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敌于“五三”“五四”狂炸我们的战时首都，一方面固然是要向国内和国际掩饰他们在军事上的失败，另一方面也是要企图用残酷无比的手段来恫吓我们，动摇我们对于抗战的意志。他们的这两个目的，在事实上都不免失败，这是我们在上期本刊社论里所已指出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自己的努力就可以松懈，等待暴敌的自毙。关于军事方面，最近赣鄂湘各线仍连日告捷，我们的英勇将士正在作更大的努力，给暴敌以更大的打击，关于广大的后方，尤其是吸引国内外深切注意的战时首都，也应该发挥更伟大的奋斗精神，扩大更切实的积极行动，粉碎暴敌的恫吓阴谋。
暴敌狂炸重庆后，在广播中放出种种谣言，不是说蒋委员长已赴成都，便是说中央政府行将离渝，这都是暴敌的“迫切的希望”，也是他们自以为恫吓阴谋是可以如愿以偿的，但是铁一般的事实，蒋委员长不但没有赴成都，而且亲自视察各灾区，慰问难胞，中央亦绝无迁移之意。敌人因日暮途穷，进退维谷，手段愈卑鄙，行为愈无耻，此后必将继续造谣，任意狂吠，全国同胞不但不可信谣，而且还须辟谣。敌人所以层出不穷的造谣，其用意无非要动摇我们的人心，我们不但不信，而且还要根据事实，加以力辟，他们便无所施其技了。
这次重庆市民所遭受的灾难，非常严重，党政军各机关的公务员，在最高领袖指示之下，全体动员协助市民疏散，尽力救济工作，这种进步现象，为中国政治史上所仅见，是很可佩慰的，同时也是以政府与国民间的团结，军民间的团结，这铁一般的事实，打击敌人一向企图分化我们的幻想。但是我们不能以此自足，我们应虚心检讨，在这次大轰炸后的救济工作，除党政军各机关的动员外，民众团体方面的动员和积极参加还做得不够。这种现象与其说是临时措手不及，毋宁说是平日在组织及工作方面的准备不够。我们深信在暴敌这样残害我们无辜同胞的时候，每个人的心坎中都燃着无限的仇恨和无限的同胞爱的心情，“有力出力有钱出钱”的实践必然要比任何时候，都轻而易举与极易普遍的。但是因为平日在组织及工作方面的准备不够，所以在仓促的时候不易有更充分的表现。这是值得我们特殊注意与努力改善的。
最后关于救济难胞方面，我们还有些意见贡献。这次对于协助疏散难胞及紧急救济的工作，已有相当的成绩，但这只是临时的性质，还有进一步的积极设计的必要。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对于大多数难胞今后生计的相当维持；还有一件事是对于难胞的民众教育的努力进行。据我们调查所得，重庆难胞，尤其是靠小生意或小工艺为生者，虽得到相当的协助，疏散到重庆市区以外，但对于生计前途，茫无把握，仍陷入很困苦的境域。我们以为像中国工业合作协会一类的机关，应就难胞比较集中的地点，速行失业登记，实行小规模的合作生产计划，使许多因被轰炸失业的人民得到一枝之栖，不致陷入绝路，同时也是为抗战建国树立一部分的经济基础。其次是教育问题。我们的最大多数的同胞都明瞭爱国大义，暴敌狂炸，只是加强他们同仇敌忾的情绪，这诚然是事实。但是敌人的阴谋煽动无所不用其极，且在极艰苦困难的境况中，在教育和宣传方面的工作仍有努力进行的必要。我们以为政府应动员相当的教育团体，组织教育服务队，分别派往难胞集中的各区服务，儿童教育与成人教育兼程并进，尤其是可以利用当前的血的教训，作进一步的启迪。这件事当然需要有系统的组织与较具体的计划。
我们深信暴敌的恫吓阴谋必然失败，但是我们不仅满足于敌人的失败，我们还须利用敌人的恫吓来促进我们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