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循环利用理论肇始于20世纪中叶，在20世纪60年代其研究主要集中于废弃物回收利用，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对生产所需原料进行从摇篮到坟墓的全程控制研究。随后，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资源循环利用的范围扩展到了产业与产业之间，并通过流通领域将整个社会生产体系的物质循环利用联系起来，形成市场配置与政府规制相结合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资源稀缺和市场需求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引导力量，科技进步是资源循环利用的推动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资源循环利用的价值取向与终极目标。因此，对资源循环利用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应着眼于资源的稀缺性、市场路径依赖、科技进步等三个维度，并在科学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思想指导下进行。
第一节 资源循环利用恩想溯源
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历史学家刘易斯·纳米叶（Lewis Nami-er）写道，“历史的主题是人类事务，是运动中的人。”远比他更早，被视为当代史学之父的德国学者兰克在19世纪30年代宣称，史学是一种“获取关于人类事务知识”的工作。[1]环境史把人类与自然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相互影响——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当作它的研究对象。它求问地貌如何变化，因天力还是人为，如此变换对于人类生活有何影响，它检验人类所创造的经济与技术的力量，并且探求这种力量如何影响着自然界。它还在探求人类如何领悟自然，如何思考他们同非人类世界的关系。作为环境史组成部分的资源循环利用思想渊源是研究资源循环利用法律制度的基础，厘清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发展脉络，借古明今，理论上有助于资源循环利用制度的研究，实践中有助于资源循环利用的运作。资源循环利用的思想溯源不仅包括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资源循环利用思想萌芽，也包括了西方经济发展进程中的资源循环利用理念导向。
一、天人调谐：我国传统文化中的循环观
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严重的问题在40年以前就已清晰地表露出来了，不只是日经月久的循环往复的战争与冲突、权力财富的扩张以及社会的不公正，除此之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处于生死关头。突然间出人意料地，我们同这个支撑着我们的生存系统开始彼此碰撞，我们在狂飙突进中破坏着自然。赫然呈于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世界上大约有近乎半数的动物和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是一场在过去的6000万年中最大的生态灾难。然而“环境史有助于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的、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特别是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及其对地球所造成的后果，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栖居的每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必须在那里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有更深邃的了解。”[2]对我国古代天人调谐思想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并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启迪当代人“资源循环利用”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完善。
（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循环观
1.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调谐”思想考察
天人调谐思想源远流长，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它强调人与自然的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也不是大自然的主宰，而是大自然的一分子，要参与到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中去。我们作为我们伟大祖先的后人，应当深入研究和领会这一思想，它将对中国乃至世界反思价值观念、重建生态伦理、树立循环观念、发展循环经济和循环社会提供有益之启迪。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人类与万物一样，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人作为万物之灵，又不同于自然界的其他万物。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3]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4]荀子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5]孟子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6]《中庸》中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董仲舒说：“其大略之类，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异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7]“人生有喜怒哀乐，春秋冬夏之类也。喜，春之答也；怒，秋之答也；乐，夏之答也，哀，冬之答也。天之副在乎人，人之性情有由天者矣”。“天人相类”，“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此类合之，天人一也。”[8]“天人之际，合而为一。”[9]
张载说：“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天良能本吾良也。”[10]“民吾同胞，物吾与也。”[11]程颖说：“天地人只一道也，才通其一，则余皆通。”“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12]“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13]朱熹说：“天人一物，内外一理。”[14]
《易经·序卦传》写道：“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礼仪有所错。”从中可见，天地万物的存在是人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前提。
《易传·系辞下传》记载：“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即是说，自然界之万物中，唯有人，才可与天和地相提并论，合称“三才”。而人，是内在于而非外在于天地万物的。
《皇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篇第二》中说：“夫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也，所以圣人春夏养阳，秋冬养阴，以从其根，故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逆其根，则伐其本，坏其真矣。故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也，死生之本也，逆之则灾害生，从之则苛痴不起，是谓得道。”把人的身体结构看作是自然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人的养生规律和自然界的规律密切相关，提出了“天人相应”的医疗原则，主张把生理现象与自然现象结合起来医疗疾病。
《老子·上篇·道经》说：“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阐述了“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思想，道明了人与自然本是一体的。
《论语·阳货篇第十七》中孔子说道：“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此段话的真意是，天不是能言而不言，而是四时之运行、万物之生长就是天的言说。明确否定了天是超自然的上帝，肯定了天是包括四时之运行、万物之生长在内的自然界，否定了上帝的主宰，肯定了自然界便是最高存在，人与万物都是大自然的产物。
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认为只要按照自然规律行事，自然界就会为人类提供取之不尽的资源。
《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鐅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可以看出，孟子已经具有了比较强烈的生态保护意识，注意到了保护生态环境对一国持续发展的重要性。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舍其所以参，而愿其所参，则惑矣。”[15]“天地者，生之始也；礼义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礼义之始也；为之，贯之，积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参也，万物之总也，民之父母也。”[16]最早提出了天人相参的生态观念，指出天地人三者相互并存，构成了一个天地人三者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
《庄子·外篇·至乐第十八》中记载：“种有几，得水则为继，得水土之际则为蛙蠙之衣，生于陵屯则为陵舄，……，久竹生青宁，青宁生程，程生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
这已经含有了进化论的意味，阐述了一切物种循环往复、永不停息地造就万物的过程。其在对昆虫变态等现象的描述中，亦已含有循环思想。
朱熹继承程颐的元亨利贞学说[17]，在其《周易本义》中说道：“元者，生物之始，天地之德，莫先于此，故于时为春，于人则为仁，而众善之长也。亨者，生物之通，物至于此，莫不嘉美，故于时为夏，于人则为礼，而众美之会也。利者，生物之遂，物各得宜，不相妨害，故于时为秋，于人则为义，而得其分之和。贞者，生物之成。实理具备，随在各足，故于时为冬，于人则为智，而为众事之干。”把生长遂成与人道的仁义礼智直接统一起来，形成其天人合一学说的一大特色。王阳明继承和发展了陆象山的学说，构建了以“致良知”为核心内容的心学体系，在理论形态上把宋明理学推向顶峰。王阳明从“良知”是宇宙本体出发，在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天地、人与万物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万物一体”的整体观，把先秦以来的“天人合一”观发展到新的高度。天人合一、天人感应说的都是人体内的运动规律与宇宙天体、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是一致的，人的意识和行为融入自然界之中就会有超然的力量，强调人类应当认识、尊重和保护自然，而非片面强调利用、征服甚至破坏自然。[18]由此看出，与西方哲学中仅将自然作为对人的工具价值不同，中国哲学自古就开始明确了自然本身具有内在价值和客观规律，人与自然统一于一体的思想传统。
2.“天人调谐”思想的现代解析
中国古代关于天的概念，相当于现代的“宇宙大自然”。古人认为，天主宰人间万物。人必须按照天预示的征兆进行活动。否则，将会遭遇挫折和不幸，甚至有灭顶之灾。“天人调谐”是中国古代人论述“天道”和“人道”相互关系问题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19]中国现代学者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哲学之天人关系论中所谓天人合一，有两种意义：一是天人相通，二是天人相类。”其中，所谓“天人相通”，是历代儒家思想的主流，“天人相类”主要是汉代思想家董仲舒的观点。关于“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重要研究课题。所谓“天道”，一般是指宇宙、天地和自然的起源和运行法则，而“人道”则是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类自身的行为规范和道理。古代关于“天道”和“人道”相互关系的探讨和论述，实际上就是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的深层思考和认识。
在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天道”和“人道”关系的问题探讨，就已经形成了一些浅近的理论。在“人道”和“天道”关系方面，老子主张人与自然万物是连续一体的，自然界存在内在的规律和价值，人类应当尊祟自然，顺从自然，与自然和谐共处。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道法自然”的观点，强调事物的自生自化，否认有神的主宰。庄子认为，人与天本来是合为一体的，只是人的主观上的区分，才破坏了它们的统一。荀子认为自然有常（法则），不受人的意愿支配。如果顺应自然法则，人将能够从自然界获得自身需要的东西；如果人们违反了自然的法则，必然受到它的惩罚。荀子的观点具有朴素的自然唯物论的思想。
西汉时期思想家董仲舒强调天与人“以类相符”，“天人之际，合二而一”，“人副天数”，[20]更为具体地把人描画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同自然存在着类似和相通的东西。董仲舒指出人类和自然界是一个整体，其间存在相互作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还指出朝政决策的失误，是造成自然灾害发生和扩大的因素之一；指出违背自然规律，必然会招致自然的报复。但是，董仲舒认为天与人都是有生命的，都有喜怒哀乐，同属一类；天、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关系，天主宰人事，人的行为能够感动上天。天有意志和情感，并且能赏善罚恶。这些观点，都是对天人合一思想的神化，具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宋代张载提出，人与人是同胞关系，而人与物则是伴侣关系。程颢认为天地间万物都是一个整体，与人类并无异己之分；天地间万物的基本运动规律，也都是一样的。他的观点充分表达了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
几千年来，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途径完全背离了先哲天人调谐的理想。几百年工业文明与自然生态系统的冲突更是使人类陷入了全球性生态环境危机：水土流失，水和空气污染，热带雨林毁坏，杀虫剂超量使用，物种灭绝，垃圾成山，全球变暖，臭氧层变薄等等。宏观的灾难图景迫使人们重新反省并调整生态环境危机与人类文明的整体关系。20世纪下半叶，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愈演愈烈，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正在受到来自自然的现实威胁。
天人调谐思想的人与自然整体性思维模式试图告诉人们：人与自然处于普遍的联系之中，使人们通过寻找人与自然关系的某种迹象，体悟到大千世界具有内在统一性，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强调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统一，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应当以环境承载力为基础，以遵循自然规律为准则，以绿色科技为动力，倡导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现代文明的出路在于我们能否吸取历史上某些古代民族的教训，继承先哲的优秀思想，及时地开始实践对天人调谐理想切实有效的自觉追求，以求中华民族实现文明自觉发展的转型，并赋予古老的天人调谐思想以丰富的现代内涵。[21]
3.“天人调谐”思想隐喻下的资源循环利用思想
《荀子·王制第九》写道：“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生有气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即人具有不同于万物的独特性，从此出发，人们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应该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制天命而用之”[22]。所以荀子继而说：“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因物而多之，孰与聘能而化之？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易经》一书中出现过33次“悔”字，强调只要知道悔恨，迁善改过，就可以“无咎或无大咎”，肯定了人在做出负面活动之后的能动作用。
古代哲人“天人调谐”思想把“天”与“人”视为息息相通的和谐整体，对于人类最终认识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启迪意义。为了促进自己的生存和发展，我们的祖先曾经不懈地努力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特别是儒家提出的“赞天地之化育”[23]的思想，可以启迪人们在顺应自然规律的基础上，积极参与保护自然环境，促进自然环境和人类能够共同健康持续地向前发展。
中国古代关于“天人调谐”的各种学说，都是在积极探求天人的相通之处，以说明天人的统一、和谐和一致，告诫人们要顺从自然规律，按照自然规律行事。但是，在严格的意义上说，古人的“天人调谐”观，并不具有现代人所界定的“人与自然环境相统一”的意义，如果仅仅依靠“天人调谐”观所阐述的思想，去遏制现代人类的疯狂活动及其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破坏，当然是不够的。数千年来，尽管大大小小自然灾害不曾间断过，但是，古代的人们在同自然长期斗争的过程里，积累了许多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经验和知识。古代的“天人调谐”思想，正是这种经验和知识的总结和结晶。地球上的早期人类能够生存延续下来，不能不说与“天人调谐”思想的贡献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便是“和谐”，包括人之自我身与心、自身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超越之天地宇宙的普遍和谐。可以说，迫求普遍和谐，是中国哲学包括《易经》哲学、孔孟儒家哲学、黄老道家哲学、宋明理学共同一致具有的价值取向。“天人调谐”这样一种从一开始便深深扎根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的资源循环利用观念的形成和发展完善，它既是重要的价值标尺，又是深厚的理论渊源，具有重要的思想与理念启迪作用。今天，我们在继承中国古代天人调谐思想的基础上，树立起资源循环利用之观念，建设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正是要实现古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4]的伟大理想。
（二）中国传统经济发展中的循环观
中国传统的经济即是小农经济，而小农经济是精耕细作之农业，讲究“农时”即是重视“天时”，我国传统农业显然受到包括循环观在内的农业生态思想的指导。传统农业生态思想之精髓是传统哲学中的“天人调谐”观，强调“三材论”[25]构架下的天、地、人的协调统一。
在这种思想之引导下，传统农业将自然环境、动植物生产以及人的生产生活实践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因而中国传统历来重“农时”，在农业生产中，农作物生长节律及其周期循环与大自然之节律及周期循环是相对应、相协调的。对应于光、热、水、气等因子构成的时节循环规律，农作物之萌芽、生长、开花、结果、成熟等过程也有其相应的循环往复规律。把握这种循环往复之节律，是农业丰收的基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也。”唐褚亮《祭方丘乐章·舒和》：”一德惟宁两仪秦，三材保合四时邕。”宋范仲淹《易兼三材赋》：“《易》以设象，象由意通。兼三材而穷理尽性，重六画而原始要终。”
本保证。《夏小正》[26]把天地自然的大循环与农业生产、农事活动的小循环联系起来，认为农业生产活动的时节安排与宇宙自然的节律周期具有同步性，从而构建了人、生产生活与自然之间整体系统思想与循环思想体系。《诗·幽风·七月》、《礼记·月令》、《吕氏春秋·十二纪·纪首》等，都列出了每月之气候、物候、农事安排等，以气候、物候定时节，又以时节来安排农业生产活动。[27]美国农业科学家F.H.King，曾于中国、朝鲜、日本调查农业，与英国牧师J.Perey Bruce合著《Fann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即《中日韩四十个世纪的农民》。[28]F.H.King和J.Percy Bruce以土地为基础阐述中国文化，认为中国人像是整个生态平衡里的一环，这个循环就是人和“土”的循环，人从土里生，食物取之于土，泻物还之于土，一生结束，又回到土地，一代又一代，周而复始，人是这个循环的一部分，不是与土地相对立而是相协调的。农作物生长随气候、物候而周而复始，人与自然循环往复，都蕴含了生态之理念。可见，中国农业乃至中国文化实际上就是一种生态农业、生态文化，循环思想已渗透到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层面，而它首先用于指导农业，结合农事活动实践，产生了农业生态思想。循环之观念包含在生态思想之中，即农事活动的循环往复要与自然之节律循环相一致。
土壤轮耕与作物轮作是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之传统，是古代重要内容涵盖天文、历法、星象、物候、农事、政事等诸多方面，是研究先秦时期社会发展及农业生产状况和天文历法及物候状况的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物候学、教育学史、以及训话学都有价值。涉及到自然现象、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等，特别是生产方面的大事如农耕、渔猎、蚕桑、养殖等。书中文辞质朴，古奥难懂，故前人有“文句简奥，实为三代之书”之叹。
的耕作制度。“木胜土，土胜水，水胜火，火胜金，金胜木，故禾春生秋死，菽夏生冬死，麦秋生夏死，荠冬生中夏死。”[29]在此认识的指导之下，汉代人实行了麦、菽（豆）、秋杂（稻、谷、黍）两年三熟的轮作复种方式，那时，轮作与轮耕开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此后，此种轮作方式得到发展，特别是至后魏（北魏）时期得到了大力地发展，民间开始推广实施轮作制，并且出现了多种形式的间作套种方式，北魏末期和东魏杰出的农业科学家贾思勰提出了一套完整而又复杂的大田作物的轮作，即“作物轮栽”法。据其记载：“凡秋收之后，牛力弱，未及即秋耕者，谷、黍、穄、粱、秫茇之下，即移赢速锋之，地恒润泽而不坚硬。乃至冬初，常得耕劳，不患枯早。若牛力少者，但九月、十月一劳之，至春樀种亦得。”[30]可见，在那时，“作物轮栽”得到推行，土壤翻耕和免耕播种相结合的土壤轮耕方式得到了发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作物轮作与土壤轮耕实行了双循环，其方式：作物轮作采“冬麦——豆——秋杂（谷、黍）”方法；土壤耕作采“翻耕——免耕——翻耕”方式。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自唐宋以后，水旱轮耕的方式在稻作区得到普遍施行，基本的稻麦轮作的复种方式和一年两熟制、一年三熟制得到了有效结合，为当时农业生产和农事活动提供保障。可见，古代农事活动之中也已经蕴涵了丰富的循环思想。
由此可见，“天人调谐”的观念在中国源远流长，影响深远，它从根本上反映了中国先哲对个人、对社会、对自然的深刻理解。要求人们充分合理地利用资源，是一种有利于个人、经济、社会与生态自然环境的长远发展的伦理观。“天人调谐，思想有助于缓解社会物质供需之间的矛盾，有助于缓解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实现一种低水平的和谐共存，从而为传统的中华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强大人文推动力。历史发展到今天，在生产高度发展、物质财富空前膨胀的现代社会，面对大量宝贵资源被过度消耗、环境被严重污染的严重局面，天人调谐、资源循环利用作为一种传统德性，仍具有历久弥新的生命力，我们只有进行资源循环利用，才有可能走出当今所面临的生存困境，也才有可能为我们的后代留下较为适宜的生存条件。这种发展理念不仅表明人类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更表明人类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不仅表明当代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宏远志向，更表明当代中国建设节约型社会的决心和能力。总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调谐”的整体观念和循环观念，有利于很好地启迪我们当代国人树立起“资源循环利用”之观念，并据以进行制度建构之努力与开展资源循环利用之实践。
二、资源稀缺：现实资源困境的考量
对于人类来说，煤炭、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诸多矿产属于不可再生资源，而各种动物、森林、草原和其他植被属于可再生资源。由于近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大。人类利用自己的力量向自然的索取也越来越多。因此，地球上的不可再生资源，已经越来越少。对有限的不可再生资源，如果开采量过大，开采速度过快，那么不可再生资源的枯竭，将是不可避免的。可再生资源虽然可以不断更新、再生，但是它们的再生能力是有限度的。如果人类对可再生资源的消耗量，超过它们的自然再生数量，那么即使具有再生能力的资源，也会越来越少，最后，也同样会面临资源枯竭。为了维持自身的发展，人类必须合理地开发、利用和节约有限的自然资源，维持可再生资源的再生能力，实现人类的社会经济发展与自然资源再生能力的匹配和谐。
（一）全球环境资源问题
自工业革命以来，工业文明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物质财富，人类欣喜若狂，忘乎所以，人类以追求经济的高增长为终极目标，认为自然资源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和改造自然环境。因而长期以来，单向的线性增长模式是绝对正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如此，人类在创造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的同时，浪费了资源，污染了环境，破坏了生态，但是人类却仍然沉醉于自己改造大自然的强大力量和无穷智慧，从未反省过为什么收成减少、狂沙肆虐、洪水泛滥、湖泊干涸、物种灭绝……也未能深刻研究人类的历史，为什么一个个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消失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之中。[31]恩格斯说过，“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32]
从整体上来说，人类对环境资源问题经历了从无到有，从边缘化到中心化的发展过程。农业文明时期，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和改造能力都十分有限，尚处于“单纯时期”，因而不存在对环境和资源问题的担忧，也无需可持续发展、资源循环利用这些工业革命时代之后才逐渐产生发展的理论。人类社会的环境资源问题始于18世纪西方工业文明之后，经历了地域环境问题到区域环境问题再到全球环境问题三个阶段，并且这一过程是以惊人的速度发展演变的。[33]
第一阶段：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生产生活活动所排放的污染物和废弃物对环境和资源的压力越来越增大。这一时期，环境资源问题主要是局部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的破坏，人们也盲目深信随着科学技术的发达，这些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的。因此，在对待环境资源问题的态度和策略上，各工业国家主要采取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办法，而没能够“追根溯源，对症下药”。第二阶段：经历了一战和二战之后，人类痛定思痛，人们强烈渴望和平，和平和发展也逐渐成为时代的主题，世界各国全力发展经济，争取物质财富和精神福利，追求经济高增长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所追求的终极目标。人类大规模、大范围、全方位甚至可以说是掠夺性地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这种对自然资源的利用方式成为支撑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加速完成工业化的重要经济增长模式和主要途径，特别是石油、煤炭等能源和各类矿产资源逐步成为工业社会的主体性资源。在资源开发、原材料投入、工业生产、生活消费、经贸往来等活动中环境污染与破坏、资源废弃与浪费越来越严重，明显开始超越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环境承载能力。大炼钢铁所造成的烟尘等污染物随着大气的流动开始超越国界，从一国吹向另一国；跨国河流上游国排放的污染物影响到下游国对河水的生产生活利用；海上石油污染也随着石油运输的增加而增加，如此等等事实标志着环境资源问题开始从地域化向区域化方向转变。在此时期，人类开始较多地关注起环境资源问题。美国经济学家波尔丁发表“宇宙飞船理论”，从热力学角度证明了封闭的物质循环利用系统是可能的，这在当时祟尚高消费、追求高增长的经济大背景下敲响了人类粗放型资源利用方式的警钟，成为资源循环利用的开端。此外，“罗马俱乐部”的成立和《增长的极限》的发布；《东京宣言》的发表；“地球日”运动等环境保护运动的展开；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的召开、《人类环境宣言》的通过更成为人类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里程碑。在此基础之上，国际和国内环境法得到了迅速地发展。但是，尽管人类共同采取措施保护环境，但由于环境问题演变的惯性以及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等，导致了人类在发展与环境问题总体演变的倾向上把握不定。多数场合下，主管经济的部门在既得利益面前往往会侥幸地认为环境问题只是“雷声大、雨点小”，在现代科技进步面前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根本不会恶化下去。再加上各国的政治、经济利益以及国际关系复杂性等背景，全球环境保护和国际环境法根本无法实际履行。第三阶段：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全球化的进程中，发达国家大多由于国内自然资源的相对缺乏或者人力资源成本的相对较高，加之各国不断严厉的环境资源政策法规，开始在传统生产型产业转向技术含量和附加值高的产业。发达国家利用发展中国家引进资金技术和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通过向海外投资（主要是向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将淘汰的落后工艺、设备和废弃物输出到发展中国家，转移了环境资源问题。[34]与此相反，发展中国家由于各方面的落后，在引进发达国家资本、技术和设备，发展自己经济的同时，造成了国内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滥用的严峻压力，威胁到自身的长远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在此种背景下，环境问题的演变呈现出两种景象：其一，过去几个世纪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对环境污染、资源破坏的影响仍然存在；其二，发展中国家由于过度开发和利用自然资源，加剧了环境污染、资源破坏和生态恶化。其结果是：虽然各国都已经采取各种措施应对，不但局部环境只是发生转移而未能得到缓解，而且，由于污染物的长期积累和对环境资源新的浪费和破坏，导致了环境资源问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恶劣程度。[35]正如美国当代环境史学家唐纳德·沃斯特说：“当我们谈论世界环境危机时，我们所说的并非是战争或者饥荒这类由几个铁腕人物就可以很快扭转全局的短期灾难。我们所面临的是一种广为扩散的、系统的趋势，它大不可能由紧急关头的史诗般的英雄行为所扭转。”[36]美国世界资源研究所的一份题为“世界能够得到拯救吗？”的报告中指出：从本世纪初至今，全世界人口增加了3倍，世界生产总值却增长了20倍，矿物燃料使用量增加了10多倍。1900～1985年间，全球二氧化硫的年排放量增加6倍，氮氧化物增加10倍，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增加25％。1990年全世界农药销售额达到500亿美元，是1975年的10倍，由此而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是可想而知的。环境资源问题已非危言耸听，而是摆在人类面前严酷的事实，全球环境问题和资源危机已经到来。1994年德国出台了以发展循环经济为目的的《循环经济和废物处置法》，标志着德国成为世界上最早实施循环经济的国家。此后，欧盟各国、日本、美国等国家纷纷尝试循环经济试点和立法工作，日本则成为世界上循环经济立法最为完善的国家，循环经济发展最为成功。所有这些尝试，均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发展循环经济和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已然成为时代发展的趋势。
（二）我国的环境资源问题
1.资源储量有限
我国是一个资源大国，但同时也是人口大国。我国的资源具有明显的双重性，即资源总量大与人均占有量小。截至2007年初，全国已发现171种矿产，有查明资源储量的矿产159种，其中能源矿产10种，金属矿产54种，非金属矿产92种，水气矿产3种。[37]我国已成为世界上矿产资源总量丰富、矿种比较齐全的少数几个资源大国之一。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占世界的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铅矿不足2％。根据现有科学调查数据，我国常规资源占有量为世界总量的10.7％，人均能源资源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仅为发达国家的1/5～1/10。已探明的49种主要矿产的储量，居世界第三位，但是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量的1/4～1/2，有45种矿产资源人均量低于世界人均量的50％，其中铁矿石为世界人均量的42％，铜矿为世界人均量的18％，铝矿为世界人均量的7.3％。即使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其储量占世界储量的19％，但仅为世界人均量的89％；原油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平均值的1/10；天然气人均占有量仅为世界人均平均值的1/20。耕地面积约占世界耕地总面积的9％，人均耕地面积1.41亩，为世界人均面积的44％；人均森林面积1.98亩，为世界人均的1/5；人均木材蓄积量9.05立方米，为世界人均的1/8。[38]
2.资源利用粗放
目前，我国能源、铁、铜、铝消费量占全球总量的比例分别为1/6、1/3、1/5和1/3，其中，铁、铜、铝消费量世界第一。许多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均超过50％。到202。年基本实现工业化，我国石油、天然气、铁、铜、铝需求缺口均将超过50％。2008年，全国原煤产量27.93亿吨，比上年增长4.1％；石油消费量为3.88亿吨，同比增长6.3％，原油产量1.90亿吨，同比增长2.2％，石油净进口量1.98亿吨，对外依存度首次超过50％；铁矿石成品矿消费量为8.56亿吨，同比增长16％，铁矿石产量8.24亿吨，同比增长20.7％，铁矿石进口量4.44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51.9％；精练铜产量378.9万吨，同比增长10.1％，消费量538万吨，同比增长6.9％，进口铜精矿519.67万吨，对外依存度为65.5％。[39]
如今，我国钢材消量已经达到大约2.5亿吨，接近美国、日本和欧盟钢铁消耗量的总和，约占世界的50％；电力消耗已经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仅低于美国。中国油气资源的现有储量将不足10年消耗，最终可采储量勉强可维持30年消费。在铁、铜、铅、铝等重要矿产的储量上，无论是相对还是绝对，中国已无大国地位。而我国原储量、产量和出口量上均居世界首位的钨、稀土、锑和锡等优势矿种，因为滥采乱挖和过度出口，绝对储量已下降了1/3～1/2，按现有产量水平保障程度亦已不超过10年。我国在资源利用上仍处于粗放型增长阶段。例如，以单位GDP产出能耗量表征的能源利用效率，我国与发达国家差距非常之大。日本为1，意大利为1.33，法国为1.5，德国为1.5，英国为2.17，美国为2.67，加拿大为3.5，而我国高达11.5。每吨标准煤的产出率，我国相当于美国的29.6％，欧盟的16.8％。日本的10.3％。
我国冶金、化工、建材、石化等工业对能源和自然资源的消耗量极大，并且在生产过程中又伴随着大量的各种形式的排放物，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和环境污染。我国目前钢铁、电力、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单位产品能耗比国外先进水平平均高20％左右；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约30％，比国外先进水平低20个百分点；全国煤矿平均采收率仅为30％左右，全国石油平均采收率仅为27％；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为55.8％，堆积量达几十亿吨，不仅浪费严重，而且占地多；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仅为60％左右，而国外先进水平已达85％左右，农业灌溉用水利用率为45％左右，低于发达国家20～30个百分地点，每万元GDP用水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倍；土地粗放经营，1997年～2004年8年间非农建设占用耕地2147万亩，土地利用率仅为60％左右，弃耕严重，全国农作物复种指数已不到140％，化肥利用率也只有30％～35％，而发达国家已达6发0％；木材综合利用率约60％，而国外先进水平达80％。[40]
总之，过去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建立在“三高一低”的粗放型经济发展模式基础之上的。这种经济模式的运行，经济发展过程是一种“资源——生产——消费——废弃物排放”的单向线性过程。一方面，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在造成巨大浪费的同时，导致许多自然资源的短缺和枯竭；另一方面，我们高强度地开采利用各种资源，然后将废弃物和污染物大量地直接排放给自然界，导致环境污染与生态灾难。其实际是一个资源索取、废物排放的“强盗”过程，大大地超出自然界的自净能力和承载力，使人与自然的矛盾不断趋于尖锐，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遭遇了环境资源的“瓶颈”局限。
3.资源形势严峻
到2020年，我国要实现GDP在2000年基础上翻两番，对矿产资源将产生巨大的需求压力，使我国矿产资源对经济社会的保障程度和形势日趋严峻。经科学调查研究得出：到2010年，我国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中有22种对经济建设需求不能保证或者不能基本保证，而在可以保证优势矿产中，相当多的矿产是市场容量不大的非大宗使用的矿产。未来20年，预计我国的石油缺口将超过60亿吨，天然气缺口将超过2亿立方米，钢铁缺口将达30亿吨，铜缺口将超过5000万吨，精炼铝缺口将达1亿吨。我国水资源短缺问题，也将成为未来经济发展和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制约因素。据预测，到2030年我国人口将达16亿，在充分考虑节水的情况下，预计用水总量将达7000～8000亿立方米，要求供水能力比现在增长2000多亿立方米。即便这新增的2000多亿立方米供水中，500亿立方米直接由河道引水，尚有1500亿立方米需要兴建各种蓄水工程，其工程量是可想而知的。届时即使财力允许，其他限制因素尚难预料，开发难度是相当大的。今后30～40年，是中国人口进一步增长，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城市化、工业化的过程中，工业建设和基础设施建设用地规模和数量均会不断增加，对土地资源的需求压力不断增大，考虑节约用地、垦荒、土地整理、复垦等因素，估什到2030年耕地净减少530万公顷，耕地总面积为12470万公顷，人均占有耕地仅为0.08153公顷。我国森林资源不仅总量不足、覆盖率低、分布不均，而且土地利用结构、林龄结构、林种结构都不合理，随着我国对木材需求量急剧增大，木材供需缺口越来越大，加之各国对森林生态价值的关注，幻想长期从国外进口解决此难题已太不现实。目前，我国木材年需求量为3.7亿立方米，而国内供应量仅为1亿立方米左右，缺口很大。预计到2010年我国木材供需缺口将达到3500万立方米左右。由于国内资源的短缺，资源能源尤其是战略资源能源对外依存度不断增大，从而使得资源能源形势更加严峻。[41]
“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以及“21世纪头20年，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42]这是我国资源循环利用的背景。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生态环境脆弱。在资源存量和环境承载力上，由于过度开采和低水平利用，传统的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已经造成了过度的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与生态灾难。我国许多资源已后备不足，未来资源形势十分严峻，且已经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形成制约。从现在到2020年甚至更长时期内，是我国经济迅速增长但我国资源最为紧张环境压力最大的时期。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资源消耗量的增大，人均资源需求量还将进一步增长，从而将形成对资源超常规利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巨大压力。能否稳定持续地实现资源供给以保证国民经济快速健康发展便成为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如果我们能够渡过因经济快速增长，加上人口总量进入峰值阶段所带来的资源短缺这个最为严重的时期，实施好中央既定战略目标，那么过了这20年，随着人口高峰的过去、人口素质和科技水平的提高，我国的资源紧张状况将趋于缓解。而克服当前资源短缺矛盾的重要手段就是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可再生资源的开发利用。因此，面临现实之危机，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是中国21世纪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否则，我们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具有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资源供给能力，到本世纪中叶也就难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
这些严峻且不可回避的困境和挑战摆在国人面前，迫使我们对待资源和环境的态度必须进行反思和重新选择。在全球生态伦理与资源循环利用思潮的涌动下，“资源循环利用”成为我们的最佳选择。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采取各种有效措施，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消耗和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取得最大的经济产出和最少的废弃物排放，实现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
三、市场路径：经济学基本理念的启示
自经济学诞生以来，稀缺与效率就是经济学的双重主题。经济学是“研究如何利用稀缺的资源以生产有价值的商品，并将它们分配给不同的个人”的科学。[43]因此，经济学可以被定义为：在稀缺性条件约束下作出选择，以满足个人和社会对物品及劳务的无限需求。这一定义蕴涵着三个核心思想，即一是人类的欲望是无限的；二是自然资源是稀缺的；三是社会必须高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因此，资源循环利用思想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渊源之一，通过对经济学发展的揭示能够清晰地阐释资源循环利用的市场路径依赖。
（一）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人类为了生存，首先必须获得满足自己生理需要的必要生活资料，如：食物，衣服，住房……但是，人的欲望是越来越膨胀的，正谓“人心不足蛇吞象”[44]，在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中人类表现出无限的欲望。表现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之中：当我们进入一个豪华餐馆用餐，不仅是为了填饱肚子，更是为了获得一种高级服务和享受；当我们追求形形色色、所谓世界名牌的靓丽衣服，不仅是为了遮体避羞、保暖御寒，更是为了追求美观与华丽；当我们已经拥有一间遮风挡雨的陋室，还希望有一幢带游泳池的私人别墅……永无止境的欲望促使人们去认识和改造世界，然而，满足人类欲望的劳动产品却是有限的，因为劳动产品的基本生产资料即劳动、资本、自然资源都是有限的。[45]在经济社会，由于生产资源都是经济物品，因此，不仅经济学家们总是围绕稀缺性周旋，而且社会、企业、个人等都无法回避因稀缺性导致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当人类开始认识到用以满足我们无限欲望的资源是多么稀缺的时候，我们便开始追求经济效益，[46]即在稀缺资源的约束下，用最少的投入去获得最大限度的产出，满足我们的各种需求。
经济学家常常用生产函数来描述各种经济量之间的关系。例如：假设Q代表产出量，L代表劳动量，K代表物质资本量，H代表人力资本量，N代表自然资源量，A代表经济中的技术水平，那么可以写出生产函数：Q＝AF（L，K，H，N），式中，F（）表示一个各种经济量如何结合起来以生产产出的函数。在田园经济时代，在不存在土地占有和资本积累的情况下，N很是丰富，L是当时的稀缺要素，Q的增加即经济的增长取决于L的增加，而L的增加取决于人口的增加，因此，增加人口成为当时政府重要执政目标之一。到了工业化时代，绝大多数的土地都被占用和开发，土地变得越来越稀缺，租金开始上涨，土地、劳动力和产出Q的平衡增长不复存在。这一时代的一大特点是机器的出现，大幅度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因此，A的提高即技术的进步使机器代替了大部分人力劳动，A成为这一时代的关键性生产要素，而K成为相对稀缺的要素，谁拥有更多的K，谁就拥有了更多的机器，就意味着拥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意味着更巨大的利润。而在追求现代化的今天，世界人口已经增长至60亿，我国的人口已超过了13亿，劳动力L已严重过剩，支撑人类经济系统的承载力相对愈发脆弱，N成为了当代最稀缺的生产要素，成为制约现代社会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在这一背景下，仅仅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经济增长的方式即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不再可靠、不再可取，更需要从根本上提高自然资源的生产效率，即一方面需要提高能源和原材料的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必须消除或尽量减少环境污染，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在此生产函数中，N也从影响经济增长的外生变量成为内生变量，自然资源N也包含了环境资源的要素，这已经成为现代社会所有人的共同价值理念，是现代社会秩序型构的基础。
（二）资源循环利用的效用分析
1.成本理论分析
根据西方经济学厂商成本理论，经济成本是厂商使用生产要素时应该支付的代价，包括显性成本、隐性成本和正常利润。显性成本是按要素的市场价格直接支付的成本；隐性成本是厂商使用自己的要素，向自己的要素支付的报酬；正常利润是厂商支付给自已作为企业家才能的报酬，隐性成本的一部分，列入经济成本，不在经济利润之内。当总收益减总成本等于零时，没有超额利润但有正常利润。会计学中费用是指企业为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所发生的经济利益的流出。费用中能予对象化的部分就是成本，如生产成本；不能予对象化的部分，则是期间费用，如企业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和营业费用。生产性企业的产品生产成本，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和其他直接费用，以及为组织和管理生产经营活动而产生的共同费用和不能直接计入产品成本的各项费用，如制造费用。
资源循环利用，其成本则伴随着资源循环利用生产经营管理活动而产生，包括产品生产成本、期间费用、应交税金。然而，资源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运行的核心，具有很强的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清洁生产的实施必将带来环境成本的投入。这里的“环境成本”是一个广义成本，环境成本一旦产生便渗透到供、产、销各个生产经营环节，很难将其对象化。要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必然存在环境成本问题。但是，同传统经济发展模式下“末端治理”投入成本相比，资源循环利用的环境成本又有一些特别之处，这种特异性主要表现为两大特征：一是投入上的先期性。投入上的先期性是指资源循环利用实施前需要投入大量的成本，即实施资源循环利用运行需要投入相当一部分先期资源来做准备，如清洁生产设备购置、人员培训等等，这都是在资源循环利用战略实施前需要大量投入的。而传统经济“末端治理”是在污染发生后购置排污设备，所以环境成本的产生是被动发生的环境成本；二是边际成本的递减性。资源循环利用运行投入的环境成本随着产量的增加边际成本降低，边际收益递增。而传统经济“末端治理”随着产量的增加，污染物排放量增多，污染治理的费用递增，它在相当程度上抵消了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
2.收益理论分析
现代西方经济学中收益是指厂商出售产品所得到的收入。收益可以划分为总收益、平均收益和边际收益。总收益是指厂商按一定价格出售一定量产品时所获得的全部收入，即价格与销售量的乘积；平均收益是指厂商出售一定数量商品，每单位商品所得到的收入，也是平均每单位商品的卖价，它等于总收益与销售量之比。由于完全竞争市场厂商只能按既定价格出售，因此平均收益也等于商品的单位价格；边际收益是指厂商增加一单位产品销售所获得的收入增量。商品价格为既定时，边际收益就是每单位商品的卖价。
会计学中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及让渡资产使用权等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总流入，包括销售商品收入、劳务收入、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租金收入、股利收入等。按照企业经营业务的主次分类，可以把收入分为主营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
结合西方经济学以及会计学对收益的定义，资源循环利用收益是指一定经营期间的资源循环利用经营收益，包括财务收益和非财务收益（无形收益）。财务收益水平主要包括销售商品收入、自然资源收入、资源环境保护收入等能用货币计量的收益。非财务收益（无形收益）是通常不能用货币计量的收益，如管理者管理水平的提高，员工环保意识的增强，培育消费者绿色消费等环境收益及社会收益。这些无形收益增强了资源循环利用的竞争力，也间接地增加了资源循环利用的经济收益。
资源循环利用的收益与传统经济学的收益概念相比，具有两个特征：一是收益的长期性。资源循环利用收益的长期性是指资源循环利用过程中，运用初期由于运行边际成本较高，运用成本较大，经济收益极为有限。但随着资源循环利用的不断进行，边际成本逐渐降低，运行成本必然降低，经济收益提高；二是收益的不确定性。从理论上来看，由于影响资源循环利用的因素较多以及评估方法等选择不同，并且全面评价循环经济运行下资源循环利用经济收益的一些必须数据和资料通常不易得到，或者纵然可以获得经济收益的相关信息，但至多也是一个估什值而已，不一定准确。由此测算出的经济收益当然难保其可靠性，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从实践来看，资源循环利用的收益不确定性是指资源循环利用过程中由于受到各种风险因素的影响，导致收益存在着不确定性。
3.效用比较
良好的收益取得关键在于对成本的控制。当进行资源循环利用后，资源循环利用目标由传统经济模式下单纯地迫求自身经济收益，转变为追求自身经济收益、环境收益以及社会收益等综合性收益。因此，循环经济运行下资源循环利用的收益外部表现应该是多维的，其迫求的目标也应该是多元的。
在经济学成本收益的效用比较之后，从宏观层面即国家或政府的角度（社会公益角度）来说，把稀缺性迫踪到源头即我们所生活的地球，地球提供给我们的自然资源是十分有限的。我们不能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盲目相信技术的力量而仍然像现在这样盲目的消耗自然资源，而在技术无能为力的时候便把我们自己生活的环境搞得千疮百孔。因此，未雨绸缪才是正确的选择，在经济增长方式粗放的情况下，出台有效的政策积极推动资源的循环利用，倡导民众树立起“资源循环利用”的观念，使我们在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同时更好地融入到我们所生活的环境中去，实现人、资源、环境之间的和谐，开拓出一条资源循环利用、人与环境和谐之路。
四、理念重塑：安全理念的变革与发展
由于各个法律部门作用领域的区别和自身固有的法律理念的不同，对安全价值追求的效用自然不同。同时，我们也应当知道，构成价值体系的要素绝不是一成不变的，因为各种社会价值都是历史的产物，因此社会生活的变化必然使社会价值乃至法律价值发生变化。“生态文明”时代的安全理念不但包括了人身和财产安全，更重要的是包括了资源安全在内的生态安全。
（一）安全理念变迁史
在原始社会和农业文明时期，由于家族制度的局限、重农抑商思想的羁绊、自给自足生产方式的主导，使得商品交易不活跃，生产者同时作为了消费者，具有极大的封闭性。而各法典对财产的保护，大多限于定分止争的使命，所有权的归属与保护成为对财产安全保障的主要使命，市场交易制度无所作为，因此呈现出对财产的静态利益确认与静态占有安全状态的追求。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孕育与发展壮大以及相伴而行的资产阶级革命，实现了人类社会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的第一次社会转型。在这场“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中，农业时代的人身依附与束缚关系也不复存在。随着启蒙思想家们高举“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的旗帜，传统的身份地位安全观被个人人身安全取而代之，进而要求新兴的资本主义法律在平等的基础上保障社会成员的健康、名誉、身份、意志的安全与自由，个人独立意识凸显，而保障个人最大财富——自由，成为此时人身安全观的核心。生产力大幅度提升，社会财富也空前丰富，私有财产日益细分为各种不同类型，法律在对财产的静态保护完善、提升的同时，更加注重了对财产的动态文易安全的保护，在物权法中丰富了善意取得、公示制度等。自由竞争成为市场的主导行为选择，商品流通速度增快，交易活动成为社会主旋律，强调意思自治、平等自愿的交易过程。与此同时因交易的主体、客体、方式的日益复杂出现权利的冲突与纠纷，交易安全问题浮出水面。与之相对应的是债权法、合同制度的飞速发展，成为保障当事人自治意愿、促进交易流程与安全的制度支柱。[47]因此，近现代民商法的一项重要价值是保障交易安全。交易安全的核心意义，一言以蔽之，即在于确定民事权利的界限。它通过确认和保护自然人、民事组织的人身权和财产权，设定民事行为规则，追究民事违法行为的民事责任，以保障私人民事权利不受侵犯和民事文易安全。其实质是确保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的有效发挥。
“法律力图保护人的生命和肢体，预防家庭关系遭到来自外部的摧毁性的破坏并对侵犯财产权规定了救济手段。此外，法律在创立防止国内混乱的措施、预防外国入侵的措施方面也都发挥重要作用。在巩固国家、群体和个人通过政治斗争的手段而获得的自由和平等方面的进展的过程中，法律也践履着一种重要的安全功能。”[48]总之，传统法律意义上的安全是指人身和财产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它在法律中的作用之一就是使人民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并使这些价值状况稳定的发展下去。
然而必须指出的是，传统民商法的安全观念是建立在相对人安全及交易安全基础之上的，其实质是一种个体安全观念，目的在于保护个体行为的安全。传统民商法的安全内涵在于确立一种合理的市场行为秩序，为此而设计的交易安全规则就是使市场行为的秩序化。
这种秩序以遵守法律与信守道德为基本特征，其核心仍然是利己主义，形式仍为传统的等价观念与善意行为。利己主义走向极端，即显示出对社会公理的一种破坏，传统安全观念偏狭于个体安全一隅，没有社会安全的整体观念，安全的保障寄希望于相对人的监督及法律的规则设防，对危及社会整体安全的行为缺乏相应的法律制约机制与监督机制。
就在近现代社会对于个体安全给予最大关注的同时，人类社会却遭遇了空前的生态危机。土地沙化，能源枯竭，河流污染，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究其原因，传统法律由于对个人主义和个体安全的过分关注而忽视了对社会整体安全的追求。例如，不管是一次性消费、过度包装还是鼓励对物品的排他性占有，我们从中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它们对消费者个体而言都是有利的，但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这种消费模式带来的是资源消耗的成倍增长和生态环境的污染加剧。市场经济在传统法律安全理念的呵护下冲破国界，成为全球的主流经济模式，与此相应的是支持这种经济模式的消费主义价值观的普适化。工业文明所带来的巨大物质财富不断满足人们的奢华享受的欲望，这样的消费既是现代经济学的追求，又是传统法律发挥其保障文易安全作用的结果。当需要通过使用商品来满足人们的欲望的时候，那么，商品交易的安全就是必要的、合理的。而且，商品的交易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因为通过加快消费速度，就可以增加消费量，从而加快商品的流通，进而实现利润量的增值，实现经济的增长。因此，在这样扩张性的经济学的盘算中，“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方式是最合理的，也是最需要法律保障其交易安全的。
然而，这样的经济模式是建立在自然资源是无限的这一假设之上的，传统法律在保障个体交易安全的同时忽视了一个生态学原理，那就是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并且这个生态系统对其能支撑的人类发展行为是有限的。传统文易安全理念下，商品大量交易、大量消费所导引的人类欲望将超越地球生态圈的承受限度，而大量废弃所造成的垃圾过剩也将超越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转化限度。可见，当代生态危机的两个重要方面——资源枯竭和环境污染——是传统法律在保障个体安全情形下所无法克服的危险和威胁。也就是说，传统法律在使个人微观利益得到维护和个体安全得以实现的同时，却欠缺对社会的整体安全的迫求和维护。人类超越自然界建立了高度繁荣与发达的人文社会，但生态环境问题却成为全球性的公害，并严重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使人类处于一种面对生态危机的风险境地。风险的存在是安全理念产生的驱动器，人类当前所面临的危机要求我们要用新视野审视传统法律的安全理念，呼唤新的有利于排除生态危机的新的安全理念，并衍生出与之相契合的新的法律，这个新的安全理念就是生态安全理念。
（二）生态安全理念解构
人们在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又把大量的废弃物排放于自然。现代人类活动，消耗了过多的自然资源，排放了过多的污染物和废弃物，人类不仅面临资源减少甚至枯竭的压力，同时还在经受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的威胁。当代人类的活动，向自然排放的污染物和废弃物的数量，已经超过了自然环境承载能力，环境污染已经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灾难性事件。目前，世界上少数国家花费巨额资金治理环境，使得环境污染状况有所缓和。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环境污染和破坏给人类造成的威胁却越来越严重。环境保护所取得的成果，远远不能达到确保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环境要素质量。人类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必须考虑自然环境的承载力与生态资源的可持续保障力，保持经济社会发展与自然环境承载力的匹配与和谐。
现代人类所面临的人与环境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迫使人类开始对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通过对现代环境问题的严重状况和产生原因进行系统地研究之后，可以得出结论：在过去近百年来，以燃烧矿物燃料为主要动力，以无节制地开发和消耗自然资源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造成环境灾难的根本原因。为了当代人类以及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各个国家必须抛弃现在普遍采用的以污染环境和无节制开发自然资源为代价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必须采取以清洁能源为其动力，合理开发、利用和节约自然资源、维持生态平衡和保护环境为战略思想的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为了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必须以中国先哲的“天人调谐”思想以指导，努力恢复和改善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统一关系。为了恢复和重建被破坏的生态平衡，为了节省有限的自然资源，世界各个国家必须改变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必须改变以高消费为特征的生活模式，特别是必须抛弃和抵制那种以追求豪华、阔气为特征的奢侈生活方式。为了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生存和发展，我们这代人在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必须付出必要的代价，做出必要的牺牲，这是当代人因为其不当行为必须要付出的代价与成本。
事实上，生态安全概念是在人类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资源环境承载力产生巨大压力的背景下提出来的。生态安全问题是由于资源的供给相对于需求的不足，人类生产生活相对于自然承载力而产生的。一方面，由于自然资源储量是有限的，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又难以产生为人类所接受的替代性资源，于是在一定时空范围和一定技术经济条件下，资源供给相对于资源需求而言总是有限的，随着人口的急剧增加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资源供给就越来越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资源需求；另一方面，因资源的不合理利用而带来的对资源系统整体性的破坏，进而导致资源质量和数量的整体下降。资源的危机必然预示着生态环境的危机，在这个意义上说，由于资源与生态环境对人类发展的不可持续支持，生态安全是一个关系到人类能否延续的时代课题。如果不能够及时预见和理性处理资源供给与需求的矛盾，不能处理因人类行为而致的生态环境危机，则迟早会出现资源供应不安全与生态环境灾难，严重影响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自从20世纪中叶资源与生态环境问题大规模爆发以来，到资源环境危机呈现全球化的今天，在我国面临“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率的粗放型增长方式仍未根本转变，资源利用率低，环境污染严重”以及“21世纪头20年，我国将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面临的资源和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的局面，我们开始重新审视自然、追寻历史、反思自身之行为，并逐渐转变了安全观念，转变了对待大自然的态度。“千呼万唤始出来”，在生态安全理念的导引之下，资源循环利用观念逐渐产生并发展起来。生态安全理念下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现为资源使用的良性循环，资源能够持续、稳定地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二节 资源循环利用的内涵构成与关健环节
根据资源的成分、特性和赋存形式对自然资源综合开发、能源原材料充分加工利用和废弃物回收再生利用，并且通过各环节的反复回用，发挥资源的多种功能，使其转化为社会所需物品的生产经营行为，便是资源的循环利用。资源循环利用渗透于资源的开发投入、生产使用、流通消费、回收利用等领域，在各个不同阶段和领域，资源循环利用开展和实施的重点有所不同，正确认识资源循环利用的内涵及其关键环节，有助于资源循环利用活动的开展和“两型”社会的建设。
一、资源循环利用的内涵构成
冯之浚先生认为，“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也可以称为资源循环型经济。”[49]陈德敏教授指出，“资源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循环经济的中心含义是‘循环’，强调资源在利用过程中的循环，其目的是既实现环境友好，也保护了经济的良性循环与发展。”[50]“循环”的直义不是指经济循环，而是指经济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资源在国民经济再生产体系中各个环节的不断循环利用（包括消费与使用）。资源循环利用是指：（1）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2）能源原材料在生产加工过程中通过适当的先进技术尽量将其加工为环境友好的产品井且实现现场回用（不断回用）；（3）在流通和消费过程中的最终产品的理性消费；（4）最后又回到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资源回用——实现以上环节的反复循环。[51]可见，循环经济所最强调的是资源的循环利用。曲格平教授指出，“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源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经济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52]从以上专家对循环经济的概括中，可以看出循环经济的基本内涵即是资源的循环利用。关于资源循环利用的内涵构成，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在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指引下，循环经济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种人类社会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而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的，因此，资源循环利用是推进循环经济的实现方式。传统经济发展模式是直线的、单向流动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线性过程，而资源循环利用具有“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特点，它不同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是一种物质资源的闭环流动过程。它很好地体现了经济发展与资源合理利用、环境保护的协调，是实现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和实现方式。
第二，资源循环利用的基本原则是3R原则，即减量化（Re-duce），再利用（Reuse）和资源化（Resource）。减量化是指改变旧的生产方式、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工程和企业土地、能源、水和材料投入，并且减少废弃物量，因而又叫减物质化。再使用是指尽量延长产品寿命、做到一物多用、尽可能利用可再生资源、减少废物排放。资源化是指废弃物的资源化，使得废弃物转化为再生原材料。吴季松先生还将3R原则作了拓展研究，[53]把减量化概念延伸到在提高人类生活水准中，合理地减少物质需求（满足的是需求，而不是欲望），例如水资源以供定需，节水为主，调水为辅等。把再使用概念延伸到企业和工程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的领域，例如尽可能利用地表水、太阳能和风能等。把资源化概念延伸到整个经济体系由生产粗放的开链变为集约的闭环，形成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与产业体系，例如土地复垦、中水回用和余热利用等。资源循环利用的根本目标也是循环经济的根本目标，即要求在经济流程中系统地避免和减少废物，而废物再生利用只是减少废物最终的处理方式之一。
第三，传统经济的基本特征是“高投入——低利用——高排放”，恰恰相反，资源循环利用的基本特征是“低投入——高利用——低排放”，因而，资源循环利用是以先进技术为依托的。资源循环利用要求用尽可能少的物质投入生产出尽量多的产品，延长和拓展生产技术链，使废弃物在企业内部、企业之间得以消化，促进资源利用的多元使用和高效利用，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在资源开发投入、生产使用、消费流通等领域实行废弃物全面回收，经过技术处理得以循环利用；对生产企业无法处理的废弃物进行集中回收和处理，减少资源开采、不可再生资源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通过资源循环利用的方式，实现循环经济的目标，减少资源能源投入，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率，从而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双赢。在达致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基础上，追求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是资源循环利用的根本特征。
第四，资源循环利用渗透于资源的开发投入、生产使用、流通消费、回收利用等领域。我国目前资源的低效利用和严重浪费，大量的存在于开发投入阶段，因而自然资源的合理开发十分重要，资源循环利用应延伸至资源开发领域。因此，在开发阶段，应实现资源的多元化开发，将资源的无谓消耗和环境污染扼杀于开发阶段；针对我国目前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主要来自于生产过程，能源原材料在生产加工过程中应通过先进技术尽量将其加工为环境友好型的产品并且实现废弃物的不断回用；在流通和消费过程中，要引导消费行为，倡导最终产品的理性消费，消费那些对环境污染少的、而又节约资源型的产品；最后，正所谓“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垃圾是地球上唯一增长的资源。”应充分利用生产过程和消费过程中被废弃的所谓废弃物，推动垃圾处理的产业化，将生产和生活垃圾资源化。
第五，资源循环利用需要在公民个人、企业、企业之间及至整个社会不同层面展开。从而可分为几个层次的“循环”：企业内部的小循环，企业之间的中循环和社会范围内的大循环，作为公民个人来说，应当谨记循环理念，做到生产生活中的点滴循环。企业内部的资源循环利用是单个企业内部的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企业间的资源循环利用是通过组织生态产业链，通过建设先进的生态产业园区的方式，把不同的企业行业组织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使一家企业内部无法消化的废弃物成为另外一家企业可供利用的资源。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循环利用是通过发展清洁生产、生态消费和资源回收利用产业，是生态产业园在社会范围内的扩展，在全社会范围内实现“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资源循环利用的实现不能单靠某一层次循环的实现，只有实现小、中、大循环等各层次循环的逐渐展开，才能真正实现最终的资源永续利用。
二、资源循环利用的关键环节
资源循环利用是涉及资源原始开采、资源加工利用、社会生产环节、流通环节及消费环节等社会运行全过程的完整体系。就要素组成而言，资源循环利用又涉及矿产资源、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可再生资源及废弃物循环利用等诸多要素系统。如此庞大的资源循环利用系统构成，对其关键环节的研究就显得极为重要。
2006年在苏州召开的中国国际循环经济博览会暨循环经济立法与政策研讨会上，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在“关于循环经济立法的若干思考”一文中指出，“要按照‘三化’的原则，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产品消费、废物产生等各个环节，逐步建立全社会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54]在《资源循环利用论》一书中，陈德敏教授认为，“资源循环利用，应当贯穿于资源开发、资源投入、资源回收的各个方面，必须从源头开发、生产加工、消费后回收利用等途径进行规划调控，做到合理开发利用资源、实施清洁生产、改变传统消费方式，多渠道综合提高资源利用效益，保障资源循环利用链的紧密衔接，实现我国资源的永续利用。”[55]由此可以看出，循环经济是以“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从过程来讲，循环经济是流程反馈式经济，在生产、流通、消费的每个过程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反复利用或者再生利用，这样才叫“循环”。循环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是对生产、流通、消费等各领域废弃物全面回收，经技术处理进行循环利用。因此，我们认为，资源循环利用应包括资源开发——生产——消费——回收利用等环节。
资源开发环节中的资源循环利用，主要是提高矿产资源、能源等的开采效率，综合开采利用共生矿、伴生矿，实现对资源的多产业利用，避免或者减少资源开发过程中无谓的资源浪费，以期充分利用。为此，地质勘查部门在地质勘查过程中应充分论证资源的开发方式并提供资源循环利用的方案建议；矿产开发利用设计部门在确定开采方案时，应提出切实可行的关于共生矿、伴生矿回收利用方案以及矿井水循环利用、尾矿循环利用和无害处置等方案。在资源开采的某些领域，政府还需对开发者综合运用环境行政合同、环境行政指导等柔性手段，以敦促开发者综合高效地开发自然资源。
生产建设环节，资源循环利用包括“在工业生产中、农业生产中和建设项目中的资源循环利用。”[56]在生产环节，主要涉及生产建设过程中贯彻减量化、再使用、资源化原则的要求，关键在于实现微观层面的清洁生产。在工业生产中，主要是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即在产品生产过程和使用过程中，要尽量避免废弃物的产生，在产品使用完后，要重新利用或者对废弃物的处理不会对环境产生消极影响，生产企业承担废旧产品和包装物的回收利用责任。此外，还应要求对重点行业、重点产品的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进行限额管理；生产过程中对“三废”的内部吸收、综合利用；产品的设计考虑在其生命周期内对人体健康和环境的影响等。在农业生产中，建立和实行农村清洁能源保障制度、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制度、农民环境资源保护观念培育制度；延长农业产业链和产品链，建立比较专业的农业废弃物的综合回收利用或无害化处理体系，推广农副产品的深加工。这样，不但可以推动农村就业、增加农民收入，而且实现了农业生产活动中的资源循环利用。在建设项目中，严格禁止“三高”（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项目、限制资源利用率低、污染严重的项目；严格监督实行“三同时”制度，其中，与建设项目配套的环境保护设施应当包括资源循环利用工程建设；在建设项目的选材上，优先选用节能、环保的产品，优先使用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的企业的产品。在生态产业园区，对不同企业行业进行整合，从而形成生态产业链，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和废弃物排放的最小化，也即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的中循环模式。
消费在经济社会运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产品或服务只有在被消费者最终消费之后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因此，倡导生态消费政策是构建循环经济最重要的一环。在消费环节，资源循环利用主要指是政府要制定生态消费政策，并逐渐建立起生态消费制度。具体的政策措施表现为：提倡适度消费、倡导绿色消费、抑制过度消费；对资源能源消耗大的产品实行严格的市场准入制度，坚决淘汰高消耗或高污染的产品和企业；对进出口产品进行严格控制，禁止或限制出口高能耗、高污染的产品，鼓励出口能耗低、无害化的高新技术产品，禁止进口达不到国家最低能效标准的产品，鼓励进口先进技术设备、国内短缺资源或由其生产加工的产品；对于水、电、气等重要的资源性产品实行消费定额或限额管理；对宾馆、酒店、商场、餐饮、娱乐等服务行业实行循环经济规制；编制一次性使用产品目录，抑制一次性用品的消费；对某些产品和包装物，根据其性质，实行废旧物回收押金制度或采取交售方式回收或采取收旧售新的方式回收。最后，就是全社会范围内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建设：建设项目必须达到一定的节能、环保标准，建设资源节约、循环利用型的市政工程、公共设施，使得消费者生活在节水、节电、节气的循环型生活环境中，消费者的吃、穿、住、行等活动都在一个追求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提倡生态消费的社会中进行，从而在社会层面逐渐建立起生态消费和资源循环利用体系，进而达到实现循环型社会的目标。以美国为例，“循环消费已成为美国社会和经济生活中的一大现象，其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规模已不亚于以废品、垃圾处理和加工为中心的资源再生工作。”[57]
废弃物回收利用环节，主要涉及对在生产、消费过程中所废弃的原料和物品的回收利用，使之成为可再生资源。废弃物回收利用是资源循环利用的非常重要的环节。按照统筹规划、合理布局的原则，规划建设安全、环保和符合消防要求的可再生资源回收网点、再生资源交易市场以及再生资源产业园区。对相关的再生资源回收利用企业进行资质认证和人员资质登记，规范再生资源回收利用的管理。在回收利用可再生资源方面，禁止本地垄断行为。分别规定对报废的机电设备、废旧建材、家电等各种废旧物品的回收利用。对废旧物品回收进行规范市场管理，对城镇和交通比较便利的农村生活可回收废弃物实行分类回收，设置分类回收点等。
第三节 资源循环利用的逻辑起点
我们积极地研究和推进资源循环利用的基本目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引导人们回答如何利用资源，并且以怎样的价值态度来对待自然的问题。个人行为离不开一定的价值准则，每个特定的个人行为都有基本的价值取向，这个价值准则决定着个人行为的目的及行为本身的正当性。同样，个人乃至整个社会，对人的行为也有判断其正当性的价值准则，因而也有其特定的价值取向，人们判断个人行为是否正当，就是根据一定的价值准则进行的。研究资源循环利用的逻辑起点即是探索人们资源循环利用行为的价值取向及构建资源循环利用制度的正当性基础。
一、“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及其评析
关于资源环境（自然）的价值取向问题，在20世纪中叶以前，“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了西方哲学、伦理学的思想和方法论基础。早在古希腊时代，思想家普罗塔戈拉明确提出“人类中心主义”的命题，认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亚里士多德则在总结古希腊科学哲学思想以及简单科学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地球中心天动说”，这种理论为西方宗教特别是犹太教和基督教以“神——人——自然物”的等级观念统治人类精神世界和人类征服大自然的思想作出了“科学”的阐释，因此这一理论在罗马时代为教会公认并广为传播，由“地球是宇宙的中心，人类是地球的主宰”所构成的“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统治了整个西方世界长达1600多年。
中世纪的托马斯·阿奎那就认为，地球上只有人类具有智力，因此地球上所有的上帝创造物，都必须接受具有卓越智慧的人类所支配。尽管后来哥白尼提出并论证的“地动说”思想一举推翻了亚里士多德的“天动说”，但是，由于西方社会人们的世界观长期受到宗教思想的统治，以至于“地球上一切物资都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思想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58]随着人类生产力的逐步提高，作为人类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标记的科学技术发展起来，使得人类不再甘心俯首听命于神和自然，而是开始正视自然，挑战神灵。13世纪末14世纪初的文艺复兴运动，其锋芒直指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神，要求彻底改变人对神和自然的屈从地位，肯定人的尊严和地位。随着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两者虽然在认识论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关于知识起源的问题上互相对立、互相斗争，但都强调人类依靠理性和科学，在认识和改造自然方面具有无限的能力。自然作为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且对人类来说具有价值，是因为它具有利用价值，能满足人类的需要。笛卡尔就提出：“借助实践哲学，我们就可以使自己成为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59]在他看来，人类超越了自然万物，是一切价值的来源，大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只具有工具价值。资本主义的出现和工业革命的推动，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了新的手段。人类在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斗争中不断创造奇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胜利，而且，启蒙思想家们旨在推翻神权统治、追求人性解放的“天赋人权”理论为人们深深接受，人类从“身份走向契约”，呼唤自由与权利。人类中心主义走向极至，不再依赖上帝，也不再畏俱自然，唯人类独尊。康德把“人类中心主义”理论推到顶点，他直接提出“人是目的”，“人为自然立法”，“人是自然界的最高立法者”。他强调，“你的行动，要把你自己人身中的人性，和其他人身中的人性，在任何时候都同样看作是目的，永远不能只看作是手段。”[60]康德深信不疑，只有理性的人类对理性世界的实现才具有直接的贡献，而其他一切非理性生物都只是为了实现理性世界而为人类所利用的工具。在他看来，人类已无所不能。最后，尼采说“上帝死了”。
历史已经表明，人类用科学杀死了上帝，原来只是因为欲望膨胀的结果，随着自身力量的强大，想自己充当上帝，成为新的世上万物的主宰。然而，人类面临一个个强大的无法超越的限制和困境，这表明虽然经过了几百万年的进化和发展，人类的力量仍是如此的有限。“人类中心主义”片面强调人类的需要和利益而无视人类作为大自然有机整体的一部分与环境之间的依存关系。长久以来，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上，人类的力量其实是那么的有限，加之对大自然的漠视，人类的行为带给自己的是贻害无穷的后果。
就在近现代社会对于个体安全给予极大关注之时，人类社会却遭遇了空前的生态危机。土地沙化，能源枯竭，河流污染，臭氧层破坏，温室效应，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严重问题。环境问题此起彼伏，如同战争一般烽烟四起，给人类和大自然带来无穷的灾难，尤其应该一提的是20世纪60年代日本的公害危机，使日本成为当时“世界闻名”的公害列岛，在当时的背景下，针对日益严重的公害问题和不断增加的公害诉讼，日本国民开始转变他们对待自然的态度，日本政府开始重视环保问题，纠正国土利用的错误倾向。在世界环境资源危机日益严重的背景下，思想的革命开始了。1966年，美国经济学家肯尼斯·E.波尔丁发表《未来飞船地球之经济学》一文，他将整个地球喻为一个巨大的宇宙飞船，要靠不断消耗和再生自身有限的资源而生存，如果不合理开发资源和破坏环境，它就会走向毁灭。他猛烈地抨击了传统工业的“资源——产品——废物排放”的“开环”链条模式，提出地球上的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当符合资源有效利用的“封闭”型模式，地球上的生产能力应该被维持在保障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最低水平上，而不是像当时主流经济学家们所鼓吹的那样去实现生产和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循环经济理念也由此而诞生。1970年，阿波罗13号宇宙飞船首次将人类带入太空，人类第一次从感官上认识到，对整个宇宙来说，人类乃至地球都是那么的渺小；统治地球几千年历史的人类并非地球万物的中心。1972年，由波托马克协会、罗马俱乐部和麻省理下学院研究小组联合出版的《增长的极限》，提出著名的“世界末日预言”，如果世界人口增长，工业化、污染问题、粮食问题和资源问题仍然以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那么人类经济发展的极限将在今后100年内的某个时刻出现。增长的极限再一次敲响了人类以传统方式对待自然而自取灭亡的警钟。
二、和谐发展理念凸显及其导向
20世纪80年代，西方国家首先提出了旨在协调人类、资源、环境关系的可持续发展理念，1987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交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多次使用“可持续发展”概念并提出了其基本的内涵，在融汇生态学、经济学、法学等科学理论和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将环境保护作为未来世界优先发展的目标。世界自然保护同盟（IUCN）与上世纪80年代起草的《世界自然宪章》和《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其基本理念就为：世界是一个相互依赖的整体，由自然和人类社会所组成。任何一方的健康存在和兴旺都依赖于其他方面的健康存在和兴旺；以伦理和文化的观点看待自然和人类生命，不管在某一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政治、经济或宗教意识形态是怎样的，多样性可以促进尊重和增强生命多样性的关系而得到鼓舞。
《世界自然宪章》在序言中写道：“生命的每种形式都是独特的，不管它对人类的价值如何，都应该受到尊重；为使其他生物得到这种尊重，人类的行为必须受到道德准则的支配。”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著名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有183个国家代表团，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有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到会讲话。会议第一次充分体现了人类社会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新理念，反映了全球关于环境资源与发展关系所达成的共识，会议签署了国家间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世界范围内被广为接受，实现了人类认识和处理环境与发展问题的历史性飞跃。在这些思想理论和人们的努力行动当中，我们足可见人类对大自然的态度发生了意义重大的转变，面对越来越严酷的现实，人们不断摒弃“人类利益中心主义”的传统价值取向，并逐渐弘扬“生态利益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念。在资源利用方面，循环经济和资源循环利用便在此基础上成长起来。
但是，“生态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念在现实世界中的可推广性，以及通过法律调整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都遇到了困难。“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取向强调生态环境对人的本源意义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如果忽视人类作为自然界的一个群体，具有强烈的追求生命质量的欲望和不断增强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的基本事实，以及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在人类社会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社会形态以及不同阶层之间在经济发展和满足基本需要方面的不同现状和不同能力，而一味强调人对自然的关爱，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行的，也很难得到一致的认同。因此，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自然环境的保护。“生态中心主义”，基于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对人类道德及行为范式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整体论思维方法，但是，法律只是调整人与人之间的行为，而非人类生命不能够行使其权利，也不能够承担相应的义务，因此，它不能为法律所调整。保护生态环境及其物种的多样性只是为了保护整个地球的可持续性与和谐发展，而对非人类生命的人道关怀，决不能理解为赋予其法律上的权利。
“生态中心主义”的环境权利理念将会完全颠覆传统法律体系，因而是不太现实的。在这种批判继承的观点之下，我们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观念和生态价值取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环境权理念本质上就是一种“限制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价值取向，它以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发展为基础赋予环境法律关系主体享有良好环境及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基本权利，构建了一种新型的环境权理念。这样既保证了人类本身的环境权益的保护，又保证环境资源不至于被人类肆意掠夺，从而使二者达到和谐发展的目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是顺应自然规律的，也是符合时代发展潮流的，和谐发展才是根本。作为理性的能动者，人类不可避免地要维护自己的利益，这也是维护人类物种的必要行为。遵循客观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更能为人类的生存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保证人类世代发展的利益。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应该辩证地看待：完全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取向不利于人类对环境资源的保护；然而，完全的“生态中心主义”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人类无论其思想和行为如何变化，本质上或者说追踪到最深处，我们保护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总会有人类的利益存在其中，这是不容改变的。吸收“生态中心主义”中保护生态利益的合理观点，并且对各种价值观念进行整合升华，既要关注环境道德中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也要关注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关系，建立起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道德目标的伦理价值观。总之，“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最符合人类自身发展与保护自然生态可持续的环境价值取向。
吕忠梅认为循环经济所蕴涵的价值观是“和谐”。[61]资源循环利用便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之基础上，我国的资源循环利用还应当继承先哲“天人调谐”的优秀文化传统和生态伦理思想，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是十分符合我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即是说资源循环利用的生态伦理基础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理念。这种价值取向，具有多重的意蕴，在这种新型的价值观指引下，生产者以提供绿色产品为生产理念，实行清洁生产；消费者崇尚生态消费，主动选择生态产品，注重消费过程中对环境的友好性，自觉承担和履行起废弃品分类回收处理的责任；全社会都形成一种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观念，建立起与环境友好的生活方式。“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取向，不仅对可持续发展战略是一种很好的理论阐释，而且对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也提供了新的原则和行为模式。因而，我们说，以“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为我们处理人类事务与自然事务的生态价值取向和最终依据，是我们实行资源循环利用的基本目的之所在。
第四节 资源循环利用与循环经济关系採析
循环经济与资源循环利用密切相关，并且遵循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再生规律，意即在生态系统中，任何资源都不会成为废物无限期地积累在环境中，而总是处于特定的和永久的循环中，不过它们的存在形式（包括有机的和无机的）却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资源循环利用是实现循环经济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可以通过“3R”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减量化原则属于输人端方法，旨在减少进入生产和消费过程的资源量，从源头节约资源的使用和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再利用原则属于过程性方法，目的是提高资源产品和服务的利用效率，要求资源产品和包装容器以初始形式多次使用，减少环境污染；资源化原则属于输出端方法，要求资源产品完成使用功能后重新变成再生资源循环利用。循环经济不是简单地通过资源的循环利用实现废弃物资源化，而是强调在优先减少资源消耗和减少废物产生的基础上综合运用3R原则。
一、循环经济实质解析
循环经济的提出是在20世纪60年代，虽然至今全球范围尚无一个统一的定义与运行模式，但是德国和日本政府在循环经济领域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经济运行机制的科学性和可行性。发展循环经济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世界潮流。我国经济发展迅速，长期以来依靠的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对资源的需求量较大，由于过度开采和低水平利用，许多资源已后备不足，未来的资源形势十分严峻，且已经形成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制约。面对危机，循环经济是中国在21世纪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一）循环经济实质诸论
全国人大原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主任曲格平认为：“所谓循环经济，本质上是一种生态保护型经济，它要求运用生态学规律而不是机械论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与传统经济相比，循环经济的不同之处在于：传统经济是一种由‘资源——产品——污染排放’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其特性是高开采、低利用、高排放。在这种经济中，人们高强度地把地球上的物质和能源提取出来，然后又把污染和废弃物大量地排放到水、空气和土壤中，对资源的利用是粗放的和一次性的，通过把资源持续不断地变成废弃物来实现经济的数量型增长。与此不同，循环经济倡导的是一种与环境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它要求把经济活动组织成一个‘资源一产品一再生资源’的反馈式流程，其特征是低开采、高利用、低排放。所有的物质和能量要能在这个不断进行的循环中得到合理和持久的利用，以把经济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降低到尽可能小的程度。”[62]
陈德敏教授认为：循环经济是指为实现物质资源的永续利用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生产与生活中通过市场机制、社会调控及清洁生产等方式促进物质循环利用的一种经济运行形态。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主动回收再利用为特征，依托于科技进步的，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的运行状态；是立足于可持续发展战略，从全局上追求人与自然和谐而提出的新理论。“资源循环利用”是指根据资源的成分、特性和赋存形式对自然资源综合开发、能源原材料充分加下利用和废弃物回收再生利用，通过各环节的反复回用，发挥资源的多种功能，使其转化为社会所需物品的生产经营行为。[63]他认为，循环经济是以资源循环利用为本质特征的经济形态，资源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
蔡守秋教授认为，所谓循环经济，是指遵循生态学规律，将生态设计、清洁生产、资源综合利用和绿色消费等融为一体，旨在于保护环境、节约资源、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实现废物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的社会经济活动。它强调在生态阈值的范围内，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由“资源——产品——再生资源”所构成的、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以“两低一高”为基本特征，以“3R原则”为基本原则，促进资源循环式利用，鼓励企业循环式生产，推动产业循环式组合，倡导社会循环式消费。[64]
冯之浚等学者认为，“所谓循环经济，就是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进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循环经济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也可称为资源循环型经济。”循环经济一词是物质闭环流动性经济、资源循环经济的简称，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它要求人类在社会经济等活动中遵循生态规律，通过资源循环利用，实现资源的节约、高效利用和污染的低排放甚至零排放，从而实现经济发展和资源环境保护的“双赢”。[65]
陈泉生教授认为，循环经济是运用生态学规律来指导人类社会的经济活动，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为核心，以“减量化、再利用、再循环”为原则，以低消耗、低排放、高效率为基本特征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范式。其实质就是以尽可能小的环境代价实现最大的发展效益，是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增长模式的根本变革。[66]
王灿发等学者认为，循环经济主要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性增长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他把循环经济的概念分为狭义和广义两方面来理解，认为狭义的循环经济，也称为“废物经济”，是指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消费后的废弃物转变为另一企业原材料的新型经济运行形态。广义的循环经济，是指以资源节约、综合利用、污染防治、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为内容，使经济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和谐循环的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和经济形态。[67]
（二）循环经济实质辨析
循环经济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它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物回用的全过程中，不断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把传统的、依赖资源净消耗线性增加的发展，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发展的经济。循环经济理念是基于资源开发技术的创新，是资源利用方式的一种变革。从科学范式的角度看，循环经济实际上是基于技术范式革命基础上的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循环经济的技术主体要求在传统工业经济的线性技术范式基础上，增加反馈机制。
在微观层次上，要求企业纵向延长生产链条，从生产产品延伸到废旧产品回收处理和再生；横向技术体系拓宽，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和无害处理。在宏观层次上，要求整个社会技术体系实现网络化，使资源实现跨产业循环利用，综合对废弃物进行产业化无害处理。循环经济的技术体系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为基础，以资源的再生、循环利用和无害处理为手段，以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目标，推进生态环境保护。作为科学技术发展方向的高技术发展既关注经济增长和社会福利，也将环境保护和资源再生利用作为重点领域。这实质上是在技术范式革命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建立一种新的资源经济发展模式。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缺乏一个科学的界定，循环经济这一概念在一些场合出现了泛化与误用。对循环经济概念的不恰当运用，其初衷固然是为了保护环境、减少企业污染排放，但是，如果把循环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不同层面作为循环经济本身，局限了循环经济发展的视野，对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不利的，甚至是有害的。笔者认为：（1）单个企业或产业的行动不等于循环经济；（2）循环经济不宜看作环境治理操作的具体方式；（3）清洁生产不等于循环经济；（4）生态经济不等于循环经济。将循环经济概念的泛化与误用，混淆了他们的实质，没有真正理解循环经济的内涵，只会使得循环经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并有可能使得我国的循环经济发展在宏观政策上出现曲解，在客观实践中出现偏差。[68]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认为，循环经济的基本概念是：为实现物质资源的永续利用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在生产与生活中通过市场机制与社会调控等综合方式促进物质循环利用的一种经济运行形态。循环经济是以资源的主动回收再利用为核心，依托于科技进步之上的，促进经济、环境与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经济运行模式；是立足于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从全局上追求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的协调，而提出的新概念、新理论。简言之，循环经济是以资源循环利用为本质特征的经济社会运行模式。
二、循环经济视角下的资源循环利用分析
循环经济的核心思想是资源的循环及永续利用，可持续发展和资源永续利用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主导方向。国际社会以可持续发展为中心，在环境、经济及社会发展等领域开展了很多活动，怎样合理调节人类在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物质和能量消耗转化关系，以及如何正确处理资源与发展之间的矛盾关系，从而保障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资源循环性社会的重要内容。
（一）循环经济与资源循环利用比较分析
1.区别分析
循环经济和资源循环利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关于两者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点：
（1）“循环经济”概念是相对于传统经济——“线性经济”概念而言的，它以资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为核心，坚持“3R”原则，以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和高效益为表征，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因而属于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的一种经济形态。其理论依据的是可持续发展，是从总体上对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协调，是一个国家宏观经济层面的概念。而资源循环利用，它不是一种经济形态，它是一种节约资源、高效利用资源的方式，主要包含了循环经济在实现物质循环层面的内涵，是推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基本而具体的实现方式。
（2）循环经济不仅仅是将在物质单向流动基础上的“资源——产品——消费——污染”的线性经济，发展为“资源——产品——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反复循环的闭环经济运行，更重要的是要形成整个社会的生态化运动；不仅包括物质循环而且包括生产观念、消费观念等社会变革在内的整个社会的转型。资源循环利用只是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物质反复循环过程，它是循环经济的基础。因此，循环经济较之于资源循环利用，具有更深沉的现实意义和更开阔的理论视域。
（3）循环经济是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理论的前提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它比可持续发展概念在实践性层面上更前进了一步，而资源循环利用，作为循环经济的基本实现方式，它从国民经济、产业结构和企业运行等层面分别提出了更为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方法，是一种现实的操作过程。因而，在实践性方面，资源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操作性的基础，较之循环经济前进了一步。
2.联系分析
（1）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是资源的循环利用
循环经济是以保护环境、实现物质资源的永续利用及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按照生态循环体系的客观要求，通过清洁生产、生态工业链建设、市场机制、社会调控等方式，促进物质资源在生产与生活中循环利用的一种经济运行形态。其一，循环经济，无论是在社会经济形态的宏观层面还是在产业和企业的微观层面，物质生产和产品流通的实现形式都体现于资源的循环利用。其二，发展循环经济，其目的是保护生态环境，实现资源的永续利用，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其要义便是实现资源的循环利用，否则，保护生态环境和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便无从谈起。其三，发展循环经济的基本途径是在源头上合理开发和优化配置资源，在生产中实施清洁生产，在消费后全面回收利用废弃物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这些正是资源循环利用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含义。其四，循环经济的根本推动力在于先进的科学技术，通过科技进步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资源能源的消耗，最大限度地以可再生资源替代自然资源。而资源循环利用正是要通过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资源节约和高效利用的技术水平。其五，循环经济倡导绿色消费，引导消费者转变消费观念，消费那些未被污染和有利于人体健康的产品，在消费过程中或消费之后注重垃圾的回收利用和无害化处理，从而逐步改变公众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十分注重垃圾或废弃物的回收利用，讲究资源循环利用，使消费之后的垃圾成为可再生资源，“变废为宝”。其六，循环经济的实现虽然需要通过清洁生产、生态工业链建设、市场机制、社会调控、观念养成等等诸多方式，需要通过资源开采、生产建设、消费、流通和废弃物回收利用等领域，但是在这些实现的方式之中，在这些领域之中，无一能够离得开资源的循环利用。
孙佑海教授认为《循环经济法》的立法目的应明确为：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保护和改善环境，促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保障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69]因此，笔者认为，发展循环经济的核心在于资源循环利用方式在实践中的真正运用与实现。
（2）资源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的基本实现形式
资源循环利用可以分为“微观、中观、宏观”三个层面的循环系统，分别称为：企业内部层面的清洁生产，产业层面的生态产业园区和社会层面的循环型社会。[70]它们属于资源循环利用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循环经济的实现形式。其一，清洁生产，就是在企业内部的生产活动中，系统地处理原材料供给——生产——消费——处置和循环利用这一过程，并对其进行系统性地整合，以便消除废弃物的产生。这是在20世纪70年代由英国的罗伊斯坦提出的关于清洁生产的概念，是清洁生产的最初表述。
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规定：所谓清洁生产，是指通过不断采取改进设计、使用清洁的资源和能源、采用先进的工艺技术与设备、改善管理、综合利用等措施，从源头削减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或者避免生产、服务和产品使用过程中污染物的产生与排放，以减轻或者消除对人类健康和环境的危害。在生产过程中，节约原材料和能源，使用无害原材料，防止或者减少废物产生的数量和毒害性。对于产品和服务，要求减少从原材料提炼到产品经过消费后最终处置的全生命周期的不利影响，并将环境因素纳入设计和所提供的服务之中。这种生产方式能够通过资源的综合利用、短缺资源的代用、二次能源的利用，以及通过各种节能、降耗措施，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减缓资源的耗竭。因而，清洁生产即实现生产环节的资源循环利用是实现循环经济的重要途径。
其二，在产业层面共生组合的中循环系统，主要是企业之间的废弃物和能量利用与生态产业园区建设，它通过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来设什工业园区的物流和能流，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进而实现循环式经济运行形态的形成。具体而言，就是在生产环节，通过企业间或者产业间的整合，发展生态工业或产业园区，把不同的工厂联结起来，形成共享资源和互换副产品的产业共生组合，整个园区采用废物交换、清洁生产等手段把一个企业产生的副产品或者废物作为另一个企业的投入或原材料，实现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多级利用，形成相互依存、类似自然生态系统食物链的工业链或产业链，达到物质和能量利用最大化和废物排放最小化，减少对外界的资源依赖和环境压力。在生态工业园区基础上尝试建设和发展生态产业园区，结合工业园区各个产业的物流和能流特点，发展多元化的生态农业和生态服务业，从而扩大生态工业园的物质和能量的循环利用，又可以为生态工业园提供生态化的生活和娱乐服务。这种更高级别的资源循环利用，是把不同产业间用生态链联结起来，在清洁生产基础上，通过各个企业和产业的互补，将一个企业无法利用的废弃物和能量作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料和能源，一个产业的产品成为另一个产业的原料或者直接成为园区的消费品，再通过消费后废弃物回收利用，又作为企业的原料，最后无法利用的废物做无害化处理。从而围绕物质资源和能源的反复循环利用，实现生态化的园区经济发展形态。可见，建设和发展生态工业园区或多元化的生态产业园区其实质是在产业层面实现对资源的循环利用，是循环经济在产业层面的实现形式。
其三，循环型城市是在实现企业和产业层面的资源循环利用之基础上，通过调整城市产业结构和布局，转变传统生产和生活状态，建立起城市生态化的生产、消费和管理体系，在一个城市范围内（扩展到城市郊区和交通便利的农村地区）和一、二、三产业各个领域构建各种生态产业链，模拟自然生态系统，把城市的生产、生活消费、废物处理和城市管理统一组织为一个生态化的有机系统。它以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物质能量的循环流动为特征，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减少或者避免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对环境的污染。如苏州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实践，在企业、区域、社会三个层面全面开展，建立一批循环经济示范企业，努力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积极推进生态工业园区的建设，使区内不同企业之间形成资源共享、副产品互换的产业共生组合，以实现资源高效和循环利用；大力倡导绿色消费，深入推进环保“四进”运动（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进乡镇），在广大农村地区进行生态村建设。[71]苏州市在发展循环经济上是把生态型产业园区和生态型居住园区的建设结合起来的，显然，苏州市的循环型城市建设和循环经济的发展是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本实现方式的。
循环型区域是在循环型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向更大区域扩展的产物。它同循环型城市的规划和建设一样，通过调整区域间产业结构，实现产业互补，转变区域生产、消费和管理模式，按照编制的发展规划，在一个区域范围和一、二、三产业各个领域构建各种产业生态链，把区域的生产、消费、废物处理和区域管理统一组织起来，建立相对完整的有机体系。它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原则，以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为目标，以物质能量的循环流动为特征，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能源的高效和循环利用，减少或者避免对自然资源的开采和对环境的污染。目前我国辽宁省正开始在区域层次上探索循环经济发展模式，按照总体和各个具体的规划设计，通过调整区域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之间和区域内部的物质循环和能源梯次利用，建立循环型企业、生态工业园和循环型城市，把一、二、三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在生态工业之基础上，发展生态农业、生态服务业和生态旅游业。通过鞍山市、本溪市、大连市、抚顺市、阜新市、盘锦市、沈阳市、葫芦岛市8个循环型城市的建设，辐射各城市周边卫星城市以及广大农村地区，建成一批循环型企业、生态工业园以及生态农业体系，探寻在企业内部、企业之间、各循环型城市之间实现物质、能量循环和废弃物的利用；通过规划，一、二、三产业之间的联系也更加广泛，生态产业网络更加复杂并逐渐稳定下来。[72]可见，在循环型城市和循环型区域乃至循环型社会的建设中，发展循环经济，仍然围绕资源能源的循环利用，从企业内部、产业之间到城市循环体系再到循环型区域，都以物质能量的循环流动为特征，以物质资源的循环利用为基本目的。
（二）3R原则下的资源循环利用
循环经济的三大原则是减量化、再利用和资源化（3R）。减量化原则要求从生产的输入端减少物质和能源的流量，用较少的投入来达到既定的目标。再利用原则是在生产过程中对物质尽可能多次或多种方式加以利用。资源化原则要求生产出来的物品在完成功能后重新变成可利用的资源，也就是尽可能多地再生利用或资源化。
在输入端运用减量化（Reduce）原则。选用产品原料时，禁止使用某些危害或风险极大的污染物质，寻找相应的无害替代物，选用清洁能源和环保型原料；或是改变产品的生产原料，从源头直接降低污染的潜在机会。另外还要减少原材料的消耗，尽量使用能够回收再利用的材料，减少进入循环的物质量。资源循环利用通过技术改造、采用先进的生产工艺、或实施清洁生产，合理开采、合理存储、合理运输，避免开采、存储以及运输过程中自然资源的污染，减少单位产品生产的原料使用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如制造轻型汽车代替重型汽车，即可节省资源，又可节省能源，同时又满足消费者的使用要求。采用替代动力源代替石油源作为汽车的燃料，则可减少甚至消除有害的尾气排放量，更可降低尾气的治理费用和控制或缓解全球性“温室效应”；光纤技术能大幅度减少电话传输线中对铜线的使用。改革产品的包装、淘汰一次性物品不仅可节省对资源的浪费，同时也可以削减废弃物的排放量等等。
生产过程中运用再利用（Reuse）原则。在生产过程中选用先进的技术工艺，配合生态设计，生产低能耗、低消耗、低（或无）污染的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实现水、余能和原料的再循环利用。开发回收本公司产品的新工艺，在资源循环利用内部实现物质的循环利用。清洁生产要求制造商提供的商品便于更换零部件，提供拆解、修理和组装旧的或破损的物品。制造商可以使用标准尺寸进行设计，通过工艺改革实现部分优化替代技术，以防止因产品某元件的损坏而导致整个产品的报废。例如标准尺寸设计能使计算机、电视机和其他电子装置中的电路非常容易和便捷地更换，而不必更换整个产品。人们还需要鼓励重新制造工业的发展，以便拆解、修理和组装用过的和破碎的东西。
输出端控制运用资源化（Resource）原则。通过废弃物资源化，使废弃物转化为再生原材料，重新生产出原产品或次级产品，如果不能被作为原材料重复利用，就应该对其进行热回收，旨在通过把废弃物转变为资源的方法来减少资源的使用量和污染物的排放量。这样做既能够减轻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场的压力，而且可以节约新资源的使用。最后那些不能利用的废弃物经过无害化处置，必须是达到了环境标准后才能排入环境。
3R原则指导下的经济运行模式，将整个社会系统中所有企业的生产看成整个系统的生产，将所有的企业投入看成整个社会的原料投入，所有单个的消费看成全社会的消费，这样就组成了一个社会经济系统的全方位运行，从而可以将整个社会的经济系统和整个自然界联系起来。此经济的运行模式正体现了循环经济的要求，达到整个社会经济和自然界相和谐的目标，在社会经济的运行中达到对自然界资源的最小索取和向自然界排放的最小化，从而使整个社会经济与自然界能够相互协调发展，有利于人类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
吴季松先生急结道，“循环经济的重点放在对自然资源的高效以至循环利用的研究，与传统经济学不同，它是要求最大限度地优化配置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提高自然资源利用效益的一种经济。在知识经济实现之前，自然资源的利用仍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循环经济从大系统分析观念出发，实行总量控制，以资源循环来解决资源短缺问题，是最好的办法。”[73]从而，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种结论，不论何种层次的循环经济，都围绕资源的循环和高效利用而展开，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基本的实现形式。
注释
[1]［美］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侯深译.世界历史，2004（3）.
[2]［美］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侯深译.世界历史，2004（3）.
[3]《道德经·二十五章》
[4]《庄子·齐物论》
[5]《荀子·天论》
[6]《孟子·尽心上》
[7]《春秋繁露·必仁且知》
[8]《春秋繁礴·为人者天》
[9]《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10]《正蒙·诚明》
[11]《张载集·西铭篇》
[12]《二程遗书·卷六》
[13]《二程遗书·卷二十》
[14]《朱子全书·语类》
[15]《荀子·天论》
[16]《荀子·工制》
[17]在《周易·乾卦》中就有“乾：元亨利贞”之说。程颐在《周易程氏传》中说：“元亨利贞谓之四德，元者万物之始，亨者万物之长，利者万物之遂，贞者万物之成。”他以“元亨利贞”为万物之“始、长、遂、成”，说明了万物生、长之规律。
[18]张鸿冀.儒家经济伦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75.
[19]《周易·乾卦·文言》
[20]《春秋繁露·深察名号》
[21]郭健彪.从天人调谐到环境友好：自然与人和谐理想的追寻、相悖和理性选择.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8（2）.
[22]“制天命而用之”的基本意思是：在掌握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规律，其前提是“顺天”，而不同于西方近代的“征服自然”思想。它和《易传》中“载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之所述基本意义相同。
[23]《礼记·中庸》密切关系。
[24]宋代张载著名的“横渠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体现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包容的“忍者气象”和广阔的“天地情怀”。
[25]指天、地、人。《易·縏辞下》“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
[26]复代历书，它按月份把天象、物候、农事活动联系在一起，年年如此，循环往复。
[27]胡火金.论中国传统思维中的循环观与农业精拼细作传统.农业考古，2002（1）.
[28]F.H.King, J.Percy Bruce: "Farmers of fort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 Korea and Japan", Rodale Press, Lnc.nt.参见费孝通：《学术自述和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
[29]《淮南子·卷四·坠形训》
[30]《齐民要术·卷一·耕田》
[31]例如：孕育了人类有史以来最早的文明古巴比伦工国衰败了，中美洲印第安人的玛雅文明消亡了，印度古文明也由于印度河流域被黄沙吞噬而消失，作为四大文明古国最后的幸存者——华夏文明在她的大地上，孕育华夏子孙的黄土高原沦为了今天如此的贫瘠之地。
[32]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383.
[33]汪劲.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及其法律对策.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5）.
[34]汪劲.环境问题的全球化及其法律对策.法制与社会发展，2002（5）.
[35]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钟茂初教授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发达国家、发达地区的环境改善，是凭借其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在环境领城“损人利己”的结果。如果从全球范围来看，根本就不存在“环境从恶化到改善”的过程，笔者对此深表赞同。
[36]［美］唐纳德·沃斯特.为什么我们需要环境史.侯深译.世界历史，2004（3）.
[37]数据来源：国土资源部，《2007年中国国土资源公报》，2008（4）.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建设部，《我国资源拥有与消耗状况》，2006（4）.
[39]国土资源部科技与国际合作司，《资源国情报告会基本情况》，2009（4）.
[40]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环卫信息》，2006.
[41]陈德敏.资源循环利用论.新华出版社，2006.77.
[42]《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循环经济的若干意见》，2005（7）.
[43]［美］保罗·萨缪尔森、诺德豪斯.经济学.潇琛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3.
[44]《山海经·海内南经》：“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战国楚.屈原《天问》：“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45]这里指的生产资料的稀缺性与资源的绝对量无关，它是指在给定的时期内与需要相比较，其供给量相对不足。对某一物品需求量越大，供给量越少，稀缺程度越高，该物品的经济价值越高；反之，需求量越小，而供给量越多，稀缺程度越低。当稀缺程度为零时，该物品成为自由供给物品，其经济价值为零。参见陈仲常，蒲艳萍：《经济学理论与实践》，重庆大学出版社，2002.
[46]经济效益分为两种，一是技术经济效益，是企业内部用最少的投入要素，进行有效组合，取得最大的产出。二是配置经济效益，指根据不同的需求结构生产出与之相适应的产品组合，这涉及到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这两者都是经济学所关注的，正是它们给了我们资源循环利用的启示。
[47]单飞跃，刘思萱.经济法安全理念的解析.现代法学，2003（1）.
[48]［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93.
[49]冯之浚主编.循环经济导论.人民出版社，2004.82.
[50]陈德敏.资源循环利用论.新华出版社，2006.23.
[51]陈德敏.循环经济的核心内涵是资源循环利用——兼论循环经济概念的科学运用.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04（2）.
[52]曲格平.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中国环保产业，2001（1）.
[53]吴季松先生实际上将3R理念拓展为5R理念，除了拓展了原有的3R理念，又增加了再思考（Rethink）和再修复（Repnir）两个理念。吴季松.循环经济的由来与内涵.科技术语研究，2006（1）.
[54]盛华仁.关于循环经济立法的若干思考.循环经济立法——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人民出版社，2006.5.
[55]陈德敏.资源循环利用论.新华出版社，2006.102.
[56]陈德敏.关于循环经济立法相关问题的思考.循环经济立法研究——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人民出版社，2006.117.
[57]王素凤，杨善林，李敏.循环经济中逆向物流的价值实现.载陈禹、方美琪编.信息经济与国民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365.
[58]汪劲.论全球环境立法的趋同化.中外法学，19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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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曲格平.发展循环经济是21世纪的大趋势.中国环保产业，2001（1）.
[63]陈德敏.资源循环利用论.新华出版社，2006.60，61～72.
[64]蔡守秋.循环经济法的原则和制度.循环经济立法研究——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人民出版社，2006.106～112.
[65]冯之浚主编.循环经济导论.人民出版社，2004.82～83.
[66]陈泉生.循环经济与法律发展.东南学术，2006（3）.
[67]王灿发等.循环经济法的构建与实证分析.循环经济立法研究——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人民出版社，2006.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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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孙佑海.循环经济立法的基本问题.循环经济立法研究——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人民出版社，2006.27.
[70]循环型社会是一种社会形态，以资源循环利用理论和循环经济理论为导向，是我们发展循环经济所追求的最高层次的关于清洁生产、生态消费的社会形态。它可以分为几个阶段的建设实践，主要包括循环型城市、循环型区域直至循环型国家的实现，前一个阶段的实现是后一阶段实现的前提和基础，前一阶段以后一阶段为发展目标。
[71]阎立.关于苏州市发展循环经济的几点思考.循环经济立法研究——中国循环经济高端论坛.人民出版社，2006.21.
[72]冯之浚.循环经济导论.人民出版社，2004.237～243.
[73]吴季松.循环经济的由来与内涵.科学术语研究，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