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主角是段祺瑞，但他并非是一个孤零零的人。
写段祺瑞不能不写孙中山，不能不写袁世凯，不能不写冯国璋、黎元洪、徐世昌、张作霖、曹锟、吴佩孚，不能不写中华民国，不能不写北洋军阀政府。这些都是历史人物和事件，写历史人物和事件不能绕过历史。因此，作为本书序幕的题引当然应当从历史开局——
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时空；历史是已经过去了的人物和事件。
历史可有两种：一是客观的历史，一是主观的历史。
客观的历史一经过去，它不可能变更，它也不会变更，尽管它在当时是生动活泼的，是丰富多彩的，是威武雄壮的，是凄怆悲凉的。但是，它一旦成为了历史，它就不能动了，它静静地躺在那里，一任后人评说。它是一条大河，尽管它是那样的波涛汹涌，遇到了什么阻挡，会激起万丈浪花，惊心动魄，气势磅礴，但它一旦成为了历史，它的波涛，它的浪花则成为永久的定格。
它不动了，它静静地躺在那里，这是历史，这是客观的历史。
主观的历史不同于客观的历史，为什么不同？简单地说，它是写的历史，它是反映者，客观历史则是被反映者。它是在它过去若干年之后，人们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的历史。写的历史得靠人，人去书写历史当然得有史料，史料的来源当然离不开当时的人们对于它的记录。这样说来，当时的人们所作的记录是接近客观的历史的，但也未必。且从其“接近”这一点说，它也不可能是对于历史的“照搬”，我们只能说那是“接近”，它并不是客观的历史本身。后人对于前人的记录可能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有所取舍。
从这个意义上说，写的历史越是接近客观的历史，它则越接近真实，它越接近真实，它则有可能成为“信史”。
历史已经过去了。作为后来人，我们要想了解历史，我们只能借助于史料，我们只能读前人留下来的史书。
《三国演义》开篇即说：“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照此说，人类历史就是在分分合合、合合分分中前进的。
大凡历史，就是这样。
传说中，盘古开天辟地，天地初分，天极高，地极厚。伏羲、女娲相婚而有人，继而抟土造人，并炼五彩石以补天，治洪水，杀猛兽，人间甫定。到了黄帝、炎帝二帝时，人口开始多了，由渔猎而农耕，人们开始了群居生活，形成了不同的部落。黄帝是中原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有熊氏，乃中原各部落的首领。炎帝乃西方姜姓部落的首领，为了争夺地盘，向其东边的中原各部落发起了进攻。为保卫家园，黄帝在中原各部落的共同拥戴下，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涿鹿东南）开起了仗来。可以想象，既然是打仗，决不可能是一派温和气象。那场面，极可能是“横扫千军如卷席”，极可能是“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诚如是，或血流成河，杀声震天，或火烧碧野，烟雾弥漫……至于说真实的战争场面究竟如何，它已经过去了，我们不得而知。史传最终是黄帝打败了炎帝，黄帝所有的中原各部落和炎帝所据的西方部落得以统一。后来，蚩尤扰乱，黄帝又大战蚩尤。蚩尤败，他所统领的西部九黎族也被黄帝收编了（我们今天所说的“黎民百姓”一词的原始出处大概就是从这里来的），天下才得以有更大范围的统一。
人祸甫定，天灾又来。大禹治水，决诸东流。黎民百姓感恩戴德于大禹，便把天下交由他统治。有人说，在禹之前是“揖让制”，在本书作者看来也未必如此，要说揖让，可能是从尧、舜到禹这段短暂的历史是这样的。大禹之后，把天下交给了他的儿子启，天下所谓揖让的短暂史从此就算结束了。禹的儿子启把天下变成他自己的了，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私有制王朝——夏。
夏统一了天下。
《三字经》说：“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夏传子，家天下，四百载，迁夏社。”其意是说：夏王朝的开国君主是大禹；商朝的开国之君是汤；周王朝的开国之君是文王和武王。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都是德才兼备的“有道明君”，所以后世的人们称之为“三王”。到了夏末，夏王朝已经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四百年上下，出现了一个昏庸的暴君——桀，为了除暴安民，即有“商汤革命”。商此时是一个小国，作为小国的国君，汤则顺应了民心，率兵伐桀。
“汤伐夏，国号商，六百载，至纣亡”。历史往往是相似的，商朝历经六百多年，到其最末一位统治者纣时，夏桀的历史又得以重演，商（殷）纣无道。“周武王，始诛纣，八百载，最长久”。周武王起兵伐商纣，大战于牧野（今河南淇县西南），时为纪元前1046年。夏治四百年，“让”位于商，商治六百年，被周取而代之。周尽管国祚最久，有八百年之长，但那也不是永远的周天子。事实上，到了东周时，周平王将国都从镐邑东迁洛邑，时为纪元前770年。“周辙东，王纲坠，逞干戈，尚游说”，诸侯国之间，兵戎相见，天下大乱。这段历史，也算是周朝，但它已经不统一了，已经是天下大乱了。“始春秋，终战国，五霸强，七雄出”，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五霸：或曰齐、晋、楚、吴、越，或曰齐、宋、晋、秦、楚；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
“赢秦氏，始兼并，传二世，楚汉争”，赢秦氏始得天下，那是一个历史的必然，天下大乱已经几百年了，有分必有合，到了天下该统一的时候了。可惜，赢秦氏的统一，只是昙花一现。秦赢政野心勃勃，企图让天下成为一个永远的一姓之家，他本人可称为“始皇”，以下可以是二皇、三皇，以至于万世。但历史的发展并不是以秦始皇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到了二世胡亥，陈胜吴广大泽乡起义，振臂一呼而天下倡。一时，楚汉争雄，霸王乌江自刎，堪称壮举。此一刎也，别姬而去，把个天下拱手“让”予了汉高祖刘邦，成全了一个天下一统的历史大局。
“高祖兴，汉业建，至孝平，王莽篡”，从汉高祖芒杨山斩蛇起义，到王莽篡汉，尽管也有二百来年的历史，但天下又不太平了。前汉与后汉之间，夹着一个王莽新朝。好在是“光武兴，为东汉”，刘姓后裔刘秀利用了绿林、赤眉起义，初战昆阳于前，二战宜阳于后，其先是义军之首领，后为灭义军之主力。昆阳大战，以少胜多，给王莽军以重创；宜阳之战，刘秀改变了角色，由义军的首领转而成了镇压义军的主角，把一个西汉末年的天下分裂局面复归为一统。“光武兴，为东汉，四百载，终于献”，这里所说的四百载，并不是东汉统一天下之后的执政时间，它把西汉的那段历史也计算进来了。
到了汉献帝时，“魏蜀吴，争汉鼎，号三国，迄两晋”，汉的统一此时又“让”位于三国，天下三分，势成鼎立，真可谓“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这一分裂的历史并不算太长，几十年光景，又为司马氏所统一。东晋时，“宋齐继，梁陈承，为南朝，都金陵；北元魏，分东西，宇文周，与高齐。迨至隋，一土宇，不再传，失统绪”。司马氏的统一只是大乱中的短暂的所谓统一，天下的全面大乱由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甚至可以把这个几百年的大乱的时间从三国开始算起，一直到南北朝结束，隋王朝尽管是“一土宇”了，但它同晋的短暂的统一可谓异曲同工。
“唐高祖，起义师，除隋乱，创国基”，中国历史上自汉以来的第二个统一的大王朝出现了。但是，尽管大唐王朝开创了中国历史的鼎盛局面，但它也并不是长久地统一下去的，也只是“二十传，三百载”。皇位传了二十代，历时三百年，最终分裂。
“梁唐晋，及汉周，称五代，皆有由”，历史上所说的“五代十国”把统一的大唐留作一个永久性的记忆。
“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由后周的一员将领而黄袍加身，他口称自己是接受了周的“禅让”，“很不情愿”地坐上了皇帝的宝座。此时大宋的统一天下远不可与大唐的统一天下同日而语，北有辽金，西有西戎（西夏），大宋江山可以说并不安定。果不其然，到了徽、钦二帝时，北方辽、金羽翼已丰，由对于大宋的朝贡而一转为进攻。金灭辽后，把徽、钦二帝一虏而去。高宗赵构无奈将王朝南移，偏安于江南一隅，谁知他这一去，像司马氏将晋王朝南移一样，一去不复。
“辽与金，皆称帝”，但其帝祚并不长久，“元灭金，绝宋世”，作为游牧部落的蒙古族靠其骑射之两大特长而入主中原。“舆图广，超前代，九十年，国祚废”，此时之元朝，其疆域之广，版图之大，大大地超过了前代，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其国也不过九十年。
“太祖兴，国大明，号洪武，都金陵，迨成祖，迁燕京，权阉肆，寇如林，李闯出，神器终”，历史就是这样的富于戏剧性，一个放牛娃出身且又当过和尚的朱元璋最终做了皇帝，号称“洪武”，把国都定于金陵（今天的南京）；到了成祖时，又把国都迁至燕京（今天的北京），前后历十六传，可算是统一了天下。但是，到了崇祯时，实际的政权由宦官掌握，所谓“权阉肆”者也。这种国势，大有历史上东汉末年的重光。结果是李自成起义，杀入燕京，把个崇祯帝逼死于煤山之上。可怜有明一朝，由原初太祖的励精图治而变为此时的不堪一击。更能引发我们深思的是，农民义军的领袖李自成打入了明都，为什么就是不能守呢？
“清世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由康雍，历乾嘉，民安富，治绩夸”，满族北兴，迅速南下，继蒙古族后，又一个汉族之外的民族入主中原，创造了一个所谓的“康乾盛世”。可惜的是，历史进入了19世纪上半叶，情况发生了变化，“道咸间，变乱起，始英法，扰都鄙，同光后，宣统弱，传九帝，满清殁”。从一个方面看，大清王朝的覆灭是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但从另一方面看，为什么西方列强能够入侵我中华大帝国呢？它们先前不是老带着“朝圣”的心理来到中国的吗？我们说，西方列强的入侵在于它们的强大，但问题又来了，我们大清为什么就不能强大起来呢？这是一个问题。当时的中国人，凡是希望我们强大起来的有良知的中国人，无不希望我们强盛起来，但是，如何强盛呢？这又是一个问题。就是在对于这些问题寻找答案的时候，中国几千年来的分分合合的社会出现了历史以来的大变局：“革命兴，废帝制，立宪法，建民国。”
这里所说的“革命兴，废帝制，立宪法，建民国”，指的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兴起，把自秦始皇以来的中国封建帝制来一个大革命，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是，我们要在这里特加说明的是，推翻封建帝制，不可能仅仅是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一方的力量所为，这里边的功劳还有本书的重要人物——袁世凯和段祺瑞。
历史是过去了的时空。过去的时空当由两个部分组成：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讲历史事件离不开历史人物；讲历史人物离不开历史事件。讲历史事件就是讲历史人物，讲历史人物也就是讲历史事件。历史事件没有好坏之别，没有对错之分；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历史人物也不能简单地用好坏和对错进行评价。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历史人物所做的事情没有好坏和对错。好与坏，对与错，是与非，都有它们之所以产生的历史背景。
历史人物去“书写”历史，他不能超越历史，他只能依客观历史的存在去因时造势而影响历史，他不可能人为地去改变历史。所谓“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
从表面上看，历史好像是英雄人物所创造的，但是从更深的层次去分析，英雄人物的创造历史必须是在历史“时势”的前提下去影响历史，所谓“理有固然，势所必至”，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能够影响和创造历史的人物是历史人物，而能够影响和创造历史的历史人物又所谓的英雄人物。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影响可有两个方面：要么推动历史前进，要么阻碍历史进步。我们不能把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统统看作是绝对的好、绝对的对、绝对的是，相反，我们也不能把阻碍历史进步的人物说成是绝对的坏、绝对的错、绝对的非。进步与后退，前进与阻碍是相对的。
这些说法，到底是对还是错？历史上的事件、历史上的人物，他们到底是对还是错，又有谁能告诉我？
《庄子》中讲到这样一则故事：学生向老师问到了一个问题，学生问，先生，你知道不知道事物都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是非？先生答，我哪里能知道这些呢？学生又问，你能知道哪些是你所不知道的吗？先生答，我哪里能知道！学生再问，既然你不知道，那么事物都是无知的吧？先生答，我哪里知道，虽然如此，我还是试着谈一谈吧，不然的话，你老是在这里发问，也挺麻烦的。人如果睡在一个潮湿的地方就会感到腰疼，时间长了，可能还会落下半身不遂的病。照这样说，那个潮湿的地方肯定是不好的了，但是你且不可先下这样的结论。比如说，那泥鳅就不可能是这样吧，它睡在那个潮湿的地方其实是十分舒坦的，你如果给他弄一个干燥的地方，那准会让它干涸而死。人爬到树上，一般说来都是小心翼翼、战战兢兢的，可是那猿猴就不同了。这样看来，你说这个人、鳅、猿他们三者到底谁说的是正确的呢？这个问题是颇不好寻得一个统一的答案的。我们再说“美”这件事情，毛嫱和丽姬，人们都觉得她们是美人，你看那姿色多么好看啊！可是，如果是水中的鱼儿见到她们的美色，就会吓得潜入深水中去；鸟儿看到她们的美色就立马飞跑了；麋鹿看到她们的美色，吓得拼命地跑。这样说来，人、鱼、鸟、鹿他们四者又有谁真正地知道什么是美吗？
我们可以依据以上所说的情况得出一个答案：世间的是是非非大概是说不清楚的。你们所要说的是非，大概都是有一个固定的参照系统。一旦什么东西有了一个所谓的参照系统，事情就复杂得多了。这就是说，事物都是彼此相对立而存在的，从其是相对立而存在的方面说，要么是“这一个”，要么是“那一个”。我们单看其中的哪一方，都不可能看出其中的特点来的。如果以其中的一方作为参照点，我们可以看出那一方在某些方面的不足，或者说就是它的缺点；反过来说，我们如果以它的对立面作为参照点去看另一方，那么，另一方也有许多毛病。就是说，我们观察事物，我们看问题，都是从一个固定的观点或者一个固定的模式出发的。这实际上都有许多弊病，事实上是不能那样观察问题的。
从“此”出发以看“彼”，可以看到“彼”有许多毛病；从“彼”出发以看“此”，可以看到“此”有许多毛病。换句话说，从“此”以看“彼”，可以得到对于“彼”的许多否定；从“彼”以看“此”，也可以得到对于“此”的许多否定。此和彼，它们本身就是一个是非。这样的是非争端将是无穷地存在下去，你到何时才能从中找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呢？
我们如果根据《庄子》中的意思，就是要“一万物”、“齐是非”。如果看问题仅仅拘限于一个模式，“此”方看“彼”方，彼方在许多地方都是“不顺眼”；“彼”方看“此”方，此方也有许多地方不合人家的意。那么，这个世界将永远地陷入是是非非的无休止的争端之中，那个大同的世界何时才能实现呢？这是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到底怎样去看待历史呢？
历史是一个大舞台，舞台之上是什么？是人物和事件。事件是一个过程，有它所发生的背景，有其所发生的原因；当然，也有它所消灭的背景，也有它所消灭的原因。事件所发生，离不开人物在其中的诸多活动，如果没有历史人物活动于其中，这些事件压根就不可能发生；事件所消灭，当然也离不开它所消灭的历史人物在其中的诸多活动，如果没有其所消灭的人物的诸多活动，那么，这个事件将不可能被消灭。它既然发生了，就得说到在其中活动的人物，而这些人物一般说来并不单单是芸芸众生，而更是帝王将相，是才子佳人，总之一句话，是可以而且能够影响历史进程的所谓英雄人物。我们这样说，并不是看不起普通百姓，而是说作为普通百姓的芸芸众生，他们是名不见经传的，他们是那些所谓英雄人物手中的一个个可以走动的棋子。打开历史书籍，我们所看到的是帝王将相的名谱，是帝王将相的一部部传记。
古往今来，一部中国史，一部世界史，我们说不清楚有多少人物，有多少英雄人物。“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一代伟人对于中国历史上众多英雄人物仅仅点出了这么几位，而且对于他们并不是全方位的肯定，可以说他们是各有长短，各有优劣。这就是人，这就是人物，这就是英雄人物。
从“理有固然”、“势所必至”的观点以看历史、以看英雄人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用对或错给以评定，那么，用什么标尺去予以测量呢？时宜！就是说他的行为是不是符合“时宜”。比如说，秦始皇在他所生活的历史时代，把天下统一了，天下由“分”到“合”，他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封建帝国。他的行为是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从其符合历史发展要求说，这是符合时宜的。他符合了时宜，我们并不去管他所采取的是什么手段、什么办法，他把天下统一了。中国进入了近代，那个封建帝制已经不合时宜了，它由原来的“是”而变为后来的“非”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革命其主要目标就是废除帝制，建立共和，这是符合历史发展的要求的，是合时宜的。尽管没有完全成功，他仍然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袁世凯利用了这一革命成果，自己当了中华民国总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袁世凯是成功的；他成功之后，还想成为“洪宪皇帝”，结果是不成功的，是失败的。他之所以不可能成功，他之所以必然失败，就在于他的行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不合时宜的。
那么，本书的主角段祺瑞在北洋军阀政府期间的所作所为，后人是如何评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