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说：上善若水，厚德载物。人生若是如水，往来穿梭自如，于浩渺的天地之间默默流淌，上可至穹庐，下可到黄泉，不畏寂寞，不为诱惑，能屈能伸，能进能退，能上能下，只身存天下又有何难？
心境如水
古代，一位官员被革职遣返，他心中的苦闷无处排解，便来找师父开导自己。师父静静听完了他的倾诉，将他带入自己的房中，房间的桌上放着一瓶水。师父微笑着说：“你看这只花瓶，它已经放置在这里许久了，几乎每天都有尘埃灰烬落在里面，但它依然澄清透明。你知道这是何故吗？”此人思索良久，仿佛要将花瓶看穿，忽然他似有所悟：“我懂了，所有的灰尘都沉淀到瓶底了。”
师父点点头：“世间烦恼之事数之不尽，有些事越想忘掉越挥之不去，那就索性记住它好了。就像瓶中的水，如果你厌恶地摇它，会使一瓶水都不得安宁，混浊一片；如果你愿意慢慢地、静静地让它们沉淀下来，用宽广的胸怀容纳它们，这样，心灵并未因此受到污染，反而更加纯净了。”官员恍然大悟。
水具有滋养万物生命的德性，使万物得其润泽，而不与万物争利，永远不居高位，不把持要津，在这个永远不平的物质世界中，宁愿自居下流，藏垢纳污而包容一切。所以老子形容它：“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老子只是拿水与物不争的善性一面，来说明它几乎近于道的修为而已。一个人的行为如果能做到如水一样，善于自处而甘居下地，所谓“居善地”；心境像水一样，善于容纳百川的深沉渊默，所谓“心善渊”；行为举止同水一般助长万物生灵，所谓“与善仁”；言语如潮水一样准则有信，所谓“言善信”；立身处世像水一样持平正衡，所谓“正善治”；担当做事像水一样调剂融合，所谓“事善能”；把握机会，及时而动，做到同水一样随着动荡的趋势而动荡，跟着静止的状况而安详澄澈，所谓“动善时”；遵循水的基本原则，与物无争，与世无争，永无过患而安然处顺，便是掌握了天地之道的妙用了。
人生在世，若能将水的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可谓完人，正是“上善若水，厚德载物”。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北宋范仲淹曾挥毫撰写了千古传诵的《岳阳楼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情感不轻易地随景而迁。升官发财之日，不会得意忘形；遭厄受穷之时，也不致愁眉紧锁。身居高职，能为民解忧；一旦流离江湖，依旧心系万民。在位也忧，离职也忧。如要问：似这般无日不忧，几时才是一乐？只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两句话阐明了范仲淹一生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概括。
从青年时代开始，范仲淹就立志做一个有益于天下的人。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不怕因此获罪。他发动了庆历新政，这一政治改革，触及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制度的各个方面，虽然由于守旧势力的反对，改革失败了，但范仲淹主持的这次新政却开创了北宋士大夫议政的风气，传播了改革思想，成为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前奏。
他在地方上每到一处，便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政绩斐然，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衣食不华，只为温饱，直到晚年，也没建造一座像样的宅第。然而，他却乐善好施，待人亲热敦厚，乐于义助他人，当时的贤士，很多是在他的教导和荐拔下成长起来的。即使是乡野和街巷的平民百姓，也都能叫出他的名字。当他离任时，百姓拦住传旨使臣的路，要求朝廷让范仲淹继续留任。
范仲淹死后，朝野上下一致哀痛，甚至西夏、甘、凉等地的少数民族也都聚众举哀，连日斋戒。凡是他从政过的地方，老百姓纷纷为他建祠画像，数百族人来到祠堂，像死去父亲一样痛哭哀悼。看来好像范仲淹的一生错过了许多，比如荣华富贵，比如功名利禄，其实他表面错过的都是实际收获的，正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许多大公无私之人表面上看似因为无私而失去了许多，殊不知，他们为此得到的更为丰裕。如果抛开历史，走进生活之中，你同样会发现，如果不将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自私的位置上，获得的将会更多。
老子说天地之所以能够长久存在，是因为其“不自生”，“故能长生”。天地自然而生，不为万物，不为人。天地的“不自生”，正是天地极其自私的道理。但是，老子在这里所表现的是天地的“极私”，同时也正是天地的“至公”。
从万物个体的小生命来看，生死仿佛是极为不幸之事，但从天地长生的本位来说，生生死死只是万物表层的变相。万物与天地本来便是一个同体的生命，万物的生死只是表层现象的两头，天地能生能死的功能，并没有随生死的变相而消灭，它本来便是一个整体的大我，无形无相，生而不生，真若永恒似的存在着。
得道的圣人如果能够效法天地的法则立身处世，去掉自我人为的自私，把自己假象的身心摆在最后，把自我人为的身心，看成是外物一样，便真正摒弃了私心。只要奋不顾身，为“义所当为”的需要而努力去做，那么，虽然看似把自身的利益置于最后，其实恰好是一路领先，光耀千古。看来虽然是外忘此身而不顾自己，其实是作出了一个身存天下的最好安排。
志在天下者先正其身
王莽是皇太后王政君的弟弟王曼的儿子，父辈中九人封侯，父亲早死，孤苦伶仃。与同族同辈中声色犬马的纨绔子弟相比，王莽聪明伶俐，孝母尊嫂，生活俭朴，饱读诗书，结交贤士，声名远播。他曾几个月衣不解带地悉心侍候伯父王凤，深得这位大司马的疼爱。加官晋爵后的王莽依旧行为恭谨，生活俭朴，深得赞誉。正当王莽踌躇满志之时，成帝去世，哀帝即位，王莽的靠山王政君被尊为太皇太后，失去了权力，王莽下野，并一度回到了自己的封国。这段期间，王莽依然克己节俭，结交儒生，韬光养晦。为了堵住众人之口，哀帝以侍候王太后的名义，把王莽重新召回到京师。随着年仅9岁的汉平帝即位，王莽将军国大政独揽一身，其野心也急剧膨胀。而后，一心想当帝王的王莽，假借天命，征集天下通今博古之士及吏民48万人齐集京师，“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天书应运而生，王莽也理所应当地由安汉公而变为摄皇帝、假皇帝。在平定了几次叛乱之后，王莽宣布接受天命，改国号为“新”。
称帝后，他仿照周朝推行新政，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削夺刘氏贵族的权力，引发豪强不满；他鄙夷边疆藩属，将其削王为侯，导致边疆战乱不断；赋役繁重，刑政苛暴，加之黄河改道，以致饿殍遍野。王莽最终在绿林军攻入长安之时于混乱中被商人杜吴所杀，新朝随之覆灭。
历史上，“身轻失天下”者甚多，而王莽是其中的一个典型。当了十五年新朝皇帝的王莽，是近两千年来中国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有人把他比做“周公再世”，是忠臣孝子的楷模，有人把他看成“曹瞒前身”，是奸雄贼子的榜首。白居易一语道破天机：“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正印证了老子的一句话：“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
人的生命价值，在于其身存。志在天下，建丰功伟业者，正是因为身有所存。现在正因为还有此身的存在，因此，应该戒慎恐惧、燕然自处而游心于物欲以外。不以一己私利而谋天下大众的大利，立大业于天下，才不负生命的价值。可惜为政者，大多只图眼前私利而困于个人权势的欲望中，以身轻天下的安危而不能自拔，由此而引出老子的奈何之叹！
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
吕端，字易直，是幽州安次人。开宝年间被授职为参知政事。当时赵普主持中书省，曾经说：“我观察吕公向皇上奏事，得到嘉奖不曾高兴，遇到挫折不曾害怕，也不表现在言谈话语中，真是宰相的气度啊！”太宗想要用吕端为相，有人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上糊涂，大事上不糊涂。”已经属意于吕端。吕端任宰相，谨慎稳重，主抓要领，办事清平简约。
当时，李继迁（西夏之建立者，党项族人，原先依附宋朝，受宋太宗赐姓，名为赵保吉）侵扰西部边境，保安军奏报，俘获李母。
宋太宗想杀李母，召寇准（当时是掌军事的枢密副使）谋议。寇准告退之后，来到相府，吕端心念一动，问寇准说：“陛下有没有告诫先生不要对吕端说？”寇准说：“没有。”吕端说：“边界经常发生的事，我不必参与；但如果是军国大事，我身为宰相，不可不知。”寇准就告诉他原委。吕端继续问：“如何处置？”寇准说：“计划在保安军北门外处斩李母，借以警告李继迁。”吕端说：“这么做并非良策，希望先生把计划的时间缓一缓，我将入奏。”
吕端入奏太宗：“当年项羽捉到了刘太公，想将他烹杀以警告刘邦，但刘邦却说，希望分我一杯羹。想做大事的人常顾不得自己的亲眷，何况李继迁是悖逆、凶暴之辈？陛下今日杀了李母，难道明日李继迁就会束手就擒？如果不能，杀了李母，只会结怨，并加深对方叛逆的意图。”太宗说：“既然如此，又该如何呢？”吕端说：“以臣愚见，应将李母安置在延州（今陕西延安市），派人善加照顾，借以招徕李继迁，即使他不愿投降，也可以牵制他，何况李母的生死大权始终在我方手里。”太宗很高兴地说：“如果不是你，就几乎误了大事。”就采用了吕端的计策。
李母后来病死在延州，而李继迁则在不久之后，因出攻西蕃中箭死亡，他的儿子随即归顺，这是吕端的功劳。
吕端在危急时刻也体现了自己“大事不糊涂”的本色。公元997年，宋太宗病危，吕端每天都陪同皇太子（宋真宗）入侍，探问病情。
当时宦官王继恩暗中勾结参知政事李昌龄、殿前都指挥使李继勋、知制诰胡旦，图谋拥立楚王赵元佐。
太宗刚驾崩，李皇后随即派王继恩召见吕端，吕端怕局势生变，就将王继恩锁入房内，再派人严加看守，然后入宫进见。
皇后说：“陛下业已驾崩，立嗣以长才顺乎传统，如今应当如何呢？”
吕端说：“先帝生前册立太子，正是为了今日，如今先帝才刚驾崩，怎可违命而有不同的意见呢？”说完，就到了福宁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