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年谱》载：“清光绪十六年庚寅，公年二十六岁。秋，自德国归来，奉命为北洋军械局委员。”又记：“清光绪十七年，奉派赴威海办理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段祺瑞自光绪十七年（1891）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这五年间，一直在山东威海随营武备学堂任军事教官。
用今天比较时髦的话说，段祺瑞从德国留学归来，那可真是名副其实的“海归”派军事人才，应当说他一定会得到重用的。要说那个北洋军械局委员和随营教习这两个职务也不能说不是被重用的职务，但从当时的实际情况考察，中国当时并没有像样的近代军事工业和军事教育，让海外留学归来的段祺瑞所学的西方近代军事知识和技术有切合实际的真正用途是不太可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政府对于段祺瑞的重用只不过是纸上谈兵。因此，有书中写道：“像他那些首次留德的前辈一样，段祺瑞回国后，也被挂了起来。最初，看他精通枪炮技术，主管部门就把他安排到北洋军械局，当了一名无关痛痒的‘委员’一年后，他又被调回威海卫某随营武备学堂任教习。所谓‘教习’也属闲职，无兵权财权，连发言的机会都很少，更别说推行自己的改革方案了。在德国已经习惯了没有和朋友们纵论世界军事现状，横议中国军人种种弱点以及未来军队改革方案的段祺瑞，在离他宏伟抱负相去甚远的闲职上，一待就是五年，这也是没法子的事。因为像他这等从军事学堂毕业包括留学回来的新式军人，处境大多如此。也不怪那些花巨款培养他们并送他们出国的人，因为谁让当时中国军界处在‘只有新教育而无新编制之军队’的历史阶段呢？这好比在没了肥性的陈土里插种嫁接来的新芽儿，还能指望它怎么样？”[1]
历史的进步是有一定的机缘的。就中国军事方面的新式教育说是这样，新的军事编制和体制也是这样。清廷开始时的“八旗军”、入主中原后的“绿营军”、“湘军”、“淮军”等，都是旧式军队，东方的日本和西方列强们在军事方面已经先于我们进入近代了，大清帝国的军队在同它们的对阵中有了血的教训。我们根本不用说八旗军和绿营军，就是比它们有所进步的湘、淮两军也不是人家的对手。
新式军队的组建则成当务之急。段祺瑞的军事才能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但那只是暂时的，随着中国近代新式军队的编练，段祺瑞这颗军事明珠将绽放出夺目的光芒。
段祺瑞这颗耀眼的军事明珠的第一缕光芒是从天津小站发出的。
请读下面的文字：
2008年9月28日，天津小站练兵园举行了盛大的开园仪式，这个园区主要建筑项目包括讲武堂、新军督练处、袁世凯行辕、行营买卖街等，占地约400亩，被视为天津十二个文化旅游板块之一。当地打出的宣传口号很有诱惑力：“近代中国看天津，近代天津看小站。”
100多年前，小站的确曾经名头响亮。此地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背靠华北大平原，面对大沽海口，在此驻扎一军，可以东援大沽要塞，西挟河北腹地，南指山东半岛，北控海河航道。因地理位置优越，清朝末年，这里数度成为屯田和练兵的重地，而其中最有名的一次，当数始于1195年的编练“新建陆军”，这次练兵不仅拉开了中国军队近代化的序幕，培养了一大批近代军事人才，也深刻影响中国历史二十多年。[2]
天津小站之所以成为历史的一个坐标，在于它对于中国近代军事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天津小站是中国近代军事发展的起点，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不能没有它对于近代化的一种追忆，这种追忆是不可或缺的。这是天津小站的历史意义的一个方面。天津小站历史意义的第二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尽管不大，但在那一段历史中，就在这个不大的地方，因为袁世凯练兵的缘由，产生了一批左右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物。正如姚伟在他的文章中说，“新建陆军”最初的建制不足7300人，但后来却奇迹般地出了5位总统（其中一位名号虽为“临时执政”，却手握总统的权力）、17任总理、28位督军，可以说，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小站”开出了一趟“升官快速列车”。
吴廷燮《段祺瑞年谱》载：“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公年三十二岁，奉派为新建陆军炮队统带，驻天津小站。”关于段祺瑞奉命到小站工作的这段历史，有书就此有一段精彩的描写：
正当袁世凯紧锣密鼓地筹办新军时，段祺瑞在家里的多次催促下，准备返回合肥老家与原配夫人吴氏完婚。[3]对于已到而立之年的段祺瑞来说，结婚本应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想到自己多年所学竟无施展之处，而立之年也无业可立，心情还是很低落。途经上海时，段从报上看到袁世凯前往小站督练新军的消息，沮丧的心情为之一动，想到自己若有机会参加该有多好。
回到合肥老家的第二天，段祺瑞收到了天津小站练兵处打来的电报，未及拆阅，他已猜中八九。等到看到内容，果然是通知他已被调往小站，参与练兵，并限期报到。段祺瑞高兴不已，这是实现他多年建立新军的夙愿的好时机，但很快他的心情又懊丧起来，他千里迢迢赶回结婚，如果现在就走，怎么对得起家族朋友和吴家老幼，如果不走，将耽误军期，违反军令。
在发给段祺瑞第一封电报后，袁世凯得知段此行回家之事，善于耍小手腕拉拢人的袁世凯立即派人以自己的名义给段再发电报。大意是：婚姻乃人生之大事，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乃人伦之大要，需妥善办理；来小站之事，可在婚事之后，不必急返。袁还赠送银票，表示对新婚的恭贺。
正在为难的段祺瑞收到这封电报后，对袁十分感激，没想到赫赫有名的袁大人会如此通情达理、礼贤下士。
收到袁世凯的电报，段的心情踏实多了。办完婚事后，段祺瑞不敢在家多逗留，告别了家人及亲朋好友，便立即北上，他恨不得马上飞到小站，见到那位善解人意的袁大人。到了小站，早已有一群人在那里迎接他。段祺瑞没有想到，在欢迎队伍中竟会有袁世凯。当有人把段引见给袁世凯的时候，段有意诚惶诚恐，急忙跑过去，行大礼道：“祺瑞不才，敢劳大人亲迎。”
矮胖的袁世凯拉住段的手，亲切地说：“芝泉，不必多礼！为什么回来这么急呀！”
“军务要急，祺瑞不敢多耽误时日。”
段祺瑞见欢迎队伍中有许多自己在武备学堂的老同学，与他们一一见礼。当晚，袁专门在营中设宴，为段接风洗尘。席间，袁世凯、段祺瑞交谈甚为融洽，真有相见恨晚之情。
几天后，又有一件事使段大为感动。段在天津的一家酒楼举行婚宴，招待小站诸位将领，等段准备结账时，老板说花销已被袁大人告知记在自己的账下。[4]
这段文字，尽管有不少演绎成分，但亦可知袁世凯爱将的急切心情，更可以想到袁世凯礼贤下士的伟岸举动。作为统帅，对于自己的部下的关心是使一支军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的真情所在。
袁世凯待段祺瑞，让我们看到袁世凯、段祺瑞之间的一种情。对于袁世凯而言，他遇到了一位好的军事将帅，对于段祺瑞而言，他遇到了一个好的领导。如果说，小站练兵是袁世凯军政仕途的奠基地，那么，小站练兵则是段祺瑞军政仕途的转折点。
写到这里，我们应该把袁世凯少年时代的宏大抱负和远大志向来一个简单回首。本书在第一章中说道，当袁世凯读书时，他的老师曾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要他作文，袁世凯这样写道：“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这应当算是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写的所谓“八股文”体，从严格的格律上说，它并不符合八股文所特别要求的“起、承、转、合”的写作套路，但凡举大事者不重小节，袁世凯是一个成就大事的人物，这从他少年的文章中可窥其一斑。“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嵇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这样的句子，令人一看即感到有“帝王”之气概。但话又说回来，你想成为这样的人物，你又不是出身于帝王之家，你当然没有可以继承的现成王位，你又怎么可以成为帝王呢？要想成为帝王，你就得靠造反起家，而造反者必有自己的军队，这就叫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不知道袁世凯的老师看到他的这篇文章是不是吓得魂不附体，夜间睡觉也被吓惊几回的，但如果把袁世凯的这篇文章看作是少儿的狂妄之语，那就是大错而特错了，这里边有一个袁世凯一以贯之的思想。我们还可以把他在14岁时登南京雨花台所写的《怀古》诗同此文一并观之：“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锅屯兵来。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只等毛羽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从其少年文章的霸气中可以看到他人生的志向。袁世凯后来随军开赴朝鲜，又从朝鲜回国，其实一直到他接替胡燏棻小站练兵之前，应该说他并没有看到自己的远大志向能够得以实现的现实基础，因为他没有一个可以组织自己班底的机会。小站练兵应当算作是袁世凯为日后控制政权的王牌基础。
对于段祺瑞来说，小站练兵是他的军政生涯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更是恰如其分的。我们不说他随堂叔在军营中当那个“哨书”，他在23岁之前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四年，那是他军政生涯的必修课，青少年时的学习必修课，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于一个人一生事业的成就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有的人在大学读书成绩很好，但并不能决定他将来就是一个真正的学问家或者政治家，关键看你有没有这样的机遇。“天”如果不降大任于你，你就是有旋乾转坤之志，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空怀大志”而已！段祺瑞从德国留学归来，在山东威海当一名随营武备学堂的教习，应当算是他对于军事知识和军事技术的一番理论性的熟悉和演练，关键是他在那里没有遇到像袁世凯这样的人物。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几年的军事教员生涯是他后来成就大业的知识储备。他到天津小站，跟随袁世凯练兵，有书中说是他真正的“如鱼得水”，这个说法并没有夸张之意，那是事实。
请读如下的文字：
谁又能说，段祺瑞不是在小站这个中转站，搭上中国新式陆军的列车，搭上袁世凯及北洋军阀的列车，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征程的呢？
数十年后，当晚年的段祺瑞回顾他的一生，反省他自青年从武、中年得志而晚年势衰的曲折经历时，他或许会让思绪在“小站”这个地方多停留一会儿，同时露出一丝微笑——昔日艰辛的创业，此时已化作一份轻松的美好回忆。一旦这思绪走过小站，那份轻松和美好便不复存在，而代之以宦海的险恶、军阀的血腥……
小站，不仅深藏在段祺瑞的记忆中，也深藏在包括袁世凯在内的众多北洋军人的记忆中。这里，不仅仅是他们个人辉煌历程的开端，也是整个北洋集团以及中国近现代史上的“北洋时代”的开端。自袁世凯小站练兵书写下北洋军阀历史上的第一笔后，中国历史便逐渐步入一个军阀割据、军阀争权的混乱时代，直到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东北易帜，才最终结束了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的政治时代。[5]
那是一段不平常的历史，那是一个不平常的时代，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月。在那样的时代里，中国历史在这个地方打起了一个很大的回旋。当然，历史的回旋自有其客观的情势，但是，我们毋宁说，搅动这一历史旋涡的人物并不是很多，他们是袁世凯，他们是“北洋三杰”，他们基本上是从天津小站出来的那批人物。
我们真的有必要说一说“北洋三杰”了。
“北洋三杰”是指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个人物。有的书中称他们三人分别是“龙、虎、豹”，有的地方称他们依次为“龙、虎、狗”。严格地说，这种称谓并不是在天津小站练兵时就有的，但在小站练兵时，他们三人的确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天津小站练兵的初期，新建陆军的编制和军官名单中，“北洋三杰”尽管在其中也担任了重要职务，但除去他们三人之外，其他人也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不妨把这支新建陆军的情况作一说明：这支新建军队的总头目是袁世凯，下设21个直属单位，它们是：执法营务处、稽查营务处、督操营务处、参谋营务处、行营中军、提调、文案、教习处、粮饷处、军械处、转运局、军医局。这12个直属单位都是服务性的。除此12个单位外，军事单位有9个：炮兵第三营、炮兵学堂、步队左翼、步兵学堂、步队右翼、骑兵营、骑兵学堂、工兵营、德文学堂。[6]
我们所说的“北洋三杰”在其中的任职是，段祺瑞为炮兵第三营统带（相当于营长）；督操营务处分为两块：讲武堂（王士珍），学兵营（冯国璋）。同时，王士珍还兼管工兵营（辖修械、测绘、桥梁、地垒各队）。
袁世凯接手小站练兵后，新建陆军发展很快。尽管如此，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就在袁世凯接手这支军队后的前几个月，监察御史胡景桂参奏袁世凯“崇尚虚文，营私蚀饷，性情谬妄，扰害一方”[7]等等过错（本书认为，这并不是袁世凯的过错，而是满人怕汉人的一种心理，他们实在是怕兵权旁落），特派兵部尚书荣禄驰津查办。荣禄到天津后，看到了袁世凯所编练的新军气势非同一般，在心中就对这支军队产生了一种好感，他已经认识到将来很有可能得靠这支军队以巩固自己在清廷中的地位，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得把袁世凯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因此，他从天津回来后，把别人所告袁世凯的一些“不实之辞”统统予以抹平，不仅如此，还说了袁世凯许多好话。这样一来，清廷在听了荣禄的一番汇报后，当天就形成了一篇上谕。在上谕中，对袁世凯慰勉有加，其辞说：
新建陆军督练洋操，为中国自强关键，必须办有成效，方可逐渐推广。袁世凯此次被参各款，虽经荣禄查明，尚无实据。惟此事关系重大，断不准徒饰外观，有名无实，为外人所窃笑。袁世凯勇往耐劳，于洋操情形亦尚熟悉，但恐任重志满，渐启矜张之习。总当存有则改之，无则勉之之心，以副委任。至委员太多，则用费太滥，尤宜严加审择，勿涉虚糜。[8]
本来是别人告了袁世凯的刁状，结果经荣禄这样一查，刁状变成了嘉奖，为求一官场平衡，清廷的上谕书中也给了告状人一定的面子，所以在上谕的后边附了一句，要袁世凯注意费用的支出，不可过滥，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
说到这个地方，我们想起了在后来的戊戌变法中，“六君子”之一的谭嗣同找袁世凯帮忙想杀掉荣禄而企图使袁世凯站在光绪帝一边的事情。现在看来，谭嗣同的想法过于天真，他们可能不知道袁世凯和荣禄之间的这层关系。写到此处，我不免有些感慨，文人们办事情有些单纯，他们的头脑不像政客们那样有那么多“弯弯绕”。至此使我又想到一件大事，就是在袁世凯与孙中山进行“南北议和”时，孙先生特派文人蔡元培一行三人到北京与袁世凯交涉到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一职之事。人家袁项城分明不愿意到南京，结果是蔡先生一个劲儿地劝说，有人已经看到这个不行，但蔡元培先生还认为，袁世凯不去，我们用我们的“诚”去打动他，看他去不去。袁世凯略施小计，指使部下在蔡先生下榻的旅馆附近搞了一个小小的“军事动作”，令蔡元培一行吓了一跳，认为袁世凯真的不能到南京就职，我们用东北人的话说，袁世凯的那个“小小的军事动作”，真的把一个大文人蔡元培给“忽悠”了！联系谭嗣同的“说袁”，可知蔡先生的想法和谭嗣同的想法是一样的单纯。由此可知，真正的文人是不能“玩”政治的。
由于荣禄给袁世凯打了一个“圆场”，客观上给袁世凯创造了一个政治上继续攀升的有利条件。果不其然，光绪二十三年（1897）六月底，袁世凯被补授直隶按察使，仍负责练兵事宜。荣禄是慈禧太后信任的实权人物，袁世凯当然知道自己的升迁与荣禄的关系，他和荣禄可以说是相互为用。袁世凯后来在官场上的一路飆升，荣禄功不可没，此乃后话。
袁世凯取代胡燏棻接管小站，不论从哪个角度说都是合适的。袁世凯是真心想为大清帝国练出一支近代化（也可以说是现代化）的军队的。否则，他将怎样实现自己少年时所说的“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的理想呢？他初到小站，“北洋三杰”并没有立马即到，也就是说，袁世凯的军事班底这个时候还缺乏军事方面的人才。他的参谋长徐世昌虽然出身翰林，很有才华，但徐世昌毕竟不懂新军套路，在此之前也没有带过兵，当然也没有丝毫的战功；担任文案的唐绍仪虽然曾经留学美国，但他并没有系统地学习过近代军事，并不是一个训练新军的合适人选。据史书记载，为了寻找这方面的人才，袁世凯找荫昌为他物色军事人才。荫昌是旗籍道员，时任天津武备学堂总办，那里可是出军事人才的地方。在荫昌的举荐下，天津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梁华殿四人到了小站。袁世凯对他们四人非常器重，分别委以军事方面的要职。关于“北洋三杰”的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所任职务，我们在前文中已经作了说明，后来所任职务将在以下有关章节中详解，此处从略。要说的是那个梁华殿，有的书中说，梁这个人可能是上天没有给予他立功受封的机会，他没有功名之命，在他刚到小站不久，在带兵进行夜间操练时不慎落水淹死了。我们可以设想，他如果不是落水而亡，说不定可能会有“北洋四杰”的出现呢！
关于“北洋三杰”的称呼，并不是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就有的，光绪二十五年（1899）袁世凯就职山东巡抚驻军济南时，他请德国总督观操，德国总督赞扬主持操练的王士珍、段祺瑞和冯国璋为“北洋三杰”。我们需要在这里说明的是，德国人并没有说此三人分别是龙、虎、豹（或者说是龙、虎、狗），给他们三人分别冠以龙、虎、狗者，在本书看来，应当是袁氏新军中逐渐形成的又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一种戏称，有书中这样写道：
袁世凯当年招兵买马，年轻将领得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三人。在北洋诸将中，尤以他们三个资格最老，地位也较高，他们紧紧跟随在袁世凯左右。有一次袁世凯请德国军官观操，操练毕，那德国军官用马鞭一指他们三个，对袁世凯夸奖道：“他们不愧为杰出的将才！”于是，这三人便被捧为“北洋三杰”。随着他们受宠日深，地位日尊，人们评头品足地议论也便多了起来，“三杰”的形象被描述得极富个性化特征：王士珍被尊称为“王龙”，这是因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龙被列为鳞介之首，说它能翻云覆雨，见首不见尾，而王士珍又恰是“三杰”中的第一名，在政治舞台上，也是个时隐时现的人物。段祺瑞被称为“段虎”，大概因其性情耿介，刚愎自用，暴躁如虎。冯国璋平日就狗头狗脑，又像狗吃展一样爱钱如命，于是也便有了一个不那么好听但比较贴切的雅号——“冯狗”。袁世凯自从有了这龙、虎、狗三员大将的辅佐，其地位与实力如日中天。[9]
所称杰出人物为“狗”者，在历史上也有先例，最明显的就数汉高祖刘邦对于“汉之三杰”（张良、萧何、韩信）的评价。这三个人物只有韩信是一位真正的率兵大将军，张良只是一位谋士，萧何是总管，是刘邦的一个大管家，率百万之军冲锋陷阵者只有韩信。刘邦在评价他们的时候，说到萧何可称为“功人”，善兵者如韩信可称为“功狗”。论军事，刘邦的确比不上项羽，但最终是项羽失败而刘邦胜利了。刘邦称帝后，设宴招待有功之臣，在宴会中，刘邦给众将领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能够得天下，而项羽为什么失天下？有人回答说：“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高祖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10]
我们在这里把“汉之三杰”与“北洋三杰”可作一比，如果用刘邦对于韩信的评价来套冯国璋，我们从冯国璋率兵攻陷汉阳、继攻武昌的作战阵势看，冯国璋大有当年韩信的历史重光。如此说来，称冯国璋为“功狗”也是恰如其分的。
注释：
[1]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16-17页。
[2]姚伟：《“小站”搭上“升官快速列车”》，见2008年10月29日《大河报》。
[3]据《段祺瑞年谱》，段与原配夫人吴氏在十年前已经完婚，此处所写有误。
[4]程舒伟、侯建明著：《段祺瑞全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第18-19页。
[5]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21页。
[6]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第111页。
[7]《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卷三八九，转引《北洋军阀史》第12页。
[8]来新夏：《北洋军阀史》（上册），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26页。
[9]周俊旗：《百年家族段祺瑞》，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1月第1版，第35页。
[10]司马迁：《史记.高祖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