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尔基的幼年和青年时代的奋斗生涯，记者在以前三篇里已述其大概，现在要谈谈他自从第一篇小说《邱特拉》于一八九二年九月间发表于Ravkag日报后，文名渐著的情形。他当时二十四岁，以素日珍视书籍如命的高尔基，忽见他自己的著作居然可在报上印出来，其中心狂喜，自不消说，所可惜的是他的外祖母已逝世了，否则不知她又要怎样感谢她所虔敬崇拜的上帝，因为她一定深信使她的外孙拨云雾而见青天的是上帝！又可惜外祖父也不在世间了，否则不知他要捋着那堆红胡子，表示怎样的满意，因为最初教高尔基识几个字，并且教他背诵枯燥无味的祷词和圣诗的就是他，现在他的外孙居然成为著作家，是他多么可以自豪的事情！但是此时高尔基的署名虽印在报上，他的经济还是很窘，由第伏立斯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仍替赖宁律师当书记，同时靠著作得些稿费贴补贴补。他此时忽陷入情网，和一个已嫁过的女子发生热恋，情投意合的同居了两年，经济上更窘得不得了。（两年后因彼此发现志趣不合而由双方自愿分离。）
高尔基关于著作方面，得到两位很殷勤指教他的诤友：一位是柯罗冷科（Korolenko），一位是柴霍夫（Chekov），都是当时俄国鼎鼎大名的小说家。高尔基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之后，柯罗冷科在报上看见他所著的小说，觉得材堪大造，寻他谈话，很不客气的指摘他的缺点，高尔基其先很厌恶他，但是后来终为他的热情和厚意所感动，容纳他的种种教正。最后他劝高尔基替他所办的著名月刊Russkoye Bogatstvo写些东西，并且很严重的叮咛他要很用心的做。他回家之后就动笔，两天写完一篇小说《折尔卡士》（Chelkash），交卷之后，柯罗冷科阅后大加赞赏，但这位素来严厉苛刻的文学批评家于赞赏之中仍指出几处缺点，并且老实告诉他，说明替他改正了几处文字上的错误，不过对他说要把该月刊中第一位置登出这篇小说！
当时这个月刊是由柯罗冷科和还有一位文学界泰斗密海洛伏斯基（Mikhaylovsky）所主持，高尔基的著作登出之后，显示文学界权威的评判，他在文坛的胜利乃获得确定的证实。但是仍须好几年之后，他才能聚全副精神于小说的著作，他此时仍不得不从事新闻业以勉作糊口之计。在一八九四年的十月，柯罗冷科曾收到高尔基的一封诉苦的短简，说他生了病（脚部和胸部作痛），因为付不出租金，被房东赶了出来，又申诉他曾把一篇小说《海边》（“By the Sea”）投给上面所说的那个月刊，迄未得到回信，当时窘状，可以概见。密海洛伏斯基对于高尔基似尚未能完全赞同，所以他的稿子常被他送还。到一八九五年二月，高尔基得柯罗冷科的介绍，到萨麻拉城（Samara）的《萨麻拉报》（Samarskaya Gazeta）担任记者。当时俄报仿法报办法，在下半页特辟一栏，登载文艺及杂评当地各种时事问题，高尔基就主持该栏，每月薪金一百罗布，所撰小说每行另加三个科白克（俄币，每个约值半分）。据和他同时者的笔记所述，当时他的那副怪神气，在普通的萨麻
拉人看来是很不欢迎的。他的身材很高，双肩很阔，背像码头脚夫的微俯，常在街上穿来巡去，无论是旅馆也好，店铺也好，河滨的驳船轮船也好，凡是有生物有动作的地方，他总是要伸着脖子东张西望，像要寻觅什么似的！他的神气既非当地人所习见，他的议论亦非当地素来守旧的人所能欣赏，而且当时还有一家和《萨麻拉报》抢生意的日报叫做《萨麻拉新闻报》（Samara Vestnik），专对高尔基攻击。说他像土匪，说他的祖母是叫化子，他的祖父是疯子，他自己是和下流为伍，并对他所著的小说骂得体无完肤。高尔基也冷嘲热讽的予以相当的回敬。这种辩论并无影响于《萨麻拉报》的营业，它的销数反比敌报大五六倍，但是高尔基在评论中不客气的暴露了本地官场和资本家之经济榨取和弊端百出，却使该报老板立于很困难的地位，于是高尔基终被解职。
当高尔基在萨麻拉做记者的时候，很少人欣赏他的行为，只有少数青年去访问他。他住在朝着伏尔加河的一个破旧屋子的地室中。访问的人要晓得这位主人在家没有，要蹲下去，俯向地室旁的小窗里望，每看见桌上有个拥着蓬松长发的头儿弯着向在书上，或在那里写东西，或是听见他的粗沙声音于静寂中卷着舌头低唱。进去之后，主人的热诚招待，无以复加。他的进款，似乎比较的不坏，但是他却时在不名一钱的窘境中，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随时送给人家。如有客人称赞了他的任何一本书，或任何一件东西，这位主人一定要强他收下，不管他怎样的推拒。当这种时候，你常可以看见他把一只阔掌拍在客人的胸前，硬把这件被称赞的东西推给他，嘴里还要嚷道：“我自己用不着了！我可发誓，真是老实话！倘我说谎，定下地狱！这是事实！”固执不受的人，走出之后，每在大衣袋子里面发现那件屡推不要的东西。
他在萨麻拉居然在朋友家里认识一个初离中学的美丽女青年（名Katerina Pavlovna Volzhina）。这位女子又在《萨麻拉报》任校对职务，所以和高尔基很熟，他们结了婚，这是高尔基第一次，也是生平唯一的正式的婚礼。结果替他生了一个独子。虽三十年前他们俩分居了，他们的友谊仍存在着。这是后来的事。且说当时高尔基的记者职务既被解除，遂于一八九六年五月偕同他的夫人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替该地日报Nizhe-gorodsky Listok担任撰述。这家日报是当时最激烈的报，高尔基用掩护的作法，在检查上可以溜得过去的范围内，积极攻击当时统治者的腐化，公民的堕落，以及建议关于穷苦下层的改善问题。柯罗冷科说当时高尔基所尽的职务，可谓“道德上的卫生工程”。到一八九六年的秋季，他因工作过劳而生病，据医生的诊断，他患的是肺痨病，医生虽劝他要到俄国南部疗养，但他一贫如洗，如何行得？在这个困难的时候，幸有一位热心于他的读者名叫卜斯（Vladimir Posse），他是圣彼得斯堡的一个大学毕业生，研究马克斯主义的一位新闻记者，交游素广，得他设法，替高尔基借到八百罗布，他自己并又投稿一部小说，预支一百五十罗布，才于一八九七年的开始，到克里米亚（Crimea）去养病。身体果然好了许多，第二年春季回到尼斯尼诺伏格拉仍为原来的日报撰文，不料五月间忽被警署依第伏里斯的警察总监的咨请，说他有革命行动（因发现他和“民意派”中人通信），加以拘捕解往，幸得卜斯设法援救，于六月间释回，仍为日报撰述，同时仍被警察当局严加监视。
他此时一方面受痨病的烦扰与警察的过分苛细的困苦，他方面有新闻业职务的羁绊，但仍继续写他的小说，继续进步，陆续出版他的著作。不久他的肺病又加剧，但是贫病交加，他每天的替日报写的东西，以及有时替大杂志写几篇小说，所收尚不能尽敷家用，同时又想筹些款子再到克里米亚去疗养。此时有人劝他把报上登过的小说汇印单行本，他便剪了下来和一位出版家商量，同时并剪一份托卜斯代觅出版家。可是此时他虽已有些文名，却没有人肯替他出版这汇印本，卜斯很热心的替他东奔西走，已很不易的得到两家答应了，过后他们转转念头又变卦！高尔基写信给卜斯，表示失望，卜斯也几想搁置，但无意中却遇着两个偏于理想的出版家情愿冒险干一下。于是在一八九八年的三月，高尔基的两卷小说集出版了。有人以为这个“叛徒”的小说集有谁愿买？最初确没有人肯批售，但是后来渐售得出去，一年里面竟得再版，继则大为风行，不久即达十万本之多，开俄国出版界的新纪元。他第一次收到出版家送来的版税，奇异比愉快多，他跑到邻居的母亲前，两腿很开的立在她的前面，好像唱着调儿似的说道：“你看，他们竟给我完全的一千，做什么用好？”自此以后他大用而特用，但都是帮助人用，尤其是帮助孤儿，或穷苦学生，或革命运动。自此两卷书出版以后，不到一年，他的名字全国皆知，此时他才三十岁，忽由一个做苦工的人，一跃
而为全国景仰的著作家，更进而列身世界文坛了。
关于高尔基和俄国革命事业的关系，记者想另文介绍。关于他在文学方面自做码头脚夫而至著作家的奋斗情形，姑以本篇为结束。他的经过情形甚有趣味，惜为篇幅所限，未能尽述，本社现正从事编印专书，大约三个月左右即可出版，特此附告，以慰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