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近来渐渐的沉郁寡欢，什么事也懒得去做，平常最喜欢听的西洋文学史的课，现在也不常上堂了。平常她最活泼，最愿意和几个同学在草地上散步，或是沿着柳荫走着，或是立在红栏杆的小桥上，凝望着被风吹落水面的花瓣，随着水流去，现在她只整天的低了头坐着，懒说懒笑的，什么地方也不去走。她的同学们都觉察出她的异态。尤其是她最好的女同学梁芬和周妤之替她很担心，问她又不肯说什么话。任她们说种种安慰的话，想种种法子去逗她开心，她只是淡漠的毫不受感动。
有一天，探芬手里拿着一封从上海来的信，匆匆的跑来向她说道：
“文贞，你的芝清又有信给你了，快看，快看！”
她懒懒的把信接过来，拆开看了，也不说什么话，便把它塞在衣袋里。
梁芬打趣她道：“怎么？芝清来信，你应该高兴了！怎么不说话？”
她也不答理她，只是摇摇头。
梁芬觉得没趣，安慰了她几句话，便自己走开去了。
她又从衣袋里把芝清的信取出看了一遍，觉得无甚意思，便又淡漠的把它抛在桌上。
无聊的烦闷之感，如霉菌似的爬占在她的心的全部。桌上花瓶里，插着几朵离枝不久的红玫瑰花；日光从绿沉沉的梧桐树荫的间隙中射进房里，一个校役养着的黄莺的鸟笼，正挂在她窗外的树枝上，黄莺在笼里宛转的吹笛似的歌唱着。她什么也听不见，看不见，只见闷闷的沉入深思之中。
她自己也深深的觉察到自己心的变异。她不知道为什么近来淡漠之感，竟这样坚固而深刻的盘踞在她的心头？她自己也暗暗的着急，极想把它泯灭掉。但是她愈是想泯灭了它，它却愈是深固的占领了她的心，如午时山间的一缕炊烟，总在她心上袅袅的吹动。
她在半年之前，还是很快活的，很热情的。
她和芝清认识，是两年以前的事。那时他们都在南京读书。芝清是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她是女师范的代表。他们会见的时候很多，谈话的机会也很多。他们都是很活泼，很会发议论的。芝清主张教育是神圣的事业，我们无论是为了人类，为了国家，都应该竭力去创办一种理想的学校，以教育第二代的人民。有一次，他们坐在草地上闲谈，芝清又慨然的说道：
“我家乡的教育极不发达。没有人肯牺牲了他的前途，为儿童造幸福。所有的小学教员，都是家贫不能升学，惜教育事业以搪塞人家，以免被乡人讥为在家坐食的。他们哪里会有真心，又哪里有什么学识办教育？我毕业后定要捐弃一切，专心在乡间办小学。我家有一所房子，建筑在山上，四面都是竹林围着，登楼可以望见大海。溪流正经过门前，坐在溪旁石上，可以看见溪底游鱼；夏天卧树荫下，静听淙淙的水声，真是‘别有天地非人间’。屋后又有一块大草地，可以做操场。真是天然的一所好学校呀！只……”他说时，脸望着她，如要探索她心里的思想似的。停了一会，便接下去说道：
“只可措同志不容易找得到。在现在的时候，谁也是为自己的前途奔跑着，钻营着，岂肯去做这种高洁的事业呢，文贞，你毕业后想做什么呢？”
她低了头并不回答他，但心里微微的起了一种莫名的扰动，她的脸竟涨得红红的。
沉默了一会，她才低声说道：
“这种理想生活，我也很愿意加入。只不知道毕业后有阻力没有？”
芝清的手指，这时无意中移近她的手边，轻轻的接触着，二人立刻都觉得有一种热力沁入全身心，险都变了红色。她很不好意思的慢慢把手移开。
经了这次谈话后，他们的感情使较前挚了许多。同事的人，看见这种情形，都纷纷的议论着。
他们只得竭力检点自己的行迹，见面时也不大谈话；只是通信却较前勤得多了，几乎每天都有一封信来往。
他们心里都感到一种甜蜜的无上的快乐。同时，却因不能常常见面，见面时不能谈话，心里未免时时有点难过。
她从他的朋友那里，得到他已结过婚的消息。他也从她的朋友那里，知道她是已经和一位姓方的亲戚订过婚的。虽然他们因此都略略的有些不高兴，都想竭力的各自避开了，预防将来发生什么恶果，然而他们总不能除却他们的恋感，似乎他们各有一丝不可见的富于感应的线，系住在彼此的心上。愈是隔离得久远，想念之心愈是强烈。
时间流水似的滚流过去，他们的这种恋感，潜入身心也愈深愈固。他们很忧惧。预防这恶果的实现，只是时间上的问题。他们似乎时时刻刻都感有一种潜隐的神力，要推通他们成为一体。他们心里时时刻刻都带着凄然的情感，各有满肚子的话要待见面时倾吐，而终无见面的机会。便是见面了，也不象从前的健谈，谁都默默的，什么话也说不出，四目相对了许久，到了别离时，除了虚泛的问答外，仍旧是一句要说的话也没有诉说出来。
他们都觉得这种情况是决不能永久保持下去的。
他们便各自进行，要把各自的婚姻问题先解决了。在道德上，在法律上，都是应该这样做的。
他的问题倒不难解决，他的妻子是旧式的妇人。当他提出离婚的要求时，她不反抗，也不答应，只是低声的哭，怨叹自己的命运。后来他们的家庭，被芝清逼促得无可如何，便由两方的亲友出面，在表面上算是完全答应了芝清的要求。不过她不愿意回娘家，仍旧是住在他的家里，做一个食客。芝清的事总算是宣告成功了。
解决她的问题，却有些不容易。她与她的未婚夫方君订婚，原是他们自己主动的。他们是表兄妹。她的母亲是方君的二姨母。他们少时便在一起游戏，在同一的私塾里读书。后来他们都进了学校。当他在中学毕业时，她还在高等小学二年级里读书。
五年前的暑假，他们同在他们的外祖父家里住。这时她正刚毕业。
他们互相爱恋着。他私向她求婚，她差涩的答应了他。后来他要求他母亲向姨母提求正式婚议。他们都答应了。他们便订下正式的婚约。她很满意；他在本城是一个很活动的人物，又是很有才名的。
暑假后，她很想再进学校，他便极力的帮助她。她到了南京，进了女子师范。他们的感情极好，通信极勤。遇到暑假时，便回家相见。
自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们的这种境况便完全变异了。她因为被选为本校的代表，出席于学生会之故，眼光扩大了许多，思想也与前完全不同，对于他便渐惭的感得不满意。后来她和芝清发生了恋爱，对于他更是隔膜，通信也不如从前的勤了。他来了三四封信，她总推说学生会事忙，只寥寥的勉强的复了几十字给他。暑假里也不高兴回去。方君写了一封极长的信给她，诉说自己近来生了一场大病，因为怕她着急，所以不敢告诉她。现在已经好了，请她不要挂念。又说，他现在承县教育局的推荐，已被任为第三高等小学的校长。极希望她能够在假期内回来一次。他有许多话要向她诉说呢！但她看了这封信后，只是很淡漠的，似乎信上所说的话，与她无关。她自己也觉得她的感情现在有些变异了！她很害怕；她知道这种淡漠之感是极不对的，她也曾几次的想制止自己的对于芝清的想念，而竭力恢复以前的恋感。但这是不可能的。她愈是搜寻，它愈是逃匿得不见踪痕。
她在良心上，确实不忍背弃了方君，但同时她为将来的一生的幸福计，又觉得方君的思想，已与自己不同，自己对于他的爱情又已渐渐淡薄，即使勉强结合，将来也决不会有好结果的；似不应为了道德的问题，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
这种道德与幸福的交斗，在她心里扰乱了许久。结果，毕竟是幸福战胜了。她便写了一封信，说了种种理由，告诉方君，暑假实不能回去。
她与芝清的事，渐渐的由朋友之口，传入方君之耳，他便写了许多责难的信来。这徒然增加她对他的恶感。最后，她不能再忍受，便详详细细的写了一封长信，述说自己的思想与志愿，并坚决的要求他原谅她的心，答应她解除婚约的要求。隔了几天，他的回信来了，只写了几个字；
“玉已缺不能复完，感情已变不能复联。解除婚约，我不反对。请直接与母亲及姨母商量。”
这又是一个难关。亲子的爱与情人的爱又在她心上交斗着。她知道母亲和姨母如果听见了这个消息一定要十分伤心的。她不敢使她们知道，但又不能不使她们知道。踌躇了许久，只得硬了头皮，写信告诉她母亲与表兄解约的经过。
她母亲与她姨母果然十分的伤心，写了许多信劝他们，想了种种方法来使他们复圆。后来还是方君把一切事情都对她们说了，并且坚决的宣誓不愿再重合，她们才死了心，答应他们解约。
他们的问题都已解决，便脱然无累的宣告共同生活的开始。
虽然有许多人背地里很不满他们的举动，但却没有公然攻击的。他们对于这种诽议，却毫不介意；只是很顺适的过着他们甜蜜美满的生活。
他们现在都相信人生便是恋爱，没有爱便没有人生了。他们常常坐在一张椅上看书，互相偎靠着，心里甜蜜蜜的。有的时候，他们乘着晴和的天气，到野外去散步。菜花开得黄黄的，迎风起伏，如金色的波浪。野花的香味，一阵阵的送来，觉得精神格外爽健。他们这时便开始讨论将来的生活问题，凭着他们的理想，把一切计划都订得妥当。
一年过去，芝清已经毕业了。上海的一个学校，校长是他很好的朋友，便来请他去当教务主任。
“去呢，不去呢？”这是他们很费踌躇的问题。她的意思，很希望他仍在南京做事，她说：
“我们的生活，现在很难分开。而且你也没有到上海去的必要。南京难道不能找到一件事么？你一到上海，恐怕我们的计划，都要不能实现了，还有……”
她说到这里，吞吐的说不出话来，眼圈红了，怔视着他，象卧在摇篮里的婴孩渴望他母亲的抚抱。隔了一会，便把头伏在他身上，泣声说道：“我实在离不开你。”
他的心扰乱无主了。象拍小孩似的，他轻轻的拍着她的背臂，说道：“我也离不开你，这事，我们慢慢的再商量吧。”她拾起头来；他们的脸便贴在一起，很久很久，才离开了。
他知道在南京很不容易找到事，就找到事也没有上海的好，不做事原是可以，不过学校已经毕业，而再向家里拿钱用，似乎是不很好开口。因此，他便立意要到上海去。她见他意向已决，便也不再拦阻他，只是心里深深的感到一种不可言说的凄惨，与从未有过的隔异。因此，不快活了好几天。
芝清走了，她寂寞得心神不定。整天的什么事也不做，课也不上，只是默默的想念着芝清，每天都写了极长的甜蜜的信给芝清，但是要说的话总是说不尽。起初，芝清的来信，也是同样的密速与亲切。后来，他因为学校上课，事务太忙，来信渐渐的稀少，信里的话，也显得简硬而无感情。她心里很难过，终日希望接得他的信，而信总是不常来；有信来的时候，她很高兴的接着读了，而读了之后，总感得一种不满足与苦闷。她也不知道这种情绪，是怎样发生的。她原知道芝清的心，原想竭力原谅他的这种简率，但这种不满之感，总常常的魔鬼似的跑来扣她的心的门，任怎样也拆除不去。
半年以后，她也毕业了。为了升学与否的问题，她和芝清讨论了许久许久。她的意见，是照着预定的计划，再到大学里去读书，而芝清则希望她就出来做事，在经济上帮他一点忙。他并诉说上海生活的因难与自己勤俭不敢糜费，而尚十分拮据的情形。她很不愿意读他这种诉苦的话。她第一次感到芝清的变异和利己，第一次感到芝清现在已成了一个现实的人，已忘净了他们的理想计划。她想着，心里异常的不痛快。虽然芝清终于被她所屈服，然而二人却因此都未免有些芥蒂。她尤其感到痛苦。她觉得她的信仰已失去了，她的航途已如一片红叶在湍急的浊流上飘泛，什么目的都消散了。由彷徨而消极，而悲观，而厌世；思想的转变，如夏天的雨云一样快。此后，她一个活泼泼的人，便变成了一个深思的忧郁病者。
有一天，她独自在房里，低着头闷坐着，觉得很无聊，便提起笔来写了一封信给芝清：
“我现在很悲观！我正徘徊在生之迷途。我终日沉闷的坐在房里，课也不常去上；便走到课堂里，教师的声音也如蝇蚊之鸣，只在耳边扰叫着，一句也领会不得。
我竭力想寻找人生的目的，结果却得到空幻与坟墓的感觉；我竭力想得到人生的趣味，却什么也如炊死灰色的白汤，不惟不见甜腻之感，而且只觉得心头作恶要吐。
唉！芝清，你以为这种感觉有危险么？是的，我自己也有些害怕，也想极力把它扑灭掉。不过想尽了种种方法，结果却总无效，它时时的来鞭打我的心，如春燕的飞来，在我心湖的绿波上，轻轻的掠过去，湖面立刻便起了圆的水纹，扩大开去，漾荡得很久很久。没等到水波的平定，它又如魔鬼，变了一阵的凉飔。把湖水又都吹皱了。唉！芝清，你有什么方法，能把这个恶魔除去了呢？
亲爱的芝清，我很盼望你能于这个星期日到南京来一次。我真是渴想见你呀！也许你一来，这种魔鬼便会进去了。
这几天南京天气都很晴明，菊花已半开了。你来时，我们可以在菊园里散步一会，再到梧村吃饭。饭后登北极阁，你高兴么？”
她写好了，又想不寄去；她想芝清见了信，不见得便会对她表亲切的同情吧！虽然这样想，却终于把信封上了，亲自走到校门，把信抛入门口的邮筒里。
她渴盼着芝清的复信。隔了两天，芝清的信果然来了。校役送这信给她时，她手指接着信，微微的颤抖着。
芝清的信很简单，只有两张纸。她一看，就有些不满意；他信里说，她的悲观都因平日太空想了之故。人生就是人生，不必问它的究竟，也不必找它的目的。我们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低着头办事，读书，同几个朋友到外边去散步游逛，便什么疑问也不会发生了。又说，上海的生活程度，一天高似一天。他的收入却并不增加，所以近来经济很困难。下月寄她的款还正在筹划中呢。南京之行，因校务太忙，恐不能如约。
她读完这封无爱感，不表同情的信，心里深深的起了一种异样的寂寞之感，把抽屉一开，顺手把芝清的信抛进去。手支着颐，默默的悲闷着。
她现在完全失望了，她感得自己现在真成了一个孤寂无侣的人了；芝清，她现在已确实的觉得，是与她在两个绝不相同的思想世界上了。
此后，她便不和芝清再谈起这个问题。但她不知怎样，总渴望的要见芝清。连写了几封信约他来，才得到他一封答应要于第二天早车来的快信。
第二天她起得极早，带着异常的兴奋，早早的便跑到车站上去接芝清。时间格外过去得慢，好容易才等到火车的到站。她立在月台上，靠近出口的旁边，细细的辨认下车的人。如蚁般的人，一群群的走过去，只看不见芝清。月台上的人渐渐的稀少了，下车的人，渐渐都走尽了。她又走到取行李的地力，也不见芝清，“难道芝清又爽约不来么？也许一时疏忽，不曾见到他，大概已经下车先到校里去了。”她心里这样无聊的自慰着。立刻跑出车站，叫车回校。到校一问，芝清也没有来。她心里便强烈的感着失望的愤怒与悲哀。第二天芝清来了一封信，说因为校里有紧急的事要商量，不能脱身，所以爽约，请她千万原谅。她不理会这些话，只是低着头自己悲抑着。
她以后便不再希望芝清来了。
她心里除了淡漠与凄惨，什么也没有。她什么愿望都失掉了。生命于她如一片枯黄的树叶，什么时候离开枝头，她都愿意。
原载1928年远东图书公司版《家庭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