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入局，首先要自己做得正。
曾国藩说：“风正与否，则丝毫皆推本于一己之身与心，一举一动，一语一默，人皆化之，以成风气。故为人上者，专注修养，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也。”
曾国藩在《格言四幅赠李芋仙》中提到了亲身入局的办法：即身到、心到、眼到、手到、口到。
所谓“身到”是指，身为基层官员，就应该亲自去查验有关人命、盗窃等案情，亲自到乡村去调查；身为军官就应该亲自巡视营垒，亲自到战场冲锋陷阵。所谓“心到”是指，遇到任何事情都要细心分析，对事物的各方面、各个环节，首先要能分解开，最后要能综合得起来。所谓“眼到”是指，留心观察他人，认真研读公文。所谓“手到”是指，对于人们的优劣是非、事情的关键要点，应随时记录，用以防备遗忘。所谓“口到”是指，在差遣人这样的事情、警戒众人这样的言辞方面，不但要有公文告知他人，还要不怕烦劳反复苦口叮咛。关于曾国藩的“口到”，有这样一段记载：
刘铭传率师追捻军于鄂、豫之交，与鲍超军相会。一天，刘见曾国藩，曾问曰：“见鲍春霆欤？”曰：“然。”曾又曰：“穿黄马褂耶？”曰：“否。”曾国藩感到很惊讶，问为什么没有穿？又问：“叙战功欤？”曰：“主人仰客大名，幸得一见，将谦让之不煌，岂复有可叙之功。客因主人口不言功而不言己功，亦客敬主人之意也。”曾国藩大笑。观此可知驭将之道，虽在小节，但不可不知之。这件事可谓是曾国藩口到的生动表现。
做事能亲身入局，且能行得正，其影响是十分重大的。《论语》中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也就是说，如果自己的行为不端正，那么无论制定什么政策规章，部下也不会遵从的。
曾国藩、林则徐都深切地体会到亲身实践的重要性。林则徐在江苏做巡抚时，曾经对他的僚属说：“我恨自己不是牧令出身的，每件事还都得亲自去实践啊。”曾国藩在做两江总督时，也曾经说：“做官应当从州县做起，才能够立得住脚。”
综观曾国藩生平处世，不仅积累了具体事情亲身入局的经验，更体验到了天下大事需积极入局的意义。为此，他入了匡时救世“报效国家”之大局，入了科举之局、为官之局、从军打仗之局，且都有所成就，成为一位人生的强者。
做事要脚踏实地。
在大多数人眼里，曾国藩不是伟人，由于时代的局限，他作为一位封建士大夫，在国与己的选择中更多倾向于后者。他的进德修身的延伸便是既成就自己，也成就别人，其明哲保身的思想依然存在。但是他能够提出读书的最远目的是报国为民，已实属不易。
曾国藩虽然以成己成物为治学的中心，但是对为人为己的区别却是很严格的。他受《论语·宪问》中“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的影响，从而提出治学有为人为己两种目的。
在曾国藩所处的那个时代不乏学问广博的人，他们中的许多人都可以称得上是鸿儒硕士，但其中为别人做学问的人多，为自己做学问的人少。例如曾国藩在戊午十一月的《日记》里就说：“本朝博学之家，信多鸿儒硕士，而其中为人者多，为己者少。”“学者用力，固宜于幽独中，先察为己为人之界，分别明白，然后审端致力，种桃得桃，种杏得杏。未有根本不正，而枝叶发生能自畅茂者也。”
曾国藩所说的为己，就是抓住道理自己坚守，执着而不生他念，虽然功效不明显，但是在日益长进。所说的为人，就是曲就学问而阿谈世故，追逐大家所好，虽然看似明确，而实际上每天都有损失。因此，有志于治学的人，就不可不先求得自立自达。
关于为己与为人的区别，曾国藩在《送别刘君椒南归序》中说得十分详尽。他说：“每个人都是五官俱备、百骸俱全，然而一旦要埋头治学问，为人而学者，不去实践圣人的做法，而总是追逐大众的喜好，他疲于奔命的一生只不过是为了一些庸人的毁誉，竟然为此死而不悔，这种人可称得上是最愚蠢和没有灵气的人！”
曾国藩的这段论述说得何其激昂畅快，愿世上那些盲从附和的人听听，那些沽名钓誉的人也听听。不然的话，“群数十百人蚁而附之”“以承奉人之意气”，一旦风气一转变，又去追逐那些大家都附会的东西，失去了真正意义上的自我。
为他人而读书，即使有些心得体会，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为自己而读书，才会更真切地体会到“甘苦寸心知”之含义，一点一滴的收获都是自己用汗水浇灌出来的，才会倍加珍惜。为自己而读书的人，考虑更多的是自己的所思所感是否有价值，这种所思所感是否具有独创性，而不会被别人的好恶所左右，不会被流俗的见解所羁绊。其标准或尺度完全在于自己，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一个自由人，而这是一切发明创造最基本的前提。
读书人用功学习，完全是一件为自己的事情，似乎用不着大张旗鼓，那些喜欢热闹的人，喜欢表现的人，喜欢投机的人，根本无视这一本来是微不足道的事实，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与别人并没有关系。这种现象在当代学者、当代作家中比比皆是，这些人无非是自吹自擂、哗众取宠而已。为取悦他人而读书，或者为获得他人的尊敬而读书，为符合他人的标准而读书，这难道不既可笑又荒唐吗？再说读书、治学是一种十分清苦、十分孤独的事情，古人不是说“学海无涯苦作舟”吗？读书治学的人就应该在不为人所知的幽居中默默耕耘，种桃得桃，种杏得杏。
所以，对于有心向学的人，曾国藩会劝你首先得划清为他人而读书与为自己而读书的界限，然后再下一番苦功夫，实实在在地为自己而读书，抛开一切杂念、花招和世俗的观念，心净气正，无拘无束。
曾国藩曾经一直说读书应当“治大人之学”，他所说的“大人之学”是什么样的呢？以周公、孔子为儒家的中坚人物为例，以前的学者称他们为圣人，他们的学说可以称得上是“大人之学”，然而他们之所以成为圣人、成为大人，又是因为什么？追根究底，不过是“耳、目、口、鼻、心，知百体皆得职”而已，不过是“行为合乎仁义之则”而已，不过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其实中间并没有什么秘密。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曾国藩所说的“治大人之学”，不过是使得五官百骸都发挥各自的作用而已，也是使行为合乎仁义而已，同时又是尽人性、尽物性而已。由此也可以看出，曾国藩的治学目标，不外乎进德修业，成就自己也成就外物而已。
成就自己，就是所谓“内圣”；成就外物，就是济民利物，也就是“外王”。“内圣”即学探本源，“外王”即经世文章。曾国藩认为，一个人必须立“内圣外王”之志，做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由于学问探到了本源，所以立志不凡；由于立志不凡，所以他对于当时几乎人人用心的科举仕宦，大不以为然。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功名富贵，悉由天定，丝毫不能勉强。”因而反复劝诫其弟，科名有无迟早，都要坦然处之。他还说，这东西误人多矣，自己幸而早得功名，未受其害，不然，陷进去，最终成为无用之人。
曾国藩是一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跟自己的弟弟如此谈科名与人生，并不是阻止他们参加科举，而是让他们了解科场里面有许多虚幻不实的东西，人生意义大于科举，应当尽心于进德修业，努力做天地间“内圣外王”的完人，这样才不虚此生，不负社会。“内圣外王”的理想，贯穿了曾国藩一生。
古今胸怀宽广、怀抱大志的人很多，然而真正能建功立业、传世不朽的人却少之又少，这固然与天赋、时机有关，同时也同他们的办事方法密不可分。一些人有了远大志向，却缺乏一步步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认为自己志在天下，不愿去理会“琐事”，如果这样，只能流于空想。
凡事都非一激可就，都要经过不断积累、由小而大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必做的小事上着手，就犯了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儒家的成功学为每个人设计了由修身而齐家、由齐家而治国、进而平定整个天下的道路，就是一条由小处开始向远大目标前进的路径。曾国藩正是沿着这样一条道路成就大事的。
曾国藩的成功之路始于修身，考中进士后，便师从唐鉴，专宗程朱理学。唐鉴教导他说，要精通理学，先应专治一部经典，从识字明义开始，一字通则一句通，一经通则其他诸经可以旁及。积少成多，逐渐长进。楼仁也是当时的理学大家，曾国藩向他学习检身功夫。楼仁的功夫就是从小处开始，每天从早起到入睡，一举一动，坐卧饮食，都严格要求，并且记下札记，以备反省。这一点对曾国藩影响极大。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一月三日起，曾国藩开始写日记，时时反躬自省。第二年一月七日，曾国藩为自己订立了一个课程表，表示“从此立课程。新换为人，毋为禽兽。”这个课程共分为：敬、静坐、早起、读书、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作字等十几个栏目，对自己的生活进行全面规划，严格规范。
为此，他还特地印制了一批日记本，按上述十几个方面分成栏目，随时填写。在湘乡所留存的曾国藩材料中，还有这些课程日记的残本。当亲眼看到这些细致、严肃的日记时，我们才认识到，曾国藩的成功，绝非侥幸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一滴的努力，又怎么可能成功呢？
后来曾国藩根据自己的办事经验，总结出“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这句名言。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近年军中阅历有年，益知天下事当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陆氏（陆九渊）但称先立乎其大者，若不辅以朱子（朱熹）株积寸累功夫，则下梢全无把握，故国藩治军，摒去一切高深神奇之说，专就粗浅纤细处致力，虽坐是不克大有功效，然为钝拙计，则犹守约之方也。”
在实践上，曾国藩凡事都从全局、大处考虑，但小处的具体步骤又有条不紊、极有章法。他一生中，坚持早起，每日必读数页书，坚持亲自写家书、批文稿，以勤俭自戒，从不敢违背。正是在这些小事上能认真对待，才保证了他宏大目标的实现。
在用兵治军上，曾国藩也是从小事抓起。1858年，他教导刚刚从军不久的弟弟曾国荃说：“治军总须脚踏实地，克勤小物，乃可日起而有功。”所谓脚踏实地、克勤小物，正是说从小处、实处做起。曾国藩治军，不仅一切营制、规则、将领选拔任用都亲自决定，就是训练他也一手抓起。他经常亲临训练场，指挥训练，亲自进行思想工作。当时湘军的《爱民歌》《水师得胜歌》等，都是他亲笔所写。
曾国藩对军中细事无不关心，地形勘察，他力主将领要亲自进行，不能依靠道听途说。对武器军械，他更是关心备至，对规格都作了明确规定。如规定矛杆用的竹子必须是“老而坚者”，桐木必须是“小树圆身，大树锯开者不可用。”邹寿璋办事很朴实仔细，曾国藩委派他专门负责军械，但他自己也毫不放松，事事都要亲自检查，有一次做的矛杆不合格，他便立即下令重做。曾国藩还亲自研究炮子的打造，他发现用熟铁要比生铁好，便改用熟铁，解决了炮子“经药辄散”的问题，并且使射程增加了一里多。
曾国藩这种脚踏实地，从小处、实处着手的做法，保证事情能按计划、有步骤地向既定目标发展，从而积少成多，由易而难，为最后的成功创造条件。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功，实脚踏实地，不敢一毫欺人。”
在曾国藩眼里，志向大、不朴实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都“视事太易”，把做一件小事看得很容易，不屑去做，而是贪难求大。实际上，这种做法恰恰违背做事的规律。再大的事，也要从小处做起，再难的事，也要从简单处做起，可以说是颠扑不破的道理。然而许多自以为高明的人却偏偏反其道而行之。两者相较，曾国藩的真正高明处就显现出来了。
他认为天下事知得十分，不如行得七分。
中国传统思想中，“知行合一”是个非常重要的命题，但由于儒学是经世之学，因此更强调“行”，也就是实践的意义。《尚书》中说：“非知之艰，行之唯艰”，提出了知易行难的观点。孔子说：“君子欲呐于言而敏于行”“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力行被看成是君子的一个标志。看一人品质如何，要“听其言而观其行。”以实际行动作为评价的主要标准。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实学”的重要内容。
扬雄在《法言》中说，“学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把行摆在了言的前面。朱熹也说，“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实”，还说“行不及言，可耻之甚。”有人进一步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认为知就是为了行。只有付诸行动了，才能说取得了真知，否则就不是真知。
清代学者颜元说得好：“读得书来口会说，笔全做，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才算学问。”古人所说的闭门造船、纸上谈兵的典故，批评的就是缺乏实际办事经验而自以为是的那种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