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相互照顾”的策略，原本是小商人的卑鄙策略，后来居然被大帝国采用，成了其政治手段。其实，这种策略，只有在小商人眼里才是对待顾客的规则。而大商人就不同了，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无须过问的小节；他们在购买货物时，总是会去那些最价廉物美的地方。各国在这种仇视邻居的原则的影响之下，都认为只有使所有邻国都变得贫穷，他们才能得到利益。各国对于与其通商的国家的繁荣，都抱着一种嫉妒心理，并认为自己的利益会因为这些国家的利得而有所损失。国际通商，原本应该和个人通商一样团结互助，现在却导致了通商各国的不和与仇恨。在本世纪和上世纪，欧洲和平因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嫉妒心而遭受了极大的危害，其程度不亚于由王公贵族们反复无常的野心所带来的危害。自古以来，统治者的暴政都是一种祸害，而且这种祸害从人事的性质上来说是无法消除的。至于商人和制造业者，他们既不是也不应该是统治者，虽然改变不了他们的卑鄙贪欲和独占精神，却很容易阻止他们扰乱别人的安宁。
这种仇视邻居的原则，无疑是由独占精神发明并传播开来的。不过，最先倡导它的人，比后来信奉它的人要精明一些。一国民众的利益，必然在于以最低的价格购买他们所需的各种物品。这个说法明显是有道理的，无需费心去证明它的正确性。如果人们没有被自私自利的商人和制造业者的诡辩混淆视听，他们也会明白地知道这个事实。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利益，与民众是刚好相反的。同业组合内的自由人，是通过阻止其他人受雇而得到工作机会并获得利益的。商人和制造业者与同业组合内的自由人一样，通过保有自己在国内市场的独占权来获得利益。因此，大多数的欧洲国家，都对输入本国的一切外国商品征收异常高昂的税款，或是绝对禁止输入。特别是那些使本国处于贸易逆差地位的国家，或者说是与本国有异常激烈的民族仇恨的国家，其输入本国的一切货物，几乎都会受到异常的输入限制。
邻国的富有，从战争或政治角度上的确有可能给我国造成危险；但是，从贸易角度上讲，则有利于我国。因为，在战争时期，邻国可以用其财富来维持比我国强大的海陆军；而在和平时期，邻国的财富则会带动其与我国进行更大价值的商品交换，从而为我国的生产物提供一个更大的市场。勤劳的富人邻居，比穷邻居更适合做顾客。这种情况也适用于一国，即富裕的邻国是较好的顾客。经营制造业的富人，虽然会危及附近同行的利益，但他的花费却可以为邻近的其他人提供利益，他是绝大多数邻人的好邻居。此外，较贫的同业经营者，也会因为要与他竞争而降低售价，这对其他人也是有利的。制造业发达的富国也一样，它虽然是经营同种制造业的邻国的危险竞争者，但其竞争却会给民众带来利益。而且，富国的花费必能为民众提供其他方面的良好市场，最终给民众带来利益。
一个人在穷乡僻壤里是很难发财的，只有大城市才是他实现目标的好地方。因为，当财富的流通量非常少时，一个人能够从中取得的财富量也很少。这个道理，任何一个想发财的人都明白。只有在财富很多时，他才可能得到其中一些财富。这种常识，不但可以指导1个、10个、20个人的商业行为，也应该能够帮助100万、1 000万人、2 000万人的庞大群体作出商业判断。邻国的富有，为本国提供了一个获得财富的机会。这一点，全民都应该有所认识。
如果一国四周都是富裕勤勉的商业大国，那么该国就能很容易地通过国外贸易来致富。相反的，如果一国周围都是未开化的游牧民族，或是贫困的野蛮人，该国就绝对不能指望通过国外贸易来致富。当然，它无疑可以通过耕作本国土地、进行国内贸易来致富，这类国家有古代的埃及和近代的中国等。据说，国外贸易在古代埃及是非常不受重视的。至于近代的中国，则极其轻视国外贸易，所以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给国外贸易以正当的保护。这一事实，大家也都知道。如果近代国外贸易的原则和目的，是以使一切邻国陷入贫困的境地，而且这一目的也达到了，那么国外贸易就一定不会被人注意，更不用说被人重视了。
正是这一仇视邻居的原则，才使法、英两国的贸易受到那么多的阻碍和限制。如果两国在考虑其实际利害时，能够抛弃商业嫉妒和国民仇恨，那么法国的贸易给英国带来的利益将是欧洲最大的，反过来也一样。法国是英国的近邻，其北部及西北沿海各地，可以方便地和英国南部沿海各地进行贸易，每年可以往返4~6次，就像进行国内贸易一样。跟投在其他国外贸易上的资本相比，投在这两国的这种贸易上的等量资本，能够推动4~6倍的劳动量，维持4~6倍的工人。即使是两国相距最远的两地，每年也可以进行至少一次的往返贸易，并提供超过我国对欧洲其他大部分地方的国外贸易所能带来的利益。这一利益，至少是我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所能带来的利益的3倍。我国与北美殖民地的贸易，往返一次一般要3年时间，有时甚至会超过5年；而且，北美殖民地只有300万居民，和法国的2 300万居民根本没有可比性。另外，虽然法国的贫民、乞丐因为财富分配不均而在绝对数量上远远多于北美，但是法国的财富却比北美洲多得多。所以，法国能够提供的市场，至少是我国北美殖民地的8倍。再加上英、法之间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法国所能提供的利益，将是我国北美殖民地所能提供的利益的24倍。反过来，英法贸易也同样对法国有利。按照两国的财富、人口与邻近程度来比较，英法贸易比法国与其殖民地的贸易，更能为法国带来利益。
然而，英、法两国的这么有利的环境，却没有使两国之间进行开放的自由贸易，反而阻碍了这种自由贸易的产生。因为，他们都把邻国看成了敌国。这样一来，一国的富强就会使另一国恐慌。富裕这一原本可以增进国民友谊的有利因素，现在却助长了民族仇恨。这两国都是勤勉的富裕国家，每一国的商人和制造者，都担心对方会给自己带来技术和商业活动上的不利竞争。这么以来，由激烈的民族仇恨激起的商业嫉妒，现在又反过来强化民族仇恨，两者相互助长彼此的气焰。
两国贸易者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确信并宣称自由的国外贸易会给本国带来贸易逆差，最终导致国家的灭亡。这种观点，被商人们自命为一种学说。在欧洲各商业国内，有些支持这种学说的学者，也经常预言贸易逆差将导致国家灭亡。这时，各个商业国不免为此而忧虑起来，几乎都试图扭转贸易逆差，使贸易差额对邻国不利。但是，这一切的忧虑和扭转贸易逆差的尝试，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另外，好像也没有哪个国家变得像上述学说所说的那样贫困。那些进行自由贸易的地方，并没有变得像重商主义者所预料的那样贫穷甚至灭亡，反而因为自由贸易变得更加富裕。今日的欧洲，有几个可以称为自由港的城市，却没有一个配称为自由港的国家。荷兰的自由度虽然距离标准还很远，但它也许是所有欧洲国家中，最接近于自由港的国家了。荷兰的全部国民财富，以及大部分生活必需品，都来自对外贸易。这一点，是大家不得不承认的事实。
我已经说过，有另一种与贸易差额极不相同的差额，即年生产与年消费的差额，它决定了一国的盛衰。如果年生产超过了年消费，那么社会资本就会按照超过额成比例地增加。这时，个人在维持生存的基础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收入，自然会加到社会资本上，从而继续增加社会年产物的量。相反的，如果年生产小于年消费，即社会支出超过了社会收入，那么社会资本必然会受到侵蚀，社会年产物也必然会因此而减少。
生产与消费的差额，完全不同于所谓的贸易差额，它在没有对外贸易的国家，甚至是财富、人口和改良都在逐渐变化的整个地球，都普遍存在。即使一国处于贸易逆差，它也可以从生产与消费的差额中获利。此外，即使一国半个世纪以来，都存在输入大于输出、流入的金银立即全部输出、各种纸币逐渐代替铸币的情况，甚至它的外债也在逐渐增加，但是它的土地和劳动年产物的交换价值，也仍然可以同时大幅增加。这种现象，并不仅仅是一个假设。我国北美殖民地在近期的扰乱事件发生前后的状况，就是它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