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绍明：留美教育奠基人
唐国安从1908年起致力于留美教育工作，到出任清华学校校长，凡五年，使容闳开创而后被迫停顿将近30年的中国近代留美教育事业得以恢复。台湾学者林子勋评赞他：“无疑从事容闳教育计划之复活和延续。”他经手选派和培养的留美学生，一批批学成归国，多数从事教育工作和科技工作；他们又进一步推动了我国教育事业和留美教育工作的发展，培养了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巨大。唐国安可谓是我国近代留美教育事业承前启后的奠基人。正当唐国安胸怀鸿志，冀图一展之时，不幸心脏病加剧，竟至卧床不起。诚如他所说：“校长职务重要，未可一日虚席”，他以对学校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因病辞职，荐贤自代”，举荐时任副校长的周诒春接任校长职务。1913年8月21日将辞职报告送上，次日即猝然撒手人寰，终年54岁。《清华学校纪略》（1917）有载：“时政府停解赔款，校费无所从出，校长唐君，奔走筹措，勉力支持，劳苦过甚，又逾年（1913）以心疾死，全校惜之，为立纪念碑于校内。”次年校庆日前夕，周诒春校长为他举行纪念碑揭幕典礼，参加者包括全校师生员工，由总统府外交顾问蔡耀堂演述唐国安生平。该纪念碑为一铜质纪念牌，悬挂在校务中心“工字厅”正门处，以志其功，永寄思念。唯今已不存。
《记珠海唐家为清华服务》
潘光旦：早期的清华校长
1913年到1922年前后，清华就出现过八个校长或代理校长，平均一年一个——周诒春、赵国材、张煜全、罗忠诒、金邦正、王文显、严鹤龄和曹云祥。八人之中，周诒春无疑地是最有见识、能力与锐气的人，尽管外交部与董事会的压力沉重，还很想有所作为；但刚刚做了三年，就走了。记得他在向全体师生告别的会上，还掉过眼泪，说明他是迫不得已，怀着沉重的隐痛去职的。实际的内情同学们是无法知道的。张、罗、金、严、曹全都是官僚：罗根本没有到校，名字一发表，就给学生挡回去了；曹又肯定他是官僚兼买办，听说他从清华卸任之后，就立刻当上上海英美烟草公司的顾问；赵原是副校长，后来又做过多年的驻华盛顿的清华留美学生监督，王则以教师兼代理校长；这两人与清华的关系维持得最为长久，从表面说，既非官僚，又非买办，但在思想、作风与生活习惯上，其为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比起其余几个来，至少是不相上下；赵还比较老实，而王则十分狡猾，他不是别人，也就是刚才说过的具有双重国籍而终于不屑于做中国人的那个家伙（攻打赵家楼时，清华学生召开临时大会，有一个教师建议发动全北京的粪夫罢工，来逼使卖国政府屈从舆论；但这个人的后来的行径，他的中英双重国籍，抗日战争一起，更不知羞耻地成为英国人——充分说明他在那次会上的建议只是旨在为自己打掩护罢了。）周诒春而外，七人者又大都碌碌，一般除能说比较冠冕的英语而外，似乎别无长处，至少没有能在有限的清华年月里施展出来；汉文一般都拿不出手，有的离开一窍不通，也不算太远。
《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
章元善、尚传道：“洋翰林”周诒春
清华大学是驰名中外的理工科大学，它的前身是1911年4月29日开学的清华学堂。这是一个预备学生赴美读大学的中学，注重英语学习，当时隶属清朝的外务部。倡议把它向大学规模发展，并着手建设，奠其始基的是周诒春先生。先生字寄梅，1883年12月出生于汉口，是徽帮茶商周聿修之子。周聿修，安徽休宁人，以贩运安徽茶叶为业，设泰昌源茶叶庄于天津。他自己南北奔走，生意做得颇具规模。从他的教子及交游各方面来看，他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民族资本家。鉴于当时国家面临瓜分之祸的形势，他决心把他的独子培育成一个洋务人才，聘师授以英文，使之能于庚子前后考入美国教会在上海创立的圣约翰书院攻读中学。周诒春在校很早就受到教师颜惠庆的注意并得到书院主持人卜舫济（Dn.E.L.Hawkspott）的器重。1904年，周以优异成绩毕业于圣约翰，自费赴美到威斯康星（Wisconsin）大学选读教育、心理学等课程。约于1908年毕业，得学士学位。他旋即转入耶鲁（Yale）大学进修，结识同学孔祥熙等人。时中国同学中有一个名为“仁友会”的兄弟会（Fraternity），会员中有颜惠庆、孙章甫、朱继圣、何廉、蒋廷黻、黄子坚等人，周氏亦是该会的会员。1909年得硕士学位，毕业回国，在其母校圣约翰及吴淞公学教英文，应清廷留学生考试（相当于科举制的会试）中式进士，被点为翰林，当时社会上称这科翰林为“洋翰林”。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徐辅治：了不起的周诒春
周先生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卜舫济（Dn.E.L.Hawkspott）及颜惠庆（号骏人），均为其老师。颜惠庆编中国第一本《英华大字典》时，先生亦为编辑人之一。据其同学李广诚（号仲华）言，先生在圣约翰大学就学时，攻读甚勤，终日伏案咿唔英国名著，故对英文造诣甚深，即写普通一信，亦用字精当，文笔典雅。当时北京中国华洋义赈救灾总会，每年要编印一本英文年报，分送国内外。有人翻阅历年之报告，见有一年，谓其英文写得特别好。询之，因是年适该会总干事章元善因事出国，系周先生执笔所写。但先生从不夸自己英文如何好，亦不说别人写得不好，反之，如见有别人写得好的信或文章，往往称道不绝。
《周诒春生平简史》
孙锡三：功济后世——周诒春
周诒春先生于1911年担任清华学堂副校长；前任校长唐××卸任后，周即接任校长。在用人方面，周为清华延聘了一批当时的各类专业人员，例如聘任马约翰为体育教员，张凯臣为学生宿舍管理员，前者是美国春田体育专科学院毕业生，后者是美国潘塞尔凡尼亚大学旅馆管理系学士，可以说都是用其所长。在筹划学校建设方面，周亦是竭尽其力。清华大学原为留美预备学校，后改为清华学堂，政府将原清室的清华园拨给该校改造为校址。在周氏的大力筹划安排下，这座圮废多年的皇室花园才被逐步建设成为一所高等学校。周氏首先筹划建筑了大礼堂、图书馆及体育馆三大建筑，同时又将清华园原来遗留下来的两座旧式建筑，修理拼接而成为师生的游乐场所——工字厅。至于校外的教员家属宿舍，周对其地点、样式亦早有详细规划；当周氏脱离清华后，学校依然按照周氏的原规划进行扩建，直至现在的规模。周经营的清华三大建筑：大礼堂、图书馆及体育馆，其建筑格式均各有所本。据说，大礼堂是模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建筑修正建造的；图书馆是模仿美国威斯康星州立大学的图书馆略事缩小而造的。为此，当周卸任时，一些反对他的人曾指责他是“迷洋浪费”。如今，这三大建筑仍巍然立于清华园内，其工程质量之佳可观也，周诒春先生之功劳亦在久远矣。
《周诒春先生事迹点滴》
章元善、尚传道：创办北京图书馆
为了管理和使用美国退回径交清华以外的一部分庚子赔款，在颜惠庆主持下，政府设置了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周氏被聘为董事并兼总干事。他到会任事即聘孙洪芬、顾季高、张兹闿等人襄理其事。周氏征得董事会同意，创办北京图书馆。在兴建期间，周氏每天亲临工地监督工程，风雨无阻。他聘袁同礼（字守和）为馆长，袁大力支持他的建馆规划，为今日这个馆的规模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孙锡三：任劳任怨的周校长
周诒春先生在任清华学堂正、副校长期间，可谓任劳任怨。1914年前后，他曾多次不辞辛劳地伴送清华毕业生去美国留学，为留学者安排在美的学习地点和程序。1916年在他送留学生去美国路过上海时，在先叔孙章甫（周在美的同学）家里，我第一次见着了周先生。周诒春先生在任清华校长期间，还试验性地用考试择优录取的方法，选送了一批16岁左右的青少年去美国学习，由中学学起直至大学毕业。共10人，其中有薛学海、胡光镰、李达等人。这批留学生后虽均在大学毕业，但成绩并不十分显著，且花费亦过大，故仅选送了一批即中止了。周诒春先生不但在任清华校长时工作尽心尽力，即在卸任后仍对清华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并做了许多力所能及的工作。他还对清华同学会给予极大的帮助，为清华同学会基金募集了不少捐款，并在北京市北池子骑河楼购买布置了一个会所，包括游艺室、会客室、会议室及单人宿舍多间，以备校中教职员及学生来市区工作或休假时住宿之需。此后清华同学会陆续在天津、上海、武汉等均设立了同学会所，虽然周对这些会所未曾出过很大力量，但终是他首创设置会所的影响所致。清华大学之所以能形成团结友爱的清华精神，与周诒春先生的呵护与培养不无关系。是以，所有清华的学生，不论早期亲受过周的教诲的，还是后来20年代、30年代或40年代甚至解放后的毕业生，均以能做清华同学而列入周诒春门墙为荣，众口一致地呼周氏为“老校长”，以示亲切。
《周诒春先生事迹点滴》
章元善、尚传道：和蔼的校长
周氏一点没有校长架子，不拘形迹，深入群众。张锡钧（当时在校的学生，后成为我国著名生理学家和医学教育家）写道：“周校长经常到各处巡视，调查第一线上存在的问题，及时协助解决，令人敬畏，致使教职员工，认真负责，忠于职守，时常警惕，怕校长突然来临，不好交代。”“校长常到食堂与学生共餐畅谈，了解学生的思想情况，听取学生的意见。当时学生不多，几乎个个的姓名，校长都可叫得出来。”“有一次我饭毕回宿舍，在长廊途中，迎面有人问我：‘你怀中为何鼓鼓囊囊的？’我以为是一位同学，刚要开口‘你管呢！’仔细一看，是校长，立刻紧张起来，结结巴巴地回答：‘是饭碗。’校长笑着说：‘手拿着不好吗？装在怀内突出一块，不雅观嘛。’我答：‘是，是。’赶快离开。起初我还以为校长多管闲事，后来一想，校长做得对，因为及时帮我纠正了错误。”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章元善、尚传道：视金钱如粪土能有几人
周氏对于金钱看得很旷达，曾风趣地说：“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走。”他自备汽车（司机工资及汽油都由他自己开支），为各项公益事业奔走，早出晚归，习以为常。每日午餐亦自己料理，即使在友人家吃午饭，亦必伺机致送礼物作为代价。清华同学中有人记得这么一件事：某日周氏忽然对他说，“明天有个约会，我的鞋似乎太不雅观，不知你的鞋合我脚否？”原来他的鞋底已将断裂。周氏自奉俭约，于此可见一斑。周氏自清华离职后，朱启钤等少数人曾一度资助过其生活费用。周氏自己入不敷出，但于公益事业又常筹借款项，尽力捐助，以玉成其事。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潘光旦：我对周校长的印象
周诒春为人正直、直爽、有本领，不像会贪污。他很严肃，同学去找他，他不许你站在对面和他讲话，得站一旁讲。他英文讲得很漂亮。他辞职是因为有人挤他。清华校长是肥缺——省事，钱又多。在外交界干事不胜繁巨者，都想来清华当校长。我和周只有过一次接触。那一次是萨镇冰（做过国务总理、海军部长，我念书时，他正做河南巩县兵工厂厂长）亲自给我送来30块钱（是我哥哥托他的，我哥哥在他手下做事，薪水也是由他发）。萨镇冰找到周诒春，于是周诒春叫我去，开始吓了我一跳，心想校长叫我去还有什么好事，见面后才知道原来是这么回事。
《谈留美生活》
章元善、尚传道：被逼离校
1917年，亲日派上台，高尔谦等以周氏“妄靡巨款，营私害公”等莫须有罪名提出控告，逼使周氏辞职。1919级校友黄子坚回忆说：“周氏离校，学生不知底细，只是不愿他离开清华。他在全校集会上讲话流露即将离校的消息，声音有些发颤。我们学生也黯然神伤。他是我一生最敬佩的老师之一。”周氏于1918年1月把校务依令移交给副校长赵国材，含冤抱恨，离开清华，结束了他一生中能抒其抱负、用其所长的五年，时年35岁，开始了他与世浮沉，行其心之所安，聊以托其身心，历时达40年的漫长岁月。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徐辅治：有知识有远见的周诒春
到了1936年，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组，组织所谓学者内阁，当时参加政府工作的有翁文灏、蒋廷黻等人，吴鼎昌出任实业部长，吴请先生担任常务次长一职。先生于1月抵南京，在职两年。先生平日对吴甚为钦佩，谓其干练，并精于经济。吴在职期间，曾创办中国植物油料厂、丝绸公司、茶叶公司、中国国货联营公司、农本局等机构。实业部中之渔牧司司长虞振镛、镰业司司长程义法皆为先生所推荐。先生抵南京后不久，其家属即由京迁沪，住绍兴路静村4号。先生在南京系独身，仅由余作伴，此外有一老仆人。初住旅馆，嗣租一小洋房在四卫头8号。是时先生终日忙于接见宾客、部附属机关主管人员，以及开会；无暇批阅公文，所有公文均于每日下班时包裹后，带回寓所批阅。有一事足述者：当时有刁作谦之女婿凌某（已忘其名）自建一住宅于南京住宅区，远较先生所租者为佳，家具设备均极考究。是时凌某因就广州外交部特派员，亟须离宁赴粤，愿将房子家具悉让给先生应用，先生则婉言谢绝。彼对我云，如答应下来，将来打起仗来，很难交代。我现在租人的房屋，可以一走了事，爽快得多。可见先生于那时已预见到战争要爆发，使我钦佩不已。
《周诒春生平简史》
章元善、尚传道：不图名而名自至的周诒春
在这27年中，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里有机会接触到周氏。他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对他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他不图名而名自至，不图利且舍己济人。他为人严肃正直，但平易近人。有的人觉得他有时苛求“君子”而远避“小人”。也就是说，他对正派的人，要求很高，而对一些心术不正，他认为不可救药的人，则敬而远之，羞与为伍。
《记清华老校长周诒春》
王思立、宋士英、唐宝心：爱护青年人
周诒春对共产党可说是毫无了解，向不赞成学生参加政治活动；但出于对青年人的爱护，曾几次营救过被捕的学生。例如1942年秋某日，忽有一个十几岁的小特务闯进学校，当着校长的面，要传第四级学生吴守铭去“问话”。吴是因为思想进步被贵阳中学开除学籍，转学到清华中学的。小特务是他过去的同学，了解吴的一些情况，又来找他的麻烦。校长唐宝心严正指出，不许任意捕人。小特务掏出手枪威逼说他是“白云会馆”（一个特务组织）派来的，“问话”不是“逮捕”，硬是把吴强行带走了。学校立即用电话向周诒春董事长汇报了情况。周先生听了很生气，转请副董事长何辑五托人，很快地把吴营救出来。
《周诒春和贵阳清华中学》
徐辅治：小房子里住着大学问
1945年春，吴鼎昌调任国民政府文官长，聘先生为咨议，因之周诒春先生离贵阳赴重庆。是年8月抗战胜利，9月，先生任农林部长。时因接收敌伪机构，行政院长宋子文曾邀他赴北京。是时农林部又派徐廷瑚为接收特派员。徐曾对先生云，有一接收下来的日本人住宅，房屋及设备颇好，请先生迁入。先生立即拒之，宁愿住于演乐胡同8号其友人孙锡三之家中，住房为客厅旁之一小屋，余为秘书，在旁搭一帆布床。先生出入所用之小汽车，亦借自孙君，其廉洁有如此者。不久政府“还都”南京，先生又回到南京。第一件困难事情，仍为住房问题。以堂堂一个部长，竟无栖身之所，不得已，借居江苏路一所原为日本人占用、属于其友人程志颐（号觉民）之房屋。唯好景不长，程君以其长期占用，既不付房租，想赶其搬家；又碍于情面，私下以5万美元将房子售一美国人，由美国大使馆出面，要先生于一星期内搬家，真弄得狼狈不堪。时原贵州省政府秘书长郑道儒任善后救济总署副署长，住在附近之一所洋房内，因之向郑商借房屋两间，暂时迁入。唯如此，会客吃饭，仍有种种不便。最后，中国植物油料厂南京办事处主任刘瑚（号仿夏）睹此情形，为之设法租得莫干路17号小洋房一所，为先生应用，先生家属仍住上海。
《周诒春生平简史》
陈中凡：罗家伦的强者哲学
罗家伦以“创造民族精神”为办学的宗旨，也就是他的人生观。他本此精神办了一个周刊，叫做《新民族》，由他自任主编，写了百余篇短评在该刊发表。1938年底，汉奸汪精卫由重庆出走，到河内发出对日寇谋和的艳电。汪的奸谋其实早已败露，可是在汪出走之前不久，罗家伦还在他的周刊上做过歌颂汪氏功德的文章，以为他日后利用的地步，无怪有人斥他为“投机政客”了。罗家伦又把这“恢复民族生力的人生观”，推到哲学方面，写成他的《新人生哲学》大著。首先声明，他的新人生观是“一种强者的哲学”，但和尼采所谓“超人哲学”有所不同。他说：“强者有三个基本条件：第一要有最野蛮的身体；其次要有最文明的头脑；再次，还要有不可征服的精神。”什么人才配讲这种哲学呢？罗家伦举实例证明，最好是历代开国的帝王，如“汉高祖及武帝，东汉光武及明帝”“唐高祖及太宗”“宋朝太祖、太宗”“元太祖、太宗”“明太祖、成祖”“清康熙帝”这类人物，才够得上“建立新人生”，讲“强者哲学”。当前有什么人能继此大志呢？罗家伦毫无忌惮地说：“蒋先生（蒋介石）这种坚强的意志，不但完成了他自己的人格，而且完成了中华民国的国格……这不是真凭实据，天下共见共闻的事实！”（见罗著《新人生观》“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这就一针见血，说明他的“强者哲学”，就是以蒋介石为标准的“领袖哲学”！罗家伦又说到“弱者的罪恶”，不独害了自己，而且害了人家，日本人今天如此凶横残暴，毋宁说是我们把他惯出来的。造成这种罪恶，只怪“中国人自己不争气”，责任“应由弱者自己来负，不应当推到强者头上去”。这就为他所崇拜的领袖向日本投降找到了哲学根据。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我是校长我说了算
清华校长罗家伦因为接近中央，而且据说接近蒋介石，才能把清华学校改为国立大学，安定基金，增加设备，扩充建筑，自以为可以作终生事业了。但是，正因为他自认后台强硬，他对教职员的态度异常傲慢，除外国教员和少数学生代表外，其他教授、讲师、助教和职员，一概不放在眼里。平日出言不逊，嬉笑怒骂，无所不至。对低级职员更是信口谩骂，如叱狗彘。因此引起老教员中“十字会”组织的憎厌，暗示学生和他为难。每逢孙中山纪念周，罗家伦出席主持，都是大吹大擂地自我介绍，词气十分夸张。如说到1928年“五三”济南惨案，他是代表蒋总司令同日军交涉的，对死难的交涉员蔡公时和当时外交代表黄郛一字不提。学校布告原用公文纸交书记抄录，贴入布告栏，他偏用五尺夹宣，以他自认得意的行书缮写张贴，末尾更以径尺榜书，署“校长罗家伦”字样，借以自炫。清华原有校歌，沿用多年，大家都唱惯了，他偏要另撰新词，用七尺夹宣，榜书悬诸礼堂。他有时高兴做首打油诗，也大书特书，昭示全校，咸使闻知。学生也就以打油诗替他题了个像赞：“一身猪狗熊，两眼官势钱，三字吹拍欺，四维礼义廉。”第一句说他的形状：头像猪，走路像狗，两手大如熊掌；第二句说他两眼只看到官僚、权势和金钱；第三句说他惯于吹牛、拍马和欺人；第四句是无耻的歇后语。特登入《清华周刊》的副刊。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罗家伦眼中的日耳曼精神
罗家伦到过德国，书《新人生哲学》中又讲点德国故事给读者听：“我从前在德国大学的时候，常和德国学生在一道生活。有一次，我看见他们在大学的地理室里，把啤酒瓶子在桌上一顿，就击剑比武起来，其中一人，猝不及防，把鼻尖削了下来，但他一点不慌，立刻把这鼻尖含在口里，去找医生缝起来，第二天他的鼻子用白纱布蒙了，仍然照常到校听课，毫无痛苦的表情。这真所谓古日耳曼的精神！是尼不龙根古英雄中的气概！”（见《恢复唐以前形体美的标准》）平日击剑比武，把鼻尖削下来也不算什么一回事，何况两军在战场上用起现代武器或细菌毒气，大量屠杀人民，也就不足为异了。哪有像“我国人不争气”，经不起日本武士道小试其锋，就大惊小怪地叫起冤屈来了！在罗家伦看来，这不是“罪恶”吗？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最强大的哲学
罗家伦自许要做一个前无古人自成一派的哲学家，自不能不推倒一切，于是把霍布士、斯宾诺沙、康德、叔本华、黑格尔、马克思都批评了一通。其批评马克思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实际上是经济史观，也就是经济命定论。以经济条件为人类生活重要条件之一，是不可否认的，若是以此来解释人类一切活动的现象，那就陷入重大的错误。宇宙的生命不是片面的，人类的生命也不是片面的。人类的动机复杂极了，没有面包吃的时候，固然要吃面包的，有面包吃了，也还要做诗、谈恋爱。”（同上书）这里仅就小市民和小知识者们说，“有面包吃了，还要做诗、谈恋爱”。罗家伦又说“大政治家”还要“以智慧来扩大他意志的自由，以意志来熔铸他人格的统一”，所举的例证就是蒋介石的坚强意志，不必琐及了。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奢侈的闹剧
罗家伦原属寒士出身，至此得意忘形，其生活穷奢极侈，比之北洋军阀时代的头号政客，有过之而无不及。校长公馆当然是最壮丽的洋式楼房，室中家具陈设，每月掉换；每个房间的地毯花式不同，也按时更换。古玩、书画，由琉璃厂古董商送来，任意选购，令会计处付款。宣纸、贡笺，成刀供应，除写布告、通知单外，并用作厕所的便纸。宅中备有中西厨房，蔬菜家禽等逐日由学校供给。还要吃北平缺少的鱼虾海鲜，派人到天津采购。厨师任其挑选。其时北平市商业萧条，各大菜馆中的名厨师多就业外地，特到各地访聘名厨。宅中汽车用到两辆，眷属、仆从出门，均由汽车接送。凡此各种费用，都由校长办公费项下正式开支，每月支出在万元以上，多到三四万元不等。这还是有形的消耗，尚属有数可稽，其余无形的透漏，那就无法指数了。全校师生为之侧目，至忍无可忍，最后酿成公愤，演出一场驱罗的滑稽趣剧。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陈中凡：我们不要你了
1930年春季，全校学生经由全体大会决议，排队到校长室，推派代表将罗家伦请出，以决议相示，限其即刻离校。他要求说几句话，希望学生稍留情面，代表拒绝不听。他又要到宅中取行李什物，只允许派人送去。大家随即唱起原有的校歌，用他自备的汽车，把他送出校门。罗家伦在清华两年，不能说没有贡献，徒以骄奢排场，狂妄无耻，加以阴谋借清党排斥异己，至于激动公愤，才落得这样的下场。以后继职的人，如吴南轩，不久即去，翁文灏代理和梅贻琦真除，只有守成而已，都没有罗家伦的胆量，也就没有他的气魄了。
《我所知道的罗家伦》
梅祖彦：大楼与大师
1931年父亲在北平就清华大学校长职演说中谈到了他教育思想的几个重要方面，首先是办大学的目的。他说：“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个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这主导着他毕生办学的方向和实践，无论是在北平的清华，或抗日战争中的西南联大，还是后来在新竹的清华，办学的目的都是围绕这样的核心思想：研究学术与造就有用的人才。他很早就看到学术研究是立国兴邦的命脉所系，不学无术将使国家民族陷于愚昧的深渊，招致外侮与欺凌，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极为惨痛的教训。
他为此坚持了两项措施，即保证学术自由和聘请学有专长的学者来校任教。就是在这次就职演说中他提出了有名的“大师”说：“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大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一主张突出了高层知识分子在大学中的特殊地位，并且把他们的作用提到很高的程度，此后清华大学延聘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知名学者，一时清华教授阵容之强在国内是无与伦比的。他们使文学院、理学院、法学院、工学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实并发展。
《西南联大与梅贻琦校长》
冯友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
梅贻琦跟教授相处很好，常称：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校长的职务是率领职员为教授服务。在这种运用中，他其实掌握了大权，并且在学校有事的时候，教授会总是帮他的忙。后来的几次学生运动中，教授会总是跟校长在一边。按当时校长和教授的阶级性说，这是必然的。
《“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
韩咏华：没人愿意倒梅（霉）
1931年冬，月涵在留美学生监督处任监督三年后，当时的教育部长李书华（原中法大学校长）请他回国主持清华大学的工作，继翁文灏代校长之后任校长，时年42岁。留美学生监督一职由赵元任先生接替。这一消息传来后，许多美国朋友都不以为然，也舍不得他离开。美国人认为做校长就是做官了，他们说：“梅先生不是做官的人，最好继续留在这里。”
由于孩子们的学校尚未放假，因此我须稍晚回国，月涵只身先回国赴任。1932年春，我才带着孩子们回来。
从此一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六年间月涵一直任清华大学校长。那时的清华并不设副校长，所以他的工作是十分繁重的，但也是比较顺利的。在这以前清华的学生和教师赶校长、赶教授是常见的事，校长在任的时间都不长。从1911年清华学堂开办时起，大约换了十余任校长，有的只做了几个月，有的还没上任就被抵制了。有人问月涵：“怎么你做了这么些年？”他说：“大家倒这个，倒那个，就没有人愿意倒梅（霉）。”所以有人说：“梅校长不爱说话，可是说起话来很幽默。”
《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韩咏华：梅贻琦公私分明
任校长期间，月涵廉洁奉公的作风仍像在监督处一样。过去甲所住宅的一切日用物品包括手纸都是由公家供给的，有公务人员按时送到。月涵继任后一切全免，公私分清，私宅的一切自己掏钱。我和月涵一起进城时可以坐他的小轿车，我一人进城时永远乘班车，从未要过他的小车。
《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
韩咏华：巡夜的校长
月涵对学校的安全和学生的学习环境很为关切，千方百计地创造并维持一个宁静的学习环境。他极力设法避免外界对学生学习的任何干扰，只要是他能够做到的，他都亲自去管。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之前，月涵为防备军阀骚扰教育事业，就有护校的措施。有时他亲自和陈福田、毕正宣等先生巡逻校园，直到深夜。
《同甘共苦四十年——记我所了解的梅贻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