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老黄埔不得不说的校史
郭一予：建校宗旨
1923年2月，孙中山离开上海，取海道经香港，抵达广州就任大元帅职。设大元帅府于广州珠江南岸士敏土厂。3月初正式成立大本营。
当时，驻扎广东的军队名目繁多。除盘踞东江反动军阀陈炯明等外，仅踞广州一带的就有杨希闵、朱培德的滇军；刘震寰的桂军；许崇智、李福林的粤军；谭延闿的湘军；程潜的鄂军；樊钟秀的豫军等等。这些军队当中，谭延闿兼任大元帅府的秘书长；程潜兼任大元帅府军政部长；除朱培德的滇军改为大元帅府的拱卫军，尚能听命于孙中山外，其他的表面接受孙大元帅的指挥调遣，实际上却各据防区，发号施令，劫持财政税收，使得孙中山革命主张的实施困难重重。杨希闵、刘震寰都驻在革命政府所在地——广州一带，特别顽固，对于孙中山的各项措施阳奉阴违，极尽阻挠破坏之能事。
由于中国共产党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确定了同中国国民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了国民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鉴于过去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由于自己没有真正的革命武装力量，依靠别人的武力总是靠不住的。决心以俄为师，按照苏联红军训练干部的经验，筹办一所新型的陆军军官学校，训练有志革命的青年，作为建立真正革命军队的骨干。使武力与民众相结合，进而成为人民的武装。这就是创办黄埔军校之宗旨。当时，除建立这所学校之外，还准备建立航空学校和海军学校。由于陆军军官学校办在黄埔岛上，是原广东陆军学校和海军学校的旧址，所以一般通称为黄埔军校。
《我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
李奇中：校址的确定
关于军校的校址问题，这个问题争论颇多。因为驻在广东的各派军事力量都办有军事干部学校，例如西江讲武堂（粤军李济深办的）、滇军干部学校、湘军讲武堂、大本营军政部讲武堂等，有人就主张在上述机构中选择一个加以扩充，不必重新成立。当然，提出这种主张的人并不是打算建立革命家，而是阴谋扩充自己的势力。最后决定把校址选在黄埔岛，利用海军学校旧有房屋，加以修理，作为校舍，正好足够三四百人规模的学校应用。选在黄埔岛的另一原因在于求安全，因为驻军不可靠，海军可靠，海军是孙大元帅认为最忠诚于革命的一支力量。军校设在黄埔岛，周围有海军驻泊，坏分子不易施展其破坏伎俩。
《黄埔练兵》
方鼎英：艰难筹款
我想经常受孙先生耳提面命的蒋介石，其初办黄埔军校时的意愿，是不敢离开孙先生的革命立场的。闻其所选定的黄埔地址，原是清代的海军学堂基地，黎元洪即从此地毕业出去的，但已荒芜殆尽，蒋在此筹办校舍，厂棚竹架居多，其创业艰难可以想见。蒋筹款不得其法，常气急而逃往港沪，由廖仲恺先生追劝回来者不止一次，而廖当时要靠筹款来供应各军军费，因广州重要税收如番摊馆等机构，多半控制于滇军范石生之手。范烟瘾甚大，廖常陪范在鸦片烟灯下曲意周旋，趁范的烟瘾过足高兴时，才能得其许可，分拨一点税收来转济各军，较蒋之动辄牢骚消极，自不可同日而语。闻滇军第三军军长范石生，曾当面奚落蒋介石曰：“你在黄埔办什么鸟学校，你那几根‘吹火筒’，我只派一营人就可完全缴你的械。”蒋受此当面的侮辱，不敢哼一声，回到黄埔岛上，即提心吊胆地到处做起工事来，以预防范之来犯。
《我在军校的经历》
李奇中：苏联的物质援助
黄埔军校用以教练学生的各种武器和用以编练部队的轻重武器，都是苏联供给的。学生入伍初期，操练用的步枪都是一些杂牌枪，以后逐渐改用苏联供应的日本三八式步枪（据说是日俄战争中的战利品）、俄式七六二步枪、重机枪、轻机枪（又名手机枪）、驳壳枪等等。这样，学生在学习期间就已经把各式各样的步兵武器都学会了。
苏联供应军校的武器是分批秘密运来的。我参加过两次起运武器的工作。头一次大约在六七月间：有一天夜晚，我们学生第二队奉令坐小火轮出发，不知道什么任务。半夜，小火轮驶抵虎门要塞区威远炮台附近内港，停靠在一艘大海船旁边。我们学生看到这条大船的舱面上堆满了木材，还以为是来搬运木头的。等到队长宣布后，才知道这条大船是从海参崴开来，运送枪械弹药和军用器材给黄埔军校的。为了避免帝国主义的海军阻挠，所以舱面用木料伪装起来。我们乘夜起运这批军械，首先用起重机将舱面上的木料吊起抛入海里（因为没有地方卸放），打开舱盖，舱里还是塞满了木头。我们把木头都起出之后，才起出许多木箱子，这是军械的包装了。天亮的时候，才起卸完毕。这就是苏联帮助我们革命的第一批军械。以后苏联还陆续用这种伪装掩护的方法运送过好几批，包括山炮等武器，适应于完整兵团的装备。除黄埔军校所需武器以外，后来北伐战争的武器弹药等都是苏联供应的。事实证明，假如没有苏联的物质援助，就不可能有黄埔军队，也就不会有东征和北伐的胜利。
《黄埔练兵》
张申府：筹办黄埔军校点滴
1923年底，我结束了旅欧生活，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国。到北京后，见到李大钊同志，久别重逢，分外喜悦。我向大钊同志讲了在法国、德国的工作、生活以及党组织的情况，也讲了回国时途经俄国的见闻。大钊同志向我介绍了国内的形势，尤其兴奋地告诉我国共合作前景喜人，我们都为之欢欣鼓舞。言谈中，我表示希望继续回北京大学教书。大钊点头称是，并愿意从旁协助，在胡适面前代为推荐。之后，他即致信胡适，但未获准。也许是胡适认为我与他思想不一致，不便合作，拒绝了我。后来李大钊同志告诉我广东形势很好，建议我去广州。随后于1924年初，他亲自介绍我前往。
在北京度过春节，我即起程赴粤，先到上海，改乘轮船南下。一路上，见到许多青年学生情绪激昂，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畅谈国事，各自抒发其爱国情怀。
我到广州已经是2月初了。这时，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开过，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开创了国共合作的新局面。为了培养革命军事人才，广州正在筹办陆军军官学校，因地点设在黄埔岛上，人们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我到粤后，马上参加了黄埔军校的筹备工作。
与此同时，作为国共合作的另一产物——广东大学（中山大学的前身）正在筹办，邹鲁任校长，我受聘任教授兼图书馆馆长。
当时，廖仲恺同志在黄埔军校负责实际筹备工作，后担任军校党代表。戴季陶是政治部主任。他们对我非常热情，常请我吃饭，谈军校工作。廖先生身材不高，十分干练。他为人谦和，对工作一丝不苟。谈话之间，他们希望我能够推荐一些在国外学习的优秀学生到黄埔军校来。于是我开了一个15人的名单给廖仲恺，名单上的第一名就是周恩来，记得还有周佛海等人。我告诉他们，周恩来人才出众，但是个穷学生，希望能汇些路费给他。他们当即表示没有问题。
四五月间，我给周恩来同志写信谈了此事，不久他回信表示同意。8月初，周恩来同志从法国回到广州，其时我正在北京度假，回粤后才见到他。他显得非常高兴，认为黄埔军校大有可为，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1月，他接任政治部主任工作，以其非凡的才干为黄埔建军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是后话。
在军校，我参加了招考学员的工作。来广州参加考试的学生大都通过了本地区的初试，但人数仍然很多。学生们热情很高，认为报国有门，踊跃报考。我记得复试要经过笔试和口试，我主要负责学生的口试。在众多的口试学生中，一个叫“贺衷寒”的学生我始终没有忘记，此人进入军校后，逐步变成一个右派分子，他在军校参与组织孙文主义学会，谩骂攻击共产党，充当了反共的先锋。
4月底，入学考试发榜，第一期学生陆续进校，我亦被任命为军校政治部副主任。同时任命的还有管理部主任林振雄、军需部主任周骏彦、军医部主任宋荣昌、教练部副主任兼总队长邓演达等。
说到邓演达同志，我们过去未曾相识，见面后却如同老友，邓先生说话风趣，谈吐文雅，作风严谨，深得学生们的喜爱。由于工作关系，我们经常见面，他总是让我推荐在国外留学的有志之士到军校来，我告诉他已经写了名单给廖先生，嗣后，每次谈话，他总又提起推荐名单一事，可见他对军校工作是十分认真的。以后我离开了军校，也就与演达同志暂时分手了。
回忆这一段经历，最不能忘怀的是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接见。具体的时间、地点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是孙中山先生一次讲演，孙夫人宋庆龄也陪同前往，当时在场的还有廖仲恺、戴季陶等。讲演厅外有一客厅，孙中山先生演说时，我们便在客厅内等候。讲演结束，孙先生、宋庆龄来到客厅，大家坐在一起，向孙先生汇报军校的工作。孙中山勉励我们努力工作，任劳任怨，团结一致，挽救中国的危亡。孙先生态度和蔼，平易近人，他的音容笑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回忆黄埔军校》
宋希濂：校长一职的角逐
自孙中山决定创办陆军军官学校之日起，广东各实力派人物认为是一块肥肉，纷纷向孙中山推荐校长人选，争夺颇烈，而孙则属意蒋介石，各头头不同意，争论不休，孙曾愤然曰：“如果不叫蒋介石当校长，宁可不办。”并于1924年1月20日，以大元帅名义任命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
为什么孙中山当时那样器重蒋介石呢？孙中山与蒋介石以往的关系，只是一个党的领袖与一个普通党员的关系，辛亥革命时，蒋介石从日本回来参加了，当了上海都督陈其美属下的一个团长。陈其美死后，他也就失势了，其后他到广东、福建，在粤军许崇智部任过参谋长、支队司令等职，虽与孙中山有较多的接触机会，但并未被孙中山所重视。因为蒋介石在党内资历较浅，也没有显示他的才智有过人之处。蒋介石在许崇智部混了几年，郁郁不得志，乃跑回上海，与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等人从事交易所的投机买卖。1922年6月15日，陈炯明突然背叛孙中山，指令其广州的部属叶举等包围设在观音山的总统府，并进行炮轰（那时陈炯明本人在惠州）。孙事先得到粤军中的几个军官的多次密告，于深夜化装逃出总统府，得温树德海军总司令及所属海军部队的拥护，登永丰舰（以后改称中山舰），与叛乱部队对抗。蒋介石在沪得此消息，立即赶到广州见孙中山，在永丰舰随侍，颇多策划，一直支持到8月9日才共同离穗，经香港赴上海。事后蒋介石写了一本《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的小册子出版，孙中山为之作序，一开头就说“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策划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死生……”等语，随后孙中山又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由此可见孙对蒋之器重。
《参加黄埔军校前后》
周恩来：蒋介石成为校长的缘由
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50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郭一予：军校最初的组织
黄埔军官学校的最高校务领导为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在总理领导之下，设有校长、党代表各一人，分管日常校务。以当时任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蒋介石兼校长，因蒋刚从苏联考察回来，了解苏联红军的训练情况，特指定他负责筹办军校。
军校成立时，设党代表一职。孙中山派廖仲恺先生担任。按照军校的组织章程，一切重要校务和命令，均须党代表签署，否则无效。廖仲恺在孙中山回粤就任大元帅后，曾任大本营财政部长，也是当时国民党中央的三常委之一（另二人是戴季陶、谭平山）和广东省省长，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坚决拥护三大政策，在军校筹备期间，曾代理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孙中山选派他拟任军校党代表，深得人心，学生非常敬重他。1925年8月，惊悉他忽被国民党右派暗杀，无不义愤填膺，痛哭流涕，要为他报仇。
黄埔军校校本部设校长和党代表办公室。设有总教官一人，负教育训练总责。设中文秘书一人，外文翻译若干人（俄、英、日语）。办事员若干人，处理日常事务。还设有教授部、训练部、政治部、编译处、管理处、经理处、军医处。此外还有顾问室、警卫队等等。
教授部主任王柏龄，抗日战争时死于四川成都。教授部的职掌是办理全校军事学科教授事宜。下设8个教室（每个队两间教室），教训军事学科的各种课程和学生自习之用。
训练部主任由当时粤军第一师师长李济深兼任，副主任由邓演达（1931年被蒋介石杀害于南京）充任，教育干事季方。训练部的职掌是办理全校军事术科训练事宜。
管理处（或管理部，记不清楚了）负责人戴任，办理全校员工学生总务事宜，相当于副官处的职务。
经理处负责人周骏毅，职掌全校经费。下设有金柜主任，由陈良充任。
顾问室有政治总顾问和军事总顾问各一人，政治顾问和军事顾问若干人。政治总顾问是由苏联鲍罗廷兼任，军事总顾问由苏联加伦将军担任。顾问室的日常事务由几位翻译办理。
军校政治部主任最初是戴季陶、邵元冲，他们当时是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分子。他们官气十足，不接近学生，学生讨厌他们，不久均先后撤换了。后由周恩来同志接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同志在未接任政治部主任之前，是任本校政治部主任教官。他当时只有26岁左右，英姿勃勃，平易近人，在学生中威信很高。政治部的职掌是负责全校学生政治教育事宜。
黄埔军校警卫队长胡公冕，全队有官兵90余人，相当一个步兵连的兵力，担任全校的警卫事宜。当时一般学生都没有枪支，只有警卫队才荷真枪实弹，但也不过是几十支粤造毛瑟枪。黄埔军校开办时期的艰难，由此可见一斑。
黄埔距广州水路有30多里，来往交通不便，因此军校在广州市珠江边东堤设有黄埔军校办事处，办理军校交通招待等事宜。
《我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
聂荣臻：黄埔军校政治部
我们政治部负责安排学校的政治教育，政治部经常召开政治教育会议。我在的时候，政治课在学生课程中占相当大的比重，每期总数要上100多次政治课，都是由政治部计划安排的。当时最受学生欢迎的政治教官都是我们党的同志。像恽代英、萧楚女、高语罕等同志，他们是专职的政治教官。还有些是兼职的，人数就更多一些。我也讲过几次政治课。我们讲课，没有什么正式教材。大多是自编讲义自己讲。除了共产党员讲课以外，也经常请些社会名流等来讲政治课。黄埔的政治课，对传播进步思想起了重要作用。我到黄埔的时候，叶剑英同志已经到军校教导团任团长，随军出发东征去了。他原是主管军事教育的教授部副主任，在黄埔是很有威望的教官之一。
政治部还负责出版刊物，记得的有《军事政治月刊》，我还被任命为《军事政治月刊》的政治编辑主任。其他的刊物还有《革命军》《黄埔潮》《黄埔丛刊》等。
《回国参加大革命》
李奇中：黄埔教导团
1924年底成立黄埔军校教导团，教导团的新兵是秘密从浙江、江苏、湖南等地招募来的农民、工人，其中有不少丝织业工人，共编成两个团。
教导团实行党代表制，进行政治教育，以缪斌为第一团团党代表，王登瀛为第二团团党代表，以第一期毕业生分任营级、连级党代表。教导团实行新军制（即三三制）：三班一排，三排一连，三连一营，三营一团。团设若干直属部队如特务连、侦探队（兵力相当于一个连，在战术上代替骑兵执行稍远距离的搜索任务，并力求与敌人接触，为前卫的战斗创造有利条件）、重机枪连、炮兵连、手机枪排、通信队、卫生队等。
教导团的装备，包括枪、炮、弹药、手榴弹、工作器具、饮食器皿以及被服等等，除一部分被服外，其他完全由苏联供应。
教导团编组完毕后，即加紧训练。训练工作是在苏联顾问热心指导下进行的，教材是采用苏联顾问指导编写的新式典、范、令。训练方法，是采用苏联顾问提出的速成法。这种速成法，是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从武装工人所施行过的办法中介绍过来的。速成法的内容是：先将整队、队形变换、散兵、地形地物利用，以及用枪、刺枪、装退子弹、瞄准、射击等战斗动作尽数教给新兵领会熟练；一般的基本动作，如立正、敬礼、转法、步法等等，则摆在次要地位，遇有空隙时间就教一点，没有时间就不教。采用这样的速成练兵方法是由于形势所迫，急需使用这两个新兵团去打仗。
这两个教导团，是黄埔军事势力的原始部队，发展得很快，几个月之内便扩大成为两个师（师长何应钦、王懋功），到1925年10月间就编成了一个军。从此之后，就渐渐形成了“黄埔势力”。
《黄埔练兵》
曾颖、卜一鸣：高等教育班的由来
1926年当国民革命军北伐节节胜利时，部队发展很快，扩编也很多，各部队指挥机关——司令部纷纷成立，因而各级司令部的幕僚人才很缺乏。为了应急，就在现有的黄埔军官学校附设高级班，赖以培养训练一批组成各级指挥机关司令部幕僚人员。同时预计以高级班为基础，取得经验，进一步扩充为陆军大学。这就是高级班的由来。该班筹办于1926年冬，1927年1月开课，至1928年3月结束。
《黄埔军校高级班创设始末》
何宏钧：高等教育班的学员构成
本班学员都是现职少校以上军官，其中少中校级居多，上校次之，少将又次之。每期先由班本部制定召训名额分配、学员学历资格审查以及考试录取办法。即由军校转报训练总监部（抗战开始后改名军训部），分电军委会各部（办、厅、局），各军事学校，各战区，各集团军，各军，要求各单位按名额选送学员，先将被选送者的学历经历证件寄高教班审查，合格者准予按期到校报到，发准考证，考试合格者始准入学，否则退回原保送单位。学员来时即领有回程旅费，落选者不存在去路问题，事实上被淘汰者无几。本班每期召训500多人，一个军只能选送两名，最多3名。还有一种是蒋介石亲准入学的特殊学员，学校对这种人当然开绿灯，入学考试自然是走过场，当然此种人为数不多。除“御批”的以外，其他任何单位选送的均得依手续办，必须经班主任批准才行。据说孙元良在北伐时在南昌战役中临阵脱逃，依律当斩，是戴笠和一军法处长救了他。故孙当主任时，凡戴笠保送的学员，孙一概优予录取。
入学考试相当严格，在本班大坝内进行，各桌间隔50公分，试卷密封编号，答卷人不签名。试场纪律规定：不准夹带翻阅，不准偷看别人答卷，不准交头接耳……监考官颇多，来回巡视，考场气氛肃静森严。考试办法，入学资格审查等完全按陆大模式办理。
学员资格必须具备中等以上文化和受过一年以上的养成军事干部教育者。政治方面要恪遵总理遗教，实行三民主义，拥护国民政府和拥护领袖的国民党员。
《忆黄埔军校高等教育班》
丘懋高：潮州分校的设立
黄埔军校设立分校，是从潮州分校开始的。起先在广州黄埔岛上虽有平岗、蝴蝶岗及驻省等分校称呼，这不过移调本校一部分员生留驻校外训练，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组织，不足称为正式分校。1925年2月校军第一次东征，底定潮汕后，为了随军东征的学生补习课程起见，而筹设分校于潮安县城，但不满一月仍返回黄埔，分校筹备也暂停了。1925年冬，第二次东征完全消灭陈炯明残部于潮梅之后，才恢复潮州分校，借用潮安县城李公祠为校址。初名“陆军军官学校潮州分校”，1926年3月随着黄埔本校易名后，也改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毕业文凭有两张：一为以何应钦代校长签发，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第二期毕业文凭”；一为由校长蒋中正签发，写“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潮州分校毕业文凭”。
分校和本校一样，都有两种势力的斗争，十分激烈。代校长何应钦口头上强调校训“亲爱精诚”四个字，不可组织小团体致破坏团结，实则和黄埔本校教授主任王柏龄一样，都支持右派戴季陶搞孙文主义学会来破坏团结。曾请戴来校作“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演讲，完全抽去孙中山学说的革命思想；并大肆宣扬封建道统说：“孙中山是继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他们于1925年4月24日组织孙文主义学会，来对抗青年军人联合会，并迅速波及潮州分校。因此，在分校相继发生开除进步同学李天民、朱以德等事件，暴露出右派要破坏统一战线。
《黄埔军校潮州分校概述》
陶子贞：长沙分校
长沙分校是唐生智于1926年冬季成立的，校址设于长沙小吴门外讲武堂旧址。名称虽然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三分校，实际并不隶属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管辖，而是受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管辖。唐生智为巩固他所辖的5个军的基础，继续扩大个人实力，以该校作为基地，训练培养忠实工具，以满足他的个人野心。分校一方面招考青年学生受完全的军事教育，培养初级干部；另一方面设立带职大队，抽调所辖5个军部队少尉至少校级干部轮流受正式军事教育。
这个学校虽然是唐生智私人所办，但当时蒋介石已叛变革命，宁汉分裂，武汉革命政府开始讨蒋，湖南革命运动高潮达于极点，共产党湖南省委书记夏曦先生在湖南领导反蒋运动，使第三分校学生思想普遍倾向革命。
《回忆长沙分校》
冼大启：武汉分校的设立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国民政府迁至武汉，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驻南昌，总司令蒋介石仍兼黄埔军校校长。在北伐大革命高潮的形势影响下，全国有志青年纷纷热烈从军，为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于1926年底筹办武汉分校。除由广州迁来的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工兵、炮兵等科学生外（步兵、后勤等科仍在广州黄埔军校校本部），同时在上海、北京、武汉、重庆等地区进行公开和秘密招考第六期政治科学生，由于北伐军攻克武汉，四川各军阀，相继易帜，改称国民革命军。1926年冬，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所部工作人员陈惟中（四川人，1963年经重庆战犯管理所特赦释放）任招生委员，到重庆办理招考第六期政治科学生事宜，此次招考是商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办理，其时重庆有两个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一是设在重庆莲花池的左派省党部，一是设在重庆总土地庙属于国民党西山会议派的右派省党部。陈惟中到重庆招考第六期政治科学生，是商同莲花池省党部办理的。招生办法规定重庆初试，名额加倍录取，再经武汉分校校本部复试。其时，我读川南师范学校，刚近毕业，于1926年12月由莲花池街党部介绍投考被录取。武汉分校第六期招收女生，此为黄埔军校各期所未有之事。
由于大革命时期的历史背景，武汉分校学生，特别是第六期学生多是共产党员和拥护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原来是共青团员的，入校后，多数转党。陈毅同志和后来担任地下党四川省军委书记被四川军阀刘湘杀害的李鸣珂同志，系武汉分校党组织领导人。当时党中央军委领导，每隔一两周，利用星期日放假在武昌一小学内召开一次活动分子大会，大会由聂荣臻主持，周恩来同志也多次出席作政治报告。武汉分校党员学生大多参加过这个大会。武汉分校学生除学习军事政治外，还经常参加校外的宣传活动。
《武汉分校的始末——兼忆战友游曦》
文强：特别训练班
1926年，在广东大学（现名中山大学）开办了为期一月的特别训练班。目的是为了准备北伐，培训一批战地工作干部，由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办。学生的来源，由黄埔军校第四期各科种学生中，挑选了300多名组成。几乎是清一色的左派分子，而左派分子中绝大多数是共产党员。训练班学员同第四期毕业学生同等待遇，算是提前毕业。我们这批被挑选受训的，高兴得了不得。
这个班的总负责人是邓演达主任，他已升为总政治部主任了，学生们仍按习惯称他为教育长。后来我们了解，邓主任的前任是陈公博，名称不叫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很显然是为适应北伐的需要而改名。主要讲课人，我尚记得有邓演达、周恩来、恽代英、彭湃、陈启修、蒋作宾等几位知名人士。
《我在黄埔军校的见闻》
韩浚：“中山舰事件”
蒋介石经常耍阴谋，寻借口迫害进步学生，排斥共产党的同志。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就是突出的事例。蒋介石炮制的“中山舰事件”，逮捕了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李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共产党员，原是青岛海军学校毕业的。中山舰平时停在广州白鹅潭附近，在3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一面给李之龙电话，要他20日把中山舰开到黄埔岛，并要李之龙亲自见他。事后，他否认调中山舰来黄埔，还散布谣言，诬说共产党要进攻黄埔，连海军都用上了。在扣押李之龙的同时，蒋又命令把第一军各级党代表和全部政工人员关押一天一夜，随后集中在广州大佛寺开办高级政治训练班。
蒋介石炮制的“中山舰事件”是一个阴谋，但他的言论漏洞百出，矛盾重重，不能自圆其说。事件发生后，他召集学生讲话时，胡说什么：这一个党国存亡的问题，是他应付有方，才打破了他们的计划。当有人问“他们是什么计划？”又有人问“我们党代表哪里去了？”蒋介石便大发雷霆，骂学生不应该这样问他。事后，还扬言要严厉处分提问的学生。蒋介石一时又说“由于问题涉及很广，不能把具体情况完全公布出来，等我死了之后，你们看我的日记，就知道了今天处境之难，现在你们不要问，不要怀疑，要相信我处理”等等。
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至5月间，蒋介石提出了所谓《整理党务案》，进一步排斥共产党员，此后，在军校，在各部队，在整个广东，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
《两年黄埔军校生活见闻》
郑庭笈：对黄埔五期生的“清党”
1927年，蒋介石继“四一二”政变之后，在黄埔军校第五期学生中也实行“清党”。当时我是黄埔第五期步兵第二学生大队第八中队第三十区队的学生。第五期学生有3000名左右，是1926年9月间由入伍生团升学的，编成步兵科两个学生大队，第一大队住校本部，第二大队住蝴蝶岗（另有政治科一个中队，是在入伍生团的时候编成的，后开往武汉随军北伐；炮兵队、工兵队也先后开往武汉；经理队住校本部，步兵大队和经理队，1927年7月开往南京，8月16日在南京举行毕业典礼）。在4月15日早上，我们和往日一样，起床后就整理内务、洗脸，然后集合到大操场举行徒手体操。但到大操场集合后，看到周围山头和十字路上站满了武装哨兵，把手无寸铁的学生包围起来了。当时我们觉得非常奇怪，精神上非常紧张，因为不准自由谈话，只好眼对眼互相看着。各区队值星官照例地报告人数，以区队为单位，排成横队由各区队长口头宣布命令：“共产党员一律站出来，其余的在原地不动。”
我记得这样连续地说了几次，但是没有人站出来。最后，区队长说：“如果不自动站出来，就点名叫你们出来了，还是自动站出来好，没有什么，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区队长（姓林，名字忘记，广东海南岛人，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的普通话讲得不很好，许多同学听不懂。后来共产党员赵范生（四川人）、吴玉瑶（广东人）首先站出来了，接着有8名也都站出来了。他们随即都被逮捕了。赵范生是我政治小组组长，他在课余时还教我学普通话，我对他印象最深，他被逮捕后我不禁落了眼泪。后来才知道是蒋介石有计划地杀害共产党员。被捕的共产党员态度非常从容，没有丝毫难过和恐惧的表现。但那时站在队里的同学反倒心神不定，有些低下头来，有些脸都变色了。不久集合到大队部一起，由武装卫兵押送入蝴蝶岗的禁闭室，以后由大队长集合讲话，说奉校长命令进行“清党”，并说：“这和你们无关，你们要安心学习和遵守纪律。”我们回到寝室后，知道第二学生大队被逮捕的有150名左右，第一学生大队和经理队有200名左右。逮捕的学生均被利用夜间解往虎门和鱼珠炮台杀害了。黄埔军校从此也就起了质的变化，变为蒋介石个人培养走卒的场所了。
《黄埔五期“清党”的回忆》
赵一雪：“清党”内幕
1927年4月15日凌晨，天还未大亮，区队长、区队附就狂叫：“紧急集合，不准带枪。”（其实枪架早已上锁，子弹也早已收走了。）学生走出寝室后，由武装兵前后左右押解到校本部大礼堂，礼堂四周由特务连和学生兵大队的士兵端着上了刺刀的枪，子弹上了膛，对准我们，如临大敌，杀气腾腾。昨天的同志，一夜之间，都变成了敌人。
第一学生队集合在大礼堂内指定地点后，由吴思豫宣布“清党”。第二学生队和经理大队，分由各大队长在驻地集合宣布开始“清党”，他污蔑说：“共产党要夺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要消灭国民党。遵照校长命令，要把共产党全部清出本校去，现在清查开始……”于是，各中队开始了“清党”。我所在的队，由队长周彭赏拿出黑名单一个个的叫名字，叫一个就出去一个，就是被捕了。共宣布了约20人的名字，其中只有几名是共产党员，其他的都不是。名单中也有我，当把我叫出时，我问队长说：“我既不是C.P.，也不是C.Y.，为什么把我当成共产党员清理出来呢？”他硬说我是共产党，但当时又没有同学敢出来证明。因为最初有个别同学出来说某同学不是共产党，而周彭赏就指使其爪牙反咬一口说这个同学也是共产党，搞到同学都不敢讲话了。
我们第一学生队“清党”被捕的同学约八九十人，从大礼堂押解出校门后，就送上早已准备好了的几只大民船上，开到珠江中去了，即所谓“水牢”，周围由中山舰等好几只兵舰严密监视戒备，如临大敌。第二学生队和经理大队“清党”被捕的学生也有100多人。据李荩宣同学说，15日我们被捕押走后，各中队回去又以区队为单位，继续检举“共产党分子”（听说二学生队、经理大队也一样），凡是过去看过共产党出版的《响导周报》和参加“左派大联盟”的学生，也一律作为“共产党”清查出去。而且还有乘机报私仇的，如有个别同学前些时候同某同学吵嘴、打过架，怀恨在心，也利用这个机会“检举”某同学是“共产党”。由于没有人敢反对，就被捕了。还有四队一个姓陈的福建同学对我们说，他之所以被捕，是因为他平时常写恋爱信，也被作为“共产党”清查出来了，真是可笑又可恨。还有我区队平时跟我比较要好的一位湖南同学尚古风，当我被捕后，他曾扮作伙夫送饭到船上来看过我，但回去后，被查出来，第二天也当成“共产党”押送来了。就这样，乱七八糟的“清党”，先后押送来的共达300多人。后来，这些人中，熟水性会游水的利用夜间泅水陆续逃走的约百人。据李荩宣说，这些泅水逃走的同学中有被捉回去的，他看见一个同队同学李墨克，捉回去后五花大绑送到校门内禁闭室关起来了，后来他没有再送回“水牢”，听说被杀掉了。
政治部的职员，也被捉去一些。区队附中也有人被捕，听说朝鲜族的崔庸健区队附被送到东北去了。由此可见，国民党的所谓“清党”是一塌糊涂、乱七八糟，其腐败与凶残可见一斑。
《黄埔军校“清党”的我见》
第二节 校长杂说
郑洞国：严肃、刻板的蒋校长
军校校长蒋介石先生是一位在我个人前半生经历中起很大影响的人，从进入黄埔军校到祖国大陆解放，我前后共跟随了他20余年。蒋先生给人最初的印象是一位待部下威严、令人敬畏的官长。他性情严肃、刻板，十分注意仪表，平时出入军校，都身着军装，足蹬乌黑锃亮的长筒马靴，戴着雪白的手套，并有卫兵跟从。我们很少敢于接近他讲话，有时迎面碰上，也必须规规矩矩地远远站定，向他敬礼，待他走过后方敢行动。不过，他一般并不轻易处罚学生。我在军校时只见他发过两次脾气，一次是因军校师生换装，队长以上官佐的军服质料好一些，有位队长就此提了意见，其实也无恶意，却不知怎么触怒了蒋先生，他当众大发了一阵脾气，将那位队长关了几天禁闭。另一次是一位学生队长与几位同学闹矛盾，一直闹到校部，要求面见廖党代表解决。蒋先生答复说，廖党代表很忙，平时不在学校，他是校长，有事可对他讲，但其中一位偏执意不肯。蒋先生对此事本已不快，见那人如此固执，不禁大怒，将其痛骂了一顿，差点又关了他的禁闭。当时我碰巧有事去校部，故亲眼看到了这个场面。
《郑洞国回忆录》
郑洞国：唯一的私下谈话
在军校学习期间，我同蒋先生只有过一次私下谈话。那时他就住在军校内，几乎每星期都要找学生个别谈话。某次我与其他三四位同学一起被叫到校长办公室，然后轮流进去见他。轮到我时，心中颇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应对。蒋氏见我进去，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花名册，方问：“你叫郑洞国？是哪里人啊？”我赶紧立正回答说是湖南石门人。他接着问起我家中的情形，为何要来投考黄埔军校，以及能否过惯军校生活，等等，我都一一作答。他的浙江奉化口音我听起来很费力，所以不得不格外留意听他讲话。我说话时他嘴巴里“嗯，嗯”地应着，末了又勉励了我几句，就结束了这次召见，待走出他的办公室时，我才发现自己竟紧张得出了一身汗。
《郑洞国回忆录》
郑洞国：“谁反对共产同志，谁便是反对革命”
虽然我在军校期间同蒋先生的直接接触不多，但精神上受其影响还是不小的。一方面，由于他很注意在学生中树立校长的权威，向我们灌输“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等信条，使我从那时起就养成了绝对服从他的意识；另一方面，蒋先生在当时被认为是中山先生的得力助手和其事业的捍卫者，因而受到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的信赖和拥戴。大革命初期，蒋先生确实是以革命左派的形象出现的，在他那个时期的言行中，大多充满了激烈的革命倾向。例如在他对黄埔军校学生的演讲和训示中，曾多次强调国共合作对于取得国民革命胜利的极端重要性，一再申明两党同志要亲爱精诚，共同奋斗，“谁反对共产同志，谁便是反对革命”。某次，他甚至慷慨激昂地当众宣布：倘将来有一日他有反对革命、反对共产同志之举动，则大家均可起而反对他，也可枪毙他。对蒋先生的这些话，我当时确是信而不疑的，故更加深了对他的敬仰。
《郑洞国回忆录》
张申府：和蒋介石的一面之缘
军校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校长蒋介石。在我来军校之前，我与他有过一面之缘。那是1923年的12月，我从德国回国，取道俄国，住在莫斯科赵世炎处。时蒋介石正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与张太雷等4人在俄国考察政治及党务。经世炎同志介绍，认识了蒋介石，当时我们不过彼此寒暄几句，并没有谈什么别的。蒋介石倒是客气得很。
蒋回国后，孙中山委其以重任，在陆军军官学校的7人筹备委员中，以他为委员长。可是1924年2月，蒋介石突然提出辞职，不辞而别，溜回老家。几经劝告，直到4月下旬才返回军校，5月初被任命为军校校长。我感到蒋回校后对工作还算负责，要求学生极为严格，经常召集学生训话，日常事务一一过问，但我总觉他为人跋扈，刚愎自用，难于长期共事。遂借戴季陶辞职之机，离开了军校，专门从事广东大学的工作。
《筹办黄埔军校点滴》
何崇校：蒋介石对新生的点名
1927年3月，我们升学不久，这时政治大队已迁到沙路炮台，有一天校本部派船来沙路接政治大队的学生去校本部，队上长官告诉我们，这是去接受校长的亲自点名见面。队长并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仪式，每一期新生入校都要经过校长的亲自点名，第四期学生多，有2000余人，每点一个同学的姓名时间不会长，但校长必定对排尾的几位同学提出问话，被问到时，你们照直答复便可。
我们到达校本部，点名室设在原海军学校这一边，我们先在室外列队等候，点名以队（连）为单位，轮到时，全队列队进入室内，站成三排。那房间很大，室内只有一桌一椅，蒋介石一人坐在椅上，桌上放有一叠名册。我们站好后，由本队队长向他报告，说某科某队学生前来听点名。蒋介石身后只站着一名军官，似为教务处的职员，他在桌上拿出应点的名册摊开放在蒋的面前，然后由本队队长逐个喊名，被喊到名字的人立正应声“有”，同时举起右手。蒋介石朝他望了一下，点点头，同时用铅笔在他桌上的名册上写些什么。蒋介石如不问话，队长就依次喊下一学生的名字，每排喊到最后几名，亦即最矮的几名，但并不是最年少的几名，蒋介石必问他几句。所问多是问以前在什么学校读书和为什么来投考黄埔，有时也问他家庭干什么职业和家中人口。我同区队有个郑顽玉，人比我大几岁，但个子最矮，以前他在中山大学读书，当蒋问知他原是中大学生时，问他读什么系，他答是学政治的，蒋问他为什么转考黄埔，郑答在中大交不起学费，又想继续求学，听说军校是免收一切费用的，所以来投考。蒋用他的宁波官话连说几声：好！好！可能说他答得老实。我们队有几名同学是上海大学的学生，蒋问知他们是上海大学的学生时，便不再问，因上大校长虽是国民党人于右任，而实在是由中共办的。全大队受点名之后，整队仍回沙路。
第三节 漫谈校风和制度
贺钺芳：军事民主与纪律约束并重
黄埔军校是新型革命武装部队的楷模，它既有军事民主，亦有严肃的纪律约束。我编在入伍生三团九连，每天操课暂停时，只准在附近散步，不准远离，听见哨音，立刻集合，如违犯而迟到者，必受处罚。一天下午，我想在村头小店可吃到沙河粉，一毫两碗，价廉味美，邀了两个同学一同去尝鲜。回来时，已经迟到了。副连长方天（二期，赣籍）要每人罚打十下手心。我想，犯了错误总不能用体罚来教育，我说：“我们离乡别井来参加革命，今天犯了错误，我们承认，下次决不再犯，但不能忍受体罚，请求免予责打。”方天说：“家有家法，校有校规，军队有纪律，竟敢反抗？！”要坚决执行责打。我性格执拗，就说：“在私塾读书，为了不让老师打手心而逃学，今天入了军校，总不能像私塾老师那样对待我们，请求从宽，免去体罚。”我们正在相持不下，连长俞镛（一期，浙籍，C.P.），与副连长方天交谈了几句，副连长即含笑点头，向全连队列宣布：“此次违犯纪律的事，暂不处理。”当晚自习时，大家分组讨论。同学胡琏、阙汉骞等曾在军阀部队当过兵，他们都说在旧军队里，长官用皮鞭抽打，也不敢吭气，打打手心，不算体罚。有些同学又说革命部队，重在教育，岂能打骂！最后由副连长方天作总结。他说：“组织纪律，必须严格遵守，如有故意违犯，按情节轻重，分别给以惩处。”他对我说：“因你是初犯，情节轻微，可改为批评教育。”又说：“今后要严禁体罚。”并叫我们认真学习《军队内务条例》。这场风波，对我震动很大，是印象很深刻的一课。在革命军队中，官兵关系与旧军队是迥然不同的。
《我在黄埔军校的经历》
陈风：“中正剑”的黄埔精神
普通学校的学生毕业时，校方会给毕业生发放毕业证书以及其他证书，黄埔军校除了发放这些，还会特意发放一把带有装饰的佩剑，作为毕业留念。同时，学校也会利用发放佩剑的仪式，对毕业生进行军人精神教育。因为蒋介石是黄埔军校的校长，故佩剑上一般都会刻有“蒋中正赐”的字样，在军中与民间流传久了，大家都叫此剑为“中正剑”；此外，因剑上还刻有“成功成仁”字样，也有人叫它“成仁剑”；还有人根据此剑由黄埔军校发放便叫它“黄埔剑”。
从黄埔一期到十八期，除了毕业前被派出去执行任务的人之外，每一名黄埔的毕业生都会得到这样一把剑。
“中正剑”的长度在50厘米左右，剑体总长39厘米，剑柄长11.2厘米、宽3厘米，护手厚度为0.3厘米，剑鞘长27.5厘米，鞘口宽3厘米，鞘尾宽2.2厘米。鞘由竹片或木片制成，外面紧包黄铜皮。剑鞘分为鞘帽、鞘身、鞘靴三个部分，鞘身一面有一个长方形框，上面刻有“校长蒋中正赐（赠）”，在“校”字的上端有国民党党徽，另一面有龙戏珠的图案，并刻有“黄埔军校第×期”大字。鞘靴的两面都有“效忠党国”四个字，分列两行。
“中正剑”剑柄一般是黄铜制成的，也有木质的，被涂成黑色或棕色，外面用一层黄铜紧裹。剑柄底下有环包铜皮，一面的中间部分有个小按钮，用来卡住下面的剑鞘。剑身上一面刻有国民党党徽，下面还有“成功”“成仁”四个字，分两排位于左右；另一面有的没有字，有的刻有“军人魂”三个大字。
黄埔一期毕业生的佩剑，剑身上的字是刻上去的，后几期的毕业生佩剑，剑柄、剑身上的字和花纹都是用贴纸的方法，经过化学工艺处理后形成的。虽然佩剑大致上都有一个统一的形制，但黄埔军校十几期下来，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黄埔军校完全档案》
郭一予：禁闭室里关禁闭
军校对学生纪律要求是很严格的。学校设有禁闭室。学员违反纪律一般都要关禁闭的。我记得有个学员因为违反了校规受处分，被关在禁闭室里大哭，恰逢校长蒋介石经过禁闭室，听到哭声，马上说：“革命军人是有价值的，自爱的，犯了校规受处分，认错悔改就是了。哭！丧失了革命军人人格，错上加错，再加禁闭三天。”当时，还没有正规的禁闭室，只是利用楼梯底下角落做临时禁闭室。每逢星期日上午，检查内务后，合格的学生就放假外出散步，或者编队服装整齐坐交通轮到广州市去活动，也可以留在校内自己学习。一次，我和本队几位同学留在教室内自习。其中有两位同学喜爱作诗，拟饮酒以助诗兴。我即助人为乐代他们去校侧门外小店内买了四两白酒和一点花生米。同学们一面饮酒，一面吟诗。正在高兴之际，碰上严总队长来查教室，他便申斥我们这种违反校规的行为。问酒是谁买来的。我说是我。同学们也都纷纷为我辩解。严队长不听，还是把我带到禁闭室内关了三天禁闭。
《我对黄埔军校的片断回忆》
尚宗钊：“开明专制，绝对服从”
1936年9月，我被中央军校13期录取，在南京通济门外通光营房入伍。中央军校从第10期起，学制定为3年，报考生必须具有高中文化水平，年龄在18岁至22岁之间，身体条件要求特别严格，因此，录取人数就由过去几千人减少为千余人。
军校对入伍生团的管理是“开明专制，绝对服从”。其理由是：要把一个普通学生脱胎换骨，转变成为标准军人，必须有铁的纪律，严格要求，严格训练。在实施训练中，多数长官尚能对学生讲明道理，然后要求其一丝不苟，做到动作准确，达到熟练程度，以此潜移默化，逐渐养成军人气度。
但也有一些官长，特别是一部分班长蛮不讲理，随心所欲，任意施为，动辄就罚学生作长时间全副武装跑步，或在烈日下罚长久立正，做器械时罚“吊单杠”，持枪教练中罚双手举枪、分腿呈半蹲式，种种折磨人的勾当。更有甚者，动辄拳脚相加，或用内务板（整理棉被的木板）及其他随手取到之物滥施体罚。这种只专制、不开明的野蛮作风，在学生中造成极坏影响。如我在1936年冬，因不适应南京气候，患支气管炎，常咳嗽，有时还咯血，带病出操，有一次，班长硬说我的刺刀上有锈点，其他同学证明已擦干净了也不作数，不由分说地命令我伸出左手摊开，他用刺刀背狠狠地猛抽一下，我的手心顿时出现一条很深的白色凹槽，接着就成为一条胀血的伤痕，我简直痛彻心肺，在场的同学为之哗然。适逢营长路过，才平息此事，准我全休一周治病了事。
《我的黄埔军校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