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决定迁都问题上，更能显示出太祖纳谏的大度。宋太祖生于洛阳夹马营，很喜欢自己故乡的风土人情，尤其随着年岁的增长，思乡之情愈发急切。京城开封虽距洛阳并不很远，但宋太祖觉得仍不如住在洛阳踏实。于是，公元976年，他便召集百官，向他们提出迁都洛阳的计划，并让大臣们商议。迁都对于一个朝廷来说，是一个极为重大的事情，它关系到一个朝代的兴隆福祉，也牵涉到大量的费用。对此，百官们大多表示反对。起居郎李符向太祖建议，迁都有八难：“京邑凋敝，一难也；宫阙不完，二难也；郊庙未修，三难也；百官不备，四难也；畿内民困，五难也；军食不充，六难也；壁垒未设，七难也；千乘万骑，盛暑从行，八难也。”太祖仔细想了想，这些理由虽然听起来有一定道理，但也算不得是极为困难之事，不足为阻碍迁都的理由，于是没有采信。不久，铁骑左右厢都指挥使李怀忠又进一步劝谏：“都城设在东京，有汴渠可以漕运，每年可运来江淮之米数百万斛。都下数10万兵，全部依靠这些供给。陛下如果西迁，将向哪里取用这些粮食？况且府库重兵，全在大梁，这里长久以来根基牢固，不能动摇。如果突然迁都，我实在没能看到便利在什么地方。”对此意见，宋太祖仍未听从。他的弟弟晋王赵光义劝谏说明迁都的诸多不便，太祖仍坚持己见，说：“我不但想迁都洛阳，还想迁都长安呢。汴梁地居四塞，无险可守；我意徙都关中，倚山带河，裁去冗兵，复依周汉故事，为长治久安的根本，岂不是一劳永逸吗？”晋王听后，说到“在德不在险”。这么一说，太祖心中微有波动，但仍旧心有不甘，对左右说：“晋王所说的道理固然不错，但还不足。今姑且不迁，但用不了百年，天下的民力就得用尽了。”这场迁都之争，众人的反对主张，虽未能说服太祖，但太祖鉴于群臣的一致反对，也只好屈己从众。对臣下的劝谏，还需要有一个甄别分析的过程，不能偏听偏信，否则好事就会成为坏事，做出亲者痛、仇者快的悔事。历代明君，不但能够听从好的谏言，也能够分辨出别有用心的诽谤之语。宋太祖处理问题的原则就是根据自己掌握的情况，详加调查，不听信一面之词。杨承信曾任护国军节度使，在平定李筠叛乱中立有大功，他的父亲杨光远在后晋时曾经占据青州反叛过朝廷。于是，有好事者便借题发挥，写信给朝廷告发杨承信有谋反之心。太祖接到密告之后，并没有立即听信，而是派魏丕借赐给杨承信生辰礼物之际，亲临其治所探究虚实。结果，魏丕回来后说，杨承信忠心为国，根本不会反抗朝廷。太祖于是重责告发之人，以正视听。《续资治通鉴长编》中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太祖即位之初，希望全面了解京城内外的情况，于是派军校史外出博访广采。史东奔西走，顺利完成任务。后经太祖逐一核实，全部确有其事。史也因办事踏实而受到太祖恩奖，升任马军都军头，领毅州刺史。但史从此便完全换了一个人，利用皇帝的宠信，作威作福。当时，德州刺史郭贵权知邢州，国子监丞梁梦升权知德州。郭贵的族人和亲吏，倚仗他在德州的权势，为非作歹，鱼肉乡里，被梁梦升全部绳之以法。郭贵因此对梁梦升怀恨在心。正巧，与郭贵私交甚好的史成了太祖身边的红人，郭贵便立派亲信前往京城联络史，希望借助于史的影响来除掉梁梦升。
一天，太祖询问史：“近来中外所任官吏，皆得其人，你认为如何？”史连忙说：“今之文臣，也未必都得其人。”一边说，一边将早已整理好的揭发梁梦升的材料呈给太祖，并添油加醋道：“例如，梁梦升权知德州，欺蔑刺史郭贵，几至于死。”太祖对梁梦升的忠直素有了解，于是说：“这一定是刺史所为不法所致，梁梦升是真正精明强干的官员。”看完史整理的黑材料后，太祖又下令提升梁梦升为左赞善大夫，仍为德州知府。史碰了一鼻子灰，大气也不敢出。后来，终因谗言过多而被太祖遗弃。公元964年，吏部尚书张昭与翰林学士承旨陶谷共同掌管官吏铨选工作，陶谷趁机公报私仇，诬陷左谏议大夫崔颂嘱托给事中李将自己的亲信授为县令，并以张昭为证人。太祖一向痛恨买官卖官、培植私人的做法，听到此事后十分震怒。为了查明真相，急召张昭当面对质。张昭原来顾忌陶谷，不敢反对，在皇帝面前，他终于说出了实情。太祖因而知晓了陶谷诬陷他人的罪证，对他严加惩处。泾州马步军教练使李玉，性情凶狠，为人狡诈，因与彰义节度使白重赞有过节，便总想整治白重赞。一天，李玉和部下策划了一个谋害白重赞的法子：派人暗中购买了一副马缨，并伪造一封假文书，内容是揭发白重赞谋逆之事。李玉将这些假证据交给其上司，并嘱托他上交朝廷。而其上司不相信白重赞会谋反，并将证据全部交给他。白重赞按照规定，将这些证据全部密封后，派人快马送给朝廷，请朝廷明断。太祖看到后，急忙秘密派人来往查证，经过复核，断定这些证据都是伪造的。于是，太祖命六宅使陈思诲日夜兼程，前往泾州擒拿李玉等人，并将之弃市处死。对地方官员的意见和建议，只要合情合理，宋太祖也一并广泛采纳。隰州刺史李谦溥手下有一员武将刘进，勇力非凡，在与北汉的交锋中常常是奋勇杀敌，以少胜多。北汉统治者将刘进视为心腹之患，总是想除之而后快，后来决定用反间计来除掉他。一天，晋州节度使赵赞忽然接到一封密信，上面罗列了刘进与北汉君臣交好的事例。为了边境的安全，赵赞立刻将此事上报朝廷。宋太祖下令将刘进押送京城，严加审讯。李谦溥知道此事后，上书太祖：“刘进为北汉人所恶，此乃反间计。”并表示相信刘进的忠诚与清白，愿意用全家四十余口人的生命作为担保。太祖经过调查，确如李谦溥所言，便恍然大悟，急命释放刘进，官复原职，并赐给他一些财物，以补枉屈。人贵有自知之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同时也有不足之处。对于长处，可以继续发扬，而对于短处，则需要通过努力和别人的帮助加以改进。对于别人的帮助，要有宽广的胸襟，虚怀若谷地听取别人的意见。有道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对自己的错误，应当有承认的勇气和改正的决心，切不可为了一时的面子而错上加错。当然，也不能听风便是雨，毫无判断能力。自古以来，只有开明的皇帝才能听进臣子的建议和言论。宋太祖不但重视臣民的谏言，而且善于纳谏，显示了他的仁德和大度。教化民众
宗教既有善的一面，又有其迷惑性。作为人们精神上的一种寄托，宗教可以通过修炼和忏悔，使人们达到修身养性的目的。宋太祖重视宗教的积极作用，并巧妙地消除人们对迷信的盲目信仰。
在封建社会，宗教成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思想武器，通过它的影响，让人民服从和遵守，以达到维护其统治的目的。魏晋以后，佛教一直占据宗教界的统治地位。许多王朝的皇帝与佛教之间有或多或少的联系，有的皇帝是虔诚的佛教徒，有的皇帝只是借助或利用佛教来维护其统治。皇帝对于佛教的态度直接决定了佛教在国家内部的生存环境。假如皇帝笃信佛教，便会倡导佛教，并让百姓们也信佛、尊奉佛教，如南北朝时期的梁武帝萧衍、隋文帝杨坚等。如果皇帝觉得佛教的影响已经严重干扰了皇权，危害了其统治，便会利用行政手段加以干预，有时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佛教势力，如中国历史上的数次毁佛事件。因此，在封建社会中，神权与皇权的关系，只能是从属关系，神权只能作为皇权的附属，无条件地服从皇权。皇帝对于佛教的重视应从东晋时期算起。晋元帝是尊崇佛教的第一位皇帝，在他的影响下，东晋的皇帝们大多懂得利用佛教来加强自己的统治，因此，佛教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力量。晋哀帝、孝武帝经常请佛教高僧进宫讲经，以至出现佛教徒窃权干政的现象，这些干政的僧人曾经“权倾一朝，威行内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大怪事。在南北朝时期，由于皇帝的笃信，佛教进入发展的高峰期，各地不断增修寺庙，佛教徒的人数也急剧上升，南齐时出家僧尼有3万多人，至南梁武帝时仅一次受戒者竟多达48000千人。佛教虽然教导信徒们从善去恶，对社会教化有积极意义，但是广建寺庙，又是对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而且，出家的僧尼不从事生产，对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产生消极影响。道教是中国唯一土生土长的宗教，源于古代民间巫术和秦汉时期的神仙方术，同时还吸收了阴阳五行学说和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具有浓厚的民间和原始色彩。道教被统治者推上政治舞台的时间要远比佛教晚，其兴盛时期出现在唐代。佛教讲究修身度人，道教注重炼丹以求长生不老之术。做什么事情都要有个“度”，假如突破了这个“度”，好事也会变成坏事。历史上对宗教的狂热信仰而导致误国误民的帝王如过河之鲫。梁武帝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做了皇帝又当和尚的人。他笃信佛教基本上达到了痴迷的程度。他在位期间，广修寺庙，大兴土木，用百姓的辛苦钱来铸佛像和布施僧尼，其中仅一次布施就达1096万钱。这还不算完，他为了表示对佛教的虔诚，前后3次剃度出家做和尚，不问国事，逼得百官没有办法，只好出巨资赎回他，两次的赎金竟高达2亿钱。如此一来，百姓的负担无形中加重了许多。隋文帝杨坚虽是一位有作为的皇帝，但在他执政期间对佛教的痴迷也相当厉害。他即位前，一位尼姑曾预言他晚年当得天下。于是，他得到天下后为了报恩，在称帝的当年就下令：听任百姓出家当和尚、尼姑；全国各地一律按人口征钱以营造佛寺、塑造佛像及缮写佛经。据史书记载，杨坚在位期间，所度僧尼总数达到23万人。这么多的人出家诵佛，严重危害了社会生产，对社会经济的破坏作用可想而知。道教的负面影响也极为显著。唐武宗在位期间，醉心于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封道士赵归真为左右街门教授先生，并拜其为师，日夜修炼神仙术，以至废寝忘食，将国家大事抛于脑后。而道教所谓的“金丹”，有百害而无一利，不但不能使人长生不老、返老还童，而且还会因其毒性发作而致人死亡。据史书所载，唐代许多皇帝，如太宗、宪宗、穆宗、敬宗、武宗、宣宗都是因为服食“金丹”而中毒身亡。
那么，宋太祖对于佛、道又是什么态度呢？客观地讲，宋太祖虽然也把佛、道当做维护其统治的思想武器而加以利用，却不醉心于此，只是采取中庸之道，即虽敬重却不放纵。宋太祖即位之初，曾延续周世宗对练佛教的政策，废停寺院，毁天下铜佛像用于铸钱。但不久之后，他意识到这种过激的政策不利于维护社会的安定。于是，宋太祖下令停止废毁寺院，并剃度童僧8000人，将僧众的数量保持在一定的规模之上。此外，他还下令：已经铸成的佛像，不要再毁。同时下令雕刻《大藏经》，并资助去天竺求法的僧人每人3万钱。为使佛教更好地服务于皇权，宋太祖对佛教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敬意，据说，宋太祖即位后巡幸相国寺。按照寺规，佛像面前，众生平等，即使是天子皇帝也应跪拜。宋太祖开始不愿跪拜，便故意问僧人：“当拜不当拜？”僧人见此情景，连忙迎合说：“不拜。”太祖问其原因，僧人解释道：“殿上佛像是过去之佛，而陛下是今世活佛，活佛不必拜死佛。”太祖听后哈哈大笑，然后出人意料地走到佛像前，恭敬地行了跪拜礼。为防止佛教徒为害社会，太祖还亲自召见各寺院的主持和方丈，了解其品行及学问，并从中选出合适的僧官，以教化、引导僧众为善去恶。为维护其统治，宋太祖对佛教还采取保护措施，不允许诋毁、亵渎佛教的事情发生。河南有一进士李霭，不仅不信佛，而且还著书于言，名为《灭邪集》，用激烈的言辞批评、诋毁佛教。此外，他还将佛经用针线缝起来当做内衣。这些对佛教大不敬的做法，引起僧人的强烈不满，将李霭告到朝廷。宋太祖为了平息僧人怨气，亦觉李霭做得过分，便将他决杖流放到沙门岛。对于道教，宋太祖也本着与对待佛教一视同仁的态度。据《续湘山野录》记载，宋太祖与道教略有渊源。宋太祖登基前曾与赵光义、赵普二人一起到长安游玩，途中碰到一骑驴的道士陈抟。陈抟热情地邀三人入酒肆饮酒。赵普无意中坐到席左，陈抟十分生气地批评他说：“紫微帝垣乃一小星，岂可据上座？”几年之后，宋太祖果然当了皇帝。正因为陈抟的预言应验，所以宋太祖对德高望重的道士非常礼遇。宋初有一处士名王昭素，有志行，为人忠直达观，著有《易论》33篇，门生满天下。太祖听说此人后，便下诏在便殿召见他，此时王昭素已是年过七旬。太祖问：“何以不仕？以致相见之晚。”王昭素答曰：“不能。”继而为太祖讲解《易经》之“乾卦”。在讲解之中，王昭素旁征博引，其间还夹杂着规劝皇帝做利国利民之事谏言，太祖非常叹服其知识的广博，当太祖问起治世养身之术时，王昭素说：“治世莫若爱民，养身莫若寡欲。”太祖十分喜欢这两句，当时便将其书写下来，作为警励自己的座右铭。另外一个志行高洁、素为世人敬佩的道士苏澄隐也颇受太祖敬重。太祖曾亲至兴隆观拜访苏澄隐，询问养生之术。苏澄隐回答说：“臣养生，不过精思练气耳。帝王养生，则异于是。老子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正。’无为无欲，凝神太和。昔黄帝、唐尧享国永年，用此道也。”太祖听后，获益匪浅，连连称是，并赐给他紫衣一袭、银五百两、帛五百匹。在尊重佛、道的同时，宋太祖认识到其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便对其采取了一系列限制措施。宋太祖曾下令，禁止用铜铁铸造佛像。但时间一长，民间又出现销毁农具而铸造佛像的状况。为此，太祖再次下令，严禁此类事情发生，违者重罚。为限制寺院和僧人数量，他还下令：周世宗时期已被停废的寺院，不得复兴；各州每百名僧尼只许岁度一人。公元972年，太祖下令：出家修行的僧尼各不相统领，接收出家男女信徒各于本寺置坛受戒。同时禁止只穿道士服装而不信教念经的假冒道士，不允许私度道士。这些法令，对于严肃佛道门规，净化社会风气有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