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云 李新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进程中，给“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平反可能是最受人们注意的平反大错案之一。因为此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桩大错案，是中国文坛上牵涉最广、蒙冤时间最长的一桩大案。此案长达25年之久，入狱受审的人员数以千计，当时被正式定为“反革命集团”成员的就有78人之多。鉴于此，笔者曾于该案平反之初的1980年12月，专程赴京访问年已78岁的胡风先生，不料他因心因性精神病和严重的幻听，住进了北京医学院附属某医院精神科，不能接受采访，我们只好对暂住在国务院第三招待所里的胡风夫人梅志进行了访问，并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在某刊物上发表。
如今，胡风案件的所有资料都已解密了，重新回顾这一案件，不仅资料齐全，会叙述得更为清楚，而且我们还会从案件的形成、发展和结局中得到某些经验与教训，以作为前车之鉴。
胡风受批判基调的形成
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首领的胡风，浓眉大眼，身材魁梧，真名叫张光人，又名张古因，湖北省蕲春县人，1902年出生。他因家中贫寒，11岁才上学，1922年在南京上中学时加入共青团，1925年下半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翌年又考入清华大学英文系，未转团组织关系。在大革命的风潮中，胡风于1926年回到家乡参加打倒军阀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他逃到武汉，因悲观而迷路，在1927年至1928年期间，先后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宣传部任干事和在江西国民党第三十一军政治部宣传科担任了28天科长，他的一些反共文章就写于这个期间，给自己涂上了不可抹掉的政治污点。猛然醒悟的胡风于1929年赴日本留学，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反帝同盟和日本左翼作家组织。由于他在留日学生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参加反战活动，1933年3月被日本警察机关逮捕，6月被驱逐回国。因为他在1932年回国时就已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故这次他于7月抵达上海后，就担任了左联的宣传部长，接着又担任左联常务书记，和鲁迅先生有着密切的交往，开始了进步文化活动，先后在上海和重庆主办了《海燕》、《七月》和《希望》杂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人士和作家、诗人，形成了以胡风为中心的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七月诗派”，他本人的文艺思想也基本成熟，其主要观点是：“到处有生活”、“写真实”和“主观战斗精神”。蒋介石被赶出大陆之后，胡风成了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常务理事，并且还担任了《人民文学》杂志编委、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胡风在文化活动中，勤于笔耕，善于独立思考，在创作和文艺理论的探讨方面出版了不少著作。笔者在访问其夫人时，就亲眼看到了胡风的《文艺笔谈》、《剑·文艺·人民》、《论民族形式问题》和《从源头到洪流》等10多本著作。由于是独立思考和探讨，加之他一直活动在国民党统治区，因而其文艺思想和主张就很难说到完美无缺，其中确有一些不合时宜的观点。
引起人们对胡风注意的起初并非他本人的著作和主张，而是舒芜于1945年发表在《希望》创刊号上的《论主观》一文。由于此文是对胡风“主观战斗精神”的理论表述，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不相一致，所以在1945年至1948年期间受到重庆和香港文化界的批判。1945年1月25日，冯乃超在重庆组织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在会上茅盾等人批评了《论主观》的观点，黄药眠、何其芳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直接批评胡风。随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的胡乔木，于同年8月曾和胡风等人专门谈话，批评其文艺观点，但胡风未予理会，仍然坚持自己的主张。1948年，不少文化界人士聚集在香港，香港党文委对过去工作作了回顾，严厉批评了胡风的文艺观点，发表有邵荃麟《论主观问题》、乔冠华《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评路翎的短篇小说》等文章的《大众文艺丛刊》，就是这些批判文章之集大成者。
批评延续到了北平。为筹备在北平召开的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需起草一份对国统区革命文艺的总结报告，胡风被指定为14人起草小组成员，而他却坚决不干。1949年7月2日这个大会终于在北平召开了，茅盾在大会上作了题为《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该报告第三部分讲道：“关于文艺中的主观问题，实际上就是关于作家的立场、观点和态度的问题。”还指出，“主观”问题是作家的立场问题，是作家怎样彻底放弃小资产阶级立场而在思想与生活上真正与人民大众相结合的问题。这显然是对胡风文艺观点的有力反驳，这个结论就成了后来对胡风文艺思想进行批判的一个基调。
舒芜的揭露和批判高潮的序曲
在全国人民的盼望中，五星红旗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徐徐升起来了。胡风和众多作家一样，满怀喜悦，创作的欲望如火苗一样直往上蹿，创作了大量歌颂党和祖国的诗歌。然而，许多报刊都不再愿意发表他的作品，其创作处于艰难的境地。
在文艺干部中进行整风的决定，是在1951年9月24日至11月由中央宣传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作出的，其目的是要澄清思想，统一认识，通过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确立毛泽东思想在文艺界的绝对领导地位。批评路翎在整风中公开宣传胡风文艺思想的通讯，于1952年3月在整风领导机构的《内部通讯》上发表。《胡风文艺思想研究资料》的小册子也在此时由《文艺报》发给了部分读者，要求读者发表意见，于是许多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读者来信寄到了编辑部，预示着将有一场大的风暴向胡风袭来。1952年5月23日，《继续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文艺方向而奋斗》的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胡风却感到“杀机似乎还有，但已经不愿说得太显了”，似乎还让他觉得有点轻松。就在此时，他绝对没有想到有一股寒气从南方迅速地扑到自己的面前。
胡风是从舒芜发表于同年5月25日《长江日报》的一篇文章中感觉到这股寒气的。在这篇题为《从头学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舒芜承认自己所写的《论主观》一文宣扬了资产阶级唯心论，还揭露：“十年前，《讲话》发表的时候，国民党统治区内某些文艺工作者，认为这些原则对是对，但也不过是马列主义ABC而已。”这样的揭发，无异于是说国统区作家对《讲话》是持轻视态度的。令胡风吃惊的是舒芜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于6月8日作了全文转载，还加编者按说，发表《论主观》的《希望》杂志，“是以胡风为首的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办的”。这个“小集团”，这个“为首”，让胡风感到不可接受，更感到里边透出一股说不清的味道。
让胡风再次吃惊的是，舒芜《致路翎的公开信》于9月25日发表了。信中说：“根深蒂固的资产阶级文艺思想，使我们对于党的文艺政策领导，完全采取对抗的态度。这样，我们必然的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当时，以胡风为核心，常在《希望》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我们几个人，确实形成了这样一个文艺小集团。”如此的表述，就又莫名其妙而又明确无误地把胡风推上了“小集团”头目的位置，把他放在了受批判、遭围攻的境地。
1952年7月19日，赴京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的通知送到了胡风手里。此前，周恩来曾作出指示，要求对胡风进行同志式的批评。胡风到京后，周扬和他有过两次长谈，结果没有谈拢。“讨论会”第一次会议于9月6日召开，胡风就《文艺报》发表的“读者中来”提出的问题说了自己的看法，与会的何其芳、林默涵、冯雪峰、邵荃麟等先后发言。胡风应大家的要求，对“现实主义”和“主观战斗精神”等问题作了检查。
“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的第二次会议于11月26日召开，参加人员除上次人员外，又增加了艾青、周立波、王朝闻、路翎、舒芜等人。在这次会议上，胡风对自己的文艺思想作了进一步说明，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他的检讨未被通过。
第三次会议仍是检讨和批判。
第四次会议，在对胡风进行批判之后，周扬作了会议小结，指出，胡风在文艺理论上执行的是反党路线。说胡风的错误在于：“（一）抹煞世界观和阶级立场的作用，把旧现实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实际上就是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文艺来代替无产阶级的文艺。（二）强调抽象的‘主观战斗精神’，否认小资产阶级作家必须改造思想，改变立场；片面强调知识分子作家是人民中的先进分子，而对于人民，特别是农民，则是十分轻视的。（三）崇拜西欧资产阶级文艺，轻视民族遗产。”对于这样的指责和批判，胡风表示要慢慢消化，努力学习，争取做毛主席的小学生。
这次会后，《文艺报》分别于1953年1月和2月，先后发表了林默涵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何其芳的《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对胡风进行了公开的批判，《人民日报》还转载了前文。对于这样的批判，胡风认为是断章取义，夸大其词，不予接受。但这毕竟是批判高潮的序曲，序曲既已唱响，就离狂涛巨浪掀起的高潮不远了。
“三十万言书”和毛泽东的关注
在文艺界批判胡风文艺思想逐步走向高潮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内发生了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严重斗争。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揭发了这一联盟反党篡权的阴谋，会议一致通过了由毛泽东建议起草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2月18日，会议发表了公报，指出：党内一部分干部滋长着一种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夸大个人作用，强调个人威信，自以为天下第一，不但不接受批评监督，而且对批评者实行压制和报复。在学习这一公报和《人民日报》有关社论过程中，胡风认为文艺界一些领导人就是如党内那些滋长了骄傲情绪的人一样，来压制和报复自己的，于是决定上书党中央和毛泽东，与文艺界的个别领导人展开斗争。
胡风从1954年3月开始，在路翎、徐放、谢韬、绿原等人的帮助下，动笔起草《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际情况的报告》。该报告分为四个部分：（一）几年来的经过情况，讲述了自己进入解放区以来的经历和遭遇，指责周扬等人把自己视为文艺界“唯一的罪人和敌人”。（二）关于几个理论性问题的说明材料，在这个部分里措辞不无偏激之处，但也不乏真知灼见。他写道：“在这个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上面，仅仅通过林默涵、何其芳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所看到的，在读者和作家头上就被放下五把‘理论’刀子：作家要从事创作实践，非得首先有完美无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不可……单单这一条就足够把一切作家都吓哑了。只有工农底生活才算生活，日常生活不是生活，可以不要立场或少一点立场……只有思想改造好了才能创作，这就使作家脱离了实践，脱离了劳动，无法使现实内容走进自己的内部，一天一天干枯下去，衰败下去，使思想改造成为一句空话或反话。只有过去的形式才算民族形式，只有‘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才能克服新文艺的缺点……题材有重要与否之分，题材能决定作品底价值……”（三）事实举例和关于党性，举出了有关人事关系的一些材料。（四）作为参考的建议，对文艺领导、文学运动的方向、话剧运动的方式和电影剧本的四个方面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3月动笔、7月完成的这份《报告》长达27万字，被人称为“三十万言书”。一个材料说，胡风的“三十万言书”是通过主管文教工作的习仲勋呈送给党中央、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的。另一份材料说，“在胡风、丁玲问题上，周扬摇摆得很厉害”，“毛泽东不让周扬参与胡风的事，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究竟是谁送到毛泽东那里去的，至今还是一个谜”。还有一份材料说，在中央肃反领导小组中周扬是唯一的文艺家，“三十万言书”是周扬送到毛泽东那里去的。
到底是谁把“三十万言书”送给毛泽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报告》确实送到了毛泽东的手上，还附有胡风的一封信，说明了自己上书的动机，只是上书之后胡风没有很快得到回音。
胡风的“三十万言书”递上去不久，同年10月毛泽东支持两个“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及其所表现出来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进行批判。11月7日和14日，胡风参加了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议，在得知毛泽东对文艺界领导和《文艺报》作了批评之后，便以为是自己的“三十万言书”产生了作用。于是，他在这两次会议上主动发言，认为《文艺报》犯有四项错误，犯错误有着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路翎在会上作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批评？》的发言，措辞相当尖锐。他们发言的动机，都是借此清除文艺界顽强的宗派主义地盘。这样违背会议宗旨的发言，当然遭到郭沫若、茅盾等人不点名的批判。让胡风更没有想到的是，他的“三十万言书”当时已由党中央那里批转到了中国作协主席团，文联和作协正在准备开展对他的大批判。12月8日，周扬还在联席会议结束时作了《我们必须战斗》的发言。在发言中，他列举了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胡风与他们的分歧，并指出：“胡风先生假批评《文艺报》和批评庸俗社会学之名而把关于文学的许多真正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律称之为庸俗社会学而加以否定。”《人民日报》于12月10日，全文发表了这篇发言，拉开了批判胡风的序幕。
胡风递交“三十万言书”，心里并非十分踏实，后来他感到自己的意见中有不妥当之处，便向周扬提出，将它收回或修改后再上交。1955年1月13日，他还写了一份《我的声明》，主要内容是：（一）1954年7月我向中央的报告中所表现的对党、对文学事业的态度，本人已初步认识到是错误的，有害的。（二）这个报告对今天的文艺运动所得出的判断是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的，其中有些具体提到的情况和例证，当时没有很好地调查研究，后来发觉有不切实际之处，因材料已印好，来不及修正。对以上这些，我当负我应负的责任，希望同志们加以批判。
1月14日晚，他向周扬提出，在公开发表“三十万言书”时，把这个《声明》印在卷首。第二天，周扬写信给“（陆）定一（时任中宣部长——笔者）同志并呈主席”：“胡风最近向我提出不要发表他给中央的报告，如一定要发表，也希望作一些修改，他说有些话不是事实。我说发表出来公开讨论有好处，你如对自己的观点和所举的事实有修正可以再写文章，我们也可以发表。他说他的检讨已写好，并在下星期三可以交来，希望能连同报告同时发表，我说恐怕来不及，可以下期发表。他说如果这样，希望在卷首附一声明。很显然，他要发表这个声明的目的，是想趁此在读者群众中造成一个他已承认错误的印象，可缓和与麻痹群众的情绪，模糊他们的认识，抵制他们的批评。我觉得发表这个声明，是于我们不利的。”
毛泽东当日就看到了周扬的信，并于当日在信上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阅，退周扬同志：（一）这样的声明不能登载；（二）应对胡风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进行彻底的批判，不要让他逃到‘小资产阶级观点’里躲藏起来。毛泽东1月15日”。
就这样，胡风的“三十万言书”于1955年春天在《文艺报》第一、二期合刊上发表了。在此之前，中央还有一些报告和通知，得到了批转：
1月20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向党中央提出关于开展批判胡风的报告，中央批转各级党委要重视这一斗争。
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关于组织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讲演工作的通知》上，批示：“可用”。此《通知》提到，对胡适派思想的批判已经展开，对胡风及其一派的文艺思想的批判亦将展开。
2月16日，自在《长江日报》发表文章后一直和胡风处于尖锐对立的舒芜，又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了《反马克思主义的胡风文艺思想》。
由于有中央的号召，批判胡风的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从1955年1月到5月12日，公开发表的文章就达446篇，规模之大，为建国后所首见。
《人民日报》为配合对胡风“三十万言书”的批判，其文艺部叶遥组织了一批文章，其中就有舒芜写的《关于胡风小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一材料是舒芜在林默涵的劝说下，从老家取回胡风给他的100多封信件，交给了林默涵，林看后建议舒芜将信件整理出来公开发表。
5月9日，周扬认为舒芜整理的材料十分重要，就写信送给毛泽东审阅，没想到毛泽东将标题中的“胡风小集团”改为“胡风反党集团”，并写了长长的编者按，交《人民日报》于5月13日发表。编者按说：“胡风的这篇在今年1月写好、2月作了修改、3月又写了‘附记’的《我的自我批判》，我们现在才把它和舒芜的那篇《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一同发表，是有这样一个理由的，就是不让胡风利用我们报纸继续欺骗读者。”同时，编者按还要求“一切和胡风混在一起而得有密信的人也应当交出来，交出比保存或销毁更好些”。
由于长时间的批判揭发，特别是《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的发表，其性质被毛泽东定为“反党集团”，因而胡风的命运又将面临再一次转折了。
十恶难赦的罪行和漫漫无期的徒刑
果然，在《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之后的第四天，也就是1955年5月17日晚上，几辆小轿车驰过北京地安门，驶向僻静的太平街，在一座普通的居民院落的大门前停住了。公安人员跳下车，走进了早已弥漫着紧张不安气氛的胡风的家里。
胡风的家里人对公安人员的突然出现，感到无比惊慌，胡风的年近八旬的老岳母更是吓得脸色煞白。而胡风倒还镇定，非常听话地站在一边，任由来人翻检他的衣物、图书和信件，搜查所谓的罪证。看来没有搜查到什么，公安人员却从他们带来的公文包里拿出一张逮捕证！
对于对自己的搜查，胡风并不感到吃惊。而将自己逮捕，胡风则感到十分不可理解了。他绝对没有想到普通的文艺理论之争，会被上升为“罪行”，并又拔高到“反党”的高度，更没有想到被摈弃了的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的锁链，此刻竟捆绑住了自己的肉体！尽管如此，他没有抗议，因为他知道普通公安人员只是奉命行事，抗议是无用的，便用柔和的目光望了一眼年迈的老岳母，看了看噙满眼泪的妻子梅志和又哭又叫的8岁的小儿子，然后走出家门，走进了北京安定门的监狱。3个月后，胡风又被转押到秦城监狱，开始了遥遥无期的囚徒生活。
说也奇怪，胡风是5月17日晚上被捕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却是5月18日批准逮捕的！
人被关进了牢狱，而揭发和批判在报刊上仍然更加有劲地进行着。1955年5月1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组批判胡风的文章。这组文章是该报总编辑邓拓于5月15日晚上10时报送毛泽东审阅的，毛泽东不仅将文章的总标题《胡风的反党反人民集团必须彻底批判》改为《提高警惕，揭露胡风》，还建议“按语不用，另换一个”，并对新写按语作了多处修改。此后，《人民日报》就以《提高警惕，揭露胡风》为专栏标题，陆续发表了几组批判胡风的文章。
5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第二批材料》，毛泽东在编者按语稿中加写了这样两段话：“有些同情胡风或者口头上反对胡风但内心是同情胡风的人们在说，那些材料大都是解放以前的，不能据此定罪。那末，好吧，现在请看第二批材料。”“反革命的胡风分子同其他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一样，他们是把希望寄托在反革命政权的复辟和人民革命政权的倒台上的。他们认为，这就是他们要等待的时机。”
5月2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开除胡风中国作协会籍并撤销他担任的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作协理事和《人民文学》编委职务等决议。毛泽东于26日早晨1时在该决议上批示：“此件即送新华社立即发表，今天（26日）在北京及各地见报。”
6月3日，毛泽东审阅了中央关于揭露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指示稿，不仅同意“即发”，而且加写了一段非常重要的话：“各省市委和党组必须认识这一斗争的目的，不但在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主要地是借着这一斗争提高广大群众（主要是知识分子和干部）的觉悟，揭露各种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国民党特务分子，帝国主义的特务分子，托派分子和其他反动分子），进一步纯洁革命队伍。因此，当斗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时，就要公开号召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分子进行自我坦白，这种坦白，向小组会向大会向负责人去做或写书面材料都可以。但在中学学生和小学学生中不要去进行这种坦白的号召。”这样就把揭露胡风的斗争，延展到了文化艺术界之外。
6月1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三批材料》，毛泽东将“反党集团”改为“反革命集团”，还为此材料所写的按语多达17处。这些按语非常尖锐有力，以至在十多年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被群众组织用作相互攻击的武器。在同天，《人民日报》还发表了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此文也是经毛泽东审定的，并加写了数百个文字。
同年6月，发表于《人民日报》的关于胡风集团的三批材料被编印成《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一书，毛泽东又亲自为该书写了《序言》、《按语》和注文。
6月1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将《中共中央关于展开斗争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指示》稿送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于18日阅后作出批示：“定一同志：此件已看过，我看可用。可提到此次会议（指中央政治局会议——笔者）征求意见，看有无须要修改的地方。”他还写道：“文件内鲁迅的例子可以不举。”
为了处理胡风反革命问题和肃清全国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中央成立了肃反领导5人小组，后改为10人小组，陆定一是组长，据说罗瑞卿后来增加为副组长，成员有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因兼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工作忙，改由中宣部秘书长李之琏代替）、周扬等。作为中宣部干部处主管文艺干部的副处长、10人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王康，1956年给陆定一汇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大体调查清楚了，没有发现有人有反革命的问题，在法律上起诉不足，大约不能定为反革命集团，遂建议10人小组开会讨论一次。陆定一同意，叫王康给10人小组印发有关材料，会还没开，陆定一就因事外出了。周扬对王康说，胡风反革命集团案是毛主席定的，怎么能够讨论？还说，他和罗瑞卿商量了，会不开了，把发出去的材料全部收回来。到了1960年反右倾时，中宣部于2月6日召开全体党员大会，宣布王康犯有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翻案等错误，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撤销副处长职务，调离中宣部，“控制使用”。这，自是后话。
大墙之外的整个中国社会，对胡风的揭露与批判是这样地轰轰烈烈，震动着所有的机关厂矿、军营学校，大有掘地三尺，非把所有胡风分子挖出来不可之势。
而此时处于大墙之内的囚徒胡风，除了在囚室坐立走动之外，“自由”已与他无缘，读书权利也被剥夺了，让他阅览的少数几张报纸，带给他的只是吃惊、愤怒、苦闷和无奈！
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和《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从胡风事件吸取教训》等，胡风是看到了，并认真地研读了。他吃惊地发现，拿来定罪的材料竟然全是私人往来信件，并且是被断章取义了的！
胡风认真研究了报纸上的文章和对材料所加的按语，他不用细想就明显地看出，事实被作了令人不能容忍的歪曲，定罪完全远离了法律依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似乎不再适用于他的这个“案情”了！
不用回忆，一幅图景就出现在胡风的眼前：1944年5月的一天，一位笔名叫做绿原的青年急匆匆地找见了胡风。这位青年刚从译员训练班受训回来，国民党当局就分配他去中美合作所工作。胡风经打听得知中美合作所是特务组织，就写信将情况告诉了绿原，绿原便匆匆跑来商讨对策，胡风出主意让他逃到外地去一所中学教书，而根本没有去中美合作所。但“胡风反革命集团”材料却把绿原给胡风的信公布出来，不加说明，并据此把绿原定性为“中美合作所特务”！
不用查阅资料，就能说清楚阿垅的身份。阿垅1927年参加国民党，当过区分部委员、县党部秘书，之后投向革命，奔赴延安，在抗大学习后为做军队的统一战线工作，又返回国民党军事机关。1947年之后，阿垅多次给我党我军传递军事情报，还有一次把敌人企图包围我军的一份军事部署图偷出交给胡风，由胡风转给我军，结果取得了歼敌的胜利。就是这样一位阿垅，《材料》中却不加分析，把他定性为“国民党特务”、“反动军官”！
不用调查，就能讲明白阿垅的一段经历。1947年9月，贾植芳被国民党逮捕了。胡风记得贾曾说过他认识担任过蒋介石军统局长、北平市警察局长的陈焯，于是写信要阿垅想办法托陈去保释贾植芳。由于阿垅不认识陈焯，就没有去办这件事。而《材料》对胡风的信按其所需作了取舍发表出来，就成了这个样子：“就是陈焯，他去年做过北平警察局长的。望马上找他恳托，至祷。”据此，硬说胡风和阿垅同国民党特务头子有“亲密关系”！
由报纸上公布的《材料》，胡风联想到会有多少人将因此而遭到株连和迫害！他还想到自己的家，却怎么也得不到一点家里的消息。事实上，在他被捕的第二天清晨，妻子梅志就被拘留了，在北京一座民房里一蹲就是5年！留在家里的仅剩下年近八旬的老岳母，上大学和上中学的儿子、女儿，还有8岁的小儿子，这一家老小的生活与费用，只能靠从被公安部门收走的稿费存款中定期提取一小部分来维持！
依靠断章取义和编造出来的材料，定罪是很难的，量刑就更加困难，因而胡风在狱中被关押10年之后，直到1965年11月26日，才由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4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此时已63岁的胡风患上了严重的肾炎，身体虚弱得无法再在狱中关押，管教部门只好把他改为监外执行！
在妻子的陪同下，胡风于1966年3月在四川成都住了半年，9月到雅安茶场劳改，1967年11月因“文革”动乱加剧被收监住于成都。
1969年秋季应是胡风服刑期满的日子，而由于公、检、法机关都被“砸烂”了，无人过问此事。长期处于被监禁、受迫害之中的胡风，看到无人过问自己的问题，就于同年写报告要求对自己作出结论。主管部门对释放胡风不去过问，对迫害胡风却是不失时机的。他们认为胡风的要求，是阶级敌人的新反扑，便派人查到了其“现行活动”的新“罪证”。原来在监狱里没有纸张，诗人胡风就把自己的诗写在了“领袖像”的背面和四周空白处，主管部门就根据这一“不恭罪”给胡风加判为无期徒刑，不准看判决书，不准上诉，被正式投入四川省第三监狱。
从此，胡风再一次陷入了无欢乐、无光亮、无幻想的绝望之中。
迟到的转机和曲折的平反
胡风这次所住的牢房与过去不能相比，独处的小牢房是享受不到了，而不大的牢房里竟挤着好多个囚犯，每人只有一尺来宽的地方，晚上睡觉肩挨肩、脚对脚，连翻个身都不大可能。为便于互相监督，把4个囚犯编为一组。若去厕所，必须报告请假，并要派人跟上。
狱中的学习更让胡风难受。那时狱中没有什么书籍，只有指定送来的报纸，报上文章左得吓人，浮夸得让人吃惊，使他甚至感到这些报纸是专门伪造出来让他们阅读的。面对这样的学习，胡风只能打瞌睡，常常受到管教人员的训斥。
长期的囚禁，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将胡风摧毁了。他从1972年起，得了严重的幻听、恐惧症和心因性精神病，时而狂躁不安，时而自言自语，闹得满牢房的囚犯不得安宁。管教人员把他搬到一所院子里，还是不见好转，只好把其妻子梅志从雅安茶场召来侍候。
生于1914年的梅志是江苏常州人，1932年加入左联，1933年底与胡风结婚，给胡风主持的杂志社担任会计、校对、秘书等工作，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新中国成立后，胡风在中国作协工作，梅志也成为驻会作家，并于1953年从上海搬到北京，谁料到了北京之后，他们很少能有安生的日子，最后竟因胡风写出的文字而获罪。如今，他俩只好在哨兵的监视下，在小院门前的小片空地上种菜浇水，消磨时光。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了，四川省公安厅于同年底派车把胡风送到成都附近的公安医院治病，经3个月治疗，病情有了明显好转，胡风又在翌年春天被押回原来监狱的那座院子里。尽管治疗被中断，但从治病这件事，胡风还是感觉到了某种变化。果然，1978年底，无期徒刑的判决被撤销，宣布释放。
1979年春节前两天，胡风夫妇被省公安厅的两部小车接到了四川省招待所，24年的监禁生活结束了。当年4月，胡风被补选为四川省政协委员，梅志被分配到四川省博物馆工作。胡风的病情仍然很重，1980年4月底由成都转到北京，先在友谊医院治疗老年性血管硬化，后又转到北京医学院附属医院治疗心因性精神病。
1980年9月29日，中共中央批转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复查报告的通知中，宣布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通知说：“‘胡风反革命集团’一案，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将有错误言论、宗派活动的一些同志定为反革命分子、反革命集团的一件错案。中央决定，予以平反。凡定为胡风反革命分子的，一律改正，恢复名誉，从平反之日起恢复原工资待遇，本人历史上有其他问题的，是什么问题就按什么问题作结论，并由原单位妥善做好他们的安置工作。凡经过法律程序被判决的，建议由原经办的法院依法撤销原判。凡因‘胡风问题’受到株连的，要彻底改正。”
1980年9月底的一天，中宣部副部长周扬来到胡风的病房进行探视，并郑重地宣读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平反的文件，还对这位年已78岁高龄的老人说：你不是反革命分子，也不存在“胡风反革命集团”。文艺思想有错误，今后可以展开讨论嘛。听到这里，胡风脸上25年来第一次绽出了笑容。
1981年，胡风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作家协会顾问。
1985年5月，公安部对胡风政治历史中遗留的几个问题进行了复查，予以平反撤销，并经中共中央书记处同意，向有关部门发了通报。
1988年6月18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发出《关于为胡风同志进一步平反的补充通知》，通报了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同意的有关胡风文艺思想等方面的几个问题的复查意见。关于“五把刀子”问题，补充通知说：“经复查，这个论断与胡风同志的原意有出入，应予撤销。”关于“宗派活动”问题，补充通知说：“本着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和团结起来向前看的精神，可不在中央文件中对这类问题作出政治性的结论。这个问题应从《通知》中撤销。”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和主张，补充通知说，应“由文艺界和广大读者通过科学的正常的文艺批评和讨论，求得正确解决，不必在中央文件中作出决断。这个问题也从《通知》中撤销”。这样，胡风同志的政治名誉完全得到了恢复。
一场影响全国的大风潮终于过去了，一桩牵涉数以千人计的大错案终于得到彻底平反了。尽管这是迟到的平反，是经过了多达数次的平反，但每一次平反都洗去了胡风身上的一层冤屈，每一次平反都使胡风本人的面貌得到了更真实的恢复，这应该是胡风感到兴奋的。胡风错案形成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的是党和文艺战线某些领导人站在了“左”的立场，凭主观判断，用无限上纲的错误做法，最终导致了悲剧的产生。为胡风一次次平反在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党的实事求是路线的恢复、发展和胜利，是改革开放在文艺界、思想界的一次进击和胜利！
1980年笔者在国务院第三招待所采访胡风夫人梅志之时，她已恢复了中国作协驻会作家之职，胡风也被任命为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顾问，他们的大儿子张晓谷在南京航空学院当了讲师，女儿张晓风在顺义县良种场当了工人，小儿子张晓山在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管理系当了研究生。那时的梅志对这一切，已感到相当的满意。随着胡风问题的一次次平反，梅志和胡风一定是会感到满足的。
又是30年过去了，“文字狱”对于如今的年轻人来说已经相当陌生，甚至不知道历史上会真的有这回事。应该说，这种迫害对于中国人，已经成为历史的陈迹，它是永远不会、也不应该再出现、再上演了。
愿悲剧永远成为过去，陈迹永远成为陈迹，因为创造新生活、新喜剧的现代化建设正在大踏步地前进，这是不容陈旧的绳索再来羁绊挺进脚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