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王榆顿首
每到一个季节,这样的一封信必定由邮差手中递到,不过在年底来的贺笺上,把“节禧”两个字换成了“年禧”而已。除了王榆他自己住在我们家里外,这样的一封信,简简单单的几个吉利的贺语,往往引起父亲母亲怀旧的思念。祖母也往往道:“王榆还记念着我们。不知他近况好不好?”母亲道:“他的信由丽水发的,想还在那边的百卡上吧。”
自从祖父故后,我们家里的旧用人,散的散了,走的走了,各自顾着自己的前途。不听见三叔、二叔或父亲有了好差事,或亲戚们放了好缺份,他们是不来走动的。间或有来拜拜新年,请请安的,只打了一个千,说了几句套活,便走了。只有王榆始终如一。他没有事便住在我们这里,替我们管管门,买买菜。他也会一手很好的烹任,便当了临时的厨房,分去母亲不少的劳苦。他有事了,有旧东家写信来叫他去了,他便收拾行李告辞。然而每年至少有三封拜年拜节的贺片由邮差送到,不象别的用人,一去便如鸿鹄,一点消息也没有。
我不该说王榆是“用人”。他的地位很奇特,介乎“用人”和亲密的朋友之间。除了对于祖父外,他对谁都不承认自己是用人。所以他的贺片上不象别的用人偶然投来的贺片一样,写“沐恩王榆九叩首拜贺”,只是素朴的写着“晚王榆顿首”。然而在事实上他却是一个用人,他称呼着太太,少爷,少奶,孙少爷,孙小姐,而我们也只叫他王榆。他在我家时,做的也那是用人和厨子的事。他住在下房,他和别的用人们一块儿吃饭,他到上房来时,总垂手而立,不敢坐下。
他最爱的是酒,终日酒气醺醺的,清秀瘦削的脸上红红的蒸腾着热气,呼吸是急促的,一开口便有一种酒糟味儿扑鼻而来。每次去买菜蔬,他总要给自己带回一瓶花雕。饭不吃,可以的,衣服不穿,也可以的,要是禁止他一顿饭不喝酒,那便如禁止了他的生活。他虽和别的用人一块儿吃饭,却有几色私房的酒菜,慢慢的用箸挟着下酒。因为这样,别人的饭早已吃完了,而他还在低斟浅酌,尽量享受他酒国的乐趣,直到粗作的老妈子去等洗碗等得不耐烦了,在他身边慢慢的说:“要洗碗了,喝完了没有?洗完碗还有一大堆衣服等着洗。今天早晨,太太的帐子又换了下来。下半天还有不少的事要做呢。”
他便很不高兴的叱道:“你洗,你洗好了!急什么!”他的红红的脸,带着红红的一对眼睛,红红的两个耳朵,显着强烈的愤怒。又借端在厨房里悻悻的独骂着,也没人敢和他顶嘴,而他骂的也不是专指一人。母亲听见了,便道:“王榆又在发酒疯了。”但并不去禁止他,也从来不因此说他。大家都知道他的脾气,酒疯一发完,便好好的。
他虽饮酒使气,在厨房里骂着,可是一到了上房,尽管酒气醺醺,总还是垂手而立,诺诺连声,从不曾开口顶撞过上头的人,就连小孩子他也从不曾背后骂过。
偶然有新来的用人,看不惯他的傲慢使气的样子,不免要抵触他几句,他便大发牢骚道:
“你要晓得我不是做用人的人,我也曾做过师爷,做过卡长,我挣过好几十块钱一个月。我在这里是帮忙的,不象你们!你们这些贪吃懒做的东西!”
真的,他做过师爷,做过卡长,挣过好几十块钱一个月,他并不曾说谎。他的父亲当过小官僚,他也曾读过几年书,认识一点字。他父亲死后,他便到我的祖父这里来,做一个小小的司事。他的家眷也带来住在我们的门口。他有母亲,有妻,有两个女儿。在我们家里,我们看他送了他的第二个女儿和妻的死。他心境便一天天的不佳,一天天的爱喝酒,而他的地位也一天天的低落。他会自己烧菜,而且烧得很好。反正没有事,便自动跑到我们厨房里来帮忙,惭渐就成为一个“上流的厨子”,也可谓“爱美的厨子”。祖父也就非吃他烧的菜不可。到了祖父有好差事时,他便又舍厨子而司事,而卡长了。祖父故后,他也带了大女儿回乡。我们再见他时,便是一个光身的人,爱喝酒,爱使气。他常住在我们家里,由爱美的厨子而为职业的厨子,还兼着看门。
他常常带我出门,用他戋戋的收入,买了不少花生米、薄荷糖之类,使我的大衣袋鼓了起来。
但他见我在泥地里玩,和街上的“小浪子”擂钱,或在石阶沿跳上跳下,或动手打小丫头,便正颜厉色的干涉道:“孙少爷不要这样,衣服弄龌龊了”,“孙少爷不要跟他们做这下流事”,“孙少爷不要这样跳,要跌破了头的”,或“孙少爷不要打她,她也是好好人家的子女”!我横被干涉,横被打断兴趣,往往厉声的回报他道:“不要你管!”
他和声的说道:“好,好,回去问你祖母看,我该不该说你?”他的手便来牵我的手,我连忙飞奔的自动的跳进了屋。所以我幼时最怕他的干涉。往往正在“擂钱”擂得高兴时,一眼见他远远的走来,便抛下钱,很快的跑进大门去,免得被他见了说话。
全家的人都看重他,不当他是用人,连父亲和叔叔们也都和颜的对他说话,从不曾有过一次的变色的训斥,或用什么重话责骂他,——也许连轻话也不曾说过——他是一个很有身分的用人(?),但我这个称谓是不对的,所以底下又加了一个疑问号,不过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别的恰当的语句来称他,他的地位是这样的奇特。……
我第一次到上海来,预备转赴北京入大学。这时,王榆正在上海电报局里当一个小司事,一月也有三四十元。他知道我经过上海,便跑来见我,殷勤的邀我到酒楼里喝酒去。我生平第一次踏到这样的酒楼。楼下柜台上满放着一盆一盆的熏炙的鸡、鸭、肝、肠,墙边满排着一瓮一瓮的绍兴洒。楼梯边空处是几张方桌子,几个人正在喝着酒,桌上只有几小碟的冷菜。王榆领我一直上楼,倚着靠窗的一张方桌坐下。他自己又下楼去,说道:“就来的,就来的,请坐一坐。”窗外是一条一条的电线,时时动荡着,嗤嗤的声音,由远而近,连支线的铁柱上也似有嗡嗡的声响,接着便是一辆电车驶过了。车过后,电线动荡得更厉害,这条线的动荡还未停止,而那边的电线上又有嗤嗤的声音了。车过后,远远的电线上还不时发出灿烂的火光。我的幻想差不多随电线而动荡着。而王榆已双手捧了几包报纸包着的东西上楼来。解开了报纸,里面是白鸡、烧鸭、熏脑子之类,正是楼下柜台陈列着的东西。他道:“自己下去买,比叫他们去买便宜得多了。”我们喝着酒,谈着,他的话还是带有教训的气味,如当我孩提时对我说的一样。我有点不大高兴,勉强敷衍着。他喝了酒,话更多,红红的一张清秀瘦削的脸,红红的细筋显现在眼白上,而耳朵也连根都红了,嘴里是酒气喷人。我直待他酒喝够了,才立起来说:“谢谢了,要回去了。”他连忙阻拦着道:“还有面呢。”一面又叫道:“伙计,伙计,面快来!”
我由北京回到上海时,他已先一年离开了。听人家说,电报局长换了人,他也连带的走了,住在那个旧局长家里——他也是他的旧东家——充当厨子。但常常喝酒,发脾气,太太很不高兴他,因此他便走了,不知到什么地方去。这一年的年底,我接到一封古式的红签条的信。象这样的信封,我是许多年不曾见到了。从熟悉的不大工整的字体上,我知道这是王榆的拜年信。这一次他只写信:“恭贺大少奶,孙少爷,孙小姐年禧,”因为只有我母亲和妹妹和我同住在上海。贺笺之外,还有一张八行笺,还有两张当栗。他信上说,他现在吉林,前次在上海时,曾当了几件衣服,不赎很可惜,所以,把当票寄来,请我代赎。我正在忙的时候,把这信往抽屉里一塞。过了十几天不曾想起,还是母亲道:“王榆的当票,你怎样还不替他去取赎呢?”我到抽屉里找时,再也找不到这封信和这两张当票。我想,大约已经满期了吧。他信上说,快要满期了,一定要立刻去取。我很难过不曾替他办好这一事。然而,到了第二节,他又写信来拜节了,却没有提起赎当的事。我见了这“恭贺少奶孙少爷节禧”的贺笺,便觉得曾做了一件负心的事,一件不及补救的负心的事。
在我结婚之前,全家已迁居到上海来,祖母也来了,且带来了几个老家人,王榆这时正由吉林到上海,祖母便也留着他帮忙。在家里,在礼堂里,他忙了好几天。到结婚的那一天,人人都到礼堂去,没有肯在家里留守的,只有他却自告奋勇的说道:“我在家里好了,你们都去。”这使我们很安心,他是比别人更可靠,更忠心于所事的。这一天他整天的不出门,酒也喝得少些。我们应酬了客人,累了一天后,在午夜方才回家。而他已把大门大开着,大厅上点了明亮亮的一对大红烛,帮忙的人也有几个已先时回来,都在等候着。一见汽车进了弄口,他便指挥众人点着鞭炮,在霹霹啪啪的响声中,迎接我们归来,迎接新娘子的第一次到家。他见我的妻和我只在祖先神座前鞠躬了几下,似乎不太高兴,可是也不敢说什么。
他在这里,暂时屈就了厨子的职务。在他未来之前,我家里先已有了两个用人。这两个用人见他那么傲慢而古板的样子,都不大高兴。他还是照常的喝着酒,从从容容的一筷一筷挟着他私有的下酒的菜,慢慢的喝着。喝了酒,脸色红红的,眼睛红红的,耳朵连头颈都红红的,而一口的酒糟气,就在三尺外的人都闻得到。且还依旧借端发脾气,悻悻的骂这个,骂那个,还指挥着这个,那个,做这事,做那事,做得不如意,便又悻悻的骂着,比上人更严厉。为了他这样,那两个原来的用人也不知和他吵过几回嘴,上来向母亲控诉过几多次。母亲只是说道:“他是老太爷的旧人,你们让他些,一会儿就会好的。”他们见母亲这样的纵容他,更觉不服,便上来向我的妻控诉着。有好几次,他们私自对我的妻说:“王榆厨子真好舒服!他把好菜给自己下酒,却把坏的东西给主子吃。昨天,中饭买了一条黄鱼,他把最好的中段切下来自己清炖了吃,鱼头和鱼尾却做了主子的饭菜。哪有这样的厨子!”第二天,他们又来报告道:“昨天小饭,他又把咸蟹的红膏留下自己吃了,留壳和留肉却做了饭菜。”如此的,不止报告了十几次。我的妻留心考察饭菜,便真的发现黄鱼是没有中段的,咸蟹的红膏只容容可数的几小块放在盘子里。她把这事对我说了,也很不以为然。我说道:“随他去好了,他是祖父的旧人。”
“是旧人,难道便可以如此舒服不成!”妻很生气的说着。我默默的不说什么。
过了一二月,帮忙的老家人都散去了,只有王榆,祖母还留他在厨房里帮忙。然而口舌一天天的多了;甚至,底下人上来向妻说,他是这般那般的对少奶奶不恭敬,听说什么菜是少奶奶要买的,他便道:“我不会买这菜,”连少奶奶天天吃的鸡子,他也不肯去买。这样的话,使妻更不高兴。
有一次,他领了五块钱去买菜,菜也没买,便回来在厨房里咕噜咕噜的骂人,说是中途把钱失落了。几个底下人说:“一定是假装的,是他自己用去了,还了酒账了。”但妻见他窘急得可怜,又补了五块钱给他。他连谢也不说一声,还是长着脸提了菜篮出门,这又使妻很生气。
妻见我回家,便愤愤的又把这事告诉了我。我慰她道:“他是旧人,很忠心的,一定不会说假话。”妻道:“是旧人,是旧人,总是这样说。既然他如此忠心,不如把家务都交给他管好了!”
我知道这样的情势,一定不能更长久的维持下去,而王榆他自己也常想告辞,说工钱实在不够用,并且也受不了那末多的闲气。然而他到哪里去好呢?这样的古板的人物,古怪的脾气,这样的使酒谩骂的习惯,非相知有素的人家,又谁能容得他呢?我为了这事踌躇了好几天。后来,和几个朋友商定,叫他到一个与我们有关系的俱乐部里去当听差,事务很空闲,而且工钱也比较的多。他去了,还是一天天的喝酒,喝得脸红红的,眼睛红红的,耳朵连头颈都红红的,一开口使酒气喷人。他自己烧饭烧菜吃,很舒适,很舒适的独酌着,无论喝到什么时候都没人去管他。然而,他只是孤寂的一个人,连脾气也无从发,又没有一个人可以给他骂,给他指挥,而且戋戋的工资,又实在不够他买酒买菜吃。他常常到我家里来,向我诉说工钱太少,不够用。又说,闲人太多,进进出出,一天到晚开门关门实在忙不了。我嘴里不便说什么,心里却有些不以他为然。
然而他虽穷困,却还时时烧了一钵或一磁缸祖母爱吃的菜蔬,送了来孝敬“太太”吃。祖母也常拿钱叫他买东西,叫他烧好了送来。“外江”厨子烧的菜,她老人家实在吃不惯。
有一次,俱乐部里住着我们一个很要好的朋友。他新从天津来,没地方住,我们便请他住到俱乐部一间空房里去。于是王榆每天多了倒洗脸水、泡茶、买香烟等等的杂事,门也要多开好几次,多关好几次。他又跑来对我诉说,他是专管看门的,看门有疏忽,是他的责任,别的事实在不能管。我说道:“他不过住几天便走的,暂时请你帮忙帮忙吧。”而心里实在不以他为然。
有一天清晨,他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来悄俏的对我说:“你的那位朋友,昨夜一夜没回来。今天一回来,便和衣倒在床上睡了,不知他干的什么事,我看他的样子不大对,要小心他。”又说道:“等了一夜的门,等到天亮,这事我实在不能干下去。”我只劝慰他道:“不过几天的工夫,你且忍耐些。他大约晚上有应酬,或是打牌,你不必去理会他的事。”而心里更不以他的多管闲事、爱批评人的态度为然。
过了几天,他又如有重大事故似的跑来悄悄的对我说:“你的朋友大约不是一个好人。他一赌得很厉害,昨夜又没有回来。今天一回来,使用白布包袱,包了一大堆的衣服拿出门,大约是上当铺去的。这样的朋友,你要少和他来往。”我默默的不说什么,而心里更不以他为然。我相信这位朋友,相信他决不会如此,我很不高兴王榆这样的胡乱猜想,胡乱下批评,且这样的看不起他。
过了几天,在清晨,他更着急的又跑来找我,怀着重大秘密要告诉我似的。我们立在阶沿,太阳和煦的把树影子投照在我们的身上。他悄悄地说道:“我打听得千真万确了.他实在是去赌的。前天出去了,竟两天两夜不曾回来,这样的人你千万不要再和他来往,也千万不要再借钱给他,他是拿钱去赌的。”我再也忍不住了,我相信这位朋友决不会如此,我不愿意这位朋友被他侮辱到这个地步。我气愤愤的把阶沿陈设着的两盆花,猛力踢下天井去,砰的一声,两个绿色的花盆都碎成片片了。同时厉声的说道:“要你管他的事做什么!”他一声不响的转身走出大门,非常之怏怏的。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里后悔不迭。他不曾从祖父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不曾从父亲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不曾从叔叔们那里受到过这样厉声的训斥,如今却从我这里受到!我当时真是后悔,真是不安,——至今一想起还是不安——很想立刻追去向他告罪,但自尊心把我的脚步留住了。我怅然的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大门外。我想他心里一定是十分的难过的。他殷殷的三番两次跑来告诉我,完全是为了同我关切之故,而我却给他以这样大的侮辱,这侮辱他从不曾受之于祖父、父亲、二叔、三叔或别的旧东家的。唉,这不可追补的遗憾!我愿他能宽恕了我,我愿向他告一个、十个、百个的罪。也许他早已忘记了这事,然而我永不能忘记。
又过了几天,好几个朋友才纷纷的来告诉我,这位朋友是如何如何的沉溺于赌博,甚至一夜输了好几千元,被人迫得要去投江。凡能借到钱的地方,他都设法去借过了,有的几百,有的几十。他们要我去劝劝他。王榆的话证实了,他的猜疑一点也不曾错。他可以说是许多友人中最先发现这位朋友的狂赌的。王榆的话证实了,而我的心里更是不安,我几乎不敢再见到他。我斥责问己这样的不聪明,这样的不相信如此忠恳而亲切的老人家的话!
然而,他还在俱乐部看着门,并不因此一怒而去。大约他并不把这个厉声的斥责看得太严重了吧。这使我略觉宽心。但隔了两个月,他终于留不住了,自己告退了回去。促他告退的直接原因是:俱乐部来来往往的人太多,有一天,他出去买菜,由里边出外的人,开了门不曾关好,因此,一个小偷掩了进来,把他的一箱衣服都偷走了。他说道:“这样的地方不能再住下去了!”于是,在悻悻的独自骂了几天之后,用墨笔画了一个四不象的人体,颈上锁着铁链,上面写道:“偷我衣服的贼骨头”,把它用钉钉在场上。几天之后,他便向我和几位朋友说,要回家了,请另找一个看门的人。我道:“回家还不是没事做,何妨多留几个月,等有好差事了再走不晚。”他道:“这里不能再住了,工钱又少,又辛苦,且偷了那末多的东西去,实在不能再住了,再住下去,一定还要失东西,回去先住在女儿家里,且顺便看看母亲,有好几年不见她了。住在那里等机会也是一样的。”
我们很不安,凑了一点钱,偿补他失去衣物的损失。他收了钱,只淡淡的说了声谢谢。
此后每逢一个年节,他还是寄那红红的贺笺来,不过贺笺上,在恭贺“太大,大少奶,孙少爷”之下,又加添上了一个“孙少奶”的称谓。从去年起,他的贺笺的信封上,写的是“水亭分卡王寄”,显然的他又有了很好的差事,又做了卡长了。
祝福这个忠恳的古直的人!
1927年8月8日在巴黎原裁1928年远东图书公司版《家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