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地山先生在抗战中逝世于香港。我那时正在上海蛰居,竟不能说什么话哀悼他。——但心里是那末沉痛凄楚着。我没有一天忘记了这位风趣横逸的好友。他是我学生时代的好友之一,真挚而有益的友谊,继续了二十四五年,直到他的死为止。
人到中年便哀多而乐少。想起半生以来的许多友人们的遭遇与死亡,往往悲从中来,怅惘无已。有如雪夜山中,孤寺纸窗,卧听狂风大吼,身世之感,油然而生。而最不能忘的,是许地山先生和谢六逸先生,六逸先生也是在抗战中逝去的。记得二十多年前,我住在宝兴西里,他们俩都和我同住着,我那时还没有结婚,过着刻板似的编辑生活,六逸在教书,地山则新从北方来。每到傍晚,便相聚而谈,或外出喝酒。我那时心绪很恶劣,每每借酒浇愁,酒杯到手便干。常常买了一瓶葡萄酒来,去了瓶塞,一口气咕嘟嘟的全都灌下去。有一天,在外面小酒店里喝得大醉归来,他们俩好不容易的把我扶上电车,扶进家门口。一到门口,我见有一张藤的躺椅放在小院子里,便不由自主的躺了下去,沉沉入睡。第二天醒来,却睡在床上。原来他们俩好不容易的又设法把我抬上楼,替我脱了衣服鞋子。我自己是一点知觉也没有了。一想起这两位挚友都已辞世,再见不到他们,再也听不到他们的语声,心里便凄楚欲绝。为什么“悲哀”这东西老跟着人跑呢?为什么跑到后来,竟越跟越紧呢?
地山在北平燕京大学念书。他家境不见得好。他的费用是由闽南某一个教会负担的。他曾经在南洋教过几年书,他在我们这一群未经世故人情磨炼的年轻人里,天然是一个老大哥。他对我们说了许多我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话。他有好些书,西文的,中文的,满满的排了两个书架。这是我所最为羡慕的。我那时还在省下车钱来买杂志的时代,书是一本也买不起的。我要看书,总是向人借。有一天傍晚,太阳光还晒在西墙,我到地山宿舍里去。在书架上翻出了一本日本翻版的《太戈尔诗集》,读得很高兴。站在窗边,外面还亮着。窗外是一个水池,池里有些翠绿欲滴的水草,人工的流泉,在淙淙的响着。
“你喜欢太戈尔的诗么?”
我点点头,这名字我是第一次听到,他的诗,也是第一次读到。
他便和我谈起太戈尔的生平和他的诗来。他说道,“我正在译他的《吉檀迦利》呢。”随在抽屉里把他的译稿给我看。他是用古诗译的,很晦涩。
“你喜欢的还是《新月集》吧。”便在书架上拿下一本书来。“这便是《新月集》,”他道,“送给你;你可以选着几首来译。”
我喜悦的带了这本书回家。这是我译太戈尔诗的开始。后来,我虽然把英文本的太戈尔集,陆续的全都买了来,可是得书时的喜悦,却总没有那时候所感到的深切。
我到了上海,他介绍他的二哥敦谷给我。敦谷是在日本学画的。一位孤芳自赏的画家,与人落落寡合,所以,不很得意。我编儿童世界时,便请他为我作插图。第一年的儿童世界,所有的插图全出于他的手。后来,我不编这周刊了,他便也辞职不干。他受不住别的人的指挥什么的,他只是为了友情而工作着。
地山有五个兄弟,都是真实的君子人。他曾经告诉过我,他的父亲在台湾做官。在那里有很多的地产。当台湾被日本占去时,曾经宣告过,留在台湾的,仍可以保全财产,但离开了的,却要把财产全部没收。他父亲招集了五个兄弟们来,问他们谁愿意留在台湾,承受那些财产,但他们全都不愿意。他们一家便这样的舍弃了全部资产,回到了祖国。因此,他们变得很穷。兄弟们都不能不很早的各谋生计。
他父亲是邱逢甲的好友。一位仁人志士,在台湾独立时代,尽了很多的力量,写着不少慷慨激昂的诗。地山后来在北平印出了一本诗集。他有一次游台湾,带了几十本诗集去,预备送给他的好些父执,但在海关上,被日本人全部没收了。他们不允许这诗集流入台湾。
地山结婚得很早。生有一个女孩子后,他的夫人便亡故。她葬在静安寺的坟场里。地山常常一清早便出去,独自到了那坟地上,在她坟前,默默的站着,不时的带着鲜花去。过了很久,他方才续弦,又生了几个儿女。
他在燕大毕业后,他们要叫他到美国去留学,但他却到了牛津。他学的是比较宗教学。在牛津毕业后,他便回到燕大教书。他写了不少关于宗教的著作;他写着一部《道教史》,可惜不曾全部完成。他编过一部《大藏经引得》。这些,都是扛鼎之作,别的人不肯费大力从事的。
茅盾和我编小说月报的时候,他写了好些小说,象《换巢鸾凤》之类,风格异常的别致。他又写了一本《无从投递的邮件》,那是真实的一部伟大的书,可惜知道的人不多。
最后,他到香港大学教书,在那里住了好几年,直到他死。他在港大,主持中文讲座,地位很高,是在“绅士”之列的。在法律上有什么中文解释上的争执,都要由他来下判断。他在这时期,帮助了很多朋友们。他提倡中文拉丁化运动,他写了好些论文,这些,都是他从前所不曾从事过的。他得到广大的青年们的拥护。他常常参加座谈会,常常出去讲演。他素来有心脏病,但病状并不显著,他自己也并不留意静养。
有一天,他开会后回家,觉得很疲倦,汗出得很多,体力支持不住,使移到山中休养着。便在午夜,病情太坏,没等到天亮,他便死了。正当祖国最需要他的时候,正当他为祖国努力奋斗的时候,病魔却夺了他去。这损失是属于国家民族的,这悲伤是属于全国国民们的。
他在香港,我个人也受过他不少帮助。我为国家买了很多的善本书,为了上海不安全,便寄到香港去;曾经和别的人商量过,他们都不肯负这责任,不肯收受,但和地山一通信,他却立刻答应了下来。所以,三千多部的元明本书,抄校本书,都是寄到港大图书馆,由他收下的。这些书,是国家的无价之宝;虽然在日本人陷香港时曾被他们全部取走,而现在又在日本发现,全部要取回来,但那时如果仍放在上海,其命运恐怕要更劣于此。——也许要散失了,被抢得无影无踪了。这种勇敢负责的行为,保存民族文化的功绩,不仅我个人感激他而已!
他名赞,写小说的时候,常用落花生的笔名。“不见落花生么?花不美丽,但结的实却用处很大,很有益,”当我问他取这笔名之意时,他答道。
他的一生都是有益于人的;见到他便是一种愉快。他胸中没有城府。他喜欢谈话。他的话都是很有风趣的,很愉快的。老舍和他都是健谈的。他们俩曾经站在伦敦的街头,谈个三四个钟点,把别的约会都忘掉。我们聚谈的时候,也往往消磨掉整个黄昏,整个晚上而忘记了时间。
他喜欢做人家所不做的事。他收集了不少小古董,因为他没有多余的钱买珍贵的古物。他在北平时,常常到后门去搜集别人所不注意的东西。他有一尊元朝的木雕像,绝为隽秀,又有元代的壁画碎片几方,古朴有力。他曾经搜罗了不少“压胜钱”,预备做一部压胜钱谱,抗战后,不知这些宝物是否还保存无恙。他要研究中国服装史,这工作到今日还没有人做。为了要知道“纽扣”的起源,他细心的在查古画像,古雕刻和其他许多有关的资料。他买到了不少摊头上鲜有人过问的“喜神像”,还得到很多玻璃的画片。这些,都是与这工作有关的。可惜牵于他故,牵于财力,时力,这伟大的工作,竟不能完成。
我写中国版画史的时候,他很鼓励我。可惜这工作只做了一半,也困于财力而未能完工。我终要将这工作完成的。然而地山却永远见不到它的全部了!
他心境似乎一直很愉快,对人总是很高兴的样子。我没有见他疾言厉色过;即遇怫意的事,他似乎也没有生过气。然而当神圣的抗战一开始,他便挺身出来,献身给祖国,为抗战做着应该做的工作。
抗战使这位在研究室中静静的工作着的学者,变为一位勇猛的斗士。
他的死亡,使香港方面的抗战阵容失色了。他没有见到胜利而死,这不幸岂仅是他个人的而已!
他如果还健在,他一定会更勇猛的为和平建国,民主自由而工作着的。
失去了他,不仅是失去了一位真挚而有益的好友,而且是,失去了一位最坚贞,最有见地,最勇敢的同道的人。我的哀悼实在不仅是个人的友情的感伤!
原载1946年7月出版的《文艺复兴》第1卷第6期忆六逸先生
谢六逸先生是我们朋友里面的一个被称为“好人”的人,和耿济之先生一样,从来不见他有疾言厉色的时候。他埋头做事,不说苦、不叹穷、不言劳。凡有朋友们的委托,他无不尽心尽力以赴之。我写《文学大纲》的时候,对于日本文学一部分,简直无从下手,便是由他替我写下来的——关于苏联文学的一部分是由瞿秋白先生写的。但他从来不曾向别人提起过。假如没有他的有力的帮忙,那部书是不会完成的。
他很早的便由故乡贵阳到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来做事。我们同事了好几年,也曾一同在一个学校里教过书。我们同住在一处,天天见面,天天同出同入。彼此的心是雪亮的。从来不曾有过芥蒂,也从来不曾有过或轻或重的话语过。彼此皆是二十多岁的人。——忆六逸先生我们是同庚——过着很愉快的生活,各有梦想,各有致力的方向,各有自己的工作在做着。六逸专门研究日本文学和文艺批评。关于日本文学的书,他曾写过三部以上。有系统的介绍日本文学的人,恐怕除他之外,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他曾发愿要译紫部式的《源氏物语》,我也极力怂恿他做这个大工作。后来不知道为什么他竟没有动笔。
他和其他的从日本留学回来的人,显得落落寡合。他没有丝毫的门户之见,他其实是外圆而内方的。有所不可,便决不肯退让一步,他喜欢和谈得来的朋友们在一道,披肝沥胆,无所不谈。但遇到了生疏些的人,他便缄口不发一言。
我们那时候,学会了喝酒,学会了抽烟。我们常常到小酒馆里去喝酒,喝得醉醺醺的回来。他总是和我们在一道,但他却是滴酒不入的。有一次,我喝了大醉回来,见到天井里的一张藤的躺椅,便倒了下去,沉沉入睡。不知什么时候,被他和地山二人抬到了楼上,代为脱衣盖被。现在,他们二人都已成了故人,我也很少有大醉的时候。想到少年时代的狂浪,能不有“车过腹痛”之感!
我老爱和他开玩笑,他总是笑笑,说道“就算是这样吧。”那可爱的带着贵州腔的官话,仿佛到现在还在耳边响着。然而我们却再也听不到他的可爱的声音了!
我们一直同住到我快要结婚的时候,方才因为我的迁居而分开。
那时候,我们那里常来住住的朋友们很多。地山的哥哥敦谷,一位极忠厚而对于艺术极忠心的画家,也住在那儿。滕固从日本回国时,也常在我们这里住。六逸和他们都很合得来。我们都不善于处理日常家务,六逸是负起了经理的责任的。他担任了那些琐屑的事务,毫无怨言,且处理得很有条理。
我的房里,乱糟糟的,书乱堆,画乱挂,但他的房里却收拾得整整有条,火炉架上,还陈列了石膏像之类的东西。
他开始教书了。他对于学生们很和气,很用心的指导他们,从来不曾显出不耐烦的心境过。他的讲义是很有条理的。写成了,就是一部很好的书,他的《日本文学史》,就是以他的讲义为底稿的。他对于学生们的文稿和试卷,也评改得很认真,没有一点马虎。好些喜欢投稿的学生,往往先把稿子给他评改。但他却从不迁就他们,从不马虎的给他们及格的分数。他永远是“外圆内方”的。
曾经有一件怪事,发生过。他在某大学里做某系的主任,教“小说概论”。过了一二年,有一个荒唐透顶的学生,到他家里,求六逸为他写的《小说概论》做一篇序,预备出版。他并没有看书,就写了。后来,那部书出版了,他拿来一看,原来就是他的讲义,差不多一字不易。我们都很生气。但他只是笑笑。不过从此再也不教那门课程了。他虽然是好脾气,对此种欺诈荒唐的行为,自不能不介介于心,他生性忠厚,却从来不曾揭发过。
他教了二十六七年的书,尽心尽责的。复旦大学的新闻学系,由他主持了很久的时候。在“七·七”的举国抗战开始后,他便全家迁到后方去。总有三十年不曾回到他的故乡了,这是第一次的归去。他出来时是一个人,这一次回去,已经是儿女成群的了。那么远迢迢的路,那么艰难困顿的途程,他和他夫人,携带了自十岁到抱在怀里的几个小娃子们走着,那辛苦是不用说的。
自此一别,便成了永别,再也不会见到他了!胜利之后,许多朋友们都由后方归来了,他的夫人也携带了他的孩子们东归了,但他却永远永远的不再归来了,他的最小的一个孩子,现在已经靠十岁了。
记得我们别离的时候,我到他的寓所里去送别。房里家具凌乱的放着,一个孩子还在喂奶,他还是那么从容徐缓的说道:“明天就要走了。”然而,我们的眼互相的望着,各有说不出的黯然之感。不料此别便是永别!
他从来没有信给我,——仿佛只有过一封信吧,而这信也已抛失了——他知道我的环境的情形,也知道我行踪不定,所以,不便来信,但每封给上海友人的信,给调孚的信,总要问起我来。他很小心,写信的署名总是用的假名字,提起我来,也用的是假名字。他是十分小心而仔细的。
他到了后方,为了想住在家乡之故,便由复旦而转到大夏大学授课。后来,又在别的大学里兼课,且也在交通书局里担任编辑部的事。贵阳几家报纸的文学副刊,也多半由他负责编辑。他为了生活的清苦,不能不多兼事。而他办事,又是尽心尽力的,不肯马虎,所以,显得非常的疲劳。体力也日见衰弱下去。
生活的重担,压下去,压下去,一天天的加重,终于把他压倒在地。他没有见到胜利,便死在贵阳。
他素来是乐天的,胖胖的,从来不曾见过他的愤怒。但听说,他在贵阳时,也曾愤怒了好几回。有一次,一个主省政的官吏,下令要全贵阳的人都穿上短衣,不许着长衫。警察在街上,执着剪刀,一见有身穿长衫的人,便将下半截剪了去。这个可笑的人,听说便是下令把四川全省靠背椅的靠背全部锯了去的。六逸愤怒了!他对这幼稚任性,违抗人民自由与法律尊严的命令不断的攻击着。他的论点正确而有力。那个人结果是让步了,取消了那道可笑的命令。六逸其他为了人民而争斗的事,听说还有不少。这愤怒老在烧灼着他的心。靠五十岁的人也没有少年时代的好涵养了。
时代迫着他愤怒、争斗,但同时也迫着他为了生活的重担而穷苦而死。
这不是他一个人所独自走着的路。许多有良心的文人们都走着同样的路。
我们能不为他——他们——而同声一哭么?
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写
原载1947年9月15日《文讯》7卷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