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清光绪年间有一位御史名叫安维俊，四川人，他的老子原是一个做裁缝的，只有这一个独子，苦苦的供他读书，后来维俊点翰林，做御史，这位裁缝师傅就由他的儿子接到北京去做老太爷。但是维俊以为言官是要做敢说话的硬汉；要做敢说话的硬汉，最重要的是要轻装简从，牵累减少，所以他不把家眷带京，除迎养之老父外，只带了一个仆人。
到京之后，他实做他的敢说话的硬汉，不要钱，不畏强，无论你是什么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倘有什么劣迹恶行给他听见了，他就老不客气的参你一折！弄得满城风雨，人人提防，军机处里几个老朽的军机大臣，一听见今早安维俊又有了什么奏折进去，便先发起抖来！他所带的那个仆人，是一个很忠诚的家仆，今天在外面听见他老爷参了什么要人，便赶紧私告老太爷，说是不得了，老爷的脑袋很危险的；明天在外面又听见他老爷参了什么要人，又很慌忙的私告老太爷，说不得了，今天老爷又闹了什么乱子了。其先这位老太爷也颇为担心，后来经过好几次的这样的情形，却未见有什么祸患临门。有一夜他见他的儿子在房里深夜不睡，尽在案上写些什么，一会儿喝茶，一会儿抽水烟，澄思急挥，忙得什么似的，那个老头子心里想他的儿子又在那里准备闹什么乱子了，就不自禁的问他到底什么一回事。这位御史老爷听见他的老太爷既然问起，他就说我赶备这本折子，是要明晨上朝去参皇太后的。当时慈禧西太后的炙手可热，杀人不眨眼，谁也知道的。当时维俊听见她的荒淫无度，听见有人说她把好好的漂亮青年弄到宫里去，随后就杀了以灭口，他便大胆的秉笔直书这种秽史入奏。那位裁缝出身的老太爷，字本认不得几个，维俊就把折子里的话，随读随讲给他老人家听，并告诉他老人家，说他（维俊自己）的老师吴可读从前欲为同治立后，曾以尸谏。
（吴为道光进士，同治时官御史，以劾成禄罢职，光绪间复起用，请为同治立后，于蓟州寺中缮写奏章，自杀以尸谏西太后。）如今西太后如此荒淫误国，非直谏无以对老师，而且老实说，这个折子进去是要预备砍脑袋的。那位不大识字的老太爷居然深明大义，说：“你有今日，都是得你老师的训诲，你的老师那样忠诚，你不这样做好人，那里对得起他？你虽是我的独子，你为国如此，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维俊翌晨入奏，结果虽未砍掉脑袋，却被充至远边乌鲁木齐，至民国元年才得政府特赦，生还四川。他那位老太爷早由他的忠仆护送回乡。
还有一个敢说话的硬汉也是清末的御史，名叫江春霖，福建兴化人。他要做敢说话的硬汉，生活也不得不力求简单，他在京时也没有家眷，住在一个破庙里，拿着一年只有一百六十两银子的俸，二十几担的粗米，恬淡自甘，但他也是不畏强御，有坏必参的。这位住在一所破庙里的一个穷书生，当时朝贵以及全国各省的督抚说起他来，无不谈虎色变，畏惧得什么似的。后来宣统时摄政王当国，他也因事参他一折，因此罢官。他虽做了十几年的官，出京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只有三件破旧的行李，拔起脚就走，回到家乡去当蒙馆教师，约在民国六七年的时候才逝世。
这两个是过去时代的人物，而且是君主时代的人物，和现代当然有不适合的地方。不过我们谈起他们，不禁发生这样的一种感触，就是一个人要能独往独来，保存正气，保存骨气，生活要愈简单愈好。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劝人住什么破庙，也不是劝人不要带家眷，却是劝人不要外强中干的瞎闹阔，要在可能范围内使生活简单，然后遇着要做硬汉的时候才硬得起。
印度的爱国志士甘地，领导印人以提倡“不合作主义”来排英，风起云涌，印度独立运动的力量为之大增，已弄得英国手忙脚乱。但甘地自己的生活却非常简单，每天只吃几粒糙米和一些清水，晚间和他的糟糠妻睡在地上。他不受高官厚禄的拘束，英国也无从去羁縻他。我们的意思决不是要提倡什么禁欲主义，我们的意思是要表示只有坚苦卓绝不为物牵之士才树得起肩膀担当大事。尤其是有慨于我国的国家穷得不得了，灾民穷民多得不得了，而阔人却一天多一天，于是卑鄙龌龊无所不为的没有骨气的人也一天多一天，愈深切的感觉到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