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练总监何应钦氏曾在中央党部举行总理纪念周时提出所谓“节约运动”的主张。他的理由是目前军事既已渐告结束，此后努力的目标便是切实的开始训政，积极的从事物质建设。但要完成训政，非有效能极高的政治不可；要从事建设，非有充实的经济力量不可。因此在政府方面固然要实行一种有计划的切实的减政政策，俾得增加政治的效率，多支建设事业的经费；在民众方面应在生活合理化的标准之下，实行一种普遍的节约运动，节省生活的浪费，俾得增进个人及社会的幸福。何氏并声明他所主张的节约运动并不是道德的运动，而是一种经济的运动；不是徒然节约来充实窖藏，而是节约享乐的消费，增加生产的消费。
何氏的主张，我们很表赞同，以为值得全国人的注意。兹特就愚见所见，提出两点以供国人之研究：即节约运动应从上而下，物质建设应从下而上。
怎么说节约运动应从上而下呢？例如我国吮尽民脂民膏的丘八先生，编遣之声浪虽震耳数月，不但一个未曾遣去，反而时闻增招，乃至现有兵额已达二百五十万人左右，每年约耗养兵费五万万元，而国库实际收入每年仅有四万五千余万元，除每年须偿外债一万万元外，即将余数悉充军费，尚短一万五千万元，于是苛捐杂税，死搜硬括，愁苦呻吟之声遍国内。关于如此有关国脉的节约，非拥兵自大的大好老放下屠刀，岂是一般无权无势的平民所能为力？军费之外，最大的要算政费，如今为国贤劳的廉洁官吏虽非无有，而要人与阔人往往并在一身者，则亦予人以共见的事实，甚至闻有显宦所住之堂皇富丽的私宅亦须开公帐者，这又岂是一般无权无势的平民所能代为节约？至于大多数平民的生活状况，诚如何氏演辞中所谓“数年来不但国家经济濒于破产，即人民生计亦已陷于绝境”，即就当代显贵所喜趋之上海言，据上海社会局最近之估计，无业者当有四十五万乃至五十万人。此外虽有业而最低限度之衣食问题仍未能解决以致时坐愁城者更不可胜数，以云节约，何从说起？上海尚且如此，别处可知，灾区及兵燹之地更可知。
怎么说物质建设应从下而上呢？现在自居上流的大好老——包括新旧贵人及新旧富翁——养尊处优，穷奢极欲，反可利用一种很可自慰的说法来遮掩厚颜，叫做讲究物质文明！以此自欺的尤其是由西洋吸收物质文明习惯，回国后夤缘得跻新贵的人物居多。殊不想他们的物质建设是为着他们自身享用的物质文明，而不是为中国大多数穷苦平民着想的物质建设。像号称繁华富丽盖全国的上海，四五家十几家挤在一个鸽笼式屋子里的苦人儿不去说他，就是住草棚棚的中华民国大国民也有十一万三千余人，（也是上海社会局的最近统计）但是贵人还是尽管添造他们的高楼大厦，挥金如土！甚至陕西灾民出卖人口，每一女子只卖七元（男的并没有人要），而新建某衙署门前的一对石狮代价却尽管四万元一掷，这岂是大多数穷苦平民所希望的物质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