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下现在要评论的一篇“悼启”，作者是十三年前在南洋大学中院（即附属中学）教过我法文的项远村先生（现任澄衷中学教务长），所悼的便是我未见过面的项师母顾庆贞女士。但是我做这篇文字有两点要预先声明的：（一）我此篇之作是因为所举事实有关中国女子人生观的问题，是在社会方面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并不是因为是我的老师所作的才把它在本刊上讨论。（二）项先生诚然是我所敬重的一位老师，但我此文对于事实的评论，完全以中国女子人生观的问题为对象，想什么就老实说什么，一点不避讳，这是要请项先生特别原谅的。
那篇悼启原文很长，我现在只得随笔举出扼要的事实，作我评论的根据，以下凡有引句符号的都是悼启中的原文。
顾庆贞女士是太仓“书香旧家的闺女”，她从小所受的是“旧文学”的教育，于“民国三年秋间”由项先生的“父亲相信星命之说，推算结果就选定了”，依后来事实所示（详见后），顾女士是异常贤淑的，但是以她“一向是极强健的”身体，嫁了十五年就“积劳成瘵”，我细按事实，深觉她的不幸短命全是中国的害人旧礼教和恶风俗磨死她的。
（一）女子出嫁是应该嫁给丈夫的，但是依中国的旧礼教和恶风俗简直是嫁给全家族，于是便要忍受许多不必受的苦楚以侵蚀她的精神与身体。出嫁原该是一件喜事，但你看顾女士一出嫁就要干什么“早晚哭灵，哀必尽礼”的把戏！原来在民国四年项先生的“慈母……突于八月十八日逝世……遗命须接取到来，成服做亲……又因父亲耄年悼亡，深恐家政无人主持……次日由上海专轮赴太仓……接回上海，次晨便在惠中旅馆举行婚仪，赶忙回至寓所在母亲灵前成服，然后哭送母亲大殓……邻里人家来看新嫁娘的……却是个披麻带孝泣血稽颡的斩衰孝媳妇。”母亲不幸弃养，做儿子的人之哀伤是无可如何的事情，何苦还去拉一个和母亲素昧生平的女子加入“泣血稽颡”“早晚哭灵”！（这话不是责备项先生个人，是痛恨此种无理取闹的恶俗，请项先生不要见怪。）
（二）“悲惨的新婚期容易过去，接着便要主持家政。”“主持家政”似乎是出嫁的女子义不容辞的事情，但是有一点却要分清楚：做一个小家庭中的主母主持小家庭的家政，比较的简单，比较的没有气受；做一个大家族里的“孝媳妇”主持家政，那便完全是另一件事：“小弟弟的衣履是要添置的。一切家计出入，早晚烹饪是要随时照料的……手中素服的缝纫更是不可中辍的”，这简直不是替自己娶妻，是替大家族弄一个奴隶来！（这也不是责备项先生个人，是痛恨宗法社会的流毒。）
那时就是说“大嫂在外，邓氏二嫂多病”，老太太死了，如“深恐家政无人主持”，应由老太爷快娶一位老太太来管家，横竖“过了一年，继母来了”，何不早来一下，却拉一个“孝媳妇”来吃苦呢？（或许有人以为老太太不是也要吃苦吗？其实如让子媳另立小家庭，老太太管的也不过是她老的一个小家庭。）后来继母来了，项先生“因为怀想母亲的缘故，对于继母，甚至父亲，常有失礼或感情不融洽之处。她做媳妇的，一方是翁姑，一方是丈夫，周旋其间，煞是为难……”这又是大家族给她受的清福！
后来顾女士生了两个女儿，她爱护抚育女儿之辛苦，我看了悼启里所说的种种事实，不禁为之惨然，但我所要拍案愤慨的是她倘若只要看护她自己的爱女而不必同时憔悴于大家族叫她做的奴隶，决不至辛苦得那样厉害，所以她的短命是大家族磨死她的！
（三）“光阴似流水般过去了，精力似转盘地磨去了，直到民国八年，两妹都已出嫁……那时我们（指项先生弟兄等）弟兄成家的有大哥，二哥，我和德弟四房；经弟游学在外。钧弟年龄尚幼”，这时他们弟兄们主张“各立门户”，原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幸的顾女士却因为项先生的老太爷在故乡嘉定“营了些产业”，要轮着她离开丈夫（只能一星期由沪回去一次）搬到那个地方去“看守老家”！号称有了小家庭，其实还是掮着大家族的木梢！那个老家“是个偏僻的地方……而且……没有亲戚们的照应……寂寞得什么似的。新屋范围本是很大，东北西三面都是空着，没有人家住的。隆冬朔风凛冽……刮得人好不害怕！阴雨的天气，雨声淅沥，也予人以不快之感。住在里边的只有她和长女二女，一两个仆役，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尤其是二十多岁的女子。更兼嘉定方面有些薄产是要经管的，坟墓是要时常扫除的，友朋礼仪是要往还的，这又是多么烦琐的事！”这简直是充军！充军之后还是抛不掉大家族奴隶“重担”的压迫！项先生含悲说：“足足十年的乡下生活，是她尽量发挥做贤母良妻本能的好机会，也就是她中寿丧亡的致命伤”，我以为她如和项先生同在上海组织小家庭，不致心悬两地，不要那样孤零零的替大家族掮“重担”，尽管“做贤母良妻”，未必就是“致命伤”，“致命伤”是大家族给她受的酷刑！
（四）我尤其不平的是以顾女士的贤淑而竟因旧礼和恶风俗而“劳苦过度，以致丧身”。女士前后生了三女二男，个个亲自哺乳，亲自看护，是一个极慈爱的母亲，她的勤俭也是极令人感动的。我读到几段关于她对丈夫之真诚挚爱，温存体贴，尤其感动。她临危的时候对项先生还是体贴入微，我可举两件事：一件是她已病危，项先生才得到消息，由沪搭车赶回，（阳历一月十七日）“见她气息奄奄，汗出不已”，项先生“责备服侍的人们何不早些通知，她们说：‘……我们都要发信催你回来，是她怕你公事没有完毕，急坏了对不住你，所以阻止我们通知的……’”还有一件：“这时她舌已木强，勉强说了句‘你回来了，年内谅必不出去的了’，就昏昏的睡去了。次早看她神色更萎，浑身瑟缩怕冷。上午十时左右，她断断续续的问我道：‘这次回来，带了多少钱？’我说：‘年底还清店账，敷衍得了，你别为这些烦心罢！’她说：‘不为店账问你，你既足够，可把我的私蓄存在嘉定银行的，悉数捐入树德会……’”怪不得项先生要含悲的这样说道：“我从这最后的惨别，认清了她对我的爱，和她人格的伟大。第一，她晓得我在学期中是最忙的，在学期最后两星期中是尤忙的，她忍着好几天人生最后的痛苦……第二，她知道我经济未必宽裕，她想做慈善事业，又恐怕我不够开销，所以先得问我带钱多少，然后说出捐钱的事。”
尤其令人惨然的是这天下午七时半她临终的时候，她已经嘴里说不出什么，还睁着眼望着她所舍不得的儿女和丈夫。
我惟其敬重哀惜这位顾女士，愈益切齿痛恨中国的害人的旧礼教和恶风俗，因为她的不幸短命，是中国的害人的旧礼教和恶风俗磨死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