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云华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首次亲临深圳特区视察，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发展航程中，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要事件。重温这次历史事件，仍然使人深思，获益不浅。
当年我是新华社深圳特区支社社长，曾经有幸亲历见证了邓小平踏足深圳这块当时被视为是非之地的情景。一转眼20年过去了，虽然历史已经悠远而去，然而留在脑海里的珍贵记忆，却是我的记者生涯中最值得深深缅怀的一页。
（一）
那是发生在1984年1月24日的事情。这天清晨，我突然接到深圳市委接待办主任张荣打来的电话，说有重要任务，要我在中午11点之前到达迎宾馆待命。电话中我问他是谁来深圳，张荣说，你去了就知道了，到时候会给你们交代任务。我依时到达迎宾馆六号楼，见到《深圳特区报》资深摄影记者江式高已早我抵达。他一面同我打招呼，一面在调校几部照相机。正当我们猜测哪个中央领导可能来的时候，市委秘书长邹尔康和几位工作人员进来了。随即邹尔康告诉我们，小平同志和王震、杨尚昆一行将在中午12点半左右抵达深圳，要我们一起跟着他们的参观活动。不久，《南方日报》驻深圳记者站站长李通波，以及深圳电视台记者也来了。
中午12时50分，一辆白色中型旅行车徐徐驶入迎宾馆，来到桂园小别墅门前停下。当身穿深灰色中山装的邓小平健步走下车时，早就列队迎候在这里的宾馆工作人员，个个兴奋激动地鼓掌，热情欢迎贵宾们的到来，市领导周鼎、周溪舞、刘波、罗昌仁等快步迎上前去，市委书记兼市长梁湘一一介绍他们同邓小平握手，气氛热烈而又简单朴素。
贵宾们步入会客厅以后，邓小平干脆地挥着手对梁湘等人说，你们都先回去休息，下午再来听听你们谈情况。大家走出桂园别墅，市领导乘车离开，工作人员各自散去，别墅顿时清静下来。
庭院中鲜花盛开。绿草如茵，红艳艳的簕杜鹃迎风摇曳，仿佛在告诉人们：春天来了。
（二）
1984年的深圳，迎来了特区大规模建设的第五个春天。特区建设者们早就盼望着倡导创办特区的邓小平，能亲眼看看这片改革开放热土的一切。而今他们的愿望实现了，他老人家到来的喜讯，宛如温暖的春风吹拂着人们的心田。中午已经见到邓小平的市领导们，个个脸上都显示能聆听到他老人家指导的表情，更渴望他老人家能来澄清特区创办四年来的是是非非。
带领着深圳特区建设队伍的市领导班子成员，都是一批步入中老年的优秀干部，他们离开了原先的优越工作岗位，肩负着历史使命，来到左祸深重、人心动荡、田园荒芜、百业待兴的边陲之地，面对的是繁重的建设任务。他们不但要克服缺资金、缺人才、缺技术、缺物资、缺水、缺电、缺粮等重重困难，还要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和舆论压力。那时国内外媒体和某些政经界人士，对深圳的各种非议指责沸沸扬扬，吓人的大帽子像紧箍咒，让人神经紧绷。1983年夏天，一家有影响的大报纸突然登出一篇文章题为《历史租界的由来》，与此相呼应又连续发表文章批判中国历史上的洋务运动以及其失败教训，矛头直指深圳，影射深圳特区是新的“租界”；有的文章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地说什么，要警惕中国出现李鸿章式的新买办人物。一批批已经退居二线的内地来深圳参观的老干部，其中有些人往往戴着有色眼镜而来，有的人视特区为异端，留下指责和骂名拂袖而去。甚至有的人回到内地说，深圳除了五星红旗还在，社会主义已经看不见了，特区姓“资”不姓“社”了。深圳经济特区这个刚刚在南中国大地降生不久的初生婴儿，被这些在闭关锁国自我封闭环境下生活惯了的人，看成是不祥的怪婴。
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和办特区是对是错的争论，犹如来势汹汹的强台风向着深圳湾席卷而来。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邓小平脑子里一直装着的这个大问号，促使他南下广东来看个究竟。1984年元旦过后不久，邓小平在王震、杨尚昆等陪同下，于1月24日上午到达广州火车站。在这里迎候中央领导的广东省几位领导，要把客人接去珠岛宾馆休息。邓小平不顾旅途疲劳坚持要先去深圳，他说，办特区是我倡议的，要去看一看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他那坚定的口气和话语中蕴含着对特区这个初生儿寄予深切关爱的急切之情，感染着所有在场的人。深受感动的广东省省长梁灵光，原广东省省长、中顾委委员刘田夫等，随即和邓小平一行返回车厢陪同着他们一起来到深圳。
（三）
1月24日下午3时，深圳市领导班子成员和一些部门负责人，齐集到迎宾馆二楼会议室等候着。初春柔和的阳光透过白色的纱帘照进室内，使会场充满着温暖而静蕴的气氛。人们时不时看看表，时间终于到了下午3点30分，邓小平、王震、杨尚昆等来到了会议室。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梁湘把坐在前排的市委常委们逐一介绍给邓小平认识，手里拿着名单的邓小平一个个对号，亲切地询问他们是什么地方人，原来在哪个单位工作。随后他请梁湘讲一讲深圳的情况。
梁湘指着挂在墙上的深圳地图，介绍特区开发建设规模和办特区前的历史状况，汇报了办特区四年来的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以及干部职工的收入生活现状。他说，1983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翻了一番，比办特区前的1979年增长了10倍。邓小平听了后频频点头，这时他点上一支香烟，神态自若地靠着沙发慢慢地吸着烟，继续细心地听着汇报。接着，梁湘谈到特区建设遇到的阻力和困难，以及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他对邓小平说：“办特区是您老人家倡议的，是党中央的决策，深圳人民早就盼望您来看看，好让您放心，希望得到您的指示和支持。”梁湘请求邓小平给大家讲话。这时邓小平灭掉了手里的烟头微笑着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讲的这些情况我都装在脑子里，不过不发表意见。”他的亲切诙谐的话语，使会场顿时轻松活跃起来，与会人员恍然大悟，不约而同地发出会意的笑声。这幽默和笑声，把高层领导者与身处特区建设第一线的组织指挥者的心连在一起，融会着相互理解的深厚情谊。这时，杨尚昆插话说：小平同志很关心特区，这次主要是来广东休息，有关问题我们回京后吹个风，让国务院有关部门研究解决。随即他提议出去走一走。
（四）
如果说梁湘短短40多分钟汇报的许多有说服力的数字，开始使邓小平脑子里的大问号变小的话，而当他走出宾馆游览市容，以及此后两天他所到之处耳闻目睹的大量具体事实，更使这位智力超凡、判断精辟的伟大改革家，从中洞察到特区这个时代骄子富有的强大生命力，预见到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使命中，她将担当的重要角色。他老人家满怀厚爱，热切地期望她健康成长。
心情轻松愉快的宾主一行齐齐走出会议室，乘上旅行车离开宾馆去游览市容。下午4时50分，邓小平一行登上建成开业不久的罗湖国际商业大厦，来到22层的顶楼天台，从东南西北不同方向，眺望粗具规模的罗湖新城区，呈现眼前的是纵横交错的宽阔马路，车流如梭，人流如织，远处的深圳河从新城南面蜿蜒流向深圳湾，望过河那边可以看清香港新界落马洲的村落；回望近处，只见许多正在施工的工地，高耸的机械塔吊伸着长臂不停地转动着。梁湘介绍说，罗湖新城区计划兴建100多幢高层楼房，是目前全国高楼群最集中的地方，已成为市区最繁华的金融商业中心宝地。邓小平指着西北角马路对面一幢被脚手架和安全网罩着的工地问梁湘，那幢楼要建多少层？梁湘回答说，那幢楼叫国际贸易中心大厦，设计要求建53层，顶部设有旋转观光圆形大厅，是目前国内最高的建筑物，而且是施工难度极大的建筑工程。邓小平听后满意地点着头。
转眼间已是时近黄昏，渐渐变得灰暗的天空现出一片橙黄色的彩霞。天台上北风劲吹，气温只有9摄氏度，袭人的寒风把旁边工作人员身穿的呢子大衣掀起了衣襟，身上只穿着深灰色普通便服的邓小平，两次挥手推开陪同人员要他穿上的大衣，站在天台上久久凝望着，展现在他眼前的新城区，在夕阳和彩霞映照下，景色绚丽灿烂；特区建设者用双手和汗水建造起来的一座座高楼，犹如在南国大地上矗起了一个个巨大的令世人瞩目赞扬的“惊叹号”。邓小平目睹这些鼓舞人心的建筑艺术符号，脑子里原有的“大问号”一下被抹掉了。深圳短短四年间奇迹般的变化，激起他老人家的思绪，他对梁湘说，都看清楚了。深沉的眼神里闪烁着兴奋喜悦的表情。
邓小平一行离开天台下楼来到马路边，早在半个小时之前，已有许多市民意外地发现了他们，喜出望外的群众，一直在大楼外面等候着，消息传开后，人群越聚越多，当邓小平一行乘车离开时，满怀崇敬爱戴之情的群众用热烈的掌声夹道欢送。旅行车穿过商店林立的街道，坐在车上的邓小平掀开窗帘凝望着窗外，暮色中的罗湖新城，人流熙熙攘攘，一片繁荣兴旺，彻底告别了昔日荒凉衰败的景象。
（五）
25日上午10时，休息一夜后精神奕奕的邓小平，在市领导和随行人员陪同下，来到深圳河畔富甲一方的渔民村。一排排两层高的小洋楼在阳光之下耀眼生辉，使贵宾们眼前一亮。村党支书吴柏森特意穿上了新买的拷花呢大衣，脚踏擦得乌黑发亮的皮鞋，早早就站在村口迎接贵宾。邓小平一下车，他便快步走上前去，紧紧握着邓小平的手久久不放，突如其来的惊喜使他兴奋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想了好一阵子才说出：“欢迎您，欢迎您！”梁湘提醒他说：“你请小平同志到家里坐下慢慢谈谈吧。”吴柏森连声说好好好，兴冲冲地把贵客们领进自己的家里参观。入口大门挂着红灯笼，宽敞的客厅里鲜花怒放，大瓷花瓶插着浓绿的富贵竹，更加增添了浓厚的喜庆气氛。
吴柏森领着客人走遍楼上楼下，两个客厅各自有一台大彩电和其他家用电器，卧室里的家具被褥全是新的，10多平方米的厨房里，冰箱、洗衣机、煤气炉、电饭煲一应俱全。邓小平参观完之后来到客厅坐下，他询问了吴柏森的家庭经济收入情况。吴柏森兴奋地说：“我现在生活上什么都不缺了，家里什么都有了，真是连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穷苦的渔民，能过上今天的幸福生活。现在村民都说，翻身不忘共产党，致富不忘邓小平，感谢邓伯伯的好政策。”邓小平纠正说：应当感谢党中央。
吴柏森接着汇报了渔民村的变化。他说：60年代以前我们靠出海打鱼为生，村民住的是茅棚，吃不饱穿不暖，生活十分贫困，公社化后渔民村也没有什么变化，那时没有资金买不起机械渔船，近海的鱼越来越少，收入越来越差。办特区以后，改革开放的富民政策使渔民村最先得益，我们利用与香港新界只有一河之隔的优越条件，同港商合作搞来料加工，兴办工厂，开办餐厅、商店和其他服务业，还购买了十多辆泥头车搞土石方运输。几年来渔民村集体统筹建房，每户建一幢两层六房两厅小洋楼，资金由集体负担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由集体先垫付，村民分期还款，不到两年家家都还清了；1983年全村人均收入达到2300元。吴柏森还向客人亮了家底，1983年他一家平均每人月收入达500元。坐在邓小平旁边的邓榕怕听力不好的父亲听不清，便大声说：老爷子，比你的工资还高哪。
走出客厅，邓小平等来到村里的花坛假山前面，高兴地同吴柏森等村干部一起合影留念。告别渔民村时，邓小平沉思着说：全国农村要达到渔民村这个水平恐怕要100年。有陪同人员表示异议认为用不了那么长时间，邓小平却坚持说：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至少要到本世纪末，还要再努力奋斗50年时间。后来，邓小平又提出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地区先发展起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一针见血地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上世纪80年代初的中国恐资病流行，还是留恋平均主义，以美化穷光荣、穷革命为时髦的年代。邓小平这些深刻而又富有远见的重要思想，正是医治这种时代病的一剂良方。今天重温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可以启迪激励人们更加奋发努力。20年后的渔民村，与时俱进，乘上建设国际化城市的快车，面貌焕然一新，当年令人羡慕不已的小洋房，而今不见了，原先的城中村被改造后成为闹市中的一个花园式居民社区，重建的设施现代化的11幢小高层楼房，错落有序地矗立在深圳河畔。渔民村这个名字只是记录着昔日辛酸历史的象征，原先的村民现在的生活水平，所从事的经济活动内容，都已经升级换代。这里的巨变再一次提醒人们，要牢记邓小平当年提出要再努力奋斗50年的语言，特区之外远在穷乡僻壤的内地农村，这20年里变化了多少？重温这里的历史，人们将更有紧迫的历史使命感。
（六）
一个新兴城市如果没有新兴产业，即使高楼林立，商店再多，灯火再辉煌，也只是一种表面繁荣。深圳人从特区创办开始，就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把发展电子工业列为重点发展的新产业。不到四年的时间深圳办起60多家电子企业，1983年产值已达到2亿多元，占当时全市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使几年前只能生产铁钉、酱料的深圳，一跃成为广东省电子工业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基地。
邓小平对深圳的电子工业十分关注。25日下午，他参观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服务公司最早在深圳办的电子厂，几年间这家工厂集中力量开发电脑软件，产品已经打进了港澳市场。邓小平听后高兴地称赞他们的做法，他说，有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告诉我，美国搞电脑软件的人许多都是学生娃娃，中国有那么多学生娃娃，学校重视起来，完全有条件搞电脑软件。今天重温邓小平这些话，对于教育部门考虑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对于考虑电子行业发展方向的思路，仍然有着深刻的指导意义。
26日清晨，桂园别墅花香四溢，清风撩人，初春和煦的阳光洒满庭院，格外显得暖和温馨。神清气爽的邓小平步履轻松稳健地同家人在院子里散步，然后又同家人一起用早餐。工作人员发现，两天来他和家人有说有笑，尤其和孙子们在一起时，兴致特别高。按接待计划，这天的行程将前往蛇口工业区参观一个上午，然后从蛇口前往珠海。
9时30分，邓小平一行驱车来到深圳湾滨海的蛇口工业区。主持创办开拓工业区的闯将袁庚，把贵宾们领到办公大楼七楼会议室。这里居高临下，背山面海，视野开阔，邓小平看过工业区全景的模型后走到窗前，他指着蛇口港码头问袁庚，这个码头什么时候建成的？能停靠多少吨位的船？袁庚回答说：1979年春天创办工业区的第一项工程就是移山填海兴建码头。我们花了近一年的时间建成了600米的码头泊位，现在已使用快四年了，可停靠5000吨以下的货船，与香港互通的航班客轮，也已营运了两年。邓小平听后称赞说，你们搞了个港口，很好。
袁庚汇报说，中央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蛇口工业区两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发挥了巨大的威力，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办工业区之前，这里是海上偷渡香港的口子，经常有外逃人员被淹死后的浮尸漂上沙滩，这些荒野陈尸大多数是农村的年轻劳动力。自从办特区以后，我们不但制止了外逃风，而且吸引了大量的人才、资金回流。四年多来，蛇口工业区投资兴办的工厂已有46家，产品包括集装箱、铝材、油漆、食品、家用电器、服装等。接着，袁庚重点介绍了工业区实行的体制改革。袁庚说，这几年我们冒了点风险，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劳动人事制度实行招聘和合同制，工资实行职务工资加效益挂钩的浮动工资，住房商品化，职工不吃大锅饭，不端铁饭碗，各类干部和管理人员、技术人员，一律通过考核培训后才上岗，工业区的领导干部不坐铁交椅，从去年开始实行由职工无记名投票，直接选举产生领导班子，实行任期责任制，上任满一年还要进行群众信任投票，不超过一半信任票的班子成员要及时更换。
袁庚说，我们还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作为整个工业区的口号。这时袁庚在犹豫着……他知道邓小平在市里听完汇报后不讲话，也不表态，参观时也很沉默，不露声色；蛇口工业区一开始就实行官商分开，政企分开，这个做法虽然曾得到国务院领导的肯定。蛇口经验、蛇口模式，被媒体广为宣传，扬名全国。然而反对的声音也不少，有人就贬责蛇口是个“要钱要命”的地方，想到这些争论，他脑子里闪着顾虑，用自问自答的语气说：“不知道这个口号犯不犯忌？我们冒的风险也不知道是否正确？我们不要求小平同志当场表态，只要求允许我们继续实践试验。”袁庚这个不给客人出难题的聪明高招，使邓小平和在场的人都笑了起来。
汇报结束后，邓小平等参观了港商独资的华益铝材厂，登上工业区引进国外设备兴建的微波通讯楼，从高处浏览了工业区的全景。中午11时30分，主人把贵宾们领到“海上世界”做客就餐。这是一艘由退役的万吨豪华旅游船明华轮改装成的旅游景点。船上设有酒店、宾馆和娱乐服务设施。邓小平兴致很高地参观了船上各项设施，还到总统套房里看了看，然后走上甲板观赏深圳湾海景。
中午12时30分，袁庚陪同贵宾们在顶层中餐厅就餐。餐桌上宾主热烈交谈，话题轻松。王震、杨尚昆等不时发出笑声。应袁庚的盛情敬酒，邓小平高兴地干了一杯茅台酒，宾主举杯相碰的瞬间，融会着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与改革开放闯将之间的深厚情谊。
上完最后一道菜，餐厅女经理领着几名服务员也走上前来给邓小平敬酒，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邓小平脸上露着慈祥的笑容端起杯子答谢了她们。袁庚趁机风趣地说：她们都是不懂事的年轻人，如有不合适的要求，请您不要责怪她们。袁庚的话音刚落，几个年轻人拿来事前准备好的笔墨和宣纸摆上桌面，女经理鼓着勇气走上前去请求邓小平题字。在一片融洽的气氛中，邓小平高兴地欣然挥毫写下“海上世界”四个苍劲的大字。全场热烈的掌声，像春潮般回荡在平静的深圳湾畔。
（七）
下午2点多，邓小平一行登上一艘海军炮艇离开深圳前往珠海。从26日下午到29日上午，邓小平在珠海逗留期间，听取了珠海市领导的汇报，参观了工厂，会见了一批港澳人士。珠海这座空气清新、环境幽静、有山有海、繁花似锦的旅游城市，给邓小平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在离开珠海之际，邓小平应主人的请求写下“珠海经济特区好”的题词，使珠海特区的建设者深受鼓舞。
珠海题词的消息立即传到了深圳，梁湘等市领导深深感到了压力，他们焦急得坐立不安，都在猜测着、自责着：深圳工作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哪怕挨批评也好，到底他老人家怎样想？怎样评价深圳？难道一句话都没有？一连串的疑团像兔子钻进心窝捣鼓得让人难受。梁湘焦急之中打电话向省里求助，询问到的消息说，邓小平29日下午离开珠海回广州，将在广州过春节。深圳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议，决定派人到广州请求邓小平给深圳题词。任务落在接待办主任张荣身上。梁湘对他说，你同省委接待办关系熟，人头也很熟，方便见机行事，我把市领导和全市人民的重担都交给你了，一定要完成这个重任啊。
张荣心里掂量着此行任务的重要性，深知它的难度很大，却二话没说承担了下来。他急匆匆地赶到省委珠岛宾馆，先找到杨尚昆说明来意，拜托他安排。杨尚昆要他住下来等候消息，表示会尽快转达深圳市的要求。一天过去了，张荣没有得到回音，第二天仍然没有消息。深圳方面不断来电话催问，张荣的心情十分沉重焦急，两天都睡不好觉，吃不好饭。第三天一大早他再也耐不住又去找杨尚昆，得到的回答仍不十分肯定。杨尚昆说，这几天小平同志回到广州休息后心情很好，今天早饭后是个好机会，他要张荣做好准备。果然这天上午10点钟左右，邓小平散步之后，来到会客厅，看了看张荣早就在这里摆好的笔墨和宣纸，亲切地同张荣打招呼。他老人家经过深思熟虑之后早已胸有成竹，这时客厅里异常安静，在场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铺在桌面上的宣纸上，只见他提起手腕悬肘挥动手中那支蘸满墨汁的毫笔，写下“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这25个浓墨遒劲的大字跃然纸上，最后落款，他特意把时间写为“1984年1月26日”，表明还在深圳时已经有这个评价。张荣机灵地及时用照相机拍下这历史性的宝贵镜头。在场的人看到题词都向张荣表示祝贺，让他转达他们对深圳市领导和特区建设者们的敬意。
激动兴奋的张荣如释重负，立即跑去打电话给深圳报喜。接电话的市委秘书长邹尔康逐字记下张荣口述的题词，一直在盼望消息的市领导纷纷赶到会议室听邹尔康连续重复念了三遍题词内容，大家都喜出望外，欢欣鼓舞，深刻体会到邓小平对深圳的评价，寄托着一份大海般深沉的厚爱。振奋人心的喜讯，就像乍春季节的一股巨大暖流，激荡着特区建设者的心。这天正逢大年三十，往年的除夕夜市区显得冷清平静，这时却洋溢着异常热闹欢腾的气氛，四面八方传来的爆竹声，经久不息；腾空升起的烟花，喷出五彩光芒，把夜空染得斑斓缤纷，人们欢庆双喜临门的激情，使这片热土释放着无穷的活力。
（八）
邓小平给深圳的题词，是他老人家此次南行考察特区究竟办得怎么样的答案，他澄清视听，力排众议，给深圳作了公正的评价，从而使围绕着要不要办特区、办特区是对是错这个长达四年的是非之争，有了旗帜鲜明的结论。深圳、珠海的巨变，使他决心更大，更坚毅果断，他敏锐地把握着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脉搏，思考着中国发展战略目标的设计部署。回京后不久，邓小平以超凡的胆识和勇气作出一步开放沿海14个城市的英明决策，大大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向前发展。
然而，对特区的争议远未结束。邓小平对深圳所作的带结论性的题词，只是平息了第一场争论，接踵而来的是对市场经济和特区姓“资”姓“社”等问题展开的争论，一直从上世纪80年代中叶持续到90年代初，都在纠缠不休。这期间国内经历了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继而是东欧动荡，苏联解体，面临着国际风云巨变的复杂形势，国内“左”的思潮又有抬头，这时从理论界里冒出了所谓“和平演变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的论调，提出“反和平演变”和“经济建设”并重的两个中心论，严重干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和改革开放国策的贯彻实施。这就是邓小平给深圳题词八年后的猴年（1992）春天再次南巡视察深圳的重要背景。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关头，他老人家的长篇南巡讲话，使长达12年之久的关于特区的争论得到平息，纠正了偏离基本方针的错误倾向。邓小平的谈话明确指出，特区姓“社”不姓“资”，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告诫全党要警惕防“左”，要抓住机遇发展自己等等，批判了把经济领域的改革与和平演变混为一谈的错误观点，澄清理论是非。
邓小平两次视察深圳，时间虽然相隔八年，然而他老人家的思路是连贯的，两次视察对于中国何去何从，对于实现中国发展战略目标，都有着无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如果没有1984年的深圳题词，没有1992年的南巡谈话，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将被推迟，甚至历史要重写。
抚今追昔，时光飞逝，快速的时代步伐，容易使人淡忘历史。今天重温深圳这20多年被许多人淡忘了的历史，有着深刻的教育意义。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城市，必然是会珍惜过去，尊重历史，从前人那里吸取养料，总结经验；一个有文化教养的人同样也会懂得尊重历史，珍惜眼前的一切，在享受来之不易的改革开放成果的时候，深深缅怀一代伟人邓小平和他的丰功伟绩；也会记住当年冒着风险顶着压力，艰苦奋斗，从尘土飞扬的工地里走过来的老一代特区建设者们，在深圳这块土地上洒下的汗水和付出的心血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