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王对子良说：“大夫您亲自来献地，又令昭常镇守，这是怎么回事？”
子良说：“臣亲身受楚君的命令，昭常是假的，请大王进攻东地讨伐昭常吧！”于是齐王兴兵代东地，还没有到楚国的疆界，秦国的五十万兵就到了齐的边界。秦帅右壤说：“齐阻止楚太子归国，这是不仁；又要攻夺楚国的土地五百里，这是不义。如果退兵那就罢了，不然，我就要打了。”
齐王听了大为惊恐，就请子良归楚，又向秦派出使者，以解除齐的危难。楚未动一兵一卒，东地仍归属楚国。
智囊
围绕着楚东地五百里的归属问题，慎子和其它大臣们的共同思想是，既不承负言而无信的骂名，又不交出东地五百里。为此，派上柱国子良到齐国转交土地，以此证明楚王是守信用的。在此之前，先派昭常保卫这土地，他以大臣君保国的名义去做，既无损楚王的威望，又可保证土地的安全。这两个计谋，实际上可成为第一方案的两个方面。昭常自告奋勇地保卫东地，说明他保卫东地五百里不受外来侵犯，很有信心，再加上面对外敌侵略，楚军上下都会产生强烈的民族情绪，杀败齐军，保住东地是可能的。但齐国兵强马壮，人多势众，楚齐交战，也可能楚败于齐。为防止这一结局，便制定了应急方案，即求助于秦。慎子筹划的这一方案，确实很完美的。但后来事情的发展比预想的顺利，齐楚还未交手，秦军就到了，加速了整个方案的实现进程。
慎子为保住楚国地五百里的作法，可称一绝，这不是两手准备，而是多手准备，真是老谋深算，周到细密。客观形势的发展偶然性很大，并不是绝对确定、不可攻变的，出人意料、瞬息万变也是常有的事。为此，我们办事情、想主意，绝不能“一条道走到黑”，活动方案应该有足够的弹性，有多个可供选择项，这样，一旦形势发生变化，便不会因为某一个方案失败而一筹莫展，而是进退有路，应付自如。俗话说：“狡兔三窟，免去一死”，就是这个意思。慎子心术的高明之处，就在于此。
颜真卿未雨绸缪
唐朝时颜真卿为平原太守，正是安禄山权势气焰正盛时。
颜真卿借口雨季即将来临，不得不修城浚沟，暗中招募勇士、储存米粮防备安禄山侵袭，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天天与书生喝酒作诗。安禄山派密探暗中监视颜真卿的举动，见颜真卿只顾喝酒作诗，认为颜真卿不过一介书生，不足为虑。
不久安禄山果然造反，河东一带完全陷入贼手，唯有平原郡因颜真卿早有防范而未陷落。
碰到小贼寇，只要虚张声势恫吓一番就能退敌；遇到大贼寇，就必须有坚实的武力后盾才能与之对抗。本身没有实力，却虚张声势显示自己武力，是为杜绝对方有蠢动的念头；的确有实力而极力掩饰，表现出毫无防备，是为消除对方猜忌的心理。是虚是实，必须先要有深沉圆融的思虑，然后才能变通自如。其中的微妙之处，却不是三言两言就说得明白的。
智囊
如果让你来选，你宁可选十次未雨绸缪都不会选一次亡羊补牢，如果让你去做，你会做一次亡羊补牢就会想到未雨绸缪。未雨绸缪和亡羊补牢都是一种思想，也是一种行动，前者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是一种成熟，是一种大气，后者则是万事俱备，不见东风，是一种局促，是一种伤害。
未雨绸缪是智慧的体现。古人讲预则立，不预则废，就是要我们做好未雨绸缪的工作。未雨绸缪要有与时间赛跑的精神，现代人生活节奏快，充满了不稳定和不规律的因素，现代人生活忙，随境而迁，生活工作分的开，现代人生活在喧嚣的闹市中，你来我往，奔来走去，沦为时间的奴仆，从来没想过，时间啊，我要做你的主人。一个敢于与时间赛跑的人，他生活的很充实，充满了激情，有勇气未雨绸缪，所以他敢于胜利，从而善于胜利。一个会与时间赛跑的人，他是时间的主人，每天一份好心情，心静如水，闹中取静，静而生慧，他一定是个聪明人，善于未雨绸缪，善于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朋友当你处在忧困中时，你是否想到，你是否善于未雨绸缪了呢。
亡羊补牢也是一种智慧。古人失羊补牢，表面上，丢掉了几只羊是不小的损失，但得到的是一种方法，一种智慧。倘若亡羊者能正向迁移一下自己的智慧，推而广之，触类旁通，则是一种更大的智慧。我们今天非常羡慕那些风度翩翩的未雨绸缪，往往忽视了亡了羊还要补牢，忽视了推而广之，触类旁通。更可怕的是，我们怎样来看已亡的羊，也就是怎样看待我们曾有的过失。
李允则治沧州
北宋时，沧州城北面有一个旧的瓮城，刺史李允则想把瓮城合进去，和大城合二为一。但因当时朝廷与辽人修好，恐怕合城的举动会引发事端。
正巧北门外有一座东岳祠，李允则于是出资黄金百两，做为铸造香炉及其他供器的费用，祭典当日沿街鼓乐齐奏，信徒争相献金。李允则故意松懈防范，盗匪果真率众劫财，这时李允则才重金悬赏，沿途张贴告示紧急追捕盗匪，但一连多日无所获。
这时李允则又放出风声，说土匪将要从北边来，发文北界筑城保护神祠，不到十天城墙就已筑成。辽人虽知筑城之事，但并不觉得有异，这座墙就是现今的雄州北门城。
三月三日，李允则让大家在界河划船比赛，欢迎北方人随便观看，谁也没想到他是在练水战。州北有许多陷马坑，城下原建有瞭望楼，可望见十里之远。自从此处罢兵后，人们都不敢登楼。李允则说：“辽邦既已同我们讲和了，要这楼还有什么用？”于是命令把哨楼拆掉，把陷马坑填平，改为军人的菜园。同时挖井修沟，开垦菜田，筑建短墙纵横其中，还种了棘荆，这块地因此更加受阻难行。接着治理街坊小巷，把佛塔迁到北原上，百姓早晚登塔可以远望州里。李允则还不令，凡是有空地的都要种榆树。久而久之，榆树长满塞下。李允则对臣僚们说：“现在这么多树是步兵作战的好地方，不利于骑兵作战，敌人骑兵来了将无用武之地。种榆树难道仅仅为了多些建筑材料吗？”
李允则毫无架子，不摆威严，他有时出外散步，遇到老百姓就坐下同他们谈话。用这种方式了解民情。子犹说：“这就是象舜一样的大智。现在的人把矜持傲慢当作咸严，把刚愎自用当作果断。这样的人，就是富有千金也不能吸引一个谋士；就是有百万人被他统治，也不能得到一个为他而死的人。这些人无事时象猴一样戴上官帽，一遇到险情，则象老鼠一样逃窜。”
智囊
任何事情，通常都不能用“好”“坏”二字来下一个过于简单和绝对的结论。正如“这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也没有绝对的坏人”一样。
衡量一件事情做的正确与否，归根结底要看“实践”。实践证明：在当时多摆几个面孔是对的，那就是对的，反之就是错的。而确保所做的事经得起实践的检验，要学会的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摆什么样的面孔，摆在什么时间，完全要看当时的情况，要做的事情是灵活多变的。
有的领导坚持只用一副面孔，说什么“是就是，否就否”。这就将一切事物简单化了。这实际上是标准的形而上学。因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事情，每个事物内部都包含着矛盾的两个方面。老子说的“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也就是这个道理。也有的领导，面孔千变万化，让人莫名其妙，一会是“好，很好”，一会是“差，很差”。弄得公司职员畏首畏尾，什么事情也不敢放心大胆地去做，各种工作拖拖拉拉，严重影响工作的效率。但归根结底，责任在于领导。该变时不变，不该变时乱变，这样什么事情都不能办好。
总而言之，面孔的摆放，不是一成不变的，又不是毫无根据来回乱变的，领导不能当毫无原则的“千面人”，而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地加以运用，随机应变，使得面孔的摆放恰到好处，不愠不火。
中国古人讲：“万变不离其宗”。这个“宗”就是指“合乎实际情况，合乎道理”。变是一定要变的，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千变万化的。信息时代，生活瞬息万变。想单凭一张面孔就能应付所有的场合，是痴人说梦。
范仲淹救灾
宋仁宗皇佑二年，吴中地区发生了大饥荒。当时范仲淹任浙西太守，他散发粮食，招募民工，多存粮饷，想出来的办法都比较完备。吴中地区的百姓都喜好赛船，又喜欢做佛事，范仲淹就鼓励老百姓举行赛船比赛，而他自己在竞渡的日子里，大清早就出现在湖中的船上设宴观赏。从春天到夏天，吴中居民都出去游乐，在水边游乐，街巷都是空荡荡的。范仲淹又召集各个佛寺的主持，提醒他们说：“灾荒年景，工价十分便宜，可以大兴土木，翻修佛寺。”于是所有佛寺都开工修建房屋。同时他又让翻新新粮仓和官吏的住舍，每日雇用的劳力达一千人。这年浙东、浙西大闹饥荒，民不聊生，只有杭州的百姓比较安乐。
《周礼》中关于救济饥荒的条文说：“兴建土木用来召集失业的人。”这话很有道理。然而他人不能办到，能办到的是范仲淹。大凡能来旅游赛船的人，必定有足够的旅资。游者一人，而依靠游人生存的，不知有几十人呀！明万历年间，苏州一带有大灾荒。于是苏州管事者以灾年要节约为由，禁止游船招揽生意。大户人家的孩子们都纷纷到寺庙里办宴席来消遣取乐，而游船业数百人都因失业流离失所。不通时务者就是这样糊涂！
智囊
范仲淹是个聪明绝顶的政治家。他救灾的办法，按照时下的说法，不是“输血”，而是“造血”。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发掘多余的财物，让穷人得到好处，让那些有一技之长和靠力气吃饭的人，都可以从公家和私家那里做活以养活自己，而不至于让他们饿死街头。
范仲淹的聪明，还在于他利用了每一点商机。现在商场斗争激烈，凡被淘汰的，除了自身的原因以外，抓不住商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只要善于寻找机会，商机是处处存在的。
苏秦明疏暗亲仪
苏秦与张仪两人曾经同学，都是鬼谷先生门下学生。苏秦虽说动六国君王同意缔结合纵盟约以抗秦，但仍担心秦国会抢先攻打诸侯，使盟约在还没有缔结前就遭破坏。正忧虑没有可派遣去阻止秦国发动战事的人时，听说张仪落魄的窘状，苏秦就暗中派人指引张仪，劝他拜谒苏秦，于是张仪来到赵国求见苏秦。
苏秦一面命门客不许为张仪引见，一面又暗中想尽各种法子使张仪继续留在赵国。几天后，苏秦终于答应接见张仪，见了面却让他坐在堂下，赐他与仆妾同样的食物，接着责备他说：“以你的才能，竟让自己落得如此穷困潦倒的地步，凭我今天的地位，难道不能向各国君王推荐你，使你富贵显达吗？只是你实在不值得我收留罢了！”说完命张仪离开。
张仪除了大失所望外，也非常生气，他盘算各诸侯中没有一个值得他投效的，只有秦国能屈辱赵国，于是启程入秦。苏秦一面向赵王禀告张仪入秦之事，一面派人暗中尾随张仪，和他投宿同一客栈，慢慢接近他，并提供他车辆、马匹及金钱，不久，张仪终于如愿的见到秦惠王，秦惠王奉张仪为客卿，与他商议如何攻打诸侯。
这时那位帮助张仪的友人却向他辞别。张仪说：“靠您的帮助，我才得以显贵，现在正是我该报答您的时侯，您为什么要离我而去呢？”友人说：“并不是我能知遇你，而是苏秦。苏秦担心秦国攻打赵国会破坏合纵的盟约，认为非你不能掌握秦国政权，所以故意激起你奋发的心志，派我暗中资助你。现在你已得到秦王重用，我的任务已经完成，请让我回去复命。”
张仪听完友人这番话，感叹的说：“唉，这都是我所学过的谋术，现在苏先生应用在我身上，而我竟然一直没有领悟到。我的才能实在不如苏先生，现在我刚被任用，怎么会图谋攻打赵国呢？请您替我谢谢苏先生，只要苏先生在，我怎敢奢谈攻赵，又怎么有能力和他作对呢？”终苏秦之世，张仪不敢图谋攻赵。
宋高宗绍兴年间，殿帅杨和王有位昔日在军中结拜的兄弟，北代州的卫姓校尉前来拜见。杨和王初见他面非常高兴，命夫人出厅拜见，以兄长之礼待他，并频频询问近况。两天后，杨和王的态度突然变得疏远，见卫校尉来，也只在外厅接见，卫校尉原本因杨和王位高权重，想请他为自己谋一官职，才由代州辗转来此，见杨和王态度转变，不免大失所望。
一眨眼半年过去了，卫校尉怀疑杨和王可能听信他人谗言，想告辞回乡，又没有机会面见杨和王。有人指点他在杨和王上朝回家途中，拦道呈上陈情书。杨和王看了陈情书，却略而不提，只说：“你可以前往常州本府所属的庄院支钱一百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