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家骏[1]
我于1934年秋季，由清华大学毕业后，考入金城银行。初在北京总经理处为办事员，后随总经理处南迁上海，担任该行信托部营运课主任。1944年，因转到中国实业银行而辞职。计在金城银行工作10年，耳闻目睹，得有所知，兹仅就记忆所及，略举该行二三事。
创业有术改革多谋
金城银行创立于1917年5月，是旧中国北四行之一，在它同时的民族资本金融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当时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现代银行建立以前，早已存在帝国主义银行和封建钱庄两大金融势力。金城银行之所以能在此时逐步发展起来，有以下几个主客观的原因。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交战，对中国的压迫暂时有所放松，同时在华的帝国主义银行的势力，也相应地有所削弱，中国的银行业乃乘机而起。其次，国内各大军阀割据称霸，连年内战频繁，当时的封建军阀政府，为了支撑局面，在财政上需要银行资金的支援。再次，军阀官僚为了把他们搜刮得来的民脂民膏，寻求稳妥而有利的出路，银行是比较适合他们需要的目标。最后，更由于金城银行创办人之一、久任总经理的周作民，巧于结交军阀官僚，依靠有力靠山以运筹资金；善于掌握政治方向，及时摇身多变以应付政局。
周作民是江苏淮安人，早年留学日本，在帝国大学专攻经济。辛亥革命后归国，在北洋政府的财政部担任过库藏司司长，又在代理国库的交通银行总行担任稽核课主任。那时各地军阀大都派有军需人员驻京，向财政部和交通银行接洽领支军饷。周作民利用他的两个职务，结交了不少军需人员和政客，进而与若干军阀官僚搭上关系，为创办银行，筹措资金开辟了渠道。金城银行在创办时，实收资本50万元，其中军阀官僚的投资占90%，而最大的两家股东就是安徽督军倪嗣冲和安福系掌握财政的核心人物、安武军后路局督办王郅隆，他们两家的投资共占实收资本的56%。后来到1927年增资时，在实收资本700万元中，北洋军阀官僚的投资比重仍占半数以上，可见金城银行最初是靠北洋军阀和官僚的投资和存款而起家的。它的资本积累逐步增加，业务发展也非常迅速，存款一度在全国商业银行中居于首位。它在华北一带，曾和中国、交通、盐业三大银行并驾齐驱。
周作民对于银行里人事制度的改革，特别是中层工作人员的培植，颇为重视。金城银行随着业务的迅速开展，工作人员不断增加。在我入行的前一年，职工人数已由开业时的39人，增到500多人。人员来自各方，各有特性：有的来自股东，尤其是军阀官僚大股东的推荐，为了利用权势，不便拒绝；有的来自各级主管人亲友同乡的介绍，碍于情面，不能不用；还有从交通、中南、盐业等有关系的银行转过来的。由于这些封建关系，不少人结帮成派，拉拉扯扯，如镇扬帮、苏昆帮、天津帮、川汉帮，还有由金融资历上区分的银行帮和钱庄帮等等。他们往往墨守成规，不思改革，或者积习未改，暮气沉沉。以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周作民有鉴于此，锐意革新，接受金城银行顾问何廉的建议，决定打破此前以推荐为主的惯例，开始吸收大学毕业生为职员。何廉在美国留学时，和石油大王洛克菲勒的女儿有同学关系，洛捐款创办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何廉担任该所所长，同时又兼任经济学院和商学院的院长，在经济学界有相当名气。他和国民党大政客张群、吴鼎昌等关系密切，后来还做过国民政府的经济部次长。周作民遇到重大问题，时常与何廉商议，很愿采纳他的意见。我曾听金城银行顾问全绍文谈起，原来周作民录用大学毕业生的目的有二：第一，为了吸收新生力量。他认为大学生较为年轻，富有朝气，并且比较单纯，不会有帮派习气，如能由他直接培植出一批青年骨干，担任中层工作，对于逐步革新行务，定有裨益；第二，为了增加宣传效果。银行招考大学毕业生为职员，在当时是一件颇为引人注意的举动。那时军阀混战，时局多变，学生毕业后，求职不易，即使谋得职业，也往往朝不保夕。而银行工作，一般说来，还是一个比较稳定而工资又较高的职业，当时社会上羡慕银行工作，有所谓“金饭碗”之称。金城银行通过这一措施，可使人对该行产生好感和重视，从而增强信任，扩展业务。
金城银行自1933—1935年前后三次采取考试方法，录用大学毕业生，其具体办法各有不同。1933年第一期，只由北京、上海、天津三市的几个大学介绍毕业生共七人，录取之后，集中在天津南开大学校内，分别在商学院或经济学院随班听课，结束时，分别派在各地金城银行，如其中来自上海复旦大学的邵岗，被派在总经理处，担任周作民的秘书。1934年第二期，为了增强效果，进一步扩大招考范围，在全国各著名大学内，通过口试，录取毕业生16人。其中来自北京清华大学的有王蔚华、李嘉宾和我，共三人；来自北京大学的二人，为邵德厚和籍孝存；来自天津南开大学的四人，为孙有斌、顾新华、阎永昌、杜义田；来自东北大学的二人，为高国卿、肖明礼；来自上海沪江大学的为凌云鹤；还有来自上海商学院、北京燕京大学、武汉大学的四人。录取人员集中在北京，举办银行训练班，由何廉主持。学习的课程主要为银行会计、商法、数学及公文程式。教师大都自南开大学聘请临时兼任，如银行会计即由在南开大学商学院任教的杨学坤讲授。银行训练班的地点选在香山双清别墅。“双清”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别墅，而熊希龄又是金城银行创办时投资5万元的股东。周作民和熊的关系很好，时常往还，当周谈到要办训练班难找适宜场所时，熊即慨允借用。其地远离闹市，环境清幽，优美园亭掩映于一片苍松翠柏之间。银行训练班于1934年7月10日开学时，何廉亲临讲话，主要说明金融业的重要性，并为周作民吹嘘一番。训练班在期中举行一次小考，期末又举行大考，评定成绩，分为四个等级，于9月初结业。我和孙有斌被派在北京总经理处，我后来升为信托部营运课主任，孙后来转到中央银行。邵德厚派在汉口分行，后升为桂林分行副经理。籍孝存派在北京分行，后去德国留学。李嘉宾派在北京分行西城办事处。王蔚华、肖明礼派在东城办事处。凌云鹤、顾新华、阎永昌派在金城银行的附属企业通成公司，其他则分别派在各地分支机构。第三期的办法趋于简略，录取后，未经训练或学习，直接派定工作，如南开大学毕业生朱德君，即径派在信托部工作。这种招考大学毕业生的办法，后来由于金城银行保守势力的阻挠，未能继续实行。我还记得，当我进入金城的第一天，周作民找我谈话。在他了解我是东北籍时，突然问我，你认识张学良吗？我答以九一八事变前，我曾在沈阳东北大学读书，张学良是我们的校长。他又问在东北军政界和金融界的要人中，你同哪些人熟悉？我说，一向在校读书，没有熟悉的。他听到我的回答，显然有些失望，就没有兴致再谈下去了，这种情景，给我印象很深。
增设机构延揽人才
金城银行除总行先设天津后移上海外，在北平、南京、汉口、青岛、大连、哈尔滨等地设有分行，在苏州、常熟、长沙、武昌、郑州、开封、石家庄等地设立办事处。到1934年时，连同东南、西北地区的其他分支机构，共计50余所，在国外还有代理处，已建成一个庞大的金融网。但当时上海总行的业务实权，操在以昊蕴斋经理为首的镇扬帮手里，周作民为了便于自己直接控制，又于1938年，在上海总行的对面，增设信托部，直属业已迁沪的总经理处管辖，资金另拨，会计独立，办理代客买卖房地产及经租、代理买卖或保管有价证券及其他信托业务。最奥妙的就是同时也吸收存款，办理放款，俨然同上海总行唱对台戏。信托部的第一任经理是曾在英国留学的著名大律师林行规（字斐成）。他资财丰富，交游甚广，在北京西郊一个风景区鹜峰之上，筑有精舍三间，并于室旁石壁上刻文留念。林斐成虽受到周作民的特别礼遇，但他对信托部的经营方针有不同看法，不久就辞职他去。第二任经理是杨天受，原为河北省银行负责人，受聘于金城后，不多时也辞职回天津。第三任经理是翁文灏的女婿张悦联，曾在美国留学，精明强干；副经理谢咸耀是由上海银行转来的，具有金融业经验。他们在职的时间较长。信托部设营运课、会计课、出纳课。成立之后，金城银行的附属企业或有投资关系的工矿，先后开户往来，得到特殊照顾。凡属特别的巨额放款，都直接按照周作民的意旨办理。为了隐藏真相，逃避检查，还设立暗账。一切不便由公开账面上收支的款项，均在暗账中记载。有一次，我向副经理谢咸耀探问，金城既已有上海总行经营商业银行的业务，何必又设立一个与总行平行的信托部，岂不是多此一举？谢微笑反问我说：“难道你未注意自设信托部后，总经理用款较前更为方便了吗？毕竟是他直接控制的部门好啊！”从信托部和上海总行的管理人员来看，有明显的不同。上海总行各级负责人绝大部分是由国内银钱业科班出身，经营方法偏于守旧。而信托部各级负责人多为国外留学生或国内大学毕业生，经营方法偏于革新，因而开设时间不久，业务却迅速发展，周作民时常引以为快。
周作民很注意从多方面结交和延揽人才。如原在燕京大学执教与基督教会关系较深的全绍文，经周聘为金城的顾问兼北京市东城办事处主任。他特地在市内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建筑了一个当时仅次于北京饭店的高楼，金城的东城办事处设在楼下，引人注目，招来不少外商存款。清华大学毕业留学美国的陈图南，经周邀请为稽核室主任，对发展行务，多所擘画。曾在美国留学的徐国懋和徐芳田均被周罗致到金城。前者在抗战时担任西南区管辖行经理，抗战后调任上海总行经理。后者先担任桂林分行经理，后调东南区行副经理。周作民还物色了一批精通日文、德文、法文的人才，畀以名义，予以高薪，平时无固定工作，专备一旦与外人接触，由他们担任联系或翻译。此外又聘请著名会计师兼律师李文杰为常年顾问，办理有关会计及法律事务。
长袖善舞雄心勃勃
我到金城银行工作以后，经过长期观察，发现周作民的野心很大，手腕灵活，其志并不只限于金融业，而是要以金城银行为基础，把庞大资金逐步渗入到一些有关国计民生的产业中去，俾能高踞于金融寡头的王座之上，操纵一切；甚至再以此为政治资本，向当时的执政者谋取高位，一手掌财，一手干政，以图名利双收。由于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的统治和压迫，他要想成为中国屈指可数的大财阀的幻想，终归不能实现。尽管如此，金城银行的触角毕竟很长，由它独自投资或联合投资的范围非常广泛，曾经称雄一时。我们从下述各例，可窥概要。
在农棉方面：金城银行企图控制华北棉花的产运销，经何廉的赞助，与南开大学合组成华北农产研究改进社，社址即附设在金城的总经理处内，由全绍文、卢广绵等兼主其事，我也一度在该社工作。为了改良棉种，扩大棉田种植面积，在河北省定县、南宫、束鹿、蠡县、无极、赵县、深泽等地分设办事处，就近办理大量的棉花贷款，攫取原棉。由金城银行独资创办的通成公司专门办理棉花的购销业务。再由金城投资的太平保险公司办理在产销过程中投保的水火险。从而使这个地区的农棉从产到销，整个受到金城银行的控制。
在工业方面：金城鉴于中国的纺织工业在20世纪30年代由于欧战关系，暂从喘息中得到发展，不免心存觊觎，乃联合中南银行，先后收购了天津北洋纱厂、上海溥益纱厂，代管天津恒原纱厂。所用手段，都是通过以饵诱鱼的办法，先放手给予大量贷款，待其积欠过多，无力偿还时，再以最大债权人身份，按最低价收购股票，从中获得厚利。金城银行特与中南银行联合组织诚孚信托公司，专门管理这些收购或代管的纱厂；又在诚孚信托公司下设立诚孚铁工厂，专司制造纱厂零件。大成化学公司主要生产酒精，在抗战期间，由金城独资收购，由于资力雄厚，可以大量囤积原料，再以之换成外汇，仅四年时间，即获利50余万美元。久大精盐公司和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创办人范旭东是周作民留日时的同学，两人相处甚好。周对这两家企业，除有投资关系外，还不断贷与巨额放款。在1937年，金城对永利、久大共贷款343万元，占全部化学工业放款的85%。周作民一直担任永利化学工业公司的董事长。此外与金城有投资关系的，还有渝鑫钢铁厂、面粉厂等等。
在交通运输方面：金城银行建立投资关系的有中华造船厂和太平洋轮船公司等，其中以中华造船厂与金城信托部的往来尤为密切。
在附属企业方面：首推通成公司规模最为庞大，总公司设在金城银行大楼内，在全国有分支机构30余处。经营棉、煤、粮以及食糖、面粉、桐油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的采购和运销。1936年，金城对通成的放款高达687万元。太平保险公司原由金城独资创办，1933年扩大由五家银行合办。总公司设在金城银行大楼内，它的总经理、协理办公室四面都是大玻璃窗，晶明轩敞，内外一目了然，别具风格；全国建立业务代理网900余处，还在香港及东南亚各国设立分支机构。它是国内堪居首位的保险公司，业务实权掌握在兼任总经理的周作民手里。四行储蓄会是由金城、盐业、中南、大陆联合在1923年创立于上海的，并在全国重要城市设立分会，主要办理储蓄存款、放款，并投资建造国际饭店22层大楼，其地正处闹市，车水马龙，行人如织，而该楼辉煌耸立，不仅为四行储蓄会也为金城银行做了有力的广告。四行储蓄会由于经营得法，获得惊人利润，自创办到1927年，五年时间纯利润竟达85万余元，比1923年增长12倍以上。
金钞买路左右逢源
金城银行自创立之日到全国解放，经历了三个不同时期的政府，并多次遇到各式各样的风险。但它不仅能化险为夷，而且不断获得利润，增加资产，这是什么缘故呢？在我离开金城转到中国实业银行以后，曾就此向多年跟随周作民的机要秘书，进行探询。原来周作民经常使用的主要手法，就是不惜利用金钱，拉拢关系；运川贿赂，买通关节。早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他分别向安福系的核心人物徐树铮、交通系的头子梁士诒等，请客送礼。并结交大军阀倪嗣冲和他的儿子倪幼丹，经常在一起吃喝玩乐。这都为金城的建行资金和吸收存款创造了有利条件。在直皖战争中，皖系战败，徐树铮等被通缉。当时传说要彻查安福系祸首在银行里的股份和存款，金城银行遭遇了难关。但周作民通过门路，运动内阁总理靳云鹏和财政总长周自齐，终于化险为夷。在北伐成功以后，周摇身一变，很快地投靠国民党，时常亲自出马，陪同蒋介石的左右亲信，通宵赌博，投其所好。对政学系的头子和骨干张群、吴鼎昌等也是曲意奉承，深相结纳，因而后来得到蒋介石的赏识。他先后兼任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委员会委员、北平政务委员会委员、金融顾问委员会委员等职。这就使金城在国民党政权包庇下投机经营，取得了极大便利，特别在国民党滥发公债中，金城银行作为承购银行，从中攫取了巨额利润。为了捞取利润，他一向是不惜代价的。我曾听到周作民对谢咸耀副经理讲过：“小钱不去，大钱不来”，并说特殊的交际费用可在暗账中支付。在抗日战争时期，周作民凭恃他与日蒋双方的特殊关系，玩弄“脚踏两条船”的把戏。在沦陷区，他不惜重金，买通大汉奸周佛海，取得伪中央储备银行透支抵押相当于2200两黄金的巨款2000万元，用以套购外汇，囤积物资，这是其他商业银行难以办到的。与此同时，在蒋管区，他依靠有力的靠山四川省主席张群和国民党政府文官长吴鼎昌，套购外汇，投机倒把，大发国难财。在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政府派遣财政金融特派员到沪，检查私营金融业在沦陷期内的业务活动，发现金城银行勾结敌伪囤积投机的情况，几乎吊销执照，勒令停业，只是通过张群的疏通，才得保全。张群为什么如此为金城卖力呢？原来他的大量个人存款，一向由周作民经手存放。在敌伪时期，他在上海的一幢花园洋房，也由周代为照料，并负责一切开支。后来张群飞美治病时，周作民特送给他美金万元以上。
1948年秋季，蒋政权濒临崩溃，通货恶性膨胀，私营金融业难逃厄运，急剧衰落；兼以特务横行，敲诈无厌，周作民挖肉补疮，疲于应付，1948年秋季，上海市实行经济管制以后，周作民更被威胁勒索，处于四面楚歌，惶惶不可终日的境地，终于不得不秘密离沪赴港。金城银行于全国解放后，参加了全行业公私合营，走上了光明大道。
注释
[1]许家骏：曾在金城银行工作十年，任信托部营运课主任，出纳课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