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四月十五日至廿三日在首都举行的全国教育会议是第二届，第一届全国教育会议是在前年五月间在南京举行。在这两届的会议里面，除中央及各省的教育行政人员外，都请有专门学者若干人做专家委员。我们试比较两届出席的人物，便看出有一个很可注意之点，就是在参加本届会议的许多专家委员里面还有许多是在第一届里已参加过的，其中新的虽有，而旧的仍很多，但是参加过第一届会议的中央及各省的教育行政人员，在本届里却完全换过，都是新的，没有旧的，前后时间不满两年，教育行政人员更换得这样厉害，不是一件很可注意的事实吗？
胡汉民氏最近有一次在立法院的纪念周提起这次的全国教育会议，他说：“全国教育会议已开了几天，成绩很好，一般人都说此番的议案具体而有条理，比以前进步得多了，所望者只是会议后真正能够实行。目前政治上的毛病，遇事先之以会议，继之以宣言，终之以报告，便完了，并无实行。会议时紧张得很，结果得到多数议案，然后一纸宣言，昭告于众，颇觉应有尽有；但是议案的效力并不能伸张到工作上去，宣言的责任很难找到一个负担之人！”
胡氏这几句话可谓慨乎言之。我们想到中国全国失学的学龄儿童约有四千万人之多，成年的文盲（即不识字者）约有三万万零二百余万人之多，对于义务教育（或称强迫教育）及成年补习教育当然要格外注意。第一届全教会议对于义务教育计划定五年完全实现，对于成年补习教育计划则规定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民众须各受四个月的识字补习教育，到现在有了两年，到底“实行”了什么？有人说当时并未想到中国有四千万失学的儿童，需要一百四十万教员，一百万间教室，每年要二万万八千万元经费，对成年补习教育也定得很简单，所以徒成画饼充饥的计划，这固然是有相当的理由，但试问在此两年内教育行政人员更换得那样厉害，大家简直时时忙于交卸，忙于接手，就有更详细的具体计划，谁有闲工夫来认真“实行”，就是真能“实行”，摸得有点头绪就要换生手，又能有什么效率？本届会议对义务教育已有通盘筹算的详细计划，完全实现的期限定为二十年；对成人补习教育亦然，要使三万万零二百余万的成年文盲在六年内分期各受四个月的三民主义千字课等读书识字及运用四权的教育。我觉得“实行”的人如果仍是走马灯上面人物般的忙着更换，所谓“工作”，所谓“切实负担”，恐怕还是空中楼阁，至少是所期望的效率要大大的减少。
我们看看私人办的有成绩的事业，大概办的人都经过一二十年乃至二三十年的辛苦经营，因为事业之发展是很靠谙练与经验的，公的事业——不但教育——也何尝不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