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9日，中央广播电台一名男播音员以沉痛、愤慨的语调，播出了一条震撼人心的消息：9月18日夜，日军在东北发动突然袭击，占领沈阳等地……20日，这座电台又播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日军侵华对各级党部的训令》；22日，播发《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国同胞书》。
这一突发事变，引起了中国政局和亚洲形势的重大变化，全国各地抗日救亡的呼声，似汹涌澎湃的怒潮，涌进了首都南京，也涌进了这座中央广播电台。
（一）
吞并满蒙，占领东北，这是日本既定的“大陆政策”的第一步，所以东北危机已非一日。然而，南京国民党政府长期以来第一位的事情是一门心思地“剿共”，对日本，只是想方设法钝化矛盾，避免冲突。所以，“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出现了两个重要情况：在南京找不到“党国”首脑蒋介石，他正“赴赣督师”，在江西忙着“围剿”红军；而东北方面，二十几万国民党部队，面对万余名日军的挑衅，恪守蒋介石指示，抱定“不抵抗主义”，“恭恭敬敬地让出了沈阳城”，坐视大片国土沦陷敌手。
面对这一切，全国人民包括很多正直、爱国的国民党人，都义愤填膺、同仇敌忾，一致呼吁抗日救国。据“党国”要员、后来死于西安事变的邵元冲的日记记载：9月22日上午，南京市国民党员在中央大学集会，先一日晨由江西风尘仆仆赶回南京的蒋介石前往演说，会场群情激愤，难以抑制，“中有一人施讥弹，季陶即叱令缚跪，介石亦顿足怒骂。是亦不可以已乎”。可见当时国民党人情绪之一斑。全国各界人民群众的请愿、抗议活动更是此起彼落。最突出的是捣毁外交部的一次。原来当时的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为“事变”事向国际联盟送交的抗议书，竟是非不分，说什么“据报日军侵入沈阳，与华军冲突”，这个“国联”则据此一说却要中日两国军队各退原防。对此，连一些爱国的国民党要员也斥之为“一言丧邦”。9月28日，中央大学及上海学生代表约800人，冲进外交部捣毁器具，将这位王部长揍得头破血流。自此以后，全国各地来京请愿的学生及民众团体络绎不绝，而使国民党当局每每穷于应付。那时，常常由汪精卫出来接谈。此人出语圆滑，伸缩得不可捉摸，常常激起民愤，难免出危险。为此，中央党部于11月27日晚召开临时会议，成立几个委员会专事接待。当时，南京城和全国一样，到处都在沸腾。
在全国人民同仇敌忾的气氛中，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仿佛也受到了感染。即如蒋介石，11月19日于外交委员会发言宣称，他本人“愿不日即可北上，收复失地，以挽回国民对党国之信用云云。词甚激昂，众多感动”。[5]第二天，国民党代表大会第六次会议“决议一致拥护国民政府之外交方针，并准备作最大之牺牲奋斗，赞成介石之北上收复失地等政策”。[6]
抗日救亡的热潮对国民党当政者的影响毕竟有限，他们总是九九归一，要同日本力求妥协，而念念不忘“剿共”；但是，抗日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救亡运动仍然日益广泛地展开了。这就是中央广播电台开展救亡宣传活动的政治背景。
（二）
“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这一股股强大的政治浪潮接踵而来，抗日救亡的呼声响彻四方，中央广播电台的节目也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地改订了播音时间。新闻节目中原来“剿共”内容占重要位置，这时则主要报道抗日政局和前方战况，并增加关于日军侵华的特种报告；还开始增设日语广播，“一面揭露日寇的阴谋，一面安定人心”，“鼓励士气，唤醒民众”。电台一度停止音乐节目，平时那种慢敲细打、喜庆升平的音乐节目，被铿锵激越的军乐所代替，充满了战斗的气氛。很快，群众性的抗日歌咏活动开展起来了，他们经常来中央广播电台演唱，艺术水平虽非上乘，但发自群众内心的呐喊，意义自然不同。其演讲节目，也多是激昂慷慨宣传民族大义，痛斥日寇侵略罪行。
但是不久，这种抗日救亡宣传的势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日本方面“取缔排日”的强大压力下，只提“救亡”，而不言“抗日”，很多文章，对日本只能提某国某方；重弹“剿共”老调，将“剿共”纳入“救亡”的范畴。那汇订成册及至压在发音室玻璃台板下的“警策语”，时时插播。例如，有两条蒋介石的警句，颇能说明这个问题：“果真我们的内政能够统一，国基能够稳定，世界上无论哪一个强大的国家，都要对我们发生敬畏，我们只要真正能统一，就没有哪个敢做我们中国的敌人”；“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绝不轻言牺牲”。[7]这就是所谓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指导思想。
然而，随着国难日益深重，人民日益觉醒，团结抗日的呼声也在广播中日益高涨。很多广播节目则逐步侧重于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自强自立的意识，并向民众进行军事教育，普及军事常识；很多有识之士包括一些国民党高层人士也不断发表救亡图存的演说。最为难得的是，就连那个给娃娃们听的“儿童节目”，也办得颇有声色，它用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影响着这一代人。
1934年8月20日，“儿童节目”播出了一篇题为“九一八的余痛”的讲话：“……讲到‘九一八’这个日子，诸位一定要想到民国20年的‘九一八’吧！在民国史上，这一个‘九一八’事件发生，其间所经过的事实，我国所受的损失，所蒙的耻辱，留下的创伤，增加的痛苦，想大家还能够记在心里，印在脑里……在当时固然是非常痛心，非常难受。事隔三年，想起过去的事实和三年所有的悲痛，以及现在的实情，怎能不痛定思痛……要晓得一个人身体上受了创伤，或是被旁人无故地剜掉一块肉，甚至割去一条腿或是一只膀子，他的疼痛，当然痛到不可说的地步。‘九一八’事件同这种情形正是相同……要想止掉疼痛，减少疼痛，那就要我们努力地去想，努力地去做……那么疼痛可以无形地消灭，创伤可以无形地完好，身体可以成为一个完整无缺的身体，国家可以成为一个完整无缺的国家。诸位，快点团结起来，努力去干，总有达到的一天。”
想来确也不同寻常，同孩子们竟然说出一番大人之间说的话来。但这一番宏论，引起了广泛的共鸣。处在国难期间，孩子们也似乎早熟了。他们关心国家的兴亡，也拿起笔，放开歌喉，走上广播舞台，说出了、唱出了他们心底的积愤和向往未来、为国赴难的壮志。例如同年10月30日，南京市崇淑小学学生来到中央广播电台，播唱一组抗日歌曲，有《上战场去》《为国而死》《战歌》等，赞美华夏之魂，呼吁与敌抗争，颂扬为国捐躯。其中一首题目叫《民族精神》，其歌词如下：
塞北华南，蓦一片炮声起，惊醒了华族之魂。提枪向前，拔刀冲锋，民族魂复兴。谁是天纵的骄儿，谁敢侮华胄神明？来杀向前去，求生来啦，民族英雄！
辽沈淞沪，好一片火光起，烧沸了华族之心。提枪向前，拔刀冲锋，民族魂复兴。谁是天纵的骄儿，谁敢侮华胄神明？来杀向前去，求生来啦，民族英雄！
当时的中央电台节目中救亡调子是非常压抑的，但在这个“娃娃节目”里，孩子们倒常常发出救亡的强音。这大概是“童言无忌”吧。所以，这样激昂的调子在这个节目里一直地唱了下去。
（三）
卢沟桥“七七”事变一声炮响，打破了这个密云不雨、压抑沉闷的空气，人们可以无所顾忌地大声疾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了。中央广播电台的播出节目也立刻实行了战时宣传体制，空前的“发扬蹈厉”，充满了战斗气息。除了新闻和抗日演讲外，其他专题节目全部停止；音乐节目只保留军乐，但更多的是播放抗日歌曲。因为一时创作接应不上，抗日歌曲非常缺乏。于是，播放聂耳创作的《义勇军进行曲》，终日不息。当时还没有录音器材，依赖“蜡盘”片放音，易于磨损，有时放出来的声音走腔走调。尽管如此，这铿锵激越的歌声，使得无数军民热血沸腾，受到了社会的热烈欢迎。
民族大义化成音乐家们的创作热情，一批救亡歌曲应运而生，并由南下的青年学生带到了南京。于是，《大刀进行曲》《救国军歌》《热血》等歌曲，在日本飞机盘旋俯冲的呼啸声中，在敌人炸弹的爆炸声中，也通过这强力电波，化作民族抗争的有力呼喊。
1937年9月，正当上海鏖战和日机轰炸南京最紧张激烈的时候，平津流亡同学会宣传股歌咏队到了硝烟弥漫的南京。他们来自北中国，目睹国土沦丧和日寇的残暴，怀着切肤之痛和与敌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一路南下，用抗日歌声唤起民众。一到南京，他们就广为宣传，到处歌唱，受到广大市民的欢迎。
9月11日，他们第二次来到中央广播电台——中央党部大院。此时，这个大院已是一片悄悄然，一处处防空工事提醒人们，这个城市正在经受生与死的考验；中央广播电台已经实行分散播音。可是就在这大演播室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人们严肃而又忙碌，仿佛不是演播歌曲，而是举行一场悲壮的仪式；歌声饱和着泪水升起来了……听，赵启海的《松花江上》，张瑞芳的《牧童歌》，谭兴枢的《九一八小调》，雄浑的大合唱《打回老家去》《前进歌》《救国军歌》等等。这歌声，飞向千家万户，飞向喋血战场，飞向防空掩体，使多少中华儿女抛洒下激愤的热泪。特别是那曲《九一八小调》，那浓重的东北乡土的韵味，使人悲怆、愤怒而又令人深思：
高粱叶子青又青，九月十八来了日本兵，先占火药库，后占北大营，杀人放火真是凶，杀人放火真是凶！东北的父老有三千万，时时刻刻都在痛苦中！
这首小调，唱出了日本侵略者的罪恶，唱出了东北人民的苦难，也唱出了不抵抗政策的荒谬。
人们在深深思考，中央广播电台的一些同人也在深深思考：为了宣传抗日，曾走过了多么不平坦的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