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久没有机会拜读吴稚晖先生的文章，最近吴先生发表了一篇《对汪精卫〈举一个例〉的进一解》，我认为这篇文章在全国正在积极继续抗战，争取最后胜利的今日，实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能严重打击戴着假面具的妥协投降的汉奸理论，它能加强国人对于抗战到底的正确认识。
汪逆于四月一日在香港他的汉奸言论机关《南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所谓《举一个例》，把二十六年十二月间国防最高会议对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和平条件的讨论情形公布。其实讨论是一件事，抗战国策的决定又是一件事。即就《举一个例》中所说，当时蒋委员长亦表示“对日不敢相信，日本对条约可撕破，说话可以不算数”，所以政府还是毅然坚持抗战国策，这种事实上的表现，已得到全国同胞的至诚拥护，决不是汪逆的毒计所能诬蔑的。
吴先生揭出汪逆所以发表《举一个例》有两个企图：第一是“先要造成能把和战问题公开讨论，至少要使和的问题与战的问题能同样让大家自由讨论”；二是宣露国防会议的纪录，要使香港等处汪派造一种谣言，说是“汪家艳电与政府是唱双簧”。关于第二点，吴先生提出蒋委员长对于近卫的声明痛予驳斥，而汪逆却是拥护近卫的声明，认为只是“二卫双簧”，固然非常正确，而且事实胜雄辩，政府事实上是在抗战，而汪逆通敌卖国，这是不辩自明的。关于第一点，是汉奸们的一向企图，却值得我们的特别警觉。汪逆对他的妥协投降“理论”有很巧妙的掩饰，他说“和之可不可视其条件而定：条件而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不可和，条件而不妨及国家之生存独立则可和”，这几句话听来多么冠冕堂皇！汪逆不但在《举一个例》的谬文里仍然津津有味地提及，就是在他做国民参政会议长的时候，在茶讨会里，在个人谈话里，记者在大会里，也屡次领教过。这几句话在梦想妥协投降如汪逆之流者以为是颠扑不破无人能够驳倒的根据，殊不知无论什么理论都不应该脱离此时此地的现实。中国是在集中全国力量拼命坚持抗战的时候，在此时此地的所谓“和”，就是等于妥协投降，所以没有讨论之余地。蒋委员长所指示我们的：“半途妥协，即是灭亡”所以它是真理，理由就在这里。汪逆在国民参政会中，千方百计想“造成公开讨论”“主和”的机会，都被政治意识比较清楚的参政员加以毫不容情的严厉打击。今天看到汪逆所“主”的“和”，是在近卫的所谓“东亚新秩序之下”，“二卫”两贼共同的来完成日“满”支的“协同体”的大业；应该更提高对于汉奸的假面具的警觉性，对于任何变相的妥协投降的谬论，应该继续不断的给与严厉的打击与制裁。这是我们所欲特别指出的第一点。
汉奸理论除以“和平”的好听名词蛊惑人心外，还有一个同时并用的秘诀，就是夸大困难以加强悲观的心理，企图由此诱人走上妥协投降的道路。记者在八一三战争将爆发时，在南京晤见汪逆，问起他对于抗战前途的观感，他哭着说：“抗战！抗战！打不到三个月，全中国人都要饿死了！”现在我们抗战了二十一个月，只听说愈战愈强，中国人并未绝迹于人世！由汪逆在汉口时，我们就听说现在国防参议会中屡次发表悲观言论。这是他在《举一个例》中，也强调“何以当近卫声明时，南京、济南、徐州、开封、安庆、九江、广州、武汉，均已陷落，长沙则尚未陷落，而自己先已烧个精光，和平谈判反不可以进行？”他以为失了不少的地方，就只有妥协投降的一条死路可走！吴先生对于这一点也给以痛快的驳斥，指出“我们中国不得已为要得到最后胜利，使南京至武汉许多要点，忍痛换得敌人之罢疲……刚才达到转机的时候”，而汪逆却在“转机的时候”劝国人妥协投降。我们今日只应该克服困难，不应该因有困难而走上妥协投降的死路。这是我们所要特别指出的第二点。汉奸理论还有一个诀窍，就是跟着日寇高喊“防共”，千方百计破坏中国的全国团结，挑拨离间，以增加中国内部摩擦为前提！因为这样才能替日寇减少困难，在另一方面反可增加中国的困难，分散中国的抗战力量，转移中国对于抗战的集中。吴先生对于汪逆的这种阴谋也明白揭穿他的“挑拨离间的勾当”。这类汉奸企图，我们也应极力提防。这是我们所要特别指出的第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