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世宗是历代帝王中比较有思想的一位政治家。他在即位第二年，便下令朝中诸官员，每人写一篇《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和《平边策》，从百官的建议中寻找治理和统一国家的良方妙策。对内，周世宗继续推进并深化周太祖实行的改革，修明内政，改革军队；对外，致力于统一大业，数次御驾亲征以鼓舞士气。但是，周世宗的缺点也同样明显，就是事无巨细，太多亲自过问，对于百官不太信任。这样一来，势必牵扯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时间一长，身体便吃不消了。终于，在他39岁那年，便因操劳过度而撒手西去，将江山事业留给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统一全国的愿望最终也没有实现。宋太祖即位后，吸取周世宗的教训，重用一批文臣武将，将自己肩上的担子与他们分担，大大减轻了自己的压力。虽然宋太祖也有疑心，唯恐手下的文臣武将权力过大而威胁到他的皇位，但他深信，只要控制得好，便不会发生这种情况。而且，如果没有一批能干的文臣武将为自己办事，统一天下和治理国家的愿望将永远不可能实现。用人问题一直是当权者最为关注的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人才，对统治者来说，尤其是对那些锐意进取的统治者来说，是一笔极为宝贵的财富。有了他们，自己治理下的国家才会繁荣稳定，走向强盛之路。任用一个人才，在政治上可以辅佐君主治理好内政，使国内政局稳定，人民安居。在军事上任用一个良将，可以为君主驰骋疆场，杀敌卫国。但是，一旦用人失察，负面的效果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小则搅乱政局，贻祸百姓；大则丧权误国，导致亡国之恨。在历代帝王中，汉高祖刘邦可以算得上是知人善任的典型。他在取得全面胜利后大宴群臣时说的一席话很具代表性。宴上，刘邦问群臣道：“各位大臣，请你们如实告诉我，我为什么能取得天下，项羽又为什么会失掉天下呢？”大臣们议论纷纷。高起、王陵先后说到：“陛下让人攻城略地，常常把土地分封给臣下，能与天下人同利，所以得到大家的拥戴。而项羽则不然，他刚愎自用，妒贤嫉能，所以会失掉人心，失掉天下。”刘邦笑着回答说：“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都是人中之杰，而我能够重用他们，这才是我能够取得天下的重要原因。而项羽，即使手下良材成群，也不懂得珍惜，最后只剩下一个范增，况且还不能完全信任，这就是他被我们打败的原因。”任用贤良的忠臣和奸佞的小人，其结果是截然不同的。东汉后期，宦官当权，连皇帝的命运也掌控在这些宦官手中，他们把持朝政，恣意妄为，对不同政见者横加迫害，多少忠臣义士成为刀下冤鬼、狱中冤魂。其中最有名的“十常侍”，更是坏事做尽，把原本强大的东汉政权搞得摇摇欲坠，外忧内患不断，最后被奸人利用，导致亡国。对人才的使用，需要不拘一格，要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使之最大限度地为国为民造福。而对于那些善使诡术的小人，则要远离他们，切不可被他们的伎俩所迷惑，阻塞视听。否则，就会出现“一叶障目而不见森林”的后果。宋太祖对文人的态度，有一个从看不起到尊重，继而到重用的转变过程。宋太祖是武人出身，看不起文人。他认为文臣起草皇帝的诏书，不过是用前人旧本，略加改动而已，依样画葫芦，并非真有多大学问。一次宋太祖到太庙，见到里面陈列不少笾豆礼器，便问：“这都是些什么东西？”有人告诉他这是在太庙举行祭祀时所用的礼器。宋太祖说：“我祖宗谁认得这些东西！”命人尽数撤去，只用一般的食器，向祖先祭祀。儒家认为，国家的大事，莫过于打仗和礼法，而在务实的宋太祖眼里，礼法没什么作用。不过后来宋太祖也确实感觉到，儒家的学问对自己治国有用。因为封建国家、皇权制度，总是需要进行礼仪活动，于是有关的种种规定与讲究，就非要儒家人士为之操办不可，所以逐渐地宋太祖就觉得儒生文士还是皇权这部车子上不可缺少的一个车轮。而且，宋太祖还发现重用文臣更有抑制武将的作用。他问赵普，文臣中有没有精通军事和武略的，赵普回答说，左补阙辛仲甫就是这样的人，宋太祖就任用辛仲甫为四川兵马都监。
宋太祖对赵普说：“五代的藩镇非常残暴，人民深受其害，我现在任用了一百多名文臣中能干的人去治理各地的大藩镇，他们就是贪污卑浊，也不及武臣的十分之一。”从不喜欢到养士重用，正是宋太祖克服自我，服从治国规律的表现。转变了对文人的态度后，宋太祖开创了自宋代以来的“养士”之风。优待文人，这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不多见的。这股风气在他孙辈仁宗时见了回报，出现了范仲淹、欧阳修、韩琦、富弼等一大批杰出的人才，他们以天下为己任，品学兼优。对内政，宋太祖重用读书人，让他们担任中央及地方的各级官员。他知道，文人都是长期受儒家学说教育的，深知忠信仁义等美德，而且大多聪明机敏，能够胜任所担负的责任。武将们则不然，他们的思想单纯，目光短浅，只知道使用蛮力拼杀疆场，对治理地方缺乏经验和能力，而且一旦地位升高，便会产生异心，导致变乱，危害国家的安定。所以，宋太祖不仅将地方的行政权和财权交给文臣，而且将地方的兵权也一并交由文臣负责。宋太祖对人才的重视，从识人、运用科举制度选拔人才、爱护手下人才和提防小人四个方面体现出来。用人首先必须识人。只有通过仔细观察和详细了解，明白无误地认识一个人的本性和能力，才可以放心大胆地把工作交给他，才可能取得预期的成功。倘若所用非人，或是被他人的甜言蜜语所迷惑，那么，失败就是必然的了。自古以来，拥有权力的人，凡是能够知人善用的，大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如果用人不分贤愚，不辨臧否而随意用之，或徇私情而用之，必然会导致失败。这一方面的例子，充斥史书。周武王用吕尚而灭殷商；齐桓公用管仲而首霸于诸侯；楚用靳尚丧土辱国；秦用赵高二世而亡。盛唐之所以强盛，是与君主圣明和臣子贤能分不开的。唐太宗时期，重用房玄龄、杜如晦等一批能臣，使得内政修明，军力强盛，遂有贞观之治。唐玄宗前期，也是励精图治，姚崇、宋等贤臣也是忠心辅佐，把唐王朝推向极盛，一时府库充盈，百姓安乐，外藩莫敢入侵，开元盛世的局面令无数政治家们盛赞。但是到了唐玄宗后期，不思进取，醉心玩乐，把贤能之人摒弃一旁，而重用李林甫、杨国忠等奸人为相，以致国家江河日下，政局混乱不堪，最后终因安史之乱而国脉寸断，匆匆结束了王朝的命运。在宋太祖创立的大宋王朝中，忠奸也是非常明显的。忠臣中，有清廉断案、号称“包青天”的包拯，有精忠报国，威震敌胆的武将岳飞。奸臣中，最有名的应该算是与岳飞同朝代的奸相秦桧。他身为大宋宰相，不思为国分忧，尽忠报国，反而自甘堕落，充当金人的走狗，陷害忠良，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并直接导致南宋的失利和岳飞的被害。这两个对比鲜明的人物，一个流芳千古，一个遗臭万年。宋王朝与其他王朝相比，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重文轻武，以文人治国。在选拔人才上，宋太祖尤其重文。他一方面诏令翰林学士、文班常参官及诸州县长官向朝廷举荐，另一方面加大科举力度，希望从科举中选拔出一批有用的人才。虽然宋太祖对人才的渴望如饥似渴，但也不是良莠不分，一并收纳。为了更真实、更有效地甄选人才，宋太祖恢复了武则天创立的殿试制度，亲自考核中举的进士，以防舞弊之举。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宋太祖下诏说：研读透一本经书能让人白了头发。数十次应考才能登科及第，这是前朝贤人们埋头苦读的情景。开设科举选取人才，本来应当给予宽容政策才对。如果按照旧制度，参加科举九次而不中，就应停止该举子的考试资格，这实际上不能广开选贤才之路。从今以后，可以准许他们再来应试。正是宋太祖爱才惜才，才有后来的文治昌盛。
宋太祖坚持“取士之道，责实为先”。荀子在《君道》篇中说：“英明的君主急于求得治国的人才，昏庸的君主急于夺取权势，疏远人才。”公元964年，宋太祖下诏：国家得到有识之士的帮助就会昌盛。既然他们有聪明才智，就应该共同治理国家。推荐贤才者应该给予奖赏，大家应推举自己所了解的贤能之士。推选有贤能的人任职，必须力求名副其实。被推荐者必须为官清廉公正，还须通达世事，行动敏捷。而荐举者不得徇私舞弊，故意夸大其词，乱举庸人。在得知有的主考官在取士方面受贿营私，而导致真正的人才得不到任用时，宋太祖十分生气，决定自己亲自考问中第的进士，当面答对以辨优劣。从此殿试便成为科举考试的定制。省试选取人才，殿试授予出身。公元973年，新科进士10人，诸科28人一起到讲武殿面圣谢恩。宋太祖亲自考问这些人，发现进士武济川、三传刘睿应对失策，才学疏浅，于是便当场取消了他们的资格。后来宋太祖又听说武济川是主考官李的同乡，经过调查属实后，更感到事情的严重性。于是，下令给李降职处分，并对落榜生员重新进行考试，从中选出近200人，录取120人。对殿试制度，宋太祖曾自豪地说：“以往得中科举者，多为官僚世家所占，使一般平民子弟入仕无门。如今朕亲临殿试，力求公正无私，尽革往昔之弊。”为进一步严格科考，选拔出真正的济世之才，宋太祖又下诏：规定地方长官必须选择有才学而且处事公正者担任诸州的考官。知贡举与考官同阅考卷，合格者则上荐，不合格者则放弃，不可使无才学之人受到优待。禁止不经层层考试而私荐举人，提倡检举告发，对告发属实者按等行赏。对弄虚作假的考生，一律退回原籍，不得再入科场。对徇私舞弊的考官，严惩不贷。有一次，主考官宋白收受贿赂，取舍不公。为堵塞他人之口，他预先将考中者排名呈送太祖。太祖大怒，斥责宋白说：“若榜出招致物议，当拿你杀头示众。”吓得宋白赶紧回去重改名次，如实汇报。另有一次，宰相范质的侄儿范杲在考前持自己以前的文章拜见主考官陶谷，希望得到陶谷的赏识。陶谷表示：“若考中进士，当先以甲科取你。”后来，有人将此事告发给太祖，范杲因此被取消了考试资格。在人才选拔上，宋太祖有自己的眼光和方法。他识才别有慧眼，并不看谁和他走动亲近，也不看谁是哪个派系的，而常根据一些细节评判人。曹彬是宋太祖手下第一儒将。不过，曹彬发迹前只是个管茶酒的小官，又是后周皇妃的亲戚，似乎有些裙带关系。太祖统率禁军时，曹彬不怎么接近他，没有公事从不拜访。有一次，身居高位的宋太祖家里办酒席，向曹彬要酒。曹彬拒绝了：这是官酒，不敢给你。但随后又自己出钱买酒送给宋太祖。这是小事一桩，但宋太祖却非常感动。即位后不久，他在一次公开场合说：“周世宗的旧臣中，不欺主的唯有曹彬一个。”太祖个性豪迈，却很喜欢这个清廉谨慎的人，因此让他掌军权。曹彬最终成了一代名将。对于特殊人才，宋太祖打破陈规，破格擢用。宋初文坛上有一位大家柳开，博学多才，尤其在古文上有极高的造诣。但由于命运的捉弄，柳开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中，头发都快白了，仍然只是一个举人。有人向太祖推荐柳开，说他才华出众，只是因为篆书写得不好，所以考试屡次落第。太祖听后，立即召见柳开，并对其学识之广博极为赞叹，破例特赐柳开为及第。任用文臣担任边将，更是太祖的得意之举。灵武节度使冯继业残暴骄恣，经常带兵侵犯辽人边境，掠取羌人羊马，而且对部下少恩薄义，部下多有怨言。太祖因以前和他有旧谊，故决定把他撤换了事。在更换人选上，太祖经过认真考虑，认为泗州知府段思恭虽一介儒生，但刚毅果断，曾在眉州立有功劳。于是，便召段思恭入京觐见，任命他为灵州知州。太祖对段思恭语重心长地说：“冯继业曾言灵州非蕃帅主之，戎人不服，虽卫青、霍去病名将，必见逐矣。意谓非我，他人不能治也。汝能治之乎？”段思恭回答说：“谨奉诏。”太祖对他的魄力很是欣赏，于是鼓励他说：“唐李靖、郭子仪皆出儒生，立大功，岂于我朝独无人耶？”结果，段思恭赴任后，矫正缺失，悉心安抚，周访民情，秉公断案，深得百姓爱戴。不久，“戎人不附”的灵州变成了“夷落安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