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生于蛮夷之地。
湖南省地处中国中南部，长江中游，地理上属于华中地区，省会为长沙，因鱼和大米产量很大，号称“鱼米之乡”，因地处洞庭湖以南得名“湖南”，又因湘江贯穿全境而简称“湘”。湖南历史悠久，旧石器时代有人类活动，古为苗人、越人和楚人的生活地区。西周时期为楚国南部。唐广德二年（764年）首置湖南观察使。至此，中国行政区划上开始出现湖南之名。湖南自古便是蛮荒之地，虽然以勤劳著称的湖南人世代耕耘于斯，但直到唐宋之际仍是朝廷流放犯罪官员的清绝地。大量贬谪官员给了湖湘大地以丰厚的养分，也造就了“先忧而后乐”的岳阳楼精神。三国时期，湖南曾是吴蜀长期争夺之地。吴国周瑜长年驻守岳阳，如今岳阳还留有其妻小乔之墓。蜀国诸葛亮也曾镇守零陵，并在此地物色到他的接班人蒋琬。蒋琬可谓湖湘人物见诸史册中的“破天荒”者。民间更有意思，当年黄忠守长沙，刘备大军到时，黄忠不战而降，然而，人们爱其忠、赞其勇，偏偏创作出一曲经典的“关公战长沙”。
长沙乃四战之地，无险可守，素有“纸糊的长沙铁打的宝庆”一说。长沙北靠洞庭长江，南倚衡岳五岭，东西皆山，实乃一蔽塞之地。故而即便是人文荟萃，也难以扬名立万。到唐代之时始有“破天荒”之说。
宋代文学家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学者邵博的《邵氏闻见后录》记载，唐代每逢大比之年，凡参加进士考试的举人，均由地方解送赴京应试，当时荆州“衣冠薮泽，每岁解送举人，多不成名，号为‘天荒解’”。
关于“破天荒”，其实是有一个典故的。“天荒”实为一讥讽之名，其意为原始混沌未开的状态。直到唐宣宗大中四年，长沙人刘蜕中了进士，破了“天荒解”，故称为“破天荒”。时任荆南节度使的魏国公崔铉特地赏给刘蜕七十万贯钱以示奖励，名之为“破天荒钱”，以建状元府第。刘蜕回信答谢，辞而不受：“五十年来，自是人废；一千里外，岂曰天荒。”这样，“破天荒”就流传至今。
此后，刘蜕以直言进谏、不畏权贵闻名于世，在文学成就上以散文卓著，且自成一家。
一直以来，湖南人高中科举的人不多，直至宋代，依然如故。然而，由于当时的宋代实乃半壁江山，文化南移，著名的岳麓书院在长沙设立，吸引了省外许多著名士人来此讲学，如福建的张栻、朱熹，自此开湖湘学派，一时蔚为大观。在外做官多年的永州人周敦颐也回乡讲学，此人开理学之先声，启迪了宋明时代几大著名学者如朱熹，程颢程颐二兄弟，陆九渊等人，被尊为“理学鼻祖”。
明末之际，衡阳人王夫之崛起，船山之学盛行。曾国藩早年求学即在衡阳，深为船山学术所折服，后来在军事之余，竟亲自校阅《船山遗书》，刊印成书。
人们不禁要问：此前数百年，为何湖湘人物“罕见史传”？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湖南的地理位置。由于长期以来，湖南与湖北一直是合二为一的，在清代设“湖广总督”，督署设在湖北，湖南士人考试要过洞庭、跨长江，去湖北投考。其间之艰难今人难以复知，多少人就葬身在八百里洞庭湖的疾风巨浪之中。当年曾国藩从湘乡一路步行到北京，就走了八十多天，更何况在此之前道路艰险的时代，赶考之艰难非比一般。直到清代雍正皇帝听取官员的陈情，在湖南开设分闱，史称“南北分闱”，才解除了湖南士人读书成名之难。由于朝廷中长期缺少湖南人的声音，湖南士人即便中了科举，在那个注重血亲关系的帝国时代，也难以出人头地。但地理位置与湖南相似的江西就不一样。唐宋间，由于朝廷许多重要官员都是江西人，如王安石、欧阳修、曾巩，所以当时江西人才辈出。“朝中有人好做官”正是对这一现象最好的诠释。曾国藩在京城立稳脚跟之后，对湖南士人格外关照，无疑是有鉴于这样一个历史教训。
他的降生充满神话色彩。
曾玉屏生有三子。曾麟书排行老大，老二早年夭折，老三曾骥云没有儿子，传宗接代的希望就寄托在曾麟书身上。已育有一女的长媳再次怀孕后，一向不信占卜的曾玉屏，迫不及待地请算命先生卜筮男女，不料卜了个女孩。他急得焚香告祖、求神许愿，只求生个男婴。
嘉庆十六年（1811年）十月十一日，湖南省长沙府湘乡县荷叶塘，当时湖南地方俗称的行政区名，相当于乡、镇，白杨坪，一株苍老巨大的白果树覆盖着一处不大的院落。
清晨，一位须发皆白的古稀老人迟疑地推开房门，抬起头不解地看着天空。漫天雾气，喷薄欲出的朝日把她的微曦透入层层晨雾，秋木瑟瑟，红叶满地。老人习惯地拿起扫帚，慢慢地打扫落叶。猛抬头，看见一条巨蛇从房子上蜿蜒进入院落。老人不禁一惊，定神一看，原来是房后白果树旁的那株老藤攀缘着白果树，将藤身盘过正房，进入了院落。一刹之间，老人想起醒前做的一梦：
云遮雾罩，阴霾满天。雾气之中，一条巨大的蟒蛇在空中盘旋，呼地一下降至院子上空，盘旋一周，慢慢将巨大的蛇头探入房门。大蟒双目闪光，浑身黝黑，嘴里吐出血红的信子，嘶嘶有声。老人吓得猛然醒来，却是一场惊梦，浑身冷汗，再无睡意。于是，他披衣下床，听了听，金鸡唱晓。但老人心里七上八下，打开房门，犹觉似梦非梦。适才藤影一晃，梦境与现实油然相连，更是心惊肉跳。
老人正在左右狐疑，西厢房里传出“哇，哇，”的婴儿哭声。随之，“呀”的一声，房门开处，老伴颤悠悠地走过来说：“孙子媳妇生了，是个胖崽！”
老人慌忙随老伴进入西屋。红烛光下，孙媳妇抱着初生的婴儿。婴儿头脸正大，双目似睡似醒，肤色光亮晶莹，在昏黄烛光里，犹似梦中的蟒身之光。老人浑身打了个寒战：“这事怪了，此子莫非巨蟒转世！”
于是，老人把刚才的梦境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得心里直发虚，不知是福是祸。
原来，这位古稀老人是曾国藩的曾祖父曾竟希。此种梦兆生贵子之事，史不绝书，真假难辨。而彼时彼刻，毋宁说是曾氏家族对这一男孩无限希冀的幻化。这一男孩正是曾国藩。
老人见子孙们个个狐疑不定，便欢天喜地地说：“当年郭子仪出生时，他的爷爷也梦见大蟒临门，郭子仪还不是成了唐朝兵马大元帅，成了大富大贵的名臣名将。今天蟒蛇进入我曾家门，崽伢子正好降生，这不分明又是一个郭子仪降生吗？我们曾家的发达，要应在此子身上了！”
老头子如醉如痴，曾家子孙又是极孝顺的，老爷子既然说是蟒蛇转世、郭子仪再生，自然无人敢提反对意见。加上此子出世，曾家四世同堂，当年曾祖竟希公七十岁、祖父玉屏三十七岁、父亲麟书二十一岁，祖孙都还少壮。于是，全家欢天喜地，杀鸡炖米，热烈庆祝四世长孙的降生，盼望他为曾家耀祖光宗。
大家借着初升的秋阳，看着盘绕在大白果树上的那株古藤，屈曲盘旋，仿佛真是一条蠕动的怪蟒。
此后，巨蟒降生曾家的传说沸沸扬扬，流传在那古老神秘的高嵋山麓，流传于湘乡、衡阳偏僻的山村中。
转世之说在古老封建的国家里，太一般了！帝王们都说自己是真龙天子，也就是金龙转世，受命于天。皇后、皇妃自然都说自己是凤凰转世了。文臣都说是文曲星、太白星下界；武将就说是武曲星、白虎星下凡；梁山好汉一百零八将，是一百零八个星宿下界；连平常百姓，男的说是牛郎星、女的则是织女星、是七仙女。“天上一颗星，地上一个丁”，是人都是星，都是转世来的。这个虚幻的理论自然也适合曾国藩，一点也不奇怪。
曾国藩四岁那年，七十四岁的曾竟希没有看到吉梦成真便离开了人世。而他留下的梦却给曾国藩的一生罩上了神秘的色彩。有人说，曾家后宅有株古树被一苍藤所缠已经枯槁，曾国藩出生后，树滋藤荣，又活了过来，垂荫竟致一亩。特别是苍藤形状矫若屈蟠，鳞片层层，与曾竟希梦中所见十分相像。其后，曾国藩得志顺遂时，此藤便枝繁叶茂；失意困厄时，此藤便枯槁凋零，这是由于曾国藩乃巨蟒投胎，与此灵藤相应。连曾国藩后半生所患的百医不治的牛皮癣，也被看作是巨蟒“鳞体”的根据。
曾国藩自幼即知这个蟒蛇的故事，但他只当作故事听，并没有把故事同自己连在一起；但他又朦胧觉得自己似乎不凡，将来能做大官，这多是从家里人和乡里人对他另眼相看的目光中悟出来的。
关于曾国藩是蟒蛇转世的传说，从别的故事中还可以得到印证。有一年，他入私塾读书，整天埋在“子曰”“诗云”里，非常烦闷。正月十六到了，乡下出嫁的女儿要回娘家，母亲带他去外婆家，一大早舅舅就划船来接，他如小鸟放出笼，高兴极了！于是同母亲、妹妹上了小船，小船慢悠悠地在江上划行。天气好极了！初春的阳光照耀着湘东群山，竹树苍翠，山岩青黄斑驳。曾国藩时而看着远去的山峦，数着峰顶；时而伏在船边，数着游鱼。水草青青，散发着沁人心脾的香气。突然，母亲一声尖叫：“蛇！”小船随着母亲的叫声一个歪斜，专注着江水的曾国藩“扑通”一声掉进江水里。母亲和舅舅大惊失色，急得要跳水救人，却见孩子抱着一根木头稳稳地浮在水上。舅舅把船轻轻划过去，伸过船桨把曾国藩拉到船上。母亲睁大眼睛说：“刚才明明是一条大蟒蛇游过来的，怎么会是一个木棒！”
这件事传开，又成了曾国藩“巨蟒转世”的根据。
曾国藩长了一身的牛皮癣也成为他是“蟒蛇转世”的根据。曾国藩的满身蛇皮癣疥，被人说成是蟒蛇的鳞片，初时尚无多大痛痒，三十五岁之后，癣疥一天天严重，奇痒无比。曾国藩或坐或卧，皆不断抓挠，煞像个猢狲。曾国藩终生有个围棋癖，他一边下棋，一边抓背挠腿，只见皮屑飞扬，一局下来，周围地上、棋盘桌案上到处是皮屑，像下了阵小雪。
再者，曾国藩最爱吃鸡，却又莫名其妙地最怕鸡毛。当时的紧急公文，信封口处要粘上鸡毛，俗称鸡毛信、鸡毛令箭。曾国藩见了这种信，总是毛骨悚然，如见蛇蝎，要别人代为取掉鸡毛，才敢拆读。一次，他到上海阅兵，登上阅兵台，猛见台上有一把鸡毛掸子，他看了吓得直往后退，差一点摔下台去。他急令人拿走掸子，才胆颤心惊地入座。旧时有云：“焚鸡毛，修蛇巨虺（huǐ）闻气即死，蛟蜃之类，亦畏此气。”曾国藩怕鸡毛，也被人理解为他是蟒蛇所变。
老人梦蟒和后园古藤二者可以联系，古藤盘环如蟒，老人终日与古藤相伴，在古藤下休憩，古藤高大，覆盖了住房，梦到巨蟒入室，实则是古藤在老人脑里的影像。
有了“巨蟒转世”的流言之后，接下来的事更容易因循附会。癣疥之疾在旧中国很普遍，既难治好，又易传染，曾国藩的一身癣疥正好与“巨蟒转世”相附会，牛皮癣便成了蟒鳞片。
怕鸡毛并非莫名其妙，有皮肤病的人见到毛皮、毛发，包括鸡鸭毛、兽毛等就害怕，科学称皮肤过敏症，也是一种恐怖病，犹如恐水症、广场恐惧症、高空恐惧症一样。实际上，蟒蛇类动物恰恰不惧鸡毛，蛇以鸟、鼠为主要食物，见了就会吞下去，并没有什么可怕的。
在江水上看见蟒蛇是曾母看走了眼，把一根水中的木头看成是蟒蛇，是因为曾母脑中充满了儿子是“蟒蛇转世”的神话，故容易误视。
从某种角度来说，“巨蟒转世”无论是真是假都是有必要的。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一般人眼里，高官显宦都不是凡人。曾国藩官做得大，地位十分显赫，这就需要通过典故来将其神化。拥护他的人要神化他，南方多蛇，神化蛇精，容易以蛇精比附；北方多虎，多以虎比附。附会者本可以说曾国藩是龙转世，但龙是天子的专利，他们自不敢说是龙转世，那是犯皇帝的大忌。反对他的人也容易接受他是“巨蟒转世”之神话，巨蟒大蛇凶恶无状，曾国藩及其湘军杀人如麻，恰似恶蟒，甚于毒蛇，以巨蟒比附，恰如其分。而太平天国的起义也是以宗教面目出现，他们宣称自己是天帝、基督、天兵天将下凡，宣布自己是天主救世，要斩杀人间的妖精。清政府是“清妖”，皇帝是妖头，大臣们都是妖精，那么曾国藩是“蛇妖转世”，正好是他们斩杀的对象，自己承认了岂不更好！
千金易得，知己难寻。
曾国藩一生因学问而结识的朋友很多，如同属于湘乡理学派的李棠阶、吴廷栋、何桂珍，另外就是罗泽南。罗泽南既是曾国藩的好友，也可以说是他的引路人，他虽只比曾国藩年长四岁，但学问很好，写过好几部书，如《西铭讲义》《太极衍义》，尤其以研究周敦颐和朱熹著称。
不过，被曾国藩视作一生挚友的却是另外两人，一个是郭生郭嵩焘，另一个则是刘子刘蓉。如果将郭嵩焘看作是曾国藩这只人生航船的强劲桨手，刘蓉则无疑就是其思想启蒙者了。
“日日怀刘子，时时忆郭生。
仰天忽长叹，绕屋独巡行。”
这是曾国藩在北京做官时写给郭嵩焘的诗。“刘子”指的是刘蓉，“郭生”就是郭嵩焘。这首诗生动地表达了曾国藩对刘蓉和郭嵩焘的深厚情谊。没有朋友的人生肯定是非常孤独惨淡的，然而人生交朋友也有多种，有仅靠金钱或利益维持的朋友，这种朋友最不可靠，当金钱散尽或其中的一方已无利用价值时，朋友也就做到头了，甚至可能反目相向，落井下石；有同生死、共患难，决不会因地位、社会的变故而改变相交初衷的朋友，这种朋友会使你的精神、人格、志向得到升华，即便你的事业没有成功，但你的精神会是富有的，就像曾国藩在1860年5月日记中所写的：“凡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但要好师、好友、好榜样。”
曾国藩是幸运的，在他还没有从他那偏僻的山乡真正走出来的时候，就交上了两个好朋友，两个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好朋友。他与两位好朋友互相交流，互相学习，互相鼓励，而刘蓉、郭嵩焘两人在曾国藩日后的事业中，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刘蓉，字孟容，号霞轩，湘乡乐善里人，与曾国藩是同乡。他生于1816年，比曾国藩小五岁，少年自负，才华横溢，因不贪功名，不事科举，三十多岁了连秀才都不是。一次，县令朱孙诒偶然看到他的文章，惊叹其才华，便让其父亲督促他往县城赴县试，结果中了头名，遂补为生员。道光十四年（1834年），曾国藩初次相识刘蓉，一番交谈，顿觉相见恨晚。曾国藩与刘蓉的结交不是偶然的，除了性情投合、都对学问已有相当的基础外，刘蓉做学问的路子与曾国藩非常相近：都是攻程朱理学，同时又讲经世致用，又都富有才华。刘蓉的才华可能世人不知，但是曾国藩知道，所以曾国藩曾戏称刘蓉为“卧龙”。他们在一起，便通宵达旦地长谈，即便是天各一方时，也不断通信。通信的内容除切磋学问外，凡古今政治因革损益得失利病与风俗及人才之盛衰，都在讨论之列。后来又经刘蓉介绍，曾国藩与郭嵩焘相识，于是，曾国藩、刘蓉、郭嵩焘三人互换庚帖，拜为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