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国民公报》和《新民报》都发表了有关战时后方生活的很有意义的统计调查：一种是关于重庆一日间的宴会调查；一种是关于重庆一月间的娱乐费调查。这两种调查虽只限於局部的材料，但所调查到的事实，已值得我们的注意。关於前一种调查，仅就重庆十二家中餐馆一日间的宴会计算，有二百零八席；估计出席人数，如每席以九人计，共有一千八百七十二人；每客消耗以两小时计，共达三千七百四十四小时；每席以八元计（依新运会所订标准）共达二千九百十二元。据说这在重庆数百家餐馆中，恐怕还不及全市总额百分之十。如依这点扩大估计，那末全市一日间的宴会统计应为：（一）席数二千零八十席：（二）人数一万八千七百二十人；（三）时间三万七千四百四十小时；（四）费用二万九千一百二十元！这种估计虽不是很正确，但是战时后方生活的巨大消耗，可见一斑了。关于后一种统计，仅就重庆戏院四家，影院六家，歌场五家，书楼三家计算，每月娱乐消耗一项，已在二十万元左右。如再把这两种统计合算一下，每月约达一百万元！
很显然地，这只是战时后方生活巨量消耗中局部的局部，而且这种情形并不限于重庆，凡未成为战区的后方城市，一般生活未战时化的，多少都有着这同样的情形。
有心人惊痛于这种现象，苦劝国人要加紧节约运动，这诚然是我们所同情的，但是我们觉得这种现象应该使我们更感到加紧组织民众动员民众的重要；我们必须在加紧组织民众动员民众方面有着有计划的，扩大而普遍的实施，然后方能有计划的，扩大而普遍的，使一切人力物力都有具体而有办法地集中于战争的需要，节约运动固然重要，但是节约运动的重要意义不在劝人省几个钱，而是在于节约多下的力量，能集中于增强抗战的力量。可是要达到这个目的，决不是少数个人行动所能奏效，并须有整个的加紧组织民众动员民众的具体办法与切实施行。否则就是假定上面所提及的惊人数字，一万八千余人都不进餐馆，三万七千余小时都不用在餐馆里，二万九千余元都不用在餐馆里：这些人力，时间，财力，恐怕也不过是“转移”消耗“阵地”，于增强抗战力量还是无补的。况且在民众组织不够，民众动员不够的状况下，这种仅靠口头苦劝的“节约”，根本就不会有多大效力。
我们当然不是说关尽餐馆，关尽戏院，就能怎样增强抗战的力量。在需要简单聚餐的场合，在有教育意义的戏剧，并没有反对的理由。在西班牙始终保卫着的玛德里，影院能在紧张空气中照常设立，还被人传为美谈。这当然不足引为我们后方不合理生活的掩护，在西班牙最为优待者为士兵，而我们过最苦生活者为士兵，仅这一点就已值得我们的深刻警惕的。我们在这里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们需要在积极方面加紧组织民众动员民众，不是仅仅消极方面的“节约”所能有大效的，而且在散漫的状况下，就是节约运动本身也只有松懈的现象，所以到了抗战十六个月的今日，还有上面所说的情形，要不辜负这种教训，我们还须从根本上努力施救，才有实际的效果。
战时的后方生活必须战时化，所谓战时化云者，一方面固然要用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办法来节省人力物力财力，一方面还需要有组织的有计划的办法来使人力物力财力都真能集中于战争的迫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