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卿：
我刚从芝加哥回来，有点累。
我们几个中国作家二十一日先到芝加哥（大队二十三日到），李欧梵请与芝大的中国学生做一次座谈。座谈不限题目。吴祖光谈得较多，我讲得很短。题目倒是很大：我为什么到六十岁以后写小说较多，并且写成这个样子。
看了西尔斯塔，世界最高的建筑，一百零三层。没有上去，在次高建筑“九十六层”上喝了一杯威士忌。芝加哥在下面，灯火辉煌。看了半天，还是——灯火辉煌。
和蒋勋看了艺术博物馆，很棒。这几天正在举行一个后期印象派的特展，有些画是从别处借来的。看了梵高的原作，才真觉得他了不起。他的画复制出来全无原来的效果，因为他每一笔用的油彩都是凸出的。高更的画可以复制，因为他用彩是平的。有很多莫奈的画。他的睡莲真像是可以摘下来的。有名的“稻草堆”，六幅画同一内容，只是用不同的光表现从清早到黄昏。看了米勒的晚祷，真美。有不少毕加索的原作。有一幅他的新古典主义时期的画，母与子，很大，好懂。也有一些他后期的“五官挪位”的怪画。这个博物馆值得连续看一个月。可惜我们只能看两小时。
前天上午，六个中国留学生开车陪我和祖光去逛了逛。看了一个很奇怪的教堂。这个教叫Bahai，创始人是伊朗的Baha。这个教不排斥任何教，以为他们所信的上帝高于一切，耶稣、释迦牟尼、穆罕默德都是此上帝派出的使者。教义很简单，无经书，只有几句格言，如：“你们都是同一棵树上结的果子。”……没有祈祷、礼拜。信教的人坐在椅子上，想你所想的。教徒也就叫Bahai，乐于助人。任何人遇到困难，只要说一声“Bahai”，就会有教徒帮你。这个教可以入，——入教也并无仪式。教堂是个很高的白色建筑，顶圆而微光，处处都是镂空的，很好看。
我们又开车经过黑人区，真是又脏又旧。黑人都无所事事，吃救济。我们竟然在黑人区的小饭馆吃了一餐肯塔基炸鸡。
昨天晚上，唐人街的一个中药店百理堂的老板请我和祖光去参加一个Party。这位老板名叫陈海韶，是个画家。我们原来有点嘀咕，不知此人是何路道。去了一看，放心了。此人的画不错，是岭南派，赵少昂的学生。他约来的是芝加哥华人艺术家中的佼佼者，有些是有些名气的。吃了小笼包子、锅贴。会后，他又请祖光和我到“九十六层”楼上喝了饮料。这一晚过得不错。祖光和我应他之邀，各写了一张字。
今天归途中经过海明威的家乡。有两所房子，一处是海明威出生的地方，一处是海明威开始写作的地方。两处都没有明显的标志，只是各有一块斜面的短碣，刻了简单的说明。两处房子里现在都住着人家，也不能进去看看。芝加哥似乎不大重视海明威，倒是有一个叫Wright的名建筑师自己设计的房屋很出名。这所住房的结构的确很特别，但是进去看看要收4美元，大多数人都不舍得。在海明威的房屋前照了几张相，希望能照好。
我的右眼发炎，红了，但问题不大。钟晓阳给了我一点药，说是很好的消炎药。吃了药，洗洗，我要睡了。
二十五日晚
二十一号晚上，芝加哥领事馆请我们吃饭，在湖南饭馆，菜甚好，黄凡要喝茅台，李昂要喝花雕，大概花了领馆不少钱。与领事认识，有方便处。文化领事王新明说以后由芝加哥出境时，他将帮我去办手续，送我们上飞机。
我如在香港停留，将重办英国的签证。因为看了原来的签证，有效日期只到九月二日。来是来得及的。等我十一月十四日回到Iowa，就办这件事。
二十五日晚
吃了钟晓阳给我的药，睡了一大觉，眼睛基本上好了。我原来有点担心，因为我的右眼曾得过角膜炎，怕它复发了。结果不是。我的感觉也不一样。角膜炎会不断感到“磨”得慌。现在看来已无问题。聂华苓很关心，她说实在不行上医院。Iowa医院挂号费即要$70。已经好了，不必花这笔钱了。
在芝加哥还有一位美国老板老费（他让我们叫他老费）请了一次客。他想拍中国的电影。他是通过张蕾（《红楼梦》电视剧演秦可卿的）和我们认识的。张蕾在芝加哥留学。这孩子很聪明。
我到耶鲁、哈佛等处演讲的题目除了“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外，还想讲一次“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有机会，讲一次“京剧”，讲的时候可能要唱几句。
旧金山大概不去了。
聂华苓有《聊斋》。十一月十四日以后，我大概就会在Iowa写《聊斋新义》。不急于出版。如果写够一本书，可寄到香港由古剑转给陈映真。
我们的归期不能改。十二月十五日必须离开Iowa，否则机票作废。到香港逗留几天，即可回家了。我出国时间已经超过一半了，回家在望矣。
刚才接王浩电话，到纽约安排已定。十月三十一日到纽约，由一个美国诗人开车来接我们（王浩自当同来）。十一月一日金介甫带我们出去逛。星期一（十一月二日），郑愁予把我们拉到纽海芬（王浩说我们也可以乘火车去），当天下午四点和七点在耶鲁和另一大学演讲（一天讲完，也好）。星期二、三，王浩请我们去美国最大的歌剧院去看歌剧及听音乐会（贝多芬第七交响乐）。王渝要带我们去看光屁股舞剧。王浩说郑愁予非常欣赏我的Taste，王浩说：“哎呀，真是欣赏！”我在耶鲁也许会讲京剧。两处都会有一点报酬，郑愁予说不会多。古华说，挣一点零花钱。
今天下午，我们做了一次讲座，对象是Iowa大学的文科高年级学生及研究生。我讲的是“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讲完，提问。一个女生说：她不是提问题，只是想表示Wang的讲话给她很大启发，很新鲜，而且充满智慧。Wa！
十月二十六日
这个女生是个左撇子，记笔记很认真，长得不好看，但有一种深思的表情，这在美国女生里很少见。Mayflower住了很多大学生，女生好像比男生还多。她们大都穿了很肥大的毛线衫，劳动布裤子，运动鞋。不少女生光着脚到处走。前些时天暖和，甚至有人光脚在大街上走。她们穿着不讲究，怎么舒服怎么来。脸上总是很满足，很平淡的样子，没有忧虑，也不卖弄风情。我在Iowa街上只看到过一个女的把头发两边剃光，留着当中一条，染成淡紫色。美国大学生不用功，只有考试前玩几天命，其余时间都是玩。他们都是些大孩子。
十一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是美国的鬼节，据说很热闹，大家都画了脸或戴面具。如果让我画，我就画一个张飞！过了鬼节，就等着过圣诞节了。
Iowa的秋天很好看。到处都是红叶。市政当局有意栽各种到秋天树叶变红的树。一天一个颜色。这两天树叶落了。据说到冬天都是光秃秃的。
漓江出版社有没有问我买多少书（自选集）？我想这回多买一点，精装的一百，平装的二百五十。
我的小说选还没有寄到，大概是丢了。
曾祺
十月二十七日上午
松卿：
我到美国已经两个月了。日子过得很smooth。明天去纽约。十一月十四日从波士顿回Iowa。
寄我的讲话给你们看看。讲的时候我没有带稿子。前面加了一点话：“也许你们希望我介绍中国大陆文学的一般情况，但是我不能。我的女儿批评我，不看任何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除了我自己的。这说得有点夸张，但我看同代人的作品确是看得很少。对近几年五花八门、日新月异的文艺理论我看得更少。这些理论家拼命往前跑，好像后面有一只狗追着他们，要咬他们的脚后跟……因此，我只想谈一个具体的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这是一个很没有趣味的问题。”
谈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今天我只想谈一个具体问题，作家的社会责任感问题。前几年，中国的作家曾经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不同的意见。作家写作要不要考虑自己作品的社会效果？与这个问题有关的，还有另一个问题，即作家是写自己，还是表现“人”的生活。
有些作家——主要是为数不多的青年作家，声言他们是不考虑社会效果的。我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他们表现的是自己。我年轻时也走过这样的路。后来岁数渐大，经历了较多的生活中的酸、甜、苦、辣，春、夏、秋、冬，在看法上有所改变。我认为一个作家写出一篇作品，放在抽屉里，那是他自己的事。拿出来发表了，就成为社会现实的一个组成部分。作品总是对读者的精神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正如中国伟大的现代作家鲁迅说的那样：作家写作，不能像想打喷嚏一样。喷嚏打出来了，浑身舒服，万事大吉。
有些作家把文学的作用看得比较直接，希望在读者心中产生某种震动，比如鼓舞人们对于推动中国现代化的激情，促进高尚的道德规范……他们的作品和现实生活贴得很紧，有人提出文学要和生活“同步”。对于这样的作家，我是充满尊敬的。但是我不是这样的作家。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后记里写过：小说是回忆，必须对热腾腾的生活熟悉得像童年往事一样。我认为文学应该对人的情操有所影响，比如关心人，感到希望，发现生活是充满诗意的，等等。但是这种影响是很间接的，潜在的，不可能像阿司匹林治感冒那样有效。我希望我的作品能滋润人心。中国唐代著名诗人杜甫有两句描写春雨的诗“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可以用来描述某些文学作品的作用。
谢谢！
在“同步”说以后，我加了几句：我认为文学不是肯塔基炸鸡，可以当时炸，当时吃，吃了就不饿。
到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哈佛，讲什么，我真有点发愁。主要讲稿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影响。但我觉得这题目很枯燥。我在爱荷华、芝加哥的讲话都是临时改换了准备的内容，这样反而较生动，到纽约见到郑愁予后和他商量商量，必要时随机应变。
你到底要买什么东西？电动打字机、彩电加录像放映机？还是什么都不要，带报关的证件回大陆买？该定了，不要一会一个主意。
卉卉、方方的衣服要哪个季节穿的？单的？夹的？冬天穿的？我想还是买冬天穿的比较合适。铺子里要问几岁孩子穿的，是不是说一个五岁的，一个四岁的？
古剑要求我把散文集、评论集的在台版税授权给他，我已复信说：可以。反正得在香港委托一个人，集中给一个人，省得麻烦。你寄给古剑的照片、小传等等，“新地”的《寂寞与温暖》要再版时加上。
我十四日回Iowa，希望你收到信后给我写一信，这样回来可以看到。
我回来要吃涮羊肉。在芝加哥吃了烤鸭，不香。甜面酱甜得像果酱，葱老而无味。
听说北京开了一家肯塔基炸鸡店。炸鸡很好吃，就是北京卖得太贵了，一客得15元。美国便宜，一块多钱，两大块。
我要到外面草地上走走去。
曾祺
十月三十日下午
松卿：
我又回来了。Mayflower是我们的家。蒋勋、李昂、黄凡都回来了。他们都说：“回家了。”说在外面总有一种不安定感。昨天下午到的。在自己的澡盆里洗了洗澡，睡在自己的床上。今天早上用自己的煤气灶煮了开水，沏了茶，吃了自己做的加了辣椒酱的挂面，真舒服。我要写一篇散文：《回家》。虽然Mayflower只是一个Residence Hall。
我旅行了半个月。路线是Iowa City—芝加哥—纽约—纽海芬—费城—华盛顿—马里兰—费城—波士顿—芝加哥—Iowa City。
一路接待都很好，接，送。否则是很麻烦的。芝加哥、纽约、波士顿的机场都很复杂，自己找，很难找到。纽约住王浩家，费城住李克、李又安家，马里兰住在马里兰大学的宾馆里，波士顿是住在一个叫刘年玲的女作家（即木令耆）家。回芝加哥是打电话请芝加哥领事（管文化的）王新民接我的。最后一站由西达碧瑞斯机场到Iowa City是赵成才请一留学生开车去接我的。
在纽约，头一天（三十一号）休息。第二天，金介甫夫妇开车带我们去看了世界贸易中心，即号称“摩天大楼”者。这是两幢完全一样的大楼，有一百多层，全部是不锈钢和玻璃的。这样四四方方、直上直下的建筑，也真是美。芝加哥的西尔斯塔比它高，但颜色是黑的，外形也不好看，不如世界贸易中心。看了唐人街、哥伦比亚大学。一号下午即被郑愁予（台湾诗人，在耶鲁教书）拉到纽海芬，住在他家。两天后回纽约。当晚在林肯中心世界最大的歌剧院看了歌剧《曼侬》。歌剧票价很贵，这个歌剧最高票价$95。王浩买的是$40的，二楼。这个歌剧院是现代派的，外表看起来并不富丽堂皇，但是一切都非常讲究。四号白天《中报》的曹又方带我和古华到“炮台公园”去看了看自由女神（我们在世界贸易中心已经看过一次）。远远地看而已。要就近看，得坐船（自由女神在一小岛上），来回得两个小时。不值得。就近看，也就是那么回事。四号晚上听了一个音乐会，很好。前面是瓦格纳的一首曲子，当中是贝多芬的第七交响乐，最后一个我没有记住（说明书不知塞到哪里去了），但曲子我很熟，演奏非常和谐。五号本来王渝要请我们看一个裸体舞剧，剧名是意大利语，我记不住，意思是“好美的屄”。这个剧是美国最初的裸体舞剧，已经演了十几年，以后的裸体舞剧都比不上它。但王渝找不到人陪我们去。王浩没有兴趣（从王浩家到曼哈顿要走很远的路），我们也累，于是休息了一天。
我和王浩四十一年没有见了，但一见还认得出来。他现在是美国的名教授（在美国和杨振宁、李政道属于一个等级）。他家房间颇多，但是乱得一塌糊涂，陈幼名不在。但据刘年玲说，她要在，会更乱。这样倒好，不受拘束。王浩现在抽烟，喝酒。我给他写的字、画的画（他上次回国时托德熙要的），挂在客厅里。
李克、李又安是很好的美国人。他们家的房子是老式的，已经有一百多年历史，干净得不得了。因此我每天都把床“做”得整整齐齐的。他们的生活是美国人里很有秩序的。每天起得较早，七点多钟就起来（美国人都是晚睡晚起的），八点半吃早饭。李克抽Pipe，我于是也抽Pipe（王浩把他两个很好的旧烟斗送给了我，——我到纽约本想买两个Pipe）。李又安得了肺癌，声音都变得尖细而弱了。她原计划今年到中国，因为身体不好，未成行。她想明年到中国去，我看够呛。她精神还好，唯易疲倦。她好像看得不那么严重。你给德熙打电话时，告诉他李又安得了癌。
Maryland大学请我去的是余教授，她是教现代中国文学的。到Maryland的晚上，她请客，开门迎接时说：“我是余珍珠。”我以为是余教授的女儿。此教授长得不但年轻，而且非常漂亮。是香港人，英语、国语、广东话都说得非常地道。我演讲时她当翻译，反应极敏锐，翻得又快又好。李又安说她曾在联合国当过翻译，有经验。
费城没有什么好玩的。有一个独立厅，外面看看，建筑无奇特处，只是有纪念意义而已。因为下大雨，我们只在车里看了看。李克说里面就是一间空房子。到宾州大学博物馆看了看，“昭陵六骏”的两骏原来在这里！李克说他曾建议还给中国，博物馆的馆长不同意，说：“这要还给中国，那应当还的就太多了！”晚上看了看馆藏东亚美术画册，有一张南宋的画，标题是fishingman on the river，我告诉李克，这不是打鱼，而是罱泥。李克在第二天我的演讲会上做介绍时特别提到这件事，以示“该人”很渊博。
华盛顿是非看不可的，但是正如那位娇小玲珑的余教授所说：不看想看看，看看也不过如此。去看了“大草坪”，一边是国会大厦，一边是林肯纪念碑。林肯纪念碑极高，可以登上去（内有电梯），但是候登的人太多，无此雅兴，倒是航天博物馆开了眼界。阿波罗号原来是那么小的一个玩意（是原件），登月机看来很简单，只有一辆吉普那么大，轮子是钢的，带齿。看了现代艺术博物馆。毕加索已经成了古典了，展品大都看不懂。有一张大画，是整瓶的油画颜色挤上去的，无构图，无具象，光怪陆离。门口有一大雕塑，只是三个大钢片，但能不停地摆动。美国艺术已经和物理学、力学混为一体。看了白宫，不大。美国人不叫它什么“宫”，只是叫“白房子”，是白的。据说里面有很多房间，每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十二点可以进去参观。我们到时已是下午，未看。
波士顿据说是很美的，我看不出来。主要是有一条查尔士河，把许多房子都隔在了两岸，有点仙境。刘年玲带我们去看了一个加勒夫人的博物馆。加勒是个暴发户，打不进波士顿的“四大世家”的交际界，于是独资从意大利买了一所古堡，原样地装置在波士顿。这是一所完全意大利式的建筑，可以吃饭，刘年玲说这里的沙拉很有名。我们都叫了沙拉，原来是很怪的调料拌的生菜。在国内，沙拉都有土豆，可是这种叫作“恺撒沙拉”的一粒土豆都没有，只有生菜！我对刘年玲说：我很怀疑吃下这一盘恺撒沙拉会不会变成马。去市博物馆看了看，很棒！宋徽宗摹张萱捣练图在那里。我万万没有想到颜色那么新，好像是昨天画出来的。中国的矿物颜色太棒了。我很想建议中国的文物局出一本“海外名迹图”。
在波士顿遇法国的一位Annie女士。此人即从法国由朱德熙的一位亲戚介绍，翻译我小说的人。她（和她的丈夫）本已购好到另一地方（我记不住外国地名）的飞机票，听说我来波士顿，特别延迟了行期。Annie会说中文，甚能达意。她很欣赏《受戒》《晚饭花》，很想翻译。我说《受戒》很难翻，她说“可以翻”。她想把《受戒》《晚饭花》及另一组小说（好像是《小说三篇》）作为一本。我说太薄了。她说“可以”。法国小说都不太厚。Annie很可爱。一个外国人能欣赏我的作品，说“很美”，我很感谢她。她为我推迟了行期，可惜我们只谈了半个钟点还不到。Annie很漂亮。我说我们不在法国，不在中国相见，而在美国相见，真是“有缘”。
我在东部一共做了五次演讲。在耶鲁、哈佛、宾大讲的是《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或中国作家的语言意识，或我对文学语言的一点看法》，在三一学院和Maryland讲的是《传统文化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影响》。在三一学院讲得不成功，因为是照稿子讲的，很呆板。听的又全不懂中文。当翻译的系主任说英文稿翻得很好，是很好的英文，问是谁翻译的，我说是我老伴，他说：“你应该带她来。”同样的内容，在Maryland讲得就很成功。这次应余教授的要求，还讲了一点样板戏的创作情况。
我在Iowa City没有什么事了。二十号要讲一次美国印象。二十四号要到衣阿华州的西北大学演讲一次，我想还是讲语言问题，——我对语言有自己的见解，语言的内容性、文化性、暗示性、流动性，别人都没有讲过。我在哈佛讲，有一个讲比较文学的女教授，说听了我的演讲可以想很多东西。
十一月十五日～十六日
文艺报副主编陈丹晨来了。昨天晚上华苓请丹晨，我带了二十个茶叶蛋去，在她家做了一个水煮牛肉。
我的讲话《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中报》要发表，明后天我要写出来（讲的时候连提纲都没有）。今天没有时间。《聊斋》已发表。王渝在电话里告诉我稿费请古华带来。
美国的天气很怪。到波士顿，夜里下了大雪。美国下雪，说下就下，不像国内要“酿雪”——憋几天。说停也就停了。下雪，很冷。刘年玲的丈夫说爱荷华要比波士顿低10℃，结果我到了爱荷华十分暖和，比我走时还暖，穿一件背心、夹克就行了。我到华苓家吃饭穿的是那件豆沙色的西服。不过昨天下了雨，夜里又冷了。
丹晨和老赵一会来吃饭，我得准备一下。
曾祺
十七日上午
松卿：
你要的莎士比亚全集买到了。一厚册。三十七个戏剧和诗都在内。旧书店有两种，一种$7.5，一种$4.5，我买到前一种，因为字体稍大，纸张也好。这种书可遇而不可求。香港买，也不一定便宜。这会对你有用的。同时又买了一本世界诗选，这是一本总集体的世界诗选，是分类选的，如田园诗、爱情诗……老赵说这本书很好。也是$7.5。文学辞典没有。老赵和我到旧书店的地下室看了半天，也没有。
今天下午，我们去参加“美国印象座谈会”。我讲了三个小事：林肯的鼻子是可以摸的；野鸭子是候鸟吗；夜光“马杆”。会后好几位女士都来摸我的鼻子（因为我说了谁的鼻子都可以摸，没有人的鼻子是神圣的）。聂华苓说：“你讲得真棒！最棒！”我每次座谈都是挺棒的。
刚才我下去（我们住八楼）去看有没有信。那位墨西哥作家（即欣赏我的眼睛和脸的）说我的讲话像果戈里的故事。他太文雅了，讲话没有我那样泼辣。——他所以说我的讲话像果戈里的故事，是因为果戈里写过一篇《鼻子》的短篇小说。
买了一顶毛线帽子，旧的，$0.75。回来洗洗，挺好。我原想买一顶新的，没有看到合适的。行了，这顶帽子一直可以戴到北京。除了告别宴会，不会有什么正式场合。参加宴会时把帽子塞到风衣或羽绒服口袋里就得了。
美国就要过感恩节了。有两起美国人请古华和我吃饭。我得问问人，要不要带点礼物。
汪卉的画很好。她已经会写“卉”字了。我回来后要给她买一盒颜色、一个调色碟、几支毛笔、一卷纸，让她画大一点的。她好像有画画的才能。
小仉给我打电话来，瞎聊了一气。她到美国好像娇了一点了。她说这两天要给你写信。她在那里很累。英语写作班有一百五十人，两个人改卷子。美国学生英文又错得一塌糊涂。她想家，天天在算日子。
Iowa大学授予我一个荣誉研究员（Honorary Fellow in Writing）的头衔，我不知道有什么用。证书我留着，带回来看看。反正我也不会嵌在镜框里，把头衔印在名片上。
这里可买的东西我斟量着买，到香港要买的东西务必单在一张纸上开一个清单。我十二月十五日离Iowa，十七日中午到香港，在香港停四五天，即回北京。
我不想去西部了。Program十一月二十九日告别Party。只剩下半个月了，又跑出去折腾一下干什么？大冬天旅行，究竟不方便。住在人家，也不自在。——住在王浩家、李克家是自在的。我游兴不浓，因为匆匆忙忙，什么也看不到。我连纽约、华盛顿、波士顿的大概方位都不清楚，只是坐在汽车里由别人告诉这里是什么，那里是什么。我印象最深的是梵高、毕加索、宋徽宗的画。感恩节到29日大概都坐不住，以后半个月我要写一点东西，《聊斋》、散文。
有四个外国作家来信，说保罗和聂华苓为Program工作了二十年，现在退休了，他们建议将Iowa大学的一所建筑以他们的名字命名，请同意者签名，我已经签了。我给华苓和Minita都写了一封感谢信。给华苓的写得很感伤。中文原底会带回来给你看看（英文的请老赵翻译）。
与王渝通了电话，《聊斋》已发了两篇，还有两篇待发。她让古华带了35$给我，我问她是怎么回事，这算是什么标准？她说她那天在书店里，身上只有那么多钱，不是全部稿费。我叫她把那两篇在我走之前发，稿费也在我走之前寄来。
生了暖气，太干，今天我把暖气关了。北京多少度（这里用华氏，我老是算不过来）？我想我的衣服在这里够了。我还没有穿尼龙裤，还有一件较厚的毛衣、一件羽绒衣，够了。
小仉问汪朝“怎么样”了？没有什么消息吧？
曾祺
十一月二十二日
松卿：
我给聂华苓的信，原说是请赵成才翻译一下。赵下午从我处取走，中午即将中文稿交给聂。华苓在两点钟（我还没有睡醒）给我来电话，说这封信她将永远保存。原信如下：
亲爱的华苓：
感谢你。
你和保罗·安格尔创立了迄今为止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伟大的、美好的事业——国际写作计划。
你向全世界招手，请各国作家到这座安静、清雅的小城Iowa City来，促膝长叙，杯酒论文，交换他们的经验、体会和他们的心。所有的作家都觉得别人很可爱，并觉得自己比平日更可爱。这是受了你和保罗的影响，因为你们很可爱。
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我本来是相当拘束的。我像一枚包在硬壳里的坚果。到了这里，我的硬壳裂开了。我变得感情奔放，并且好像也聪明一点了。这也是你们的影响所致。因为你们是那样感情奔放，那样聪明。谢谢你们。
你是个容易感情冲动的人。因此你才创立了这样一个罗曼蒂克的事业。这种冲动持续了二十年，伟大的、美丽的冲动。
你和保罗即将退休，但是你们栽种的这棵大橡树将会一直存在下去，每到秋天，挂满了绚丽缤纷的叶子，红的，黄的，褐色的……
谢谢你们！
汪曾祺
十一月二十四日
（原信个别词句可能有少许出入，此是就回忆追写的。此信为便于翻译，是用英文句法写的。）
这是一封告别信，也是感恩节的信。后天聂的女儿蓝蓝请我们到聂家去过感恩节，估计聂又会提到这封信。她说她要翻给保罗听。
你也替我把这封信保存一下。我要写一篇关于IWP的散文或报告文学，要引用这封信。我跟华苓说我要正式采访她一下，她同意。坚持了二十年，不容易。这篇文章的题目可能是《聂华苓哭了》。Program继任者是谁，还不知道。现在是一个叫Frad的人代理一年。此人是大学的副教务长，人很好，但名望远不及安格尔，因此向人募集基金就有困难。聂已经向一个基金会筹集了一笔钱，每年两万四千美元，专供大陆作家（包括翻译费）用。聂对中国很关心，许多洋作家说她对中国作家偏心。她说过去就有这样的反映，“那有什么办法！”
二十四日
陈若曦来电话，说我送她的画和《晚饭花集》均收到（是托李昂带去的），她说对《晚》集“喜欢得不得了”（她说她全看了），但她没有坚决要求我去西部，所以我不想去西部了。十一月二十九日～十二月十五日，只半个月，我何苦去奔波一趟。我想就在Iowa City休息两星期，写写信，顶多写点散文，算了。《聊斋》续篇恐在此也难写，我得想想。你叫汪朗或汪朝给我买一套《聊斋》的全本。我带来的是一选本，只选了著名的几篇，而这些“名篇”（如《小翠》《婴宁》《娇娜》《青凤》）是无法改写的，即放不进我的思想。我想从一些不为人注意的篇章改写。你原来买过的《铸雪斋抄本》被我带到剧院，已不全。而且影印的字体看了也不舒服。你让汪朗或汪朝买排印本，且价廉的。我想改写《聊斋》凑够十多篇即交台湾出版。
《寂寞与温暖》销得不错。十月～十一月已售一千册。——台湾一版两千册。
古剑要求我把评论集和散文集在台湾出版事宜授权给他，我已同意。让他得2％的好处也无所谓。我答应将《晚饭花集》授权施叔青。反正在国外就是这样，交情是交情，钱是钱。像林斤澜那样和浙江洽商《晚翠文谈》，门也没有。
Program让我们推荐将来参加的作家，我准备提林斤澜和贾平凹。但他二人身体均不好，贾平凹又拙于言辞，也很麻烦。作家最好能说会道。去年燕祥在此，即留给人印象不深，因为他太歉抑了。倒是阿城，魅力至今不衰。女人对他尤为倾倒。
爱荷华的树叶全落了，露出深黑色的树干。草也枯黄了。我在这里还有整二十天。很奇怪，竟然有点依依不舍的感情。
明天感恩节，应该送点礼物。蓝蓝的，我留一张画给她（是她自己挑的）。给聂华苓什么呢？黄凡送了我一个水晶玻璃的盒子，用来转送别人，不合适。茶叶还有，但她家里茶叶有的是。忽然想起，可以送她两支毛笔。装在一个锦盒里，还像样。我这二十天里不会再画画，也没有纸了。要画，还有两支用过的笔。——这两支是没有用过的。笔，我回来再买就是了。
《一捧雪》后来不知演出过没有？我对这个戏比较满意，证明我的试验是成功的，小改而大动，这给戏曲革新提供了一个例证。演员也好。
我回去将给艺术室讲一次美国见闻。我曾经给出国的人提过意见：你们出了一趟国，回来也不给大家讲点什么呀？作法自毙。不过只是聊聊而已，用不着准备。我不会做大报告。
在美国报纸上看到沈公奇迹般的痊愈了，是吗？你打电话给张兆和问问看。我在耶鲁未见张充和，因为她已去敦煌。
我回去大概得办离休了。
收到此信，即复一信，估计还能收到。这是你寄到Iowa City的最后一封信了。有什么话，扼要地说说。
我要回来了，很兴奋！
曾祺
十一月二十五日
松卿：
Program让我们推荐明年参加的本国作家，我本想推荐斤澜和贾平凹。但斤澜的心脏很麻烦，似不宜远行及在国外久住。贾平凹身体也不好。想推荐宗璞，她因老父亲多病，也不便离京。聂华苓倾向于请李陀来，也好。
我已将离爱荷华及到香港时间函告董秀玉、古剑、潘耀明。你要买的东西也开给古剑了。
前夜接到一个叫许以祺的来电话，他说在香港遇董秀玉，董让他告诉我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要出那本《茱萸集》，让我签一委托书给许。三联仍在港出《茱萸集》，许说无妨碍。我在电话中答复他，可以。如在台湾出，当改名为《汪曾祺小说自选集》，这样于销路上有好处。那篇小序可以不要。
爱荷华下雪了，不大。我的衣服可以够穿。尼龙裤、羽绒服都还未拿出来。香港现在还热，我去了恐只能穿单西服。我把那件色浅而较小的送到洗衣店洗了，三块多钱，一个半小时就得了。
Program的作家都走了。Party因为保罗身体不好，大家没有闹得太晚，也不大伤感。约夜十一时回到Mayflower，几个拉美作家强拉我去他们屋里喝了一杯威士忌。他们说说西班牙语的作家都很喜欢我。我给那位墨西哥诗人画了一张画，塞进他的门缝（他不在家），他夜里两点钟敲门道谢。聂华苓很奇怪，为什么这些洋人会喜欢我，而且有些事为我打抱不平。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用很坏的英语跟他们聊了一晚（他们的英语也不好），居然能讲通。
现在，Mayflower只剩下三个人了：我、古华、钟晓阳。
我在爱荷华只有十一天了！十三号我要做几样菜请客。
曾祺
十二月四日
松卿：
已接许以祺从休斯敦寄来台湾联合出版社委托他作为出版社代表人和我订版权转让契约（这次是出版社找了代理人，不是我找代理人）。两种，一种是初版付10％版税，以后延续；一种是一次付清版税（即所谓“买断”），五万新台币，折合美金一千五百元。我倾向于后一种，省得以后啰嗦！不过我两种都签了，由他斟酌。台湾出书很快，交稿后十天即可出书。这本书可能明年一二月即出。拿它一千五百美金再说。
我过香港停留签证已从芝加哥英领馆办下，可以停留七天。我已致函芝加哥中国领事馆王新明领事，请他帮我办一下出境手续（我前在芝加哥已向他提出，他说没问题），临行前三四天再给他去个电话。他把我送上飞机，即无问题。香港方面，我已给董秀玉、潘耀明、古剑去了信，他们一定会接我的。临行前也要给潘耀明去个电话。到了香港，就踏实了。
两位黑人学者请我去聊了一晚。一个叫Herbert，一个叫Antony。Herbert在一次酒会上遇到我，就对我很注意。以后我每次讲话他都去听。他认为我是个有经验、有智慧的人。他读了四个学位，在教历史，研究戏剧。他跟我谈了他的一个剧本的构思，我给他出了一点主意，他悟通了，非常感激。跟他们谈了五个小时，使我明白了一些美国黑人的问题。他们没有祖国，没有历史，没有传统。他们的家谱可以查到曾祖父，以上就不知道了，是一段空白。因为是奴隶。他们不知道他们是从非洲什么国家，什么民族来的。非洲人也不承认他们，说“你们是美国人”。他们只能把整个非洲作为他们的故乡，他们不知道他们的族名。Black people、Negro都是白人叫的，他们不知道自己叫什么。他们想找自己的文化传统，找不到。美国的移民都能说出他们是从英格兰来的、苏格兰来的、德国来的、荷兰来的……他们说不出。
我从他们的谈话里感到一种深刻的悲哀。我说了我的感觉，他们说“yes！yes！yes！”
我这才感到“根”的重要，祖国、民族、文化传统是多么重要啊。我们有些青年不把民族当一回事，他们应该体会一下美国黑人的感情。他们真是一些没有根的人。Herbert说《根》那本书是虚构的，实际上作者没有找到根。他们说Iowa种族歧视好一些，有些地方还很厉害。种族歧视的取消，约翰逊起了很大作用。Herbert出去当了四年兵，回来时发现：这是怎么回事，全变了。黑人可以和白人坐一列车，在一个餐馆吃饭。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区别的。白人杀了黑人，关几年，很快就放出来了；黑人杀了白人，要判重刑，常常是一辈子；黑人杀黑人，政府不管：你们杀去吧，这样才好！
他们承认，美国黑人大部分都很穷，很脏，犯罪率高。我问他们这主要应该由制度负责，还是黑人自己负责。他们沉思了一下，说主要还是制度问题。从南北战争到现在，二百多年了，黑人始终不能受很好的教育，住得不好，吃得不好，所以是现在这样。我说黑人当中正在分化，一部分受了教育，成了中产阶级，一部分仍处在贫穷状态中，是不是这样？他们说：是。我在芝加哥看到不少黑人女人，穿戴很讲究，珠光宝气。有些人，比如他们，已经是大学的学者。他们说中产阶级是有的，但黑人里没有一个是大企业主。本届总统竞选，有一个候选人是黑人，这是历史上没有过的。我问他们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在“心态”上比较接近白人，还是比较接近下层黑人，他们不假思索地说：“白人。”因此下层黑人也不把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黑人当作自己的人，说“你们和我们不一样”。我问，下层黑人希望你们为他们做什么，他们说：“他们希望我们替他们说话，但是我们不能这样做。鞋子只能自己提。能解决他们问题的，只能是由他们当中出来的人。我们，只能写他们。”黑人问题是美国一个大问题。我问他们怎样解决，革命，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说，只能通过教育。这是美国阶级斗争的一种很特殊的形式。最后Herbert问我：“我们找不到自己的历史，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说：既然找不到，那就从我开始。他说：“That's right！”
（此信这一部分请代为保留，我回来后也许会写一点关于黑人问题的文章）
我想这篇文章的题目可以是《悬空的人》。
十二月六日
Herbert要了解中国的京剧，我把那份英文稿送给他了。
就在Herbert等找我聊天的当晚，发生了一件事：我的房间失窃了。这位小偷不知是怎么进来的。搬走了我屋里的电视机，偷了我$600现款。就在我熟睡时。这位小偷挺有意思。除了这些东西，他把我的毛笔、印泥、空白支票本、桌上不值钱的（别人送我的）小玩意都拿走了。连同我给汪卉买的系小辫的小球球也拿走了。把我的多半瓶Vodka拿走了。他一定还尝了一口，瓶盖未拿走。刚才我才发现，把台湾联合日报副刊主编陈怡真（女）送我的一个英国不锈钢酒壶也拿走了。瓶里有聂华苓给我灌的威士忌。今天下雨，冷，我想喝一杯威士忌，才发现酒壶也叫他拿走了。聂华苓说Program将从基金内开一张支票给我，说：你到香港可以给孩子买点东西。她很抱歉，发生了这样的事。这类事在爱荷华发生得不多。我第二天即通过老赵报了警。警察也代表大学城道歉，他说两三天内可以侦破。不过按美国惯例，退还赃款得要半年。因此，聂华苓说给我开一张$600的支票，我就拿着吧。Program没有多少钱，但$600在Program还不算什么。保罗说幸亏我当时熟睡未醒，否则将不堪设想，“该人”会给我一刀。爱荷华治安是很好的，竟然发生了这样的事。美国治安可见一斑。从这位“雅贼”的行径看，此人肯定是一酒徒，说不定还是吸毒者。他知道中国人身边爱存现款（美国人家一般不存$100以上现款，都是开支票）。这不怪我，身边有那么多现款是因为到东部旅行而取出来的。聂华苓说我们走时将给我们开“旅行支票”，这样就保险了。
我倒没什么，古华吓得不得了。现在Program八楼只有三个人住：古华、我，还有钟晓阳。我跟聂华苓通电话，觉得还是不告诉钟晓阳为好，免得她害怕。聂同意，但嘱咐我们以后如有人请客，最好带她一同去，一个二十三岁的女孩，一个人住两间房，是有点怕人。
近日镜中自照，觉得我到美国来老了很多，很明显。这样好，免得麻烦。承认已到晚年，心情是很不一样。
聂华苓听说陈怡真送我的酒壶丢了，高兴极了，说：“我正想送你什么好，这下好，我再买一个送给你！”她知道你给我的皮夹子也丢了，说：“正好，我有一个很好的皮夹子。”我的皮夹子里没有什么，只有几十元的人民币，这位贼把人民币偷走，干什么用呢？幸好，他没有把我的护照、机票拿走，否则就麻烦了。古华分析，此贼很可能是对我喷了轻量的麻醉药，否则不敢如此从容（他把我每个抽屉都翻了一遍）。可能。据昨日遇到的一位研究细胞的女学者说：美国现在有一种轻量麻醉剂，醒来后毫无异常感觉。此事亦我美国奇遇，可记也。
十二月六日
美国的治安真是不好。刚才老赵电话中告我，Minita听说我失窃，很不好受。她说美国好像专偷作家。南朝鲜诗人吴世荣（此人和我很好）在三藩市把所有的东西，包括现款、支票都被人偷了。菲律宾的一位女作家在纽约机场排队时，一只手提箱被人拿走。我回来可就这种现象写一篇《美国家书》——我准备回来写一系列散文，总题为《美国家书》。
我离回家还有一个星期，我就看看书吧，看看安格尔的诗、聂华苓的小说（包括她翻译的亨利·詹姆士的小说——詹姆士的小说真是难读，沉闷得要死），还有别人的作品——美国华人作家寄给我不少他们的作品。读读海外华人的作品也很有意思，和大陆的全不一样。有的像波特莱尔，有的像D.H.劳伦斯。他们好像打开了我多年锈锢的窗户。不过看起来很吃力，我得适应他们的思维。我这才知道，我是多么“中国的”。我使这些人倾倒的，大概也是这一点。
曾祺
十二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