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宾塞谓修道之法在于
尝人生最大之辛苦说
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而后立功成德，遗泽万世。后人闻风兴起，馨香膜拜，钦之仰之，慕之亲之，豪杰之士，甚至俯仰慷慨，感涕零泣，恨不同时者，夫岂偶然哉。大禹，古之圣王也，治滔滔之洪水，拯芸芸之众生，民到于今受其赐，是无他，惟尝人生最大之辛苦故。人徒见其成功，而不思其居外十三年，过门不入，泥橇山之极，人生大困难也。孔子，古之圣人也，挽既溺之世风，传一线之道绪，东亚道德赖其维，是无他，惟尝人生最大之辛苦故。人徒见其成功，而不思其车辙盈天下，所如不遇，而绝粮于陈，微服过宋，饮水曲肱，宁作居夷之浩叹也。王阳明，近世之大儒也，悟格物致知之学，倡圣贤良知之旨，振人心之委靡，惠后进以无穷，是无他，惟尝人生最大之辛苦故。人徒见其成功，而不思其困思勉行，学术三变，而居夷处困，动心忍性，极人生最不堪之境也。此外如勾践之卧薪尝胆而复国仇，陶侃之运甓习劳而平大难，载之史册，更仆难数。于是而益信斯宾塞所谓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为不诬也。虽然，君子孳孳为善，惟日不足；小人孳孳为恶，亦惟日不足。夫周公之握发待士，固劳也。而王莽之伪恭下士，亦劳也。孔子之周游列国，固劳也。而苏秦之奔走游说，亦劳也。其劳相同，而其所以为劳则大异。其尝天下最大之辛苦相同，而其尝天下最大辛苦之结果则大异。是何哉？所修之道异也。于是乎知修道之法在于尝人生最大之辛苦，固也。苟所修之非道，则虽尝人生最大之辛苦，庸有济乎！不然，是谓周公、王莽为同道，而孔子、苏秦无异辙，谬可知矣。孔子曰：“欲速不达。”孟子曰：“其进锐者其退速。”圣哲名言，固已先西哲言之矣。不问收获，第问耕耘，有志之士盍自勉旃。
文事轩爽，能见其大。后路尤足为有为而为者痛下一针砭。
班超遣甘英使大秦至条支
临大海不渡而还论
哥仑布以穷困之匹夫而奏开辟新陆之功，甘英以一国之大使而从安息边人之绐，是何也？盖行事之勇，如大川之溃决莫之能御者，必其所知有素而所信甚坚也，不然，若稚子夜见其影而惊惶失措，未有不裹足不前，欲进而怯者也。哥仑布深信昔贤地圆之学说，且见海中常浮流器物，益信地球之上必有所谓新大陆者。乃以渺焉穷困之匹夫，不惮口焦舌敝，说其国人，说其国王，弃安乐之土而漂荡于汪洋大海。其卒也，不为失望之所移，同行之所惧，奋身攘臂，直登彼岸者，固其志之坚气之勇，而亦未始。非其所知有素，所信甚坚，有以使之然也。而甘英则大功将成于一篑，乃以行百里而半九十者，殆以未素知而未坚信之故乎。虽然，哥仑布一穷困匹夫耳，其力不如一国使也；大西洋之狂澜，不如地中海之易渡也；倡地圆之说，言天地间又有大陆，国人讥之诮之，政府亦视之为狂，厥后乃姑济之以舟以费，皆以为如付东流，不望其有功也。而哥仑布竟悍然不顾，为所欲为，岂非不受全国人之欺、不受政府之欺而成其功乎！今甘英所受欺者，仅安息之边人耳，何信之若是之坚耶？且即信其欺言矣，而安息边人所言，非如哥仑布之国人以为大洋无边而未尝有陆也，不过谓路甚遥耳，备三年之粮耳。备三年之粮，行甚遥之路，固可达也。当是时，汉廷锐意辟疆，以甘英国使之任，备六年之粮，犹易如反掌，况三年乎。固不必如哥仑布之口焦舌敝，呼号以说其国人也。乃以有所顾虑，胆怯不前。呜呼，东海岂不应有辟地伟人也耶！今也地中海岸线为列强富国之争点，夫人知之矣。而当时罗马之文明，法制议院，固已萌芽有日矣。使吾国而早通，何至夜郎自大数千年，以为横宇宙之间莫吾若，高枕而卧，日即其退，而至今始大觉耶？甘英临大海不渡而还，岂啻为甘英一人惜，为汉廷一朝惜哉！乃不禁为吾东亚族人喟然浩叹已。
笔力坚凝，语有根据，合作也。
诸葛武侯谓我心如秤论
五尺之童，天性诚笃，无所谓私，其心可谓至公矣，以之为政可乎？鲁蠢之夫，不聪不明，不知所私，其心可谓至公矣，以之为政可乎？是必不可。有周公之才，而具指鹿为马之心，可以为政乎？有伊尹之才，而具高下在我之念，可以为政乎？是亦不可。庸懦之人，虽有至公之心，而无才以济之；才智之士，虽负王佐之才，而无公以成之：其事虽殊，而败则一也。诸葛武侯谓我心如秤。夫秤有形者也，心无形者也。今见君子则敬之，见乡愿则鄙之；见贤智则爱之，见奸愚则恶之。人之情也，是心安得同于秤哉！夫武侯法正可恕，马谡可斩，是其心为人作轻重无疑矣，谓为如秤可乎？是无足怪，盖秤知轻重者也，而心知贤愚者也。言乎秤，则轻者不能求秤为之作重，重者不能求秤为之作轻。言乎心，则贤者心贤之，愚者心愚之。是心之于贤愚，何以异于秤之于轻重哉！知物之轻重在秤，而轻重则仍在物。知人之贤愚在心，而贤愚则仍在人。以遇贤愚之异，而咎其心之私，则以物轻重而咎其秤之私，可乎哉？法正之恕，有可恕者在焉，则恕之；设其无可恕而妄恕之，是物之轻而秤妄为作重也。马谡之斩，有可斩者在焉，则斩之；设其无可斩而妄斩之，是物之重而秤妄为作轻也。故宁坐视优容，而法正不可不恕；宁挥泪号哭，而马谡不可不斩。虽然，秤之轻重，至公无私，固也，而人力得诈为之；心之贤愚，至公无私，固也，而物诱得以蔽之。是则同。而秤之轻重，凡秤皆如是也；而心之贤愚，失其公者十之八九。是则异。故尝试论之，有武侯之才，而后足以济其公；有武侯之德，而后足以成其公。夫有其公无其才，而足以为政也，是五尺之童、鲁蠢之夫，足以任大政矣。有其公无其德，而足为政也，是指鹿为马、高下在我，亦足以任大政矣。盖其所谓贤者不贤而所谓愚者不愚也。李德裕、张居正之意气用事，纷扰唐、明以至弱亡，非无治国之才，而失其公焉。王安石、司马光之新旧争持，毁伤宋室，以至弱亡，非无治国之才，而失其公焉。分门列户，互相水火，苟其党也，虽愚而贤之；苟非其党也，虽贤而愚之。公私既失，而小人得乘间以起，而国事不可问矣。是无他，其心为人作轻重而不能如秤已耳。使武侯如此，则马谡可恕，而法正可去矣，安能成其如秤之心哉！于是乎知武侯之诚，足以感人，虽身没之后，而受其贬责者至流涕痛哭焉，岂偶然哉！
心明如镜，笔快如刀。具此识力，加以读书之功，便当前无古人。
唐高崇文讨刘辟军士有食于旅舍
折人匕箸者即斩以徇论
国以民立，民以兵护。昔孟子以民为重，而社稷次之。然则国以民立，固可曰民为重，社稷次之。而民以兵护，则亦曰兵为重，人民次之，殆无不可也。惟其重也，则望之愈殷而责之愈切。若夫见路人之持刀杀人也，则道路以目，漠然置之；见其兄而持刀杀人也，则必攘臂奋身，毅然禁之。彼岂有所善于路人而纵其所欲，有所忌于其兄而禁其所为哉？盖亦望之愈殷而责之愈切已耳。唐方宪宗之时，藩镇跋扈，暴恣横厉。而高崇文讨刘辟，军士有食于旅舍，仅折人匕箸者，即斩以徇。议者以为人民折人匕箸，犹无杀身之罪。而兵者，护民者也，方其枕戈待旦，激战血场，甚者裹尸马革，身首异处，所为者果何人耶？其有功于民，虽泰岱无以形其高，而河海无以形其深矣。人民即以匕箸供其折，或所当然也。即不以为当然，而兵亦民也，律以吾民应得之罪，未尝不可，何至以此区区，而遂以斩其身乎？崇文无乃草菅人民而博御军之美名哉！余谓不然。望殷责切，防微杜渐。国以民立，故国小不足为患，而民愚始足为患。民以兵护，故民而违法固可忧，兵而违法则其害尤不可胜言也。彼一旅舍固微也，而推其极可以抢掠一城；彼一匕箸固小也，而推其极可以任意杀民。人见一旅舍之被辱，一匕箸之被折，不以为异。及见其抢掠一城也，任意杀民也，则色然而惊，泫然而悲。岂知彼滔滔狂澜，未始非此细川滴水而酿成之也。况兵也者，固以治违法之民也。欲先治人，必先自治。国以民而成，民能自治，则自治国出焉矣。而兵治不能自治之民者也，兵而不能自治，则其国非自治之国明矣。国而不能自治，则必受治于他国，其亦殆矣。其关系顾不大哉！况乎自治之道，能容其任意辱人，即可容其任意杀人。然则辱一旅舍，折一匕箸，岂其微哉！岂其微哉！呜呼！后之纵兵殃民者，闻崇文之风，其亦废然思返矣。
文气疏宕，词义精辟。少年得此，的是隽才。
西国自活版兴而人群之进化以速论
昔人谓霍光不学无术，卒以致祸。夫不学无术，岂仅一人之祸福而已哉！盖一人不学，则一人受无术之害也。一家不学，则一家受无术之害也。一乡不学，则一乡受无术之害也。推之一国不学，则一国受无术之害也。人群异于禽兽者，学而已。文明异于野蛮者，学而已。强国异于弱国者，学而已。夫学也者，非伏案咿唔，无补于世之谓也。有法律之学焉，有工商之学焉，有农桑之学焉，有军事之学焉。人群有学，则文化进而国势兴。人群多数有学，则文化速进而国势愈兴。然好逸而恶劳，人之情也，而往往有学者弥寡，若不欲进化之速也者何哉？学安自出？出自书。书安自成？成自版。有学者众则书亦多，书多则版亦多。版之刻也难则缓，版之刻也缓则书之成也迟，书之成也迟则书之出也寡，书之出也寡而学者乃不得不寡，学者寡而人群之进化滞矣。且夫天下之物，愈难则资愈厚，愈易则资愈薄。版之难刻也如是，则书资之厚也可知。于是书虽多，而资非中人所能任，虽攘臂抵掌，矢志奋心以求学者，亦惟有望洋而叹耳。而人群进化之机，乃滞于无形矣。于是乎知活版之兴，育兴俄吞堡之惠我后人也厚矣哉！说者谓西国自活版兴，人群文化之进步虽速，然而异说朋兴，巵言日出，亦此活版之易所致也。呜呼，岂其是欤！夫活版兴，则版之成也易而速，而书之成也亦易而速。书多而资薄，于是学者众。学者众而所学者精，于是法律之书备而法治国赖焉，工商农之书备而人群富焉，军事之书备而竞争优胜焉。若是而文化之进也，虽欲不速得乎！
笔意清超，能见其大，起处尤为得手。
赵武灵王以易胡服而强魏孝文
以慕华风而弱岂华风礼乐之果
足以弱国欤试言其故
武备者，非仅尚武而遂足为武备也，有礼乐之意存焉，不然，非真武备也。非真武备不足以为国。礼乐者，非仅尚文而遂足为礼乐也，有尚武之意存焉，不然，非真礼乐也。非真礼乐亦不足以为国。仅如徐偃王之尚文，固日趋于亡而不自知。仅如孟获之徒以尚武自豪，亦仅足以促其速亡而已矣。知乎此，乃可与论赵所以强而魏所以弱之道焉，乃可与论华风礼乐，匪特不以弱国，且有强国之道焉。论者以为赵武灵变胡服，习骑射，虽足以雄视一时，而探以死，为天下笑。魏孝文慕华风，兴礼乐，而国势委靡，遂以不振。是赵犹得以胡服骑射强盛一时，而魏竟以华风礼乐弱国，华风礼乐之为祸，固不在洪水猛兽下矣。嗟乎！是何辱吾华风礼乐之甚也！夫天下之事，不求其本而讯其末，及见其害也，嗟咨怨愤，视之不啻猛兽蛇蝎，避之若不及，且从而侮辱焉，是何不智之甚也！一国之有武备，殆所以弭外患。一国之有礼乐，殆所以弭内乱。能弭内乱，则外患不足惧。能弭外患，必其先能弭内乱。其势若辅车之相依，唇亡而齿寒者也。故徒修礼乐而遗武备，则国内虽安居乐业，而四邻交侵，狡焉思启矣。徒修武备而遗礼乐，则国外虽莫敢予侮，而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矣。故欲以武备为国者，当求武备之本，毋求武备之末。武备之本者何？亦有礼乐之意存焉者也。欲以礼乐为国者，当求礼乐之本，毋求礼乐之末。礼乐之本者何？亦有尚武之意存焉者也。出此二者，而咎华风礼乐之足以弱国，何其傎也！且夫魏孝文所慕之华风礼乐，岂果为吾三代之华风礼乐哉！若以宋、齐之华风礼乐，而论吾华风礼乐之得失，是犹南辕而北辙，欲其得也亦仅矣。吾国文化大盛于黄帝，则吾华风礼乐之道即本于黄帝。黄帝之时，固礼乐大盛之时也，而蚩尤无道，黄帝一戎衣而天下定。夫蚩尤亦岂弱者，而不足稍阻义师之锋者，以黄帝之礼乐，真礼乐也。真礼乐者，岂仅尚文而已哉！后世迂儒，以委靡不振为礼乐之归宿，诬吾华风孰甚！魏孝文惟不明乎此，乃尽弃其尚武之国俗，而以慕吾华风礼乐也。其以此而弱者，岂真吾华风礼乐弱之哉！抑彼反以煦煦之仁、孑孑之义，而侮吾华风礼乐之神圣，其至于弱，亦何足疑。至于赵武灵以雄才大略有为之主，而身死于乱臣之手，则咎在取尚武之末，而遗吾黄帝之真礼乐所由至也。今者欧风美雨，汹汹而来。国人每蔑视祖国之善俗，而徒窃他人之皮毛，滔滔狂澜，不知所届。怵大陆之将倾，悯国人之不悟，心所愤激，因推赵魏强弱之因，且辨吾华风礼乐之自有真神圣者在焉。
刊落肤词，独标真谛，是文之极有心得者。
问王阳明先生不动声色而擒宸濠功业
冠乎有明一代论者谓其生平学问之
得力在于龙场贬谪之后其说如何
天下之事，不诚无物。为圣贤者，非徒诩然自谓曰，吾圣贤、吾圣贤，而遂得为圣贤也，必有其所以为圣贤者在焉。为豪杰者，非徒诩然自谓曰，吾豪杰、吾豪杰，而遂得为豪杰也，必有其所以为豪杰者在焉。功业得力于学问，学问得力于修养。伪圣贤不能成圣贤之功业，既为圣贤矣，则功业乃其末事也。伪豪杰不能成豪杰之功业，既为豪杰矣，则功业乃其末事也。是犹兽之走圹，水之趋下，势之所必至，理之所必然，放之四海而不惑，俟诸百世而皆准。故有志之士，欲求为圣贤者，当求其所以为圣贤之道焉，勿徒慕其功业之足以震眩千古也。欲求为豪杰者，当求其所以为豪杰之道焉，勿徒仰其功业之足以流芳百世也。盖人徒见其功业之足以震眩千古流芳百世也，而不知其所以致此者，则在乎学问；其所以成此学问者，则在乎修养。吴康斋先生为明儒泰斗，而其学问乃刻苦奋励，多从五更枕上汗流泪下得来。于是乎知修养之功，非悠悠荡荡而望其有所成也。吾观王阳明先生不动声色而擒宸濠，推其所以致此之道，不禁于晚近世风，有深感焉。夫一家之中，必家长子弟视一家之事。不啻一身之事，而后家之兴也勃焉。一国之内，必上下国民视一国之事不啻一家之事，而后国之兴也勃焉。时先生方奉敕勘处福建叛军，宸濠之反，先生固不任其责。乃一闻濠反，返古安，破南昌，遇之樵舍，三战俘濠。措国家如磐石之安，定大乱于瞬息之际。以视后世之视国事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者，其胜负可以知矣。然使他人处此，或袖手旁观，或惊惶失措，遑问乎胜败哉！先生之所以定此大乱而不动声色者，固有道焉。其道维何？则得力于学问。而其平生学问之得力，则在龙场迁谪之后。居夷处困，动心忍性，因默坐澄心之理，悟格物致知之道，道德文章，优入圣域。宸濠之平，思田之服，乃先生学问之表露，固其末事也。呜呼！晚近世风如江河日下，莫知所届，处积薪之上而嬉笑自若，游热釜之中而以为温泉。有志之士，愤怨不平。而攘攘而来，熙熙而往，无一不以救国志士自处，而国事乃愈非。盖昔者之伪道学，以酒气财色不碍菩提路。而今号为救国志士者，则几以非酒色财气不足为圣贤豪杰。天下之丧心病狂，有过是耶！彼且诩然自得，沾沾自喜，若以为功业可以坐得，而学问不足道也者。言以讲学之风，修养之功，在惕励奋勉，彼且充耳而走，而讥诮嗤鄙接踵至矣。若是而欲兴国，国其有瘳乎？有志之士，闻阳明先生之不动声色，而成震天霹地之功；居夷处困，而悟圣贤致知之学，盍兴乎来！
庖丁解牛，如土委地，所谓技进于道也。向见作者听讲，端容默坐，异于常人。阅此文，知其修养有得，喜极喜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