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詹姆士坐在那里，眼前出现了种种幻象-威尼弗烈德向法院提出离婚，报纸上把福尔赛家的名字宣扬了出来；黄土盖上罗杰的棺材；瓦尔学他父亲的样。想到他付钱买的而永远再不能看见的珠子；想到利息又跌到四厘钱，国家闹得不可收拾。从下午捱到黄昏，吃完了茶，吃完了晚饭，这些幻想就变得更加混乱，更加惊心动魄-他想到她们什么事情都不告诉他，最后弄到自己家财荡尽，一文不名，她们还是一点不告诉他。索密斯哪里去了？他怎么还不回来呢？……他一只手抓着那杯冲糖酒，举起来正要喝时，才看见儿子站在那里看他。他唇间发出一声叹息，如释重负，他把杯子放下来，说：
“你来了！达耳提上了布宜诺斯艾利斯！”
索密斯点点头。“没有关系，”他说，“走掉好。”
詹姆士脑子里感到一阵安慰。索密斯已经知道了。索密斯在这些人里面是惟一有见识的人。为什么他不能住到家里来呢？他自己又没有一个儿子。他凄然说：
“我这样年纪容易烦神。我希望你家里能多来来，孩子。”
索密斯又点点头；一张面具似的脸一点显不出他已经懂得詹姆士的意思，可是他走近点，就像很随便的样子碰了碰父亲的肩膀。
“倜摩西家里的人问候你，”他说，“丧事很顺当。我去看了威尼弗烈德来的。我预备打官司。”他心里想：“对了，可是不能让你知道。”
詹姆士抬起头来，长白胡子抖着，瘦喉颈夹在硬领的尖角中间，望上去就像一片赤裸裸的软骨。
“我整天都非常不好，”他说，“他们什么事情都不告诉我。”
索密斯心里挣扎了一下。
“不要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你现在上楼好吗？”他一只手来挽父亲的胳臂。
詹姆士顺从地颤颤巍巍站起来，父子俩缓缓走出那间被灯光照得很华丽的房间，到了楼梯口，非常之慢地上了楼。
“晚安，孩子，”詹姆士在卧房门口说。
“晚安，爹，”索密斯回答。他一只手拍拍披肩下面的袖管，里面的胳臂瘦得就像没有东西似的。卧房门口射出的灯光照见索密斯转过身去，走上额外一节楼梯，进了自己的卧房。
“我要个儿子，”他坐在床边上想，“我要个儿子。”
已不年轻的佐里恩。
树是不理会时间的。当年波辛尼来到罗宾山坡子上面草地上，四仰八叉躺在这棵橡树下面，向索密斯说：“福尔赛，我给你找到房子的理想地点了。”现在这棵树看上去还是一点不老。自从那次下来，史悦辛曾经在它的枝柯下做过梦，老佐里恩曾在这下面死去。现在，靠近那个秋千架，这位不再年轻的佐里恩时常就在这里作画。把世界上所有的名胜放在一起，这个地方在他眼中恐怕是最神圣的了，因为他和自己的父亲感情很好。
他时常望着这棵合抱的大树-树身已经开裂，而且长了苔藓，可是还没有蛀空-遐想着时光的飞逝。这棵树可能目睹过整个英国的真实历史，敢说，从伊莉莎白王朝起就有了。他自己这短短的五十年和它的木头比起来简直比不上。等到树后面这座房子-现在是他的房子-上了三百年而不是十二年的时候，这棵树说不定还在这里，长得又大又空-说实在话，哪一个胆敢砍下这个有神物护持的东西呢？那时候房子里说不定还住着一个福尔赛，气势汹汹地保卫着它。想到这里，佐里恩又盘算这所房子上了三百年的时候将会成为什么样子。房子墙上现在已经长满了藤萝-全没有新房子的气象了。三百年后，它会不会仍旧安然无恙，并且保持着波辛尼赋予它的庄严呢？会不会已经被这个伦敦巨人包围起来，兀立在一片荒野似的破烂房屋中间，像一个避难所呢？不论在室内或者在室外时，他都时常想起当年波辛尼造这所房子，是如有神助似的。他真的把心交给了这座房子。将来说不定会成为那些“英国之家”里面的一个-在这种江河日下的建筑年代里，一座房子造成这样是稀有的成就。这时候爱美的精神和他的继续占有的福尔赛意识联合起来，他觉得自己能有这样一座房子很快意，而且很值得骄傲。他打算把这房子子子孙孙传下去。这里很有点虔敬和祖先崇拜的味儿(便是一个祖先也没有关系)。他父亲曾经喜爱过这所房子，喜爱这片风景，这些园地和这棵树，他的余年便是在这里快乐地度过的，而且在他以前并没有人在这里住过。作为一个画家来说，过去在罗宾山住的这11年是佐里恩一生中最成功的时期。他在水彩画方面现在已经很出名，到处都出风头。他的画卖上很大的价钱。他以自己血统的顽强专门研究运用这一种媒介，现在终于“发达”了-迟是迟了一点，可是这个人家的人，都是自认为必定不死的，那也就不算太迟。他的艺术的确变得深蕴了，提高了。为了配得上他的身份起见，他特地留了短短一簇美髯，现在正开始花白，而且遮起他那个福尔赛的下巴；一张深黄的脸上已经看不见在放逐时期那种牵强的神情-他的容貌如果有什么改变的话，那就是看上去反而年轻了些。1894年他的妻子故去，虽说是一件家庭间的痛事，但是到头来对于大家都有好处。他其实自始至终都爱自己的妻子，原因是他这人本来多情，可是她却变得愈来愈难缠了：她妒忌他前妻的女儿珍，甚至于妒忌她自己的小女儿好丽，而且不绝地抱怨佐里恩不爱她。因为她病成这个样子，“对什么人都没有用，还是死掉好。”她逝世之后，他哭得很伤心，可是人倒看上去年轻了些。如果她在世时能够相信自己使他幸福，那么这20年夫妇之间就要快乐得多！
珍跟她的关系从来就没有真正搞得好过，她总是恨她代替了自己的母亲。自从老佐里恩逝世之后，她就在伦敦租下一间画室之类的房子住下来。可是她的继母一死，她就回到罗宾山，事无大小一把抓在她坚决的小手里。佐里那时候读哈洛中学；好丽还跟布斯小姐读书。家里既然没有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佐里恩就携着自己的画箱和悲痛上国外去了。他在国外到处跑，大部分时间消磨在布里达尼，最后才在巴黎定居下来。他在巴黎住了7个月，回来时就带了一副年轻相和那簇短短的美髯。他本来就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所以由珍来统管罗宾山对他倒是十分合适，这样他就可以无拘无束，随时带着画具，什么地方好就上什么地方去。固然，珍总是想把这所房子看做她那些“可怜虫”的收容所，可是佐里恩自己也经过那些不容于社会的日子，所以对于一个为社会所摒弃的人，心里永远充满了同情，因此珍的那些“可怜虫”跑来并不使他生气。只管让她找他们下来，请他们饱啖一顿好了；而且虽则他微微带着讥讽的幽默，看出这些人不但打动了他女儿的仁慈心肠，也同时奉承了她的大爷脾气，他却始终佩服她能找到这么多的“可怜虫”。说实在话，近年他对待子女已经愈来愈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友善态度，把他们看做就像自己的平辈一样，简直出了格。有时候他到哈洛中学去看儿子佐里，他简直分不清究竟哪一个大，跟儿子坐在一起，从一个纸袋子里掏樱桃吃，脸上带着亲热而讽刺的微笑，一道眉毛皱了抬起来，嘴唇微曲。他袋子里总记得放些钱，而且衣服总要穿得时髦些，免得儿子的脸上不光彩。两个人顶要好，可是从来没有一个机会谈谈知心话，因为双方都有那种福尔赛的敏感，而且不相上下。双方都知道碰到困难时两个人会站在一起，可是不需要讲出来。佐里恩最最吃不消的就是一副道学面孔-一半是因为人生来是有罪的，另一半也是因为自己早年有过那些“离经叛道”的行为。他跟儿子如果有什么话要讲的话，那就顶多只能这样：
“你听我说，孩子，不要忘记你是个有身份的人，”接着又会想入非非，怀疑这样讲话究竟算不算势利眼。最叫人吃不消，而且尴尬的是两个人同去看那一年一度的板球大赛，因为佐里恩的中学时代是在艾顿读的。在比赛的时间中，两个人总是特别当心，碰到对方的学校失手，自己高兴时，就会叫“好啊！啊呀，倒霉，孩子！”或者“好啊！啊呀，糟糕，爹！”这样地相互不绝打招呼。碰到这样场合，佐里恩为了顾全儿子的面子起见，总是舍去平日的硬呢帽不戴，换上一顶灰色大礼帽，黑大礼帽他可受不了。儿子进牛津大学时，佐里恩也陪了他一同去，自己又好笑，又谦卑，外加上一点点担心，不要使这个孩子在同学中间被人看不起，因为那些年轻人看上去好像比他还要老练，还要大得多。他时常想，“好在我是个画家”-他早已放弃在罗易得公司的保险员职务了-“完全与人无争。你没法瞧不起一个画家-你也没法真正把他当做一回事。”原来佐里天生就有一种高贵派头，一来就加进一个小圈子，使他的父亲看了暗暗好笑。这个孩子头发的颜色很淡，稍微有点鬈，眼睛是他祖父的深铁灰色眼睛，高高大大的身材，腰杆笔挺，很投合佐里恩的审美观念，就像画家们羡慕自己同性的健康美时总有点畏惧似的，他对儿子也有那么一点点畏惧。可是那次去牛津，他真个鼓起勇气来劝诫了儿子，下面就是他的话：
“我说，孩子，你一定会弄得负债累累，你记着，负了债马上就来找我。当然，我是会付的。不过一个人花钱要有个打算，将来就会更加看得起自己，这句话你不妨记着。而且切切不要向人家借钱，除掉向我借，行吗？”
当时佐里说：
“好的，爹，我决不借钱，”他果然从此没有借过钱。
“还有一件事情。我也不大懂得什么叫道德不道德，不过有一点：永远在你做一件事情之前，想一想是不是万不得已才伤害到一个人的，这样想很有好处。”
佐里显出深思的神气，点点头，随即抓着父亲的手紧紧勒了一下。佐里恩接着想：“不知道我有没有资格讲这种话？”他一直担心父子之间的那种相互的默契和信任会在俯仰问丧失。他记得自己曾经有好多年丧失了父亲的信任，因此两个人之间感情虽然很好，却从来不形之于色。不用说。他是低估了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他不知道自从他1866年进了剑桥之后，时代已经变了。他可能也低估了自己儿子的理解力，因为在佐里看来，他这人简直是随和到了极点了。就由于这样随和-可能和他的怀疑主义也有关系-他对珍总是那样莫名其妙地怀有戒心。珍就是那种性格坚强的人，心思极其笃定，想一样东西或者做一件事，不达到目的决不干休-后来又会来不及地摔掉，往往如此。她母亲过去就是这样，所以流了那一大堆眼泪。这并不是说他跟女儿的关系和过去跟她母亲的关系处得一样坏。在女儿的事情上，一个人可以一笑置之；跟老婆你可没法一笑置之。看见珍那样下巴鼓起来，一门心思地做一件事情，对他并无所谓，因为基本上她并不妨碍到佐里恩的自由-一谈到自由，他自己的下巴也会鼓出来，而且那个装在花白胡须下面的下巴也很坚强。两个人没有什么知心话要说，一点没有必要。自我解嘲一下就完了-事实上他时常就是这样。珍最大的毛病是从来够不上他的审美观念，虽然就她的金红头发、海蓝色眼睛和那一点赤膊上阵的奋斗精神来说，本来也还是看得过的；好丽就完全不同了，人温柔娴静，怯弱而且多情，在某些地方又带一点淘气味儿。他对这个小女儿特别感觉兴趣，从她孩提时起就一直留心看着。她会不会长成个美人儿呢？长了那样一副鹅蛋脸，灰色的深思的眼睛，褐色的长睫毛，她说不定会是个美人，也说不定不会。一直到去年他才算看出一点。对了，她会长成个美人-皮肤稍嫌黑一点儿，永远是那样羞答答的，可确实是个美人。她现在是18岁，布斯小姐已经告退。在这11年中，那位出色的女人脑子里一直就想着“那些有教育的小泰勒斯”，现在，换了一个人家，她的心里又会激动地想起那些“有教养的小福尔赛”。她教好丽讲法文跟她自己讲得一样好。
佐里恩虽然并不擅长于画像，可是替小女儿已经画了三幅。这一天是1899年10月4日，佐里恩正给好丽画着第四幅像时，佣人送上来一张名片，使他看了把眉都抬了起来：
圣詹姆士街。
鉴赏家俱乐部。
索密斯·福尔赛。
麦波杜伦。
栖园。
可是写到这里，这个世家又得离开正题一下……
那一年佐里恩上西班牙旅行了几个月，回来时看见房子的窗帘全拉了下来，小女儿茫然哭泣，自己的爱父安静地长眠着。他本来是那样一个容易感受而且心地慈爱的人，这些情景他从来没有能够忘怀，而且看上去永远也不会忘怀。还有，他每想到这个惨痛的日子，想到自己的老父一生行事都是那样有条不紊，那样冷静，那样光明磊落，会这样不明不白死去，心里总不免怀着疑窦。他简直信不过自己的老父会不说出自己的打算，不给儿子留下遗言，不正式和家人诀别，就这样突然撒手。小好丽有一搭没一搭地提到一个“浅灰衣服的女子”，布斯小姐提到一位“爱伦”太太，使他就像堕入五里雾中。一直等到他读了父亲的遗嘱和遗嘱后面附项，才算清楚一点起来。他是遗嘱和附项的执行人，有责任去通知伊莲-他堂弟索密斯的妻子-这笔一万五千镑的遗赠，只是动利不能动本，终她的天年。他曾经去看过伊莲，告诉她这笔指定拨在她名下的款子全部是印度股票，每年除去所得税外，净利将是四百三十镑多一点。他看见索密斯妻子这还是第三次-不过她现在究竟是不是索密斯的妻子，他也说不准。他记得第一次看见她坐在植物园里等候波辛尼-一个楚楚动人的美人儿，使他想起提申的《天堂之爱》；第二次是在获悉波辛尼死讯的那一天下午，他父亲派他上孟特贝里尔广场去向她报信。他还记得在那时候她突然在客厅门口站出来-一张美丽的脸上从狂热的希望转为冰冷的绝望；他还记得在自己心里升起一种怜惜，记得索密斯发出一声狞笑，同时说：“我们不见客”，就砰的把门关上。
现在第三次见面，她的容貌和身条显得更加美了-那些狂热的希望和失望全消失了。佐里恩看着她时，心里想：“对了，你恰恰就是爹喜欢的那种女子呢！”他父亲那段离奇的残夏逐渐在他脑子里变得清晰起来。她谈到老佐里恩时带着尊敬，并且含着眼泪，“他待我太好了，我真不懂是什么缘故。他坐在树底下那张椅子上，看上去那么美丽，又那么安静。你知道，我是第一个跑来看见他睡在那把椅子上的。天气是那样好。恐怕没有比这样一个结局更幸福的了。我想我们都愿意这样子死去。”
“很对！”他当时想。“我们全都愿意在这样一个盛夏时节，同时有一个美人从草地上向我们走来时死去呢。”
他把那间几乎是环堵萧然的小客厅稍稍扫视一下，就问她现在有什么打算。“我打算稍微享受一下，佐里恩大哥。一个人自己能有点钱真不错。我从来就没有过钱。我想，这个公寓还是住下去，已经住习惯了，可是我现在能够上意大利去走动走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