个国家从互联网上消失。比如，如果美国想在网络通信方面制裁伊朗，只需在互联网网址上删去目前代表伊朗的域名“.ir”，伊朗就不能再与外界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联络，其他国家的网民也将无法登录伊朗网站获取相关信息。
除此之外，美国还控制了互联网领域的核心技术，掌握着技术标准（制式）和相关“游戏规则”的制定权。通过技术手段，美国可以掌控互联网的访问过程，任意监控其他国家的互联网主机，随时监视其他国家互联网的使用情况。
毫无疑问，美国在互联网上掌握了决定性的主导权，拥有其他国家难以比肩的绝对优势。其在网络空间的强势地位，远远超出了其在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领域的地位。然而，美国并不止步于眼前，为了继续保持和强固自身的网络霸主地位，牢牢掌控“制网权”，美国政府近年来采取了一系列极具攻势性的战略举措。
一是大打网络安全牌。美国对网络空间的战略价值相当看重。早在2005年，美国国防部明确将网络空间看作与陆、海、空、天（太空）同等重要的“第五空间”。2009年，美国军方提出：“21世纪掌握制网络权与19世纪掌握制海权、20世纪掌握制空权一样具有决定意义。”尽管美国掌控的网络空间主导权至今无人可以争锋，但是随着世界各地网络应用水平不断提升，加之各类黑客攻击事件时有发生，美国日益意识到来自信息安全方面的种种挑战。2008年2月，美国国家情报总监麦康奈尔在《2008年度威胁报告》中首次抛出“网络安全”（cybersecurity）问题。同年，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期间曾指出网络安全对美国的重要性，他甚至将来自网络空间的威胁等同于核武器和生物武器对美国的威胁。执掌权杖后，奥巴马政府更是大打“网络安全牌”，大肆渲染国外黑客或敌对势力对自己的网络威胁，以便为构建美国主导的全球网络安全机制做好铺垫。2011年5月，美国政府出台了一份由奥巴马总统撰写前言的战略文件——《网络空间国际战略》（International Strategy for Cyberspace），全面阐述了美国针对网络空间的国际政策，宣称美国将通过多边和双边合作确立新的国际行为准则，增强网络防御能力，全力应对来自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对网络安全的潜在威胁，其不仅将网络安全提升到与经济安全和军事安全同等重要的高度，而且将网络空间视为新的战争领域，扬言为了保护美国网络安全，美国将不惜动用军事力量。
二是建立网络战司令部。美国是全球首个公开将战争机构引入互联网的国家。2009年6月23日，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公开宣布将组建“网络战司令部”，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互联网战争。2010年5月21日，美国网络战司令部作为美军网络战方面的最高统筹管理部门在马里兰州的米德堡陆军基地正式建立。它是美国战略司令部的一个次级司令部，编配的现役军人和文职人员共约1000人，承担着“集中当前所有网络空间资源，创造当前组织所不具备的协调效果和统一作战行动来防御信息安全环境”的责任。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该司令部拥有一个全天候战备值班的作战中心，已于2010年10月1日开始战备值班，严密监控美军各大网络的运行情况，防范可能面临的黑客攻击。其实，美国一直在为组织网络战司令部做准备。比如，在1995年，美国国防大学信息资源管理学院就培养了第一批“网络战士”。2001年“9·11”事件之后，布什政府组建了美军历史上也是世界上第一支网络黑客部队。2007年2月，这支部队被正式编入作战序列，“网军”作为独立兵种应运而生。随后，美国海陆空三军都组建了各自的网络部队。美军网络战司令部的建立，理顺了美军的网络安全领导机制，意味着美军的网络统筹协调能力大为增强。
三是加紧抢占网络军事制高点。自20世纪90年代美军率先提出“网络战”概念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巩固自身在网络空间的绝对优势，注重保持自身在软硬件建设及其在网络应用中的领先地位。尽管美国在网络核心技术、人才储备、资金保障等方面远远超过其他国家，且牢牢掌控了根服务器、网络通信操作系统、数据库等方面的管理权，然而美国坚持将巩固网络优势作为增强其核心能力的重要内容，仍然在为能更加便利地实施网络霸权做准备。近年来，美国大力研发进攻型网络武器，加紧抢占网络军事制高点，其在互联网领域的军事化建设不断升级。有资料显示，美国五角大楼已制定了一份网络武器和工具清单，其中包括能破坏对手重要网络的电脑病毒，这份清单对美国如何开展网络战争提供了依据。网络武器清单现已投入使用，并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等机构的认可。这份清单表明，在总统的授权下，美国军方可以入侵外国电脑网络，展开目标攻击，并留下日后可以激活的病毒。还有消息称，美国已在全球范围建立了一套名为“梯队”的监控系统，该系统具备全面监听电话、手机、传真、电子邮件、网页浏览、即时通信等各类通信手段的能力，每天能够监听10亿次的通信。[38]此外，美国军方还率先建立了网络对抗训练模拟系统，其内部每年都要举行网络攻防演习，同时还联合英、法、日等盟国进行大规模网络战演习，以检验和提升自身在网络空间的战斗力。
从上述举措中，人们不难看透美国政府的真实意图——简言之，就是要竭力谋求“制网权”，巩固自身在网络空间的霸主地位。正如英国观察家奈杰尔·殷克斯特（Nigel Inkster）所言：“美国在传统武器、核武器和太空领域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正谋求在网络空间领域取得同样的统治地位。”[39]值得注意的是，美国谋求“制网权”的种种举措，弥漫着浓烈的火药味。五角大楼出台的新战略将“网络攻击”视为“战争行为”，并声称“如果你关掉我们的电网，我们也许会向你们的烟囱里发射一枚导弹”[40]，这种强硬的“震慑”态度不能不让人忧虑。
作为冷战的产物，互联网自问世之日起即烙上了鲜明的军事化印记。如果美国为独占“制网权”而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则极有可能加剧网络竞争的军事化色彩，引发互联网领域的军备竞赛。这对全球安全稳定而言，显然不是好事。从政治视角看，互联网既是美国掌控未来战争局势的战略资源，更是其实现政治图谋、把控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工具。美国政府在网络空间悍然采取一系列攻势性行动，无异于是在大力推行一种新型的霸权主义。它使当今全球政治生态日趋复杂化，也必将对未来的世界政治走向产生深远影响。
三、群雄并起促推多极化格局日渐呈现
◎随着各国的信息主权意识不断增强，构建全球网络传播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互联网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角逐的重要战略领地。在此背景下，群雄并起，千帆竞发，未来的网络空间格局必将日趋多极化。
随着互联网对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的影响日益凸显，世界各国对网络空间的战略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刻。特别是美国牢牢掌控互联网的命脉，且经常打着各种幌子实施网络霸权、谋取自身利益，致使网络空间暗战频现，这对其他国家无疑形成了巨大威胁。近年来，互联网上的意识形态之战、政治颠覆活动乃至各类军事对抗行为愈演愈烈，对许多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政权稳固和国家安全带来了严峻挑战。在这种背景下，世界各国的信息主权意识不断增强，构建全球网络传播新秩序的呼声日益高涨。除了信息发达国家强烈要求在网络空间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外，许多发展中国家也在奋起直追、不甘示弱，主动加大网络建设投入力度，努力填补“数字鸿沟”，并纷纷将维护网络安全列为重大战略发展议题。当前，互联网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角逐、拼力争夺的重要战略领地。美国独霸天下的单极化格局正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取而代之的必将是千帆竞发、群雄纷争的多极化趋势。
英国：积极应对“无边界战争”
英国是信息网络化程度较高的国家。从1994年起，英国政府逐步加强电子政务建设，积极发展电子商务，大力促进全民上网，网络应用整体水平不断提升。进入21世纪以来，英国政府在建设“电子政府”的基础上，又提出建设“电子英国”、“宽带英国”的目标，先后制定了《信息时代公共服务战略框架》、《21世纪政府电子服务》等一系列战略规划。有资料称，英国政府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了所有政府部门内部、部门与部门之间在同一个交互系统上进行协同工作、知识共享的政府。
英国对网络安全问题相当重视。据媒体报道，英国军情六处早在2001年就秘密组建了一支由数百名计算机精英组成的黑客部队，该部队还吸收了大量有前科的民间黑客。从机构设置看，其主要活跃于情报领域。2009年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Robert Gates）下令建立网络司令部后，英国反应强烈，随即宣布成立网络安全办公室和网络安全行动中心，开始组建“网络兵团”。2010年10月，英国政府制定并公布了《国家安全战略》，将网络战列为英国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在大幅削减国防预算的同时，英国政府却额外投入6.5亿英镑（约10亿美元）用于保障国家网络安全。
最近几年，英国高层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加强应对网络战的必要性，并频频出招，旨在全面提升网络空间战斗力。2010年11月，英国效仿美国启动了一个被外界称为“网络战靶场”的国家级网络实验场，并计划与美国的相关机构对接，以便进行高烈度的网络战演习。2011年1月，英国国防参谋长戴维·理查兹（David Richards）对媒体称，在未来战争中，网络攻击将成为主要战斗武器，“正如今天的坦克和战机一样”，还透露英国拟模仿美国设立英国版的网络战司令部。之后，英国负责防务的国务大臣尼克·哈维（Nick Harvey）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互联网与别的战场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战略性意义，并首次承认英国正在着手研制网络武器，以应对互联网上这场“无边界的战争”，维护国家安全。
法国：大力打造“数字共和国”
20世纪90年代，法国民众的互联网普及率与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一度相对落后。自1998年颁布《社会信息化行动纲领》后，法国奋起直追，连续采取了多项措施以弥补“数字鸿沟”，网络发展非常迅速。2002年11月，法国政府曾提出《RE/SO2007信息社会数字共和国规划》，旨在打造一个强大的“数字共和国”。
法国政府重视推进宽带网络建设和互联网的应用推广。近年来，法国积极实施数字经济战略，通过推出“宽带计划”、推行社会资费等一系列措施，有效地促进了“数字共和国”的发展。2009年6月，为加强宽带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政府发布了法国“宽带计划”，预计用15年时间，即到2025年法国100%家庭实现宽带覆盖。为了保障低收入人群共享互联网服务，法国政府推出了“互联网社会资费”，低收入人群每月只需花费不高于23欧元的资费即可享受无限的互联网与固定电话服务。2012年1月，法国政府发布了《数字法国2020》，其中提出了发展固定和移动宽带、推广数字化应用和服务、扶持电子信息企业发展等三大战略任务，以及2012年城市农村推广4G网络、2020前普及电子政务等具体目标，旨在通过相关措施的实施，促进信息产业的发展，使之成为法国推动发展、增加就业、提高竞争力的第一动力。
法国在推崇保护网络自由的同时，也注重保护国家和个人的信息安全。2011年5月，法国总统萨科齐（Sarkozy）在“网络G8论坛峰会”讲话中强调要加强互联网管理，同时特别提及突尼斯和埃及的“茉莉花革命”，称世界各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由互联网引发的革命。随着网络安全问题日益突出，法国成立了信息系统安全局，专门负责预防和应对网络攻击。2009年11月，美国白宫国土安全局前顾问保罗·库尔特（Paul Kurtz）发布的报告《近在眼前：走进网络大战的时代》列出了积极备战“网络战”的国家名单，法国赫然在列。2011年5月，法国宣布将仿效美国组建“网络战快速反应部队”，以加强网络空间作战能力。
德国：深入推进ICT战略
德国堪称欧洲信息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德国政府历来重视信息技术应用。1999年，德国政府制订了“德国21世纪的信息社会”行动计划（简称“D21”）。该计划有三个基本目标：一是发展传输速度更高的互联网基础设施，二是实施“全民享有互联网”（Internet for All）项目，三是帮助平时接触不到网络的弱势群体也能够上网。继“D21”之后，德国政府又先后制订了“2005联邦政府在线计划”、“2006年德国信息社会行动纲领”和“数字德国2015”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战略，旨在全面推进信息化建设，提升网络应用水平。
德国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但在推进信息技术应用方面，德国政府则打破常规，充分利用了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效果显著。比如，在电子商务方面，德国在欧盟排名第一，其ISDN[41]用户数世界第一；在电子政务建设上，德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电子政府标准的国家；早在2001年，德国所有的学校就连通了互联网。近几年来，德国在改善网络通信基础设施方面下了很大功夫。当前，德国正在大力支持ICT产品与服务的生产、出口和相关研究，逐步实现下一代高性能网络的全覆盖，积极打造安全可靠的“数字德国”。
德国政府把互联网视为与能源供应和供水系统一样重要的“关键的基础设施”。为了应对日益严重的网络安全威胁，保护信息技术系统免受攻击，加强国际间的有效合作，德国政府于2011年2月23日通过了“德国网络安全战略”，其核心内容是拟成立一个“国家网络防御中心”，负责统一协调全国力量应对“网络战”工作，具体任务是收集、分析德国受到有关网络威胁和攻击的信息，并给相关机构提供对策。
俄罗斯：着眼打赢“第六代战争”
随着全球信息化步伐的加快和新军事变革的深入，俄罗斯对国家信息安全的重视程度日益提升，信息网络安全已纳入国家安全战略。普京总统曾多次强调：“信息资源和信息基础设施已经成为争夺世界领先地位的舞台，未来的政治和经济将取决于信息资源。因此，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对国家的前途、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42]
20世纪90年代初，俄罗斯就设立了专门负责网络信息安全的信息安全委员会。1995年，俄罗斯宪法将信息安全纳入国家安全管理范畴，颁布了《联邦信息、信息化和信息网络保护法》。2002年，俄罗斯信息安全委员会通过《俄联邦信息安全学说》，将网络战称作“第六代战争”，对国家信息网络安全面临的主要问题和网络战武器装备的现状、发展前景及防御方法等进行了详尽论述，为俄方网络战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为加强对国家网络安全的保护，近年来俄罗斯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是不断完善网络信息安全立法；二是建立网络信息安全保障体系；三是加强网上安全检查，防范“网络革命”；四是支持军方研制网络信息武器，提升网上攻防能力；五是扶持信息产业，发展电子政务和电子商务，着力打造“电子俄罗斯”。随着国内网络犯罪日益猖獗，俄罗斯政府不断加大网络信息安全保护力度，专门组建了“网警”K部，具体负责网络安全工作。鉴于目前一些国家正在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破坏他国重要战略目标，以谋求军事政治目的，俄罗斯也正在考虑在军事部门建立相应机构，负责利用互联网实施军事政治行动。在网络攻防技术方面，俄罗斯军方也取得不少成绩。据媒体报道，俄军现已开发研制了僵尸网络、计算机病毒、无线数据通信干扰器、网络侦察和数据收集工具等网络战武器，以及一种名为“隐身病毒”的反病毒技术。
印度：从“被动防御”到“转守为攻”
印度是一个软件大国，也是一个网络犯罪活动比较严重的国家。随着近年来信息产业迅猛发展和互联网热潮的到来，印度日益重视网络安全问题。2000年6月，印度政府专门针对网络犯罪颁布了《信息技术法》，为打击网络犯罪、维护网络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自2001年起，印度开始在各主要城市设立专门对付黑客、打击网络犯罪的网络警察局，设计了捉拿网络罪犯的软件系统，并且对网络警察进行专业化培训。同时，印度警方重视利用多种方法，提高公众的网络安全意识。
随着网络空间威胁日益显现，近年来印度军方已开始涉足这个未来战场，通过加大投入，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积极准备应对网络战。据媒体报道，目前印度军方已组建了陆海空三军联合计算机应急分队，并计划征召黑客入伍。同时，印度军方在位于新德里的陆军总部建立了专门负责网络中心战的网络安全部门，他们还将在所有军区和重要军事部门的总部建立网络安全分部。为了提高网络安全性，印度军方还花费巨资开发保密数据信息传输网络，为海陆空三军提供安全可靠的语音、视频、数据和其他通信服务。此外，印度政府正着手建立一套“国家网络警报系统”，旨在加强政府及相关部门对未来网络安全事件的早期预警与及时有效应对。[43]
最近几年，印度高层提出了“网络战要转守为攻”的战略思想。国家安全顾问梅农称，印度将不再局限于“被动防御”，而是将组建专门的网络战部队，以先发制人的方式突破对手的安全防御，负责入侵敌国电脑刺探机密材料，印度政府将全力解决相关的法律和人才招募障碍。对于此前印度被迫在网络攻防战中采取防御态势，《印度时报》曾感叹称：“印度对日常攻击已能有效防御，但印度的报复性进攻系统尚未建成。”[44]下一步，印度军方将充分发挥本国软件优势，加快推进其“闪光信使”高速宽带网络和“第三只眼”海军保密数据信息传输网络的建设，利用各方资源对芯片技术、密码技术、数据安全等网络技术进行升级，以提高印度军方的网络战能力。顺便一提，印度方面一直把中国和巴基斯坦视为自己的网上对手。
日本：雄心勃勃的IT强国
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政府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口号。在全球信息化浪潮的冲击下，这一口号迅速演变成“IT立国”战略。2000年，日本成立了“IT战略本部”，任命了统一协调各省厅IT政策的IT大臣，提出了《IT国家基本战略》，决心在5年内建成世界上最先进的IT国家。2001年，日本政府公布实施《IT基本法》，正式提出“IT立国”的国家战略，并将“IT国家基本战略”正式确定为“E-Japan战略”，力图到2010年在日本实现“泛在网络”（即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任何物品、任何人均可上网的环境）之目标。
在“IT立国”战略的推动下，日本在互联网领域迅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在IT行业的国际竞争力不断提升，很快由原来的“追跑者”变为“领跑者”，积累了雄厚的信息科技实力。目前，日本已跻身互联网强国行列，在许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欧美发达国家，占据了国际领先地位。比如，日本在2005年即建成了全国光纤网；日本是当今世界超速互联网最发达的国家；日本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低廉且高速的宽带上网环境；日本已经在电视等家电数字化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作为IT强国，日本自然不甘在“制网权”上落后于人。近年来，日本大力拼抢网络战高地，针对网络战出台了一系列备战措施，不断扩大其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国际影响力。日本于2005～2009年度的《中期防务力量发展计划》明确提出了新的作战思想——“网络瘫痪战”。2011年，日本防卫省效仿美国五角大楼的做法，组建了一支由计算机专家组成的“网络空间防卫队”，隶属于日本自卫队指挥通信系统部。其平时的主要任务是负责进行反黑客入侵训练，对军人上网、军队网站和电子密码安全性进行24小时监视等，而在战时则专门从事网络攻击与防御，担负开展“网络瘫痪战”的任务。同时，日本还与美国建立了联合训练和演习机制，积极谋求网络空间的规则权及其在美日同盟中有更大的发言权。2012年新年伊始，日本《读卖新闻》爆出特大新闻称，日本正在加紧研制网络武器，欲武力争取“制网权”。
伊朗：自主研发“全国互联网”
2011年7月，伊朗政府宣布将于同年8月底启用其自主研发的“全国互联网”（又名“清真网络”）工程。这是伊朗实施其“互联网本土化”设想与规划的一个重大举措。2005年内贾德总统上台伊始，就提出了“互联网本土化”的概念。2010年12月，伊朗政府正式提出建设“全国互联网”的计划，拟于2013年前分阶段推广“全国互联网”。此外，伊朗还在研发国产的操作系统，准备推出一个服务于本国互联网的名为“Ya Haq”的搜索引擎，用以取代谷歌、雅虎等西方国家开发的互联网搜索引擎。
伊朗自主研发本土化互联网，充分展现了伊朗的信息主权意识。伊朗方面认为，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政治观、价值观和影响力是对其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重大威胁，而互联网则是西方国家传播、渗透这些“威胁”的重要手段，是西方国家对伊朗发动的一场“软战争”。伊朗建设“全国互联网”，就是要将境内互联网打造成一个符合本国价值观、伦理和道德标准的“清真”网络，以之与西方势力分庭抗礼。许多媒体称，伊朗拟以“全国互联网”取代国际互联网，既是为了摆脱自身在互联网控制权上的弱势地位，也是为了提高自身防护能力和对外反制能力、增强网络发展自主性的一种尝试。
近年来，伊朗面临巨大的网络威胁。2010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受到“震网”（Stuxnet）病毒攻击事件，就是例证。2011年1月，伊朗政府成立网络警察部门，以防止有人利用互联网从事针对伊朗的间谍及破坏活动。同年8月，伊朗政府宣布将建立正规的网络司令部，其任务是阻止敌对国家针对伊朗的网络恶意程序，并对其采取报复措施。观察人士认为，美国、以色列等国家是伊朗攻防的重点对象。有媒体称，伊朗在互联网领域实力不俗，其拥有世界一流的网络审查系统和相当先进的网络战武器，网络监听能力以及黑客攻击技术较强。2008年，伊朗国内曾举行过一场攻击以色列网站的竞赛，致使以色列众多网站陷入瘫痪。2009年12月18日，美国的Twitter网站被“黑”后，其主页背景变为黑色，上方用红色英文写着“这个网站被伊朗网络军袭击”，下方用白色英文写道：“美国自以为控制了网络，但实际并非如此。我们现在有能力控制网络，千万不要激怒伊朗人。”
《俄罗斯之声》曾在报道中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是“互联网的新时代”，在第二个十年，世界主要大国将在国际互联网平台上展开激烈角逐，各国不仅会加大对自身网络信息安全保护的资金投入，也将加强利用互联网传播本国政治理念、意识形态的力度。从目前局势看，互联网上的确可谓群雄纷争、千帆竞发。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印度、日本、伊朗等国家在互联网领域上各擅其胜、互相赶超的事实告诉世人，网络空间已不再是虚无缥缈的概念，而是世界列强的战略必争之地。
除了上述国家外，以色列、韩国、新加坡、澳大利亚、加拿大、巴西等国家均在提升自身实力、捍卫网络主权、应对网络战等方面不甘落后，其中有些国家还组建了网络战部队，设立了相关机构。尽管目前美国占据的网络霸主地位在短期内很难改观，但是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意识到网络空间的战略价值和网络战的巨大威胁，越来越多的国家不满于当下美国主导的单极化格局，它们或蓄势斗法、针锋相对，或缔结联盟、合力抗衡，或迎难而上、奋起直追，致使网上控制与反控制、渗透与反渗透的斗争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说，网络大战已不再是纸上谈兵，一场全球范围的极具对抗色彩的网络攻防战已经打响，未来的网络空间格局必将趋向多极化。在这种情势下，已经席卷全球的网络政治亦将变得更加波诡云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