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以前进攻徐州，包围武汉，主要的目的都是要歼灭我国抗战的主力军，他们以为歼灭了中国的主力军，中国便不得不陷入“屈膝”的惨境，但是中国的英勇战士在徐州和武汉的外围都守御了五六个月，使敌人遭受了重大的消耗，最后终能保全主力军以转移阵地，粉碎了敌人的毒计。日寇看到歼灭我，关于今后整个的战略，最高统帅已很明白地指示我们，是在“全面抗战，持久抗战，争取主动”。我们在现阶段的重要任务是在尽力阻止敌人进攻，而要达到这个目的，不仅要在正面有得力的正规军抵挡敌人的进攻，同时在敌人后方的广大沦陷区域内，还需要发动广大的游击战以牵制敌人，这样前抵后拖，才能大量消耗敌人疲惫敌人。所以说到保卫西南与西北，我们的眼光不应限于西南与西北的局部区域，应注意到整个的形势；不但要注意西南与西北的前卫战，并要注意敌人后方广大区域的牵制战。
对整个战局，我们诚然要把眼光放大，但同时对于西南和西北两根据地的努力准备，紧急动员的工作，却也要把眼光放远。关于军事，最高统帅部必已统筹全局，非我们所得计议；我们从民众工作的立场上对于加强领导民众动员与加紧民众动员方面，愿竭诚贡献我们的管见。
我们当然不能说民众完全没有动员，一二百万兵役的补充便是动员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但是即就兵役一事而论，同时谁都看得出在整个民众动员工作还不够的现况下，所以在兵役动员上还有许多缺点难于完全克服。现在除广西等一二区域对于民众动员比较地多些成绩外，其余大部分的省份是否都已在有组织有训练的动员状况中过着战时的生活，由此更充分地加强抗战的力量，这是需要我们平心静气加以省察与考虑的。就我们听到，从西安兰州一带所传来的消息，因党派的成见而引起的摩擦与隔阂，使力量消耗于对内而未能集中全力于对外，使民众动员的自发性无从发挥，在这样严重的时期，实在有迅速改善的必要。国家民族到了这样危急的关头，任何方面都应该体念最高领袖“全面抗战”的指示，在三民主义原则及政府与领袖领导之下，团结整个力量，彻底发动民众参加抗战工作，实在没有再容私见存在的余地了。
我们因鉴于西南和西北根据地之重要，又鉴于敌人侵略的急进，所以对于加强领导民众动员与加紧民众动员，不得不唤起国人的注意，希望在事实上能有大规模的开展。在这样紧急关头，我们不但需要加强与加紧，而且需要迅速的加强与加紧。“在措手不及的情形中失守”的广州，在敌兵上岸后的第四天，才于百忙中成立省动员委员会，才解除许多不合理的约束，民众方面已无法发挥他本身的伟大力量，这惨痛的教训是值得我们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