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神圣抗战的两年间，我虽曾经偕同沈钧儒、王炳南、长江、秋江诸先生到过前线慰劳观察，虽曾经参加过抗战时期的过渡民意机关国民参政会，但是我始终是站在文化的岗位上竭尽我的微薄的能力。我所得的感想是在这抗战的伟大时代，笔杆诚然应该和枪杆密切地联系起来，换句话说，就是文化工作应该和抗战时期的迫切需要密切地联系起来；但是文化工作自有它在抗战中的重要任务，站在文化岗位上努力的人一方面应该不忽视抗战时期在这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还需要认识自己的重要任务而不要妄自菲薄，轻视文化工作，甚至把文化工作认为是抗战中不需要的东西。这种误会在抗战初爆发时，似乎颇为普遍，那时就是文化工作者本身也有一部分发生动摇的心理，觉得文化已是不值得干的事情。但到今天，最前线对于文化食粮饥荒的普遍的呼声，与后方大众对于文化食粮的迫切需要，都应该能使文化工作者更感觉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更加兴奋，更须加紧努力。
